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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征地拆房为何那么恐惧?——中国的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1日 转载)
    
    来源:新京报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征地这件事上,人们对有些现象似乎很不理解。假设一户农民有8亩地,用来种植大田作物,每亩纯收入400元,一共收入3200元。如果土地被征收,获得补偿款8万元,农民是否乐意?粗算账,如果银行中长期定期储蓄利率是4%以上,那么,农民每年可获得利息也在3200元以上。这就是说,土地被征收以后,农民不用劳动,利息收入和过去在土地上劳动收入一样多。这件事情看起来是让农民得到了一个大便宜,其实不然。 (博讯 boxun.com)

    
    一家农户靠3200元生活一年,其中包括自己的口粮,自然是贫穷的。按照中国农民实际生活的统计平均数,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还可能通过打工等办法获得4000元左右的收入,但这仍不足以让他摆脱家庭贫穷。不过,在我国政府推行了一些农村保障措施和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措施以后,这样一家典型农户大体可以过一个温饱生活。总的来说,这样的农户是中国农村的穷人,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穷人。这种穷人,其生活的艰辛要甚于古代农村“五口百亩之家”,但其性质没有太大差异。
    
    现代穷人是卷入经济分工的城市穷人。每月收入600元的城市四口之家,连过一个温饱生活都成问题。这个账没必要细算。所以,一家农户的耕地被征收以后,再要他搬入城市社区居住,即令他有那些利息收入,还有做工的收入,其实际生活水平可能还要下降。
    
    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的生活有本质的差异。传统穷人可以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必要公共支出可以接近零。现代穷人处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异被货币交易放大了。更令人难受的是,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有某种强制性,且大量公共服务是城市精英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每个人必须购买。进城农民不能用柴薪起火做饭,必须用天然气或电能;他们必须交社区物业服务费,即使他们家徒四壁,无惧贼人光顾;他们可能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各种间接税非交不可,因为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公共“服务”,这些“服务”要由他们埋单。他们上路要交过路费,因为没有自由的马路可走;他们必须买报纸、看电视,因为城里没有口头消息传播的渠道。总之,他们要为数不清的“公共服务”付账。就这样,现代社会似乎不允许存在穷人;如果在现代社会做了穷人,他要比传统穷人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不幸。
    
    按上面讲的道理,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农民为什么对征地拆房有那么大的恐惧。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人是趋利避险的动物。如果农民的地还在,房子还在,他们还是非常愿意试探一下城市生活的奥秘。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如果能在城市落脚,并对未来有一定信心,可能完全放弃乡村生活。这种选择也有其中的道理。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城市是十八层地狱,传统农村是世外桃源。
    
    在典型城市,由于广泛的专业化分工,人们处在商品与服务的交易网络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交易必须平等,否则交易就完蛋。城市政府固然会强制供应公共品,但也因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城市政府也必须中立,否则城市政府也迟早要完蛋。传统乡村生活不是这样。人们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依赖,交易的公正性要求没有直接表达的机制,社会平等就不是人们的主导观念。简单的经济也使公共权威很难公正行使,经济以外的人身依附和强制就成了必然。
    
    在城市,穷人有望变成富人;但在传统乡村社会,焦大几乎没有可能变成贾宝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青年农民喜欢进城的原因。当然,城市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有国家的城市可能也就是传统村庄在空间上的堆积,这样的城市没有魅力,也很可怕。但只要是城市,它就有进步的希望。此外,在政府帮助穷人这件事情上,城市做起来要比农村容易。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有一部电影据说很恐怖,叫做《反基督者》。一对夫妻逃离城市,却真正堕入了地狱。这部片子有些夸张,不受影评家的好评,但我看它有很好的警示意义。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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