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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放/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0日 转载)
    
    民运政治论纲(之6)
     (博讯 boxun.com)

    
    民主之于我们,产生于一个热情高涨的时候;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又非常容易犯错误,这也在客观上影响了我们对民主经验的总结。此刻,如果“有知识的人”站出来讲话,告诉我们,是“热情害了我们,热情会使民主丧失”,我们会心悦诚服相信的。可是,我个人通过多年的思考,认为要寻找出我们中国人的民主,就必须一头扎进我们民族曾经焕发“热情”的那些时间中去,否则,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民主化运动其所以在“6•4”之后的20年时间里,一直蛰伏了,其中一个原因也在于我们搞民主的人没有可以获得有效提出民主问题的方法和方式。道理是这样的,民主不同于自由在于它作为一种事件无论如何都关涉着多数人的行为,而多数人行为又决定了它总是在冲突中实现价值,所以,当人们要剥离其中的一个价值,而此种价值在脱离当时行为时有可能发生的使冲突情境解体之情形,就生出了人们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于是,避免“错误”的行为就等于拒绝了民主。这样的情况决定了我们中国人要抓住民主,就要敢于冒险,冒犯错误的风险。
    
    但是,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您轻而易举地抓住民主,那就是“诉苦”,把自己受到共产党统治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若说在中国,“诉苦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一大发明,那么,诉共产党之苦和诉国民党之苦的区别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诉苦”行为要把“诉苦”者本人放置到一个不幸者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痛苦者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唯一的方式是把痛苦的制造者打倒,使受苦的人“翻身”压在后者的身上。因此,我有理由断言,如果“诉苦”式的方式可以促成社会变化,那么,中国有可能重新回到1949年。
    
    其实,说到1949年的中国事变,现在它并没有进入民运人士有效研究范围之内,许多人不过是把它简单地定义为“灾难”年。可是我不是这样看问题的,我首先认为,把1949年定义为“解放”年是没有意义的,充其量只是一种“宣传”,我其次认为,1949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之意义可以用“变天”或“翻身”去圈点。它和“解放”的意义有关联,但是不相同,严格意义上的“解放”没有发生在1949年,而是发生于17年后的1966年。于是中国人民由“翻身”到“解放”的历史才可以被我们发现。可见共产党的“解放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宣传,可是,我们用“灾难说”去回应它,岂不失之简陋。
    
    1949年,有钱人,有势力的人,有产业的人突然间吃不开了,被放在人类“耻辱”的那一栏,而那些一贫如洗的人却因此而变成为“光荣”的人,或者人上之人。分析此种变化之现象,它是突然的,也多少具有“革命”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镢头”为自己的政权挖下的一片“土地”;它虽然非常脊贫,却被浇上了“人类幸福”的膏油(宗教式)。所以,我认为从长达38年“社会大动乱”(1911-1949)中熬了出来的中国人民在这个“变天”的年代里产生出了宗教性的政治幻觉和政治幻想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于是一贫如洗的人,在脚上还没有鞋穿时,就想光着双脚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
    
    尽管是这样,1949年中国巨大变化为未来的中国民主开拓了一种巨大的空间(空间绝对不意味着它就是民主),空间中也充满了民主的暗示。考虑到民主之于一个民族需要教育的这一点,民主的巨大空间和大量的暗示之于人民是没有能力填充和解释的,所以,空间被中国共产党人塞进了“无产阶级民主”就不是一种意外的现象,结果是,空间不再是“空”的了,有了一个“实在”的东西占据了位置,而对这个“实在”东西的僵化式宣传,又压缩了民主具有的大量暗示因素。于是,民主被表述为一个单纯的时间过程,它匆匆而来,又匆匆过去。这就是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一个可能的民主的空间中放置着一个不民主的东西。在此,我声明,如果我们批评共产党,而又不漫画它的话,那么,情况可能如此。1949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在理论上有利于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特别是很有利于那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弱势群体”。
    
    人想要摆平民主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因此,民主存在的那种场合总是有一种对于特定群体的偏顾,如果说赤贫的人在此时此刻的偏顾中受到了“实惠”,并且以此也多少的造成了一种正义,那么此种正义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江湖”的。
    
    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现代式的江湖英雄”,这和我上面所说的“江湖”正义恰恰是一致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不同意某些人把它比作“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它事实上就是毛泽东主义——一个立足于“江湖”并且以革命的方式追求社会正义的群体主张。
    
    在50年代的“变天”运动中,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彻底地翻了身,一个可能的民主空间为新制度接纳社会最底层的人做了准备,正确的说,民主变革的可能性已经具备了,但是,民主变革的条件准备行为却把社会上的当权派推上了专制主义的道路,一切需要权力才可以做成,而任何事情也必须借助于权力才可以做成的局面使权力失去了任何的制约,社会建设的力量推动着专制主义的发展,到最后,“翻了身”的人并没有被“解放”(虽然1949年被称为“解放年”),他们的身上又压上了一个新阶级:“党内资产阶级”(晚年毛泽东语)。
    
