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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遥送周辅成先生(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0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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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走了。
    
    周辅成先生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如果活到明年,按虚岁算就是一百岁了。
    
    两个多月前,老友赵越胜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周先生跌倒住院,情况危急。我赶快联系到昔日北大同学、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嘉映,请他代我去医院探望周先生;嘉映去了,回信说周先生病情已经稳定,精神还不错;于心稍安。上周五(5月22日)下午,接到越胜电话,说先生已过世。次日,又接到嘉映来信,并告知追悼会定于四天后举行。我又托嘉映代我为先生献上花篮。事后,收到嘉映发来的追悼会照片,还附有越胜姐姐的话:“顺便转胡平。好几个人跟我说没想到能看到胡平送的花圈,很欣慰。”
    
    见到这句话,我只觉得很歉疚。去国二十余年,我和先生的联系太少了。这二十年来,除了和家人保持密切联系外,和其他人联系都很少,主要是怕给对方带来麻烦。相比之下,和周先生的联系还算是多的了。95年8月我去欧洲开会,刚好周先生也正在法国,就住在越胜家里,于是得以相见。那以后,先生给我寄过几次贺年卡,我也给先生寄过几次贺年卡。先生还给我寄了一张在巴黎的照片,背后题有小诗一首,我把它们都发在了《北京之春》杂志上。
    
    记得当年初进北大,我常常进图书馆书库乱翻书。我搜索周先生的著述,先是找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出的《戴震》和《董仲舒》,读后感觉平平;但后来我找到先生在民国期间的一些著述,讲文化,讲思想,其中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很有锋芒,也很有见地。这才知道先生的厉害。早在大学时代,周先生就曾担任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及副主编;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他又辗转四川成都编辑《群众》月刊;不久,他与其挚友唐君毅、牟宗三等合编《理想与文化》期刊,成为当时中国学界一重镇。1940年,周先生发表《哲学大纲》一书, 这是他最早的哲学专著。算起来先生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才不过二三十岁,正所谓锋芒初露,前途不可限量。殊不料其后不久就遇上“解放”,先生的学术生涯便失去光芒。记得有一次在先生家中听课,书桌上摆放着厚厚几大本从海外寄来的唐君毅文集。先生对我们说他和唐君毅是朋友兼同事,“看,他出了这么多书”。我听了忍不住对先生说:“别人写书的时候,你们写思想汇报写检讨,加起来也有这么多了吧。”六四后,周先生接受赵越胜采访,其中一段讲到他自己,“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时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也开始想共产党是不是也会犯错误。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得四十年前我并无大错,是共产党错了。”
    
    现今不少人有种错觉,以为在49年前,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就很有市场。其实不然。周先生说,当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乔冠华是同窗。那时,只有乔冠华一人读的是马克思主义,还很让他们几个看不上,因为他们都觉得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名堂。周先生读的是康德。他在大学期间写过一篇长文《康德的审美哲学》,是中国最早研究康德美学思想的文章。再有,我翻到过一本48年或49年出的小册子,里面登有北京(那时叫北平)若干学者教授的联名信,呼吁国民政府力行改革,争取人心。信中有一句说的是,要是等共产党来了,我们就全完了(大意)。署名者有朱光潜等。我拿着这本书给朱光潜的一个弟子看,笑着说:你看你看,你们先生多“反动”啊。
    
    八九学潮乍起,4月21日,北京一批学者作家发表致当局公开信,这是知识界首次表态支持学生。我欣喜地看到其中就有周先生。更难得的是,在六四之后,先生没有沉默。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许良英等45人发表呼唤国内宽容书,提出重评六四,释放思想犯,结束文字狱。周先生的名字赫然列于前排,那年他已经85岁了。象这种活动,周先生还参加过几次。
    
    在周先生给我的贺卡上,常常还写着“问候小王、小魏”。小王是王丹。王丹是北大学生,父母又在北大任教,和周先生关系不同一般,自不待言。小魏是魏京生。周先生和魏京生本无渊源,但魏京生第一次出狱后,周先生就主动与之联系。魏京生来美后对我讲起,那时侯,周先生打电话说要来看望他。魏京生说:老先生八十多岁的人了,我怎么能让他来看我呢。所以我就去看他。到了北大,只见周先生早在大门口等候了。
    
    听王丹说他母亲告诉他,在周先生的悼念会上,北大校级领导居然无一人露面。我想,这诚然是北大的耻辱,但何尝不是先生的光荣。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2009、5、28于纽约
    
    
    附录:
    
    1、十二月十三之歌
    
    周辅成(北京)
    
    看那巴士底广场,
    纪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
    碑身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众生庄严高唱:
    ‘人间地狱终将倒
    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1995年 时年85岁
    ――――――
    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现年(2005年)95岁。
    
    原载《北京之春》2005年8月号
    
    ――――――
    
    2、实地采访:北京人眼中的六四任逸夫 访谈之一北京某大学著名教授,七十八岁,民盟成员(即周辅成,引者注)。
    
    “六四”之後我讲了四个少见:一届政府昏庸无能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代学子忘我献身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个政党专横残忍到这个程度,少见;一种制度误国误民到这个程度,少见。五月中,学生们都去绝食了。我自己根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要去天安门看我的学生,家人不让去。但我非去不可。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了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後十年开始想作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现在是官逼民反。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季羡林先生,中国的大学问家,世界知名学者,可怎么样?一辈子没离开过书斋的人,五月间也去天安门广场看他学生了。在广场上老泪纵横。我在校园里碰见他,真是神色凄惶,痛心疾首。知识份子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政治犯。我的学生拿来找我,我当仁不让,签名。我已是老朽之人,不能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凭良心,又有许多事情可做。学运期间,多少老知识分子都出面劝政府,差不多全国学术精英异口同声。钱钟书先生从来不问政治,这次也亲自出面呼吁政府。但只因为邓小平一人的面子,共产党一党的私利,硬是罔顾民意。这是真正冒天下之大不韪呀!从前都知道共产党独裁专制,今天更知道它视天下人心、人命如草芥。
    
