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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30日 转载)
    
    一、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博讯 boxun.com)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之笔。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划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替换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缺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缺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棝桎。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袁世凯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袁氏改良有如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邓小平摸的是党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断然走向皇朝复辟。
    袁世凯看不懂的宋教仁努力,孙中山更加看不懂。这样的看不懂不仅体现于孙中山的拒绝听从宋教仁建议,拒绝与之并肩从事议会政治,而且更体现在宋教仁被刺之后,孙中山乘机翻脸,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把中国历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那种你下去、我上来的历史轮回之中。
    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证。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这就好比在一张牌桌上,赢家担心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对手,而是可能会翻脸抢台面的输家。劝退了清室的袁世凯,其处境有类于当年挟持了汉室的曹孟德。与曹操不同的是,袁世凯并非只是更换一个王朝,而是要重建一个国家。但就政治的谋略而言,袁世凯的面对孙中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与当年曹操面对刘备孙权又十分相像。按照袁世凯的治国方略,能够相处的政治对手,理当是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角逐者。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袁世凯难以把握的乃是突发性的江湖造反。倘若孙中山听从了宋教仁的劝说,与袁世凯竞争大总统败北之后,转而与宋教仁一起从事国会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即便感到压力,也不会担心对手不按牌理出牌。现代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双方能否遵守游戏规则,乃是政治运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奈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孙文的如此反应不仅过度,而且过快。所谓过快,是指孙文在没有完全弄清血案是否确系袁世凯所为之前,就想当然地将袁世凯指责为凶手。这本当有一个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却被孙文缩短成一次仓促的发难过程,又旋即走向重新造反。所谓过度,是指即便血案确实该由袁世凯承担罪责,孙文也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宋教仁未竞的议会事业,通过在国会的继续努力,为中国政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孙文却过快过度作出了二次革命的宣告,仓促得让人觉得仿佛他早就在期待发生这一幕似的。这样的仓促,既有一个输家向赢家追讨的嫌疑,又有一个不懂议会政治不喜民主程序无视司法调查的江湖造反者,乘机中断正在改写过程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专横。
    
    至于孙文如此气急败坏,是否有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后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共产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袁世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于,听信了立宪劝言。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人物,几乎全都跟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汪精卫,蒋介石,包括向袁世凯作立宪进言的梁启超和杨度。再加上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的政治演变,乃是研究民国政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立宪说虽然基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群雄并起之际,凝聚国人的重心不可或缺,美其名曰:国中不能一日无主,与其让他人做主,不如自己称帝,等等;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应该是一个借鉴的理由。日本的明治维新背景,是从幕府走向天皇,或者说从分散的地方权贵,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至于后来的两党议会,是维新的下一步变革。相比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国,首先是结束了王朝统治,其次是开启了政党政治。中国历史至此,无疑是一个悄悄的进步,并且已然站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门坎上;只消再向前一步,就可以与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并驾齐驱。但就是在这最为关键的一步上,中国历史又退了回去。这一步的基本内容在于:是经由英美式的政党政治,走向民主社会的构建?还是重新回到刘邦项羽、或者朱元璋陈友谅式的争夺天下?
    
    复辟帝制以求立宪的选择,既误读了日本的维新,又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日本的维新确实以中央集权为前提,但日本天皇的集权本身,却是顺应了改良的要求。结束幕府统治和结束闭关自守,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反,中国的改良却不是从中央集权开始的,而恰好是从封疆大吏的有所作为起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改良是从地方开始,当然在朝廷允许的前提之下,然后向上影响到朝廷,再经过戊戌变法的血祭,最后转化成清室的新政。倘若没有清室当初作为夷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问题,或许清室也可以像明治天皇一样完成立宪政治的建构。但视汉人为正统的中国人,不愿接受清室有如天皇之于日本、或者英国女王之于大不列颠那样,成为永恒的王朝标记。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当时颇为赢得人心,也可说是孙文革命最媚俗最吸引民众之处。这种对夷族王朝的成见,既有复仇的冲动,又有文化之于国家的本质性定义意味。因为即便入主中原的清室,使用的也是汉族文化,或者说,也被汉文化所同化了;那么清室又有什么理由,成为永恒的王朝被世代保存?
    
