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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梦/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9日 转载)
    
    启蒙与梦
     《民运政治论纲》(之11) (博讯 boxun.com)

    
    
    发生于上一个世纪80年代的“小启蒙运动”是当时多变中国的一种独特产物。它以“走向世界”为号召,力主我们中国人从精神和思想上走出封闭的毛泽东时代。为了使运动更具有号召力,启蒙运动的主导者把毛泽东时代比作西方启蒙时代前的中世纪,提倡以科学的方式在中国模仿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但是,就是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无视西方社会主流学术对于中世纪的重新解读,解读中,被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视之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似乎包容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并且为科学通行于世,准备了“精神”、“文化”与“经济”诸方面的条件,也就是说在西方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启蒙运动时,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在老调重弹,问题是,他们的本意不再是对西方中世纪历史的关注,而是要借这一段西方启蒙的故事(这种故事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中国人都比较熟悉)来启发中国的人和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容易地发现,“小启蒙运动”有两个主要的缺陷:一,启蒙在当时西方意味着光明替代黑暗,科学替代愚昧,也意味着进步的东西对于反动的东西的胜利,但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却有一个“物之生必蒙”的意思,所以,去除“蒙昧”并不是意味着要否定“物之生”初期阶段所包裹之价值;二,西方启蒙时代主要反对的是宗教蒙昧主义,而中国的启蒙运动反对的东西却是政治蒙昧主义,如果说在宗教蒙昧主义中,人的理想被单一的宗教所压制的话,显而易见,在中国政治蒙昧主义统治时期,人却生活在政治上的白日梦中,所以,两者不同的蒙昧主义的背景,当然不可以用同一个启蒙的模式来解读,可到底,“小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却采取了照葫芦画瓢的方式,一点也没有走样。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说到共产党专政和纳粹主义统治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之一是,在前者专政“条件”下绝大多数人都曾经享有政治上的白日梦,而后者却扼杀了它;可是“小启蒙运动”的主导者却没有发现其间的差别,他们把现代中国政治蒙昧主义论证成为“中世纪的黑暗”,即不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不承认民主革命的作用,以至于最后把中国社会力许多需要“再造”的价值给武断地剥掉了,所以他们即使想在“创造”中前进,但终究避免不了自己面临价值“一穷二白”的尴尬。如果说他们到今天也显得“干巴巴”的,原因也与此有关,他们把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废品收购站,那么,坐在其上的他们不是乞丐又是什么人呢?
    
    对于一个纯粹的黑暗时代来讲,人们要求的是可以照亮它的阳光,而寻求阳光的刺激,可以导致科学发明电——一种人造的光源;对于一个白日梦来说,我们需要的是解梦的技术。粗看起来,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连带的成果是带来了人文科学的大发展,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就不能成全其价值。中国人在过去时间里所做的白日梦虽然是共产党人暗示的结果,但是,这终究是一个他们自己的梦,梦里的人和事情的关联虽然是荒唐的,不真的,颠倒的,甚至是张冠李戴,但是梦里的事件,以及做梦的人的对于事件的参与都可用技术剥离出价值。历史的神秘性在于对许多民族来讲,都有着一段这样的阶段,在其过后,当人们重新思考它时,感觉到它的出现和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以至于思考者不得不对此前历史阶段中生活的人是否精神正常做出怀疑,别说在中国是这样,就是在美国情况也差不离,在奥巴马当选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今天,美国人回忆60年代的种族隔离情形,学校里,黑人白人学生各自使用自己的教室和操场,公共汽车上黑人给白人让坐,当作何感想呢?同样的情形是中国人现在回想起,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不是人“发疯”了又是什么呢?
    
    我们若是认为,发生于1911-1949年的“社会大动乱”事实上造成了中国人梦想的全面破灭,那么1949年“大动乱”的结束,秩序的恢复,和平的实现,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做政治上的白日梦的环境。进一步的研究也可以发现,普遍的白日梦是由一伙“土包子”式的共产党人(因长期钻山沟,所以很“土”)带给人们暗示的结果,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一伙从山沟里钻了出来的土里土气的人,用自己的经历给普通人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没有文化,“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什么技术也没有,也没有球什么本事,就凭着一种“不要命”“精神”,人便已经当上了将军、当上了书记、当上了省长,威风八面地成为统治者,做了人上之人!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那个特殊的“变天年代”中国人普通人的白日梦在“穷人政治”的刺激下给激活了。共产党统治的最后一块奠基石算是安定了。无论怎么说共产党人的“穷人背景”在时代变化的万花筒里折射出了一种连共产党人自己也解释不了的政治效应,所以,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们用“忆苦思甜”的方式在向世人宣传一个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放羊娃”如何在“革命战争”中成长为将军时,听众怎能不为之动容?
    