     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精神”,其实,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德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作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力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依这个标准,共产党政府就不是一个好政权。我读书做学问几十年来,心中常存一点疑问:为什么共产党建国以後,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人道主义。文革结束後,邓小平又搞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其中心议题还是反人道主义。六二年,学术界批人道主义,我还出来说话。我说,人道主义是反神道的,有进步意义。一个政府讲人道主义,可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而且,人道主义同中国传统也不矛盾。孔夫子一部《论语》,其中仅“仁”一字而已。现在想想,真是太天真了。共产党政权的实质是政教合一,其中心意识是神道,而神道离兽道又仅一步之遥。学运前,我正读《布鲁诺传》,学运之後似乎更解其中深意。宗教裁判所就是由神道转入兽道的样板。共产党正是一个大的宗教裁判所。它的意识形态中有自己的圣经,有最高解释权,有异端审判。只是共产党的圣经和教会不一样。教会只有一部圣经,共产党的圣经却总和最高统治者的名字联在一起。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现在的名字是邓小平。而且共产党的圣经是不要原本的。比如,如果邓小平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发生冲突,权威解释一定是援引邓小平,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并不重要。这就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是讲人道的,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吧?可相反,现在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恰恰是反人道主义的。这说明共产党的理论并无原则,只以当代教宗的信念为转移。不变的只有一点,权力一定要在自己手里。有权在手,才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六四之後,我读报上的文章,实在想不出个词来形容它们。那天,听一个孩子说他的小朋友“你不讲理”。我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可以用“不讲理”三个字尽括。
    
    你问民主党派的情况,我可以说,在这次学潮中,民主党派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领袖都公开肯定了学生的民主爱国行动,都呼吁共产党和学生平等对话。这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的事。民主党派敢和共产党唱反调。结果怎么样,你也知道了。六四之後,我知道农工民主党里有人被抓,关了几天又放了。在公安局里主要问他农工党在学运中的情况。民盟前几天开会,让大家拥护共产党的屠杀,但在会上唱高调的人不多。有几个人唱高调,但他们不是真正民盟的人,是共产党派驻民盟的,有双重身份。民主党派中共产党派了不少负责搜集情报的假党员。这些人统统归公安局领导。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就有专门机构,负责监视民主党派的活动。这种监视是公开的。所以外面有人骂民主党派骨头软,其实他们不知内情。谁敢当着公安局的面给共产党提意见?
    
    我是经历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对知识份子的监控是共产党做得最仔细,国民党差远了。学生们想让政府能增加教育经费,可你想想,国家这么穷,又要花这么多钱用来监视异端,哪有钱用来办教育?我常和朋友们开玩笑,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政党,它可以有不是自己政纲的政纲,可以在最严密的监视下自由活动,可以永远不执政但永远为政权效力。反自由化那阵子,邓小平表扬了费孝通。开会传达文件那天,我和费孝通坐在一起,听统战部的人传达邓的讲话。我和费孝通开玩笑说,祝贺你,小平同志不轻易表扬人的。费老面无喜色,尴尬得很。果然,费孝通事後升了官。这时是做给民主党派看的,只要听共产党的话,你就能升官。共产党做的一点也不掩饰,真像绿林中的山大王。
    
    四十年前,共产党掌权,当时我在武大任教。看到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情,心想中国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时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也开始想共产党是不是也会犯错误。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得四十年前我并无大错,是共产党错了。想想这些,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六四之後,我们彻底明白了共产党四十年来真是祸国殃民。戒严令颁布之後,青龙桥一带农民带头堵军车。这些工人、农民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只因为觉得事情不公就以肉身阻挡坦克。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多普通老百姓给军人做工作,讲道理明白浅显又意味深长。比我们学校哲学系的教员要强得多。我晚上曾亲眼看见市民自动组织起来,轮流值班。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一位青年工人对我说,军队要真进城杀了学生,这个国家就完了。你看他多有远见。六四之後,我倒比从前更有信心了。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它肯定会复兴的。今天共产党已走到最後关头,因为它全凭暴力支持。古往今来,单凭暴力支持的政府没有长久的。何况信奉暴力的人已都是风烛残年。我想多活几年,看到给这次学运平反,我希望平反和惩罚同时进行。不能让那些帮凶心安理得地继续混日子。我很欣赏以色列人不屈不挠搜捕纳粹战犯的精神。只有让当罚的受罚才有正义。这是一条公理,但大家多不注意,以为宽恕才是人道。其实,宽恕和指认罪行并不矛盾。宽恕的前提是犯罪者已经用良心的刑罚代替了肉体的刑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历史是最後的仲裁者。
    
    ――――――
    
    原载《中国之春》1990年8月号并收入《中国之春文选》。
    
    照片:1995年在巴黎与周辅成先生合影。左起:胡平太太王艾,赵越胜太太张雪和他们的小女儿,周先生,赵越胜,胡平。
    
胡平:遥送周辅成先生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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