    清室立宪的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在于,日本可以经由天皇的复权,在推动维新的同时,重建其贵族传统。英国王室的贵族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是一部不断消灭贵族的历史,不断将宫廷草莽化的历史。进关之前的满清,与当年的蒙古部落,没什么两样。而这类王室的野蛮,又与刘邦、朱元璋之流的草莽,大同小异。甚至被誉为盛唐英主的李世民,其家族当年也是起自蛮夷。李姓乃赐姓。再追溯到当初统一六国的秦朝,其来历也不属于华夏文化的宗主。乃至商周之交的有周灭殷,更是一个偏远之地的诸候入主文化宗主之国的历史事例。偌说中国的历史具有荒蛮战胜文明的特征,虽然过于笼统,但也八九不离十。贵族传统的失落,必然造成不断更迭的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了无庄严可言。而一个王朝倘若没有庄严之相,又是根本不可能让人肃然起敬的。基于如此历史传统,不要说清室立宪,就算是汉室立宪,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梁启超虽然学问渊博,但当时建议袁世凯称帝立宪时,并没有真正读懂中国的历史。至于杨度更是个文化二百五,不仅从来没有弄懂过中国历史,就连自己是谁,他都始终没有弄明白,以致会闹出晚年加入共产党的笑话。
    
    最不可原谅的当然是袁世凯本人。袁世凯虽然继承的是曾国藩的改良事业,但并不具备曾国藩的文化根底。至少他没有读懂曾国藩为何不肯北上称帝,而宁可解散军队的良苦用心。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此外,话语之于政治家的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话语的清晰源自思想的有无。曾国藩传下的只做不说的改革开放大业,到了袁世凯手里,由于思想的缺如,只剩利益的驱动。虽然利益是政治操作的直接动因,但政治没有思想的导引,会变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从而丧失历史的开拓意味。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思想,文化根底太差,更谈不上什么内心修为,终于在1989年走了麦城。彼此都是摸着石子过河的改革家,袁世凯摸到最后,摸出了一件皇袍;邓小平的摸来摸去,摸出了六四开枪。
    
    可见,政客可以光凭利益所驱,但身处历史关键时刻的政治家,思想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经验再丰富的政治家,都会迷失方向。袁世凯在请退清室时,无疑相当老到;但在失去宋教仁做对手而不得不再次面对孙中山时,却一下子变得幼稚起来。即便不从思想有无的角度,而仅仅从政治对弈的利害上说,袁世凯也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权杖上披上一件陈旧的皇袍。既然已经共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必非得叫做陛下不可。半个世纪以后,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朝着愚众胡乱挥手的千古一帝,从来不曾被人称作陛下,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还要皇帝。就此而言,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一场改良者的悲剧,不如说是一幕画蛇添足的喜剧。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加上袁世凯的喜剧性称帝,如此一个来回,和平改良的道路就此被彻底堵死。政治博弈的各方势力,要么进京上演复辟闹剧,要么在江湖上摆开割据架势,再也没人着意继续宋教仁和袁世凯那盘没有下完的历史棋局。也许正是看出了历史的这种扭曲,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才从主张立宪转向联省自治,企图从地方的独立性上寻求改变专制历史的途径。
    
    比起日本当初从幕府到天皇的明治维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其可能性既在于从上到下的改变政治游戏规则,又在于以地方的独立自主推动中央确立议会式的政党政治。中国既有中央集权的统一传统,又有诸候联盟的邦联传统。因此,在自上而下的议会政治被中断之后,从起自地方的联省自治上,又可以开辟出一条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虽然当时的地方自主自治,通常跟军事力量相关联,但这样的分权方式与三国时代的所谓军阀割据,全然不同。
    
