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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事件面面观/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01日 转载)
     民运政治论纲(之12)

    如果人们要造一座桥,建一个厂,修一条路,别人问他们“需要多少时间?”那么,修建者可以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表。但是对于一件政治的事情,譬如“什么时间可以推翻共产党”,人们却是不可以轻易地给出时间的;如果给了,最后会闹成笑话。

     2002年11月,我和邓韫璧先生到韩国不久,结识了一位非常热心支持中国民主化的韩国牧师,是他亲口告诉我,1991年,他和著名的XXX先生通过电话,问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推翻共产党独裁。X斩钉截铁地说:“二年,最多三年!”牧师说,当时他也信以为真,可是十年都过了,独裁照样存在。后来牧师索性用这样的话跟我开玩笑。 (博讯 boxun.com)

    其实,我作为中国人对问题的上述看法和韩国牧师不一样,在“6.4”之后,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因为背上“血债”,所以它很快会被人民推翻的。中国人不是相信“血债要用血来偿”吗?其实,被相信的东西只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一条逻辑真理,在“6.4”后,它支配了人们的思维,促使人们作出共产党很快就会垮台的结论。那时,说共产党在“三~五年间”垮台,几乎是人们的一个共同判断(此判断的一半是由人的愿望促成的)。但是,七、八年过后,不见动静,人们难免焦虑,也许是为了克服焦虑,一些人制定出一个“2008年”共产党灭亡的时间表。一家著名民主网站还为此搞了个“倒计时”。可2008年又过了,人们没有从“失算”中获得教训。今天又有人弄出了个“2012年”的时间表。我反对这样的做法,理由是:推翻共产党的事情不是造桥、建厂或者修公路。因此,你计算它什么时候“完工”是不科学的,就连最普通的人,也会说“人算不如天算”啊,可我们为什么要“天算”的问题上表现智慧呢?

    “6.4”之后共产党走上了一条用娱乐以化血债的路,不再使人民生活“变得艰难”;人民也走上了管好自己、“不让当权者变得艰难”之路。于是,那传统的革命一条路因为“岔路”的出现就隐形了──这就是认识中国事变的焦点。

    但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情况,即大凡一个传统的东西离去后,就有一个相应的替代物出现,而维权运动在今天好象就替代了革命。就在我写作这一组文章时,更多的人认为维权运动是推翻共产党的唯一方式。这样一来,我在研究民运政治时,就避不开“群体事件”的话题。

    在上面的文章中,我把中国社会持续不断发生的的群体事件说成是“上天”在“抛稻草”,是指被定义为“群体事件”的运动都是自发的,没有人的“设计”,它在什么时候发生?以怎样的方式发生?规模有多大?影响如何,等等,都是一个未知数。既然是这样,人们就不可能制定出“维权运动”所抛出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间表。一些民运人士不明白这个道理,非得要制定一个时间表,我看莫非守株待兔的心理在这里作怪?

    就起因分析,维权运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特定原因的、有组织、有目的的,如拆迁户维权、失地户维权、冤字户维权、民办教师维权、复员军人维权等等;二是民愤型的,它事实等于没有“原因”,只有一根“导火索”,一旦点燃了,人的情绪就如同火山那样地喷发,是一个完全偶然的事情,如瓮安事件、石首市事件等。就前一类运动着眼,它被组织在一个特定的利益背景里,运动参与者受利益驱动,秩序亦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而后一类就不同,它是参与者的情绪在极端激愤的情况下的一种突发性释放,随着人的情绪的传染性,也具有非常明显的暴力倾向,有时候会酿成暴力事件。

    就历史的眼光看,维权运动是古就有了的运动,在过去中世纪历史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在世纪之交,它被我们中国人当成为一个“新生事物”是有原因的。共产党“改政”(1949年“建政,1979年“改政”)后的一个主要的行为是它用“镰刀”割断了自己和中国革命联系的“肌带”,于是,中国革命这个题目所包含的民主暗示就面临自行消解的危机,用“不革命”的方式统治“革命后”的人民──就是他们的“新政策”。

    “新政策”的第一个表态是:“中国再不搞政治运动”(见武振荣:《论邓小平的三个“不字套”》)。于是,政治运动就被禁止了。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被禁止了的政治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那一种,也就是说被禁止了的仅仅是如“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拿时叫“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四人帮”等这一类运动,而未被禁止并且也禁止不了的运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间维权运动。可见维权运动是在共产党“新政策”禁止圈内的一种禁止不了的运动。共产党牛皮再大,也不能用一纸命令,禁止风在中国吹动。所以,如果说共产党自己再不敢“刮”“政治之风”了,那么,维权运动显然是“政治之风”在民间“吹动”的现象。理清了这一条思路,我们在分析维权运动时就寻找到了一条新途径。