    新阶级是作为“解放”人民的工具被设计的,因此,在1966年,当它事实“蜕变”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时,毛泽东就操起了马克思“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口号号召中国人民“革命”。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内其所以站不出可以和毛泽东对抗的人(对此,复辟后的邓小平耿耿于怀),是因为毛泽东引导着“革命”的逻辑,共产党如果只革他人的命,而不革自己的命,怎么可以算是革命政党呢?在这里,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赋予了一个特定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只是在对于这种“众所周知”的事实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非毛的人民意义(造共产党反有理的意义)出现于其间,要知道“造反的矛头”不是冲着在台湾的国民党的,也不是冲着“地、富、反、坏、右”(用百分比划出的社会上不幸人群)的,而是冲着共产党从中央局到地方支部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当权派”的。在“文化大革命”前,这样行为是绝对被压制的,也是不可以想象的,但是,1966年毛的“号召”给它一个“合法”的出路。于是,人民政治大解放的潮流在一夜之间就如“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了。1949年“翻身”的人,在1966年才遇到了真正的“解放”。
    
    “解放”原来是指每一个追求解放的人在“打垮”(与“火烧”、“油炸”、“炮打”等词互用)了直接压迫和束缚自己的共青团组织、共产党组织之后,在自由情境中的一种自由行为和自由表现。突然,“7亿人”只认准一个人——毛泽东——为上级,其它的上级都靠边站了,用密尔的话说:“服从远方的君主就是自由”,用中国人的俗话说,这叫“山高皇帝远”。毛泽东一个人管理中国“7亿人”——这本来就是一个宗教或者神话的版本,可是到今天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还认为它是一种政治上的铁板钉钉的事实。就宗教观点看,一个人管理全人类可以构成一种事实,就神话的思路,一个神可以管理所有的活人和死人,但是就政治的观点看,这无论如何都一个假象。我的观点是,鼓励人们去发现假象后面所隐藏的真正事实,即1966年的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
    
    “翻身”是一个被动行为,具有生物学意义;而“解放”是一个主动的政治要求,并且是针对特定的压迫,因此,1966年民主的核心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下“解放”人。在此时人们吃惊的发现:当中国人民的历史在仅仅走过了17年时,中国未来民主的的基本因素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可以接受它时就如同泉水一样地喷了出来,形成了近60年一来一次最大民主浪潮。分析它你就会发现,民主在中国未来所具有的表现形式都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即在1966年之后,所有堪称民主的时期都仅仅是复活了1966年政治运动(我简称“66”运动)的一个层面,而此一层面上的东西在有可能发展到促成“66运动”的全面复活时,专制主义的当权派们就出来扼杀之,从1976年的第一个天安门运动到1989你的第二天安门运动,都有与出入一辙的特征,甚至连运动的表现形式也有着对“66”运动的“模仿”之嫌。
    
    毛泽东死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有一个最大的成功,那就是它为“民主”与“动乱”划上了“=”,而“=”旁又附了一副“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图像。1989年,邓小平其所敢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首都北京大开杀戒,理由就是“中国不能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在“6•4”之后,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如毛泽东说的那样“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而是想冬虫夏草一样的蛰伏起来,原因也在于人们抱着“中国不能乱”的心理。
    
    中国好像已经到了这样的一步,对于每一个人中国人来说,当社会真正变革的时机到来时,人都要自问:“你到底是要民主,还是要动乱?”如果你回答“要民主”,这个回答所连带的“动乱”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看见;但是你回答“不要动乱”,那么,民主已经被你拒绝了!
    
    目前,中国民主面临的是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如何把已经发生了的民主在我们经验中另行组织的问题,只是,当我们这一组织行为未能收到成效时,未来民主运动就有可能发生于一个非组织的场合里,那样,我们中国人在可能在抓住民主的那一瞬间就会面临动乱;在动乱中去实现民主,肯定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有志于民主研究的人对此一前景的估计,就势必要建立一个据点,那就是应当在中国人以往所有那些可以套上“乱”字的事件里去发现民主特定的表现模式,研究它,把那些分散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模式进行类比,以便于寻找出民主的已在和此在。
    
    这样一来,上一个世纪50年代从“变天”到今天的所有民主变革所包涵的暗示都可能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能力做成的事情,我们普通人倒给做成了。民主在这里如果已经摆脱了被权力奴役的历史,那么,民主本身就是普通人的事情、普通人的业绩的本质就同它最后确立的形式给统一了。
    
    我认为,大人物和专制党的故事被民主的过程所卸载,不是简单的发生在中国民主制度正式确立那一天的事情,而是在今天就应当如此的事情,惟其如此,民主在我们普通人的期盼和追求中,也可能在一个突然的时间里,由一桩意外的事件所引起,以至于应了4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一个早上”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旱天作雨”——这个由韩国人发明的成语,倒是非常好的说明了问题:“如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上天就会开辟一条路”(见武振荣《旱天作雨:对未来中国民主莅临的一种思考》一文)。
    
    在我们中国,民主到来时的脚步有时候是大踏步的,呼呼啦啦,风风火火;有有时候却和贼的脚步的一样,偷偷摸摸的,不声不响的悄然而至。
    
    与此相关的是,人们往往会在民主即将胜利的前夜表现出一种极端绝望的情绪——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但愿所有愿意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不要失望,改变一下自己对民主——特别是中国民主——的思考模式,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不应该悲观,中国专制主义者好景不长!”
    
    2009-6-18《民主论坛》上载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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