    其一,政治意味不同。汉末的三国鼎立,在政治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不过是三个期待一统天下的小朝廷而已。而民初的地方自治,源自于李鸿章时代的东南自保,具有鲜明的拒绝中央集权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倾向。其中那位著名的广东革命家陈炯明,更是个向往现代民主政治的新锐人物。鼓吹联省自治的学者,不仅有当年保皇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而且有曾与之激烈论战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可说是立宪论者和革命论者最后在联省自治的立场上,殊途同归。联省自治不仅会瓦解原先铁板一块的专制帝国传统,使思想文化乃至经济政治获得应有的自由空间,而且完全可能在一省或数省率先完成议会政治的构建。后来共产党人提出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其历史背景恰好是源自联省自治造成政治格局有所松动的影响。并且,也是这种自由空间的出现,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使持异端异见的政党跃上政治舞台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可能,到了1949年共产党当政之后,完全消失。乃至70年代末的政治异见者,为了表述自己痛恨文革痛恨毛泽东的政见,要特意跑到北京。而在北京犯案的政治异见者,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公安的追捕。
    
    其二,历史涵义不同。过去的军阀割据,有类于日本的幕府政治,同时又全都以中央集权和一统天下为指归。无论是曹操的赤壁之战还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政治心态大同小异。但民初的联省自治,却具有鲜明的不愿认同一统天下、拒绝定于一尊、追求地方自主、淡化中央集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商周之交以前的诸候联盟政治,具有历史的同构性。同时,又与美国建国历史上的联邦化进程不无相近。也是因为联省自治的这种历史涵义,致使梁启超会直截了当地坦承这是效法美利坚。联省自治提出的联邦诉求,无疑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联邦,作为其两个基本内容,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联省自治的主张,与当初宋教仁努力的议会政治,可谓异曲同工。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联省自治未尝不是又一条通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要不是孙文所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在国会里没能确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有可能在地方自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自由和民主,自由通常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的个人,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同样道理,没有地方的自主,集权的政治又如何民主?基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联邦和民主,乃是两种不同的解构方式。无论从地方到中央,还是从中央到地方,或者同步,或者不同步,两种方式都可以成立。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乃是史家为孙文列宁主义大一统的北伐战争寻找的理由。因为确实是孙文策划的这场战争,断送了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的可能性。
    
    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过。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孙文将此表述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递进过程。军政便是暴力革命,训政乃是国家机器的重建,宪政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实现革命的政治理想。至于那样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还是一党专制式的独裁政治,后来蒋介石的独裁和到台湾后建立的蒋氏小朝廷,应该算作一个回答。可见,倘若孙文的政治理念与列宁主义大相庭径,怎么可能得到列宁的激赏?
    
    但比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宪政说毕竟给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门缝。虽然蒋介石籍此在台湾建立了专制小朝廷,但继任的蒋经国能够跨出解除党禁的一步,却跟宪政说不无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孙文将三步论的最后一步归结为宪政,才使蒋经国的政治变革有了法统的正当性。台湾的政治转型是经由蒋经国的毅然开放、李登辉的断然改革完成的。蒋经国好比打开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门,而李登辉则一步跨了出去。相比台湾的转型成功,邓小平在结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再怎么努力,也跨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门。比起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是既保守又很不确定的,既给民主政治留了一条门缝,也给专制独裁开了一个后门。因此,蒋介石可以据此建立独裁小朝廷,而蒋经国则可以据此给两党选举制度的确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继续革命,也不具有钢铁般坚硬的专政意味。
    