    从上面的议论中,我们可以形成维权运动是“革命”被“卸载”后的中国社会遗留物的看法。在“继续革命”的社会里,人们的眼睛紧紧盯着“国家”、“社会”这样的大目标,由此政治运动的风潮很容易兴起。但是在一个“不革命”的社会里,人们的眼睛只可能盯着自己的东西,于是,在“革命的社会”里,被视之为“蝇头小利”的事情,在维权运动的参与者那里却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了。维权运动的第一个特点是“放大”了个人和小群体,在长远的意义上具有民主性。与此相关的是,维权运动即使胜利了,其影响是有限的,别人也可能学习他们,也可能妒忌,它和民主运动的关系是间接的。可是,在今天一些人的看法中,民主运动似乎同维权运动划了=号,殊不知某一个维权运动成功的背后都关联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在暴露了社会没有正义时,又证明了社会有正义。所以它即使包涵了“民主”的意义是,也是需要“组织”的,其意义远远不是现成的。由此,维权运动只有上一个台阶才可以变成为民主运动──就是我的观点。民主运动中的“我”字是小写的(如“89”运动中的绝食学生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与“社会”,在此前提下才有“我”),维权运动中的“我”字是大写的,所以,在“小我”变“大我”的过程中预设着“革命”的意义。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研究维权运动的人若是挖掘不出维权运动中隐藏的“革命意义”,并且通过维权运动的实践强化它,使之朝“人权解放”的方向发展,就是不正确做法。进而言之,我认为,提升我们中国人对维权运动的看法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因为在我们人民一方的观点和看法没有改变时,共产党高层开始改变对维权运动的看法。

    最近,中国有一本书叫《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已经大量发行,其中透露了专制主义高层对维权运动的“新看法”,引证如下:

    过去旧有的、沿用多年的处置群体事件的模式是:理念上,习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的思维定式看待本是经济、民生诉求的事件,并将其视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凡事发生,还未及细查就匆忙定性,如,“有组织、有预谋”;或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教唆”;或称“有黑恶势力操纵”;或直接称“街头政治”。将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群众,轻则称其为“不明真相的群众”;重则称之为“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闹事者”、“不法分子”等等。处置措施上,随意动用警力,动不动就将公安武警推到第一线压制群众,让警民直接对峙、对抗,随意采用强制措施,随意使用警械、武器,简单地以暴制暴,酿成流血事件。

    在最近有关石首事件的高层表态中,央视名嘴──白松岩──也说了类似的话,批评了以往处理群体事件中常常出现的“不法之徒”、“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等用词用语(各位无妨回想一下,在20年前央视报道“6.4”时都采用了它),并且和上面书里的话一样,也对之做了逐条批驳。推测表明,这种明显的对以往官方处理群体事件用语的公开批评可能有高层人物的讲话做蓝本,否则,它出于“新闻从业人员”之笔之口就是怪事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改变了对群体事件的看法,不再认为它是“反对”共产党的运动,想把它组织在共产党统治秩序之内却是一桩事实;这样的事实和30年前,邓小平不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可以使共产党丢失江山的道理一样。共产党虽然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但是还得看到共产党具有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遗传基因。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就免不了自欺欺人。前几年,一些人高喊“颜色革命”,可人家共产党在30年前自己给“红色”涂上了一层“绿色”,“颜色”还“革”什么“命”?

    维权运动亦是如此。现在共产党高层要给出它一个意义,企图把它纳入共产党秩序里,而我们还能够无视其间的变化、一心指望着用维权运动推翻共产党吗?若是这样,我们岂不成为天真烂漫的儿童!

    据一份官方文件所言:“2005年全国各地发生了87,000‘群体事件’,比2004年上升6.6%,比2003年上升50%”(《搜狐》2007-7-13)。如果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党社会承受群体事件的能力的话,那么,指望单纯的群体事件可以替代民主的政治运动岂不是痴人说梦?

    其实,我们只要善于观察事物,就不难发现大量出现维权运动的专制社会是民主运动的肥田沃土。维权运动在我们中国如此大量的存在,具有一种从事维权运动的人自身也说不出来的意义,那就是革命后社会革命话语丢失后所导致的社会失落现象;在此现象中,人们就好象在陷入泥潭时,其挣扎行为只能是各顾各一样,但是,处在危机状态的人行为往往反常却是一个事实,因此,若是危机迫使人在慌乱中抓住了“革命”这一根“救命稻草”时,上天就宽待他们了!

    中国问题往往就是这样的不如人意:民运人士本来是为民主运动提供理论、纲领、策略、战略的人,可是他们提供出来的多是“个人”的“异议”,即使有了可以提供的人,但是民运团体四分五裂,且又缺乏必要的媒介和力量普及它,于是,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民运人士的嘴,维权人士的腿。目前,靠人为的方式把“嘴”和“腿”“协调”起来,希望不大,但是,最不理想的是,“协调”也许可以在未来民主运动“自组织”现象中实现。

    (2009-06-29)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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