    梦是有诱发性的,更是一种充满暗示的东西,所以,当政治上的白日梦在获得了一个真实的脚本时,人性之中的那些混沌的因素和政治上的蒙昧主义就交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种所谓的“铁打的江山”的流行观念。在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可以说是穷人,所以,当穷人认为统治者偏向他们时,社会正义的柱子就等于立了起来,没有人可以砍断它的。
    
    还要看到,造成共产党统治得势的那个年代,正好是人类社会技术大规模地用于民生的时代,普及教育、新婚姻制度、医疗保健、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都给人民生活带了了巨大的变化空间,因此,和平恢复后,任何一个党的执政(在台湾的国民党也一样)都可以为此空间填满意义,岂是共产党一党独有的能耐?可是呢?这些变化被组织在“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共产党话语中——而此话语在那个时代又是绝对排他的(所谓的“50年代一声唤”)——就具有感人的性质了。人们在白日梦中对“幸福生活”产生了“真实”感觉,而这样的感觉并不于人们的真实生活是否“幸福”对应,难道穷人就没有权利做“幸福”的梦吗?于是,过惯了吃糠咽菜日子的中国人在尝到了新日子的甜味道时,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就变成为一种强大的趋势,何况共产党的政治宣传给它注入了易于诱发人白日梦的内容。可见,当人在被一种“好上加好”的生活美梦在迷住之后,就想着要超越目前“不好的生活”,问题又出在“超越”的行为没有个尺度可以把握,庶几,人被操纵的事情又好像成为命中注定的。就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对于一个像《茹焉》小说中的茹焉那样的人,若是发一张“什么是幸福生活”的问卷?她可能回答不准确,甚至感觉到迷茫,但是对于像《暴风骤雨》中的赵光腚之类的人,你去问“什么是幸福?”他一口便可以准确回答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启蒙主义者”把50年代的共产党“穷人政治”理解成为共产党欺骗了中国人民的观点并不见得深刻,因为共产党人自己也被白日梦缠绕,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和理解“梦想和统治结合在一起产生暴政”(见《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欧克肖特原理。
    
    一方面,人的白日梦是那样的强烈,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又有没有任何自由,可是人却被政治支配力量逼迫匆忙的做事,于是,一个不是在睡眠状态中的梦魇就形成了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现实。因此,我们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中国人的政治梦,把“改革开放”看成是中国人的经济梦,就可以寻找到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否则的话,我们是得不着解决中国问题的要领的。
    
    就此,我同“启蒙主义者”不同,认为我们中国人批判共产党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为自己解梦,即用科学的方式分析白日梦中的自己作为,分解出其中的价值,并且用民主的方式把它转译成为一个可以立马促使人解放的政治力量就是我的主张。“小启蒙运动”忽视了这一点,没有能力解读中国人白日梦,于是,就把批评的行为转释为斥责人民:你们为什么要做白日梦?“启蒙主义者”虽然打着“人性”的旗子,但是,在真正碰到人性问题时,他们倒是不会做人性分析的。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理论上不承认人性,认为人只有阶级性,但是,他们统治中国人的方式和方法却表现出了以技术来操纵人性的狡猾特性,他们明白,人都有白日梦,所以他们用“技术的手段”(也就是“理论”)把它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把人的暂短的生命同“一万年太久”的未来剪接在一起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条“无神论”的道路上却行驶着一辆又一辆的坐着“神”的车子。
    
    政治问题不再是政治的了,它混进了宗教的成分,形成了一种事实而非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你即使捉住它也困难,更不用说批评、批判它了。遗憾的是,许多想搞民主的朋友却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他们以为“共产党坏事做尽”,只是要用一条“坏”的绳子就可以把共产党绑在“坏”的树上,剩下的问题,就是“打坏蛋”了。在过去那个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简单、社会风气淳朴的年代里,人们在碰见“好人打坏人”时,就说:“活该!”,但是在我们远离了上述“低、简、淳”的年代后,今天人们即使遇见了“好人打坏人”,也会出面制止的,不制止的人也会摇头的,可见,把共产党人当成“坏人”批的方式是过去年代的“遗产”,用在今天已经过时了,所以,用它把共产党是批不倒的,相反,过分的运用它,影响了人们的心智的正常发挥,使人日渐狭隘化。
    
    我在本文中所说的解梦,不是要想让民运人士当精神分析学家,而是说在批评、批判共产党专政时,一定不要忘记专政期间的人民行为和人民作为,在某种意义上,人民行为是共产党刻意要求的,也是强加于人民的,但是,人的行为一旦发动,它就同物理运动不同了,人的精神、思想、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行为的高度社会性,人性深处的东西就难免溢出人主观意图的控制,大量的非设计性的东西也会纷纷寻找表现时机,于是,单一事件的内在已经充满了五花八门的东西,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人手上做的和脑子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况且,人的行为的主观控制会遇到来自潜意识运作的抵抗,末了,人已经做出来的事情和事情在计划阶段由某些人设计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或者是“改革开放”之于我们中国人,情况都是如此。可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上述重大事件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政治物理学的旧框架内,以为从一个“政治中心”发出的政治量,在越过各个政治空间时,达到政治基层单位的过程,是一个物理量传递过程,由此,我们中国人非毛批邓行为,就往往把自己无意识地弄成为毛的“兵”和邓的“虫”,不知道在中国履行政治批判应当掌握一个“出毛去邓”的原则,即不要把自己给“非”了“去”了。4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喊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听得见的口号:“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今天这口号同样适用啊!
    
    其实,我在这里所讲的道理,本应该出于中国知识分子之口,可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搞的“小启蒙运动”就要倡导我们中国人把自己倒空,把本来就存量不多的精神、思想给全部倒光,使我们的躯干变成花瓶,好插纯粹的“自由之花”。
    
    在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应当是中国的“高人”,但是,再高一点,他们成为“超人”,而民主运动却是需要“常人”,拒绝“超人”的。
    
    2009-6-27《民主论坛》上载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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