    当然,不管孙文宣称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其当初向列宁主义的臣服,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在早先与袁世凯的角逐中,孙文开出拱手相送东北的天价,日本当局却依然不为所动。此刻苏联人主动把卢布、军火连同列宁主义革命一起送上门来,孙文岂有拒绝之理?再加上,列宁既没有后来斯大林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没有斯大林清除党内异己的残暴。相反,列宁的苏维埃政府还向中国提出归还沙俄所侵占的领土,这无疑会让包括孙文在内的中国革命党人感动不已。再加上孙文还没看到后来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对于十月革命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也算情由可愿。孙文与苏联的结盟,还颇有一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一雪当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凯而不愿支持他的耻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凯的政治能力,把孙文看作一介草莽。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在选择一个改良者还是一个造反者做盟友的权衡上,答案显而易见。但列宁恰好也是一个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与孙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谓相见恨晚。
    
    虽然现代民主政治之于当时的每一个历史当事者,都在探寻和摸索之中。但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却来自于洪秀全造反的诱惑。与洪秀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白,在国门洞开之后的中国,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个强国的支持,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这可能是孙中山在当时胡天胡帝闹革命时少有的过人见识,而后来中国共产党依仗苏俄的成功,也证明了孙中山当初在国际社会四处寻找靠山,确有先见之明。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强国坐大甚至不惜出卖国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蒋介石手里丢失的外蒙,在毛泽东是向苏联主动承认的。至于孙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够成为大总统,宁可奉送国土也在所不惜。轻国土,重江山,这可谓近百年中国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
    
    按理说,在夏威夷长大的广东人氏孙文,应该具有这两种品性。可是,孙文革命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仿佛天生就是一个被热情和幻想驱动的革命家,号称孙大炮。倘若说,孙文革命有什么实际之处,那就是孙文发现,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宁主义,远为逊色。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不需要像读个博士一样,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此,革命家的学历根本不重要。革命领袖又通常是因为书没读好而产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被愚昧化之余,倒是有个根深蒂固的谋生观念,学而优则仕。中国晚近历史上先后三个最为响当当的造反者,都跟他们不能学而优有关。倘若洪秀全都能够秀才举人一路考上去,那么就不会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样,假如当年的湖南师范生毛润芝风尘仆仆地投奔北京大学之后,能够像梁漱冥那样被蔡元培看中执教,甚至也混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那么共产党的队伍里也就不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之途,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务远,却又志大才疏。孙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热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几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牺牲,而孙文又每一次都毫发无损。也许黄兴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在仓促的二次革命发动之际,让孙文先走,自己留下来承担风险。
    
    孙文革命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
    
    但孙中山自有孙中山的运气,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孙中山折腾了大半辈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转入正轨,输入了列宁主义的血液。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义起家,此刻的孙中山显然像样多了,也踏实多了。钱饷枪炮,政党军校,一应俱全。孙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踌躇满志。用毛泽东的诗词形容,颇有一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着苏联,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条扫平诸候、一统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孙文革命表面上声称三民主义,号称走军政、训政、宪政道路,但骨子里,或者说下意识里,却颇有成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结作祟。当初与袁世凯角逐,孙文怀有这个情结。后来宣称二次革命,也跟这个情结有关。乃至袁世凯死后,孙文的这个情结依然存在。其时,国会里的议会政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而烟消云散。此后的国会,变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独裁的工具。只不过有的政客在北京折腾,有的政客如孙文者,则在广州折腾。当年被袁世凯夺走的大总统一时讨不回来,孙中山强迫广州的非常国会,把他选做了非常大总统。
    
    正是在孙文当上非常大总统的时候,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开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于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于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联省自治的主张者们心目当中,当年两江、两湖、两总督在慈禧太后策动义和团作乱时的东南自保,记忆犹新。封疆大吏的那个举措,无意间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从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及其创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这个理念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就连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曾倡扬过湖南独立、联省自治。
    
    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之于一统天下的那种迫不及待,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径一如三十多年后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硬生生地给彭德怀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反党野心家帽子。
    
