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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2日 转载)
    
    
     三句话 (博讯 boxun.com)

    《民运政治论纲》(之8)
    武振荣
    
    我对中国传统武装革命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下述三句话:
    
    其内容不容卸载;
    其形式不容模仿;
    其精神必须发扬。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论证了第二句话,也附带的涉及到了第一句话,此篇文章对第三句话做专门论证。
    
    关中国民主运动不可以模仿传统武装革命形式的观点预设着这样的一个任务,那就是我们必须为发扬传统的民主革命精神准备巨大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以往的民主革命中,中国人民追求自己的解放,为了讨一种像样的生活,所形成的那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却是后来我们中国人应该永远、永远继承的,不单在争取中国民主化的今天应该继承它,就是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亦是如此。说得清楚一点,一万年后,它都应该是一种存在于我们民族精神宝库里的闪闪发光的东西。这样一说,我就同中国社会上“异议知识分子”划清了界限,我不承认“血酬原则”,也不承认革命者的“喋血”行为是“喝狼奶”长大的。
    
    人的生命体是非常脆弱的,我曾经把它比作一个易碎的器皿,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它只要被注入了一点精神,就立刻显得伟大起来了。所以人类历史上任何伟大事业无不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在暗中推动它,从游牧业到农业,从农业到工业,从政治到商业,从文化到艺术,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没有例外。既然是这样,当某一种事业在受到挫折时,或者说是搞砸时,人们也就首先抱怨精神方面的问题。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精神的东西是无规律可寻的,它好像和大海的波澜一样,似乎有着自身的起伏法则的。精神贫困到极点的人(如中国社会大动乱时期1911-1949),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却充满了精神,好像精神可以当“粮食”填饱肚子(如“66”运动),而后,当人们的肚子在被粮食填饱时,他们又不要精神了,甚至抱着轻蔑口气说:“精神当不了饭吃”(“6-4”之后)。
    
    就此,我说中国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民如果放弃了在上一个世纪艰难时刻里所形成的那种传统的民主革命精神(姑且不论它是怎样形成),那就如同放了气的气球,一下子就干瘪了。“6•4”后的中国人就这样,干巴巴的,一点都不湿,而“未来”——一位叫克莱•舍基的美国学者说,《未来是湿的》。既然是这样,我们是一些不适应于“未来”的人就是我关心的一个大问题了。
    
    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模式,不想用理论的方式去追究中国人为什么会干的问题,我假设干是由于民族精神运动周期性规律造成的,这样在我提倡立马解决中国人干的问题时,就不必站在一种批评的立场上,列举出一大堆所谓的理论上的理由,就可以直截了当的说,现在到了湿的时候了。如果这样简单的解释别人不好接受,那么,我就可以再推进一步说,我们其所以干,是因为我们远离了我们民族的湿之源;所以我们要湿,就得靠近它,它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民主革命。而中国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无源之水的,它是上古中国汤武革命遗产的承袭。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强调了政治是本土的观点,这和我此处的议论是吻合的。在我们中国人的政治行为中,起来主导作用的政治精神应该是中国的,难道还需要强调吗?
    
    我不否认辛亥革命的价值,也不否认共产党革命的价值,甚至对太平天国运动、李自成起义等事件也抱着理解的态度,我把人处在一种极端被压迫状态之下豁出命去反抗,而不计算此一反抗行为能否胜利假设成人的一种天性,职此之故,人即使解除了此一种压迫却又处在另一种压迫之下,我也不认为人的行为属于徒然。人的命运是不自由的,由此争取自由才成为人之本分。就此,我认为人的问题必须这样理解,即人是在反抗压迫中寻求自由,却不知道生活的法则本身就是奴役。你假设中国民主化后中国人就不受奴役吗?我不是这样看的,传统的政治奴役虽然解除了,生活的奴役照样存在,民主仅仅是有效地解除了政治奴役,它不是万能的制度,亦不给人许诺不经人争取就可以上手的自由与幸福。
    
    舍去政治上的事情不说,每一个人只要肯于自省,便会发现自己的精神和情绪有一个陡然涨和陡然落的周期可究,由人组成的社会也自然会产生出社会精神和社会情绪的涨与落。在一个缺乏民主的生活中,政治原因往往会加速上述现象的波动,狂热的革命和伟大的政治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马克思关于革命周期的那种学说有我们可鉴之处,其错误之处在于它没有给人有时候无缘无故的忍受压迫,有时候无缘无故反抗压迫留下足够的理论空间。
    
    今天,我们中国人并不缺乏对于个别事件的认识,许多人可以很容易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发表高见,而发表高见时,互联网又给了我们的高见插上了翅膀,使它可以飞向世界,唯一不足的是我们对于事件那些隐蔽的内在联系缺乏认识和探讨,而互联网——这个大众工具又及不适合做此种探讨。我们其实被一个华而不实的时代弄昏了头,当那种虚浮的东西在需要张扬时,我们不遗余力。于是,当那些只有在一定时间的等待中才可以凝聚之精神,就面临着懈怠的危机,于是,对于整体事物形成深刻见解的事情就自然地远离了我们。人没有精神照样也可以活得好、活的快乐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精神凝聚所需要的可能性,娱乐同化了精神,而精神也不过是对于娱乐的体验。人在不需什么了,能够提起人兴趣的是娱乐、娱乐、再娱乐。
    
    不是没有人提倡精神,而是精神所需要的水已经干涸了,湿的东西已经被风干了。每一个人看上去都干巴巴的。最近有一本批评民运人士的小册子叫《民运精英大起底》,书中的人物也都是干巴巴的。这一本匿名作者运用画漫的方式丑化民运人士,其目的是不善的,但是,正面的民运人士画像有多少可经渲染之处呢?问题是:当中国——整个民族在处于干巴巴状态时,海外民运人士的身上不可能像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中的人所说的那样是“湿乎乎的”。在干瘪的时代里,我们大家都是那个样子。当人们在一个社会里都感觉到“没意思”时,“意思”的发现出于娱乐一途是自然而然的。
    
    从娱乐之途冲了出来,我们唯一可以提出的话题就是革命。我个人发现在纪念“6•4”20周年的海内外活动中,革命精神好像是自动地现身了。在20年时间的历练中,它悄悄地上了民运人士之身,使一些在前十几年还抱怨“6•4”参与者没有“见好就收的人”也改变了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了自己曾经以政治“改良”的模式收拢“6•4”意义的做法,似乎看清了当年和平的、文明的“6•4”运动原来是革命遗腹子的“真相”。“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话,好像应验了中国目前的局势(见武振荣《“6•4”即使解读》)。
    
    我的结论是:虽然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民不可以效仿当年传统式的革命者,拿起枪杆子,组织革命军,去搞民主的革命,但是武装的民主革命的历史却是我们搞中国民主运动的人的精神源头,我们远离它,我们的精神就萎顿,我们的意志就薄弱,我们的情感就脆弱,我们的行为就犹豫,我们自己也就渺小了;相反,我们靠近它,就张狂,就坚强,就果断,也就伟大了。
    
    2009-6-20《民主论坛》上载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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