    可以说,陈炯明的断然举措,既是对孙中山的严厉警告,也是联省自治派对一统天下者的最后规劝。即便同样的投身革命,也有一个以革命方式选择现代民主政治、还是把革命之酒装回中央集权专制之旧瓶的区别。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孙中山,是不会因此回头的。一旦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孙中山马上准备着手以暴力革命一统天下的北伐战争,渴望成为中国的列宁。要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并非没有希望如愿以偿。
    
    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却死得十分及时。因为照着孙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国民党早晚会被共产党吞并,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底下,唯苏联马首是瞻,就像后来的东欧诸国一样。只不过孙中山的死,也给国民党带来一个难题,不知该把共产党怎么办。就像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一样,国民党从来没有读懂过共产党。这并非说,国民党的领袖们学历不够,而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打上孙中山的江湖帮会印记,既没有宋教仁坚定不移的议会政治意识,又茫然于共产党的五四文化资源。非常戏剧性的是,这两者又恰好是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长。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陈独秀的文化视野,是孙中山所望尘莫及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一个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陈独秀的革命起点,是五四《新青年》杂志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孙文革命不过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动。革命的起点之于革命者,通常具有终其一生的影响。
    
    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到一起,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的领袖却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相比共产党内的许多激进领袖)。陈独秀天性厌恶江湖造反,认同议会政治,乃至同情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当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最后落败之后,陈独秀主动找上门去,表示友好,并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业等等。而习惯于搞江湖帮会的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十分偶然。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么后来的国共合作就会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历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事实是,同样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共两党,彼此最初的领袖,并不互相认同,更不互相买账。
    
    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议会政治倾向,不会得到苏联的认同。苏联要的就是孙中山式的造反,孙中山式的大一统情结,从而能够通过操纵国共两党,最终取代列强,独霸中国。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默契,决定了陈独秀最终只能出局。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场大一统的战争一开始,陈独秀就像之前的陈炯明一样,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苏联顾问不清除掉他,也迟早会被党内的竞争领袖者排挤出局。倘若说,历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还只是一个生硬的转折,那么到了孙中山操办的北伐战争,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统天下。抗战胜利后的那场国共争霸,不过是北伐战争的一种历史延续罢了。
    
    更为悲剧的是,陈独秀的议会政治理念,即便在共产党内,也得不到认同。革命,通常是一种激进的比赛。革命党人最热衷的作秀,便是做出更加革命的姿态。陈独秀在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政党革命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冲动没有激进过。但那样的激进,不断地被更为激进的其他领袖所超越。工运领袖比学运领袖要激进,农动领袖又比工运领袖更激进。澎湃的广东农民运动算得激进了,殊不知,毛泽东倡扬和推动的湖南农民运动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义和团的狂热,以太平天国的架势,猛烈扫荡乡村士绅阶级,同时又引发一场场城市暴动。这样的疯狂,虽然直到四十年后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灭顶之灾,但在当时也已经足以令人心悸。不仅王国维从中看出了历史的劫难,即便是正处革命势头上的国民党人,也不堪忍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和孙中山互为对方的掘墓人。孙中山设计的北伐,为倾向于议会政治的陈独秀挖好了坟墓。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孙中山的死穴。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是怎么回事。从历史的承接性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续,而是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逻辑结果。从同治中兴开始的实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到袁世凯和宋教仁在国会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现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个历史环节,便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能总是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始终滞留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后,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纲五常,乃是历史必然趋势。要不是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文化变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话语的确立,而不是悄然转向毛式话语的崛起,致使白话文的普及,最后使之沦落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帮凶。
    
    不过,即便是毛泽东最后摄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不能否认五四文化在刚刚面世的时候,确实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朝气。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北大,成为新锐青年人人向往的圣地。也许只有孙中山那样的江湖草莽,对此茫然无知。这与其说是孙文太低能,不如说是此公心里被大总统情结塞得太满太结实。当年失去的那个人君之位,成了孙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孙文宁可跑到北京和东北大盗张作霖谈天论道,也不曾下榻北大听听《新青年》诸君在说些什么。孙中山在文化上的这片空白,给后继者蒋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钙。虽然蒋介石意识到孙氏国民党过于江湖草莽,努力研习曾国藩以求补课,但骨子里却依然像孙文一样,是个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现代白话汉语的失语者。在后来的国共逐鹿之际,毛泽东在话语上有如猫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蒋介石。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蒋介石却只能之乎者也地发布不伦不类的电令。真要说起来,蒋介石还算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迹过的。
    
    按理说,在文化上狂飚突进、在政治上理性温和的陈独秀,较之于在文化上一无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孙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由于苏联人的需要,也是在苏联人的旨意之下,被强行拧到一起。苏联人又给孙氏国民党和陈氏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喂了同样的列宁主义狼奶;致使以后的革命,只能成为谁更豺狼的比赛。红军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双方全都残暴得令人发指。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日本军队入侵之际下令不抵抗的仓惶出逃,不过是花花公子的小菜一碟。
    
    先是王国维的预感,然后是陈独秀的出局,这两个标记性人物的黯然退场,其实已经预告了中国的历史,将陷入什么样的灾难。北大《新青年》,清华国学院,这两处最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后全都淹没在黄埔军校的甚嚣尘上里。孙文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彻底中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北伐以后,中国完全成了先秦韩非子所言的乱局:当世争于力气。换句话说,谁最流氓谁为王。各党各派,各路豪杰,各式枭雄,没有人再会相信什么议会政治,什么国会博弈。协商成了欺骗,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泽东的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竟以列宁主义的方式,为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准备了两个势如水火的政党。比起当初逼迫党员效忠,孙中山的重组国民党无疑规范了许多。只是孙中山籍此给国民党输入的列宁主义血液,迫使国民党之于宋教仁的记忆,变得极其遥远;以致蒋介石以后的国民党,只知顶礼孙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
    
    既然接受了苏联的喂养,那么只能选择联俄联共的权宜。孙中山一面给国民党清除了宋教仁议会政治的记忆,一面又给国民党准备好了日后你死我活的难兄难弟,生死冤家。倘若说,这也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那么并不是中国民众要求孙中山这么贡献的,而是孙中山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国人的愚昧则在于,他们非但不痛恨孙中山替他们准备了历史的劫难,反而跟随着国共两党,朝着孙中山顶礼膜拜。
    
    在国人一团浆糊似的记忆里,有关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类的帝王,却十分清晰,从不模糊。几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泛滥起来,即便没有孙中山也要找个孙中山,没有毛泽东也要找个毛泽东,更不用说已经有了,已经降临了。因此,日后的劫难,倒也并非孙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劳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祟。挨了一枪的李鸿章替中国人讨回一个亿之际,国人齐声痛骂。宋教仁因为开创议会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国人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旦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准备北伐战争,国人马上看懂了,立即响应了。国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统天下的。最不济的,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太书生,清华国学院的学问又太高深,唯有黄埔军校,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门。正如毛泽东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投了中国民众的所好;孙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统目标,实在是中国民众最为认同最为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民众送来马列主义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学会了如何造反,如何争夺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历史,民众的愚昧,一如对权谋的崇拜,必不可少。
    
    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里,造反有理替代改良道路,已然命定。这样的过程根本不在于救亡压倒启蒙,因为启蒙一开始就被陈独秀李大钊们引向了十月革命,孙文又从另一个方向将革命从江湖进一步转换成列宁主义,从而唤起了造反有理的历史记忆,激发了革命家的江湖习性。正如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继承者,理所当然是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而不是书生意气的汪精卫;共产党的领袖,经过一番走马灯似的更换,最后一锤定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孙文革命到毛泽东坐天下,中国历史以一种最阴狠最暴虐的方式,回到秦始皇时代。蒋介石的独裁,不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而已。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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