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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生:戴晴的“和解论”预定夭折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14日 转载)
    润生:戴晴的“和解论”预定夭折
    
     大家批评戴晴抛出的“六四和解论”,多是从“客观条件”去批评,认为“受害者与杀人犯不能和解”、“和解缺乏基础”、“和解的条件不成熟”等等。 (博讯 boxun.com)

    
    今天,我要从“主观条件”方面来审视戴晴的“六四和解论”:
    
    戴晴提出所谓的“六四和解论”,其目的很可能不是为了达成“和解”这一结果,而只是为了“搅浑水”、为了达到她“个人哗众取宠”的目的。因为她明知在目前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和解”这一结果,却故意提出所谓的“和解”,其心可诛也。
    
    戴晴这还是在故技重施。
    
    早在二十年前的1989年,她就炮制过一回类似的捣乱、搅浑水、个人哗众取宠,结果导致八九对话失败、六四血流成河。如果说,八九民运的对话失败、六四屠杀的血流成河,学生和中共都有责任,那么戴晴这个搅乱大局的“调停人”,则更是难辞其咎!
    
    大家回忆一下,2009年提出“和解”的戴晴,在1989年是怎样“调停”冲突,结果是激化了矛盾,不仅不能让绝食学生撤出广场,反而学生对知识界产生了防范心理,迫使冲突趋于白热化。
    
    据戴晴自己写的回忆录《也谈春夏之交(五)》承认,“5月14日的广场斡旋”是她主动请缨、又在上级授意下,自己七拼八凑了连她自己在内的十二个人,到广场上去劝退业已开始绝食的学生。其中有的过程是极为丑陋的、毫无责任感的、机会主义的。
    
    而且就是这样七拼八凑起来的队伍,内部也是意见分歧的,许多人并不赞同戴晴的做法和说法,还有许多人竟然为此和戴晴疏远了。这区区十二个人竟敢贸然上广场劝说黑压压一大片学生退却,真是不知进退。其结果,自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能在革命群众中全身而退,也就算是天大的造化了。
    
    现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戴晴只临时拼凑了“十一个”,而不和已经集合完成的一千多人一起前去?
    
    答案只能是:戴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这次“调停”成功。或是说戴晴一开始就没有把“调停成功”当作第一目标——戴晴的第一目标和她招徕的“十一个”的第一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把这次“调停”当作了自己“出风头”的机会,而根本不关心调停的成败!否则,他们就不会撇下一千多人的大部队不顾,而采取了十二人“突击队”孤军深入的“必死战略”。
    
    后来的事实证明,戴晴和她招徕的“十一个”所采取的这一孤军深入的“必死战略”,十分“有效”,不仅葬送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葬送了广场上千百万学生的生命,并且把万恶的中共也永久地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个“三败俱伤”的结果,诚然是用极大的牺牲开辟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却是出乎戴晴之流的“良好愿望”的。
    
    我这里所说的“已经集合完成的一千多人”,就是指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1989年4月21日公开信”的一千多人名签署人。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4月20日夜间,有五位北京学者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4月21日,他们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到4月25日,这一签名名单已经扩大到二百人。而到4月27日胜利游行之后,这一名单更是急剧扩大,到了5月14日,已经扩大到了上千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它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戴晴抛开这样一个重要的、现成的力量不去使用,却用临时拼凑的杂牌军,其心真是可诛!
    
    而“后来居上”的刘晓波也有样学样,甚至更加过分,连十二个人都不要了,仅仅带了三个人就上广场绝食,先说是为了鼓励学生坚持下去,后来又说是为了劝退学生。世界上有这种火上浇油式的“劝退”吗?现在解密的资料表明,其结果是加速了而不是延缓了六四屠城的到来。
    
    事实证明,这种为了凸现自己而进行的活动,最后都没有建设性的收场。
    到六四大屠杀以后,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广场四君子”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竟然在中共“中央电视台”提供伪证,为中共戒严部队作证说:“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这就是哗众取宠、做自不量力的事情的后果。这四个“君子”的下场,比戴晴还要可悲。
    
    和“四君子”相比,戴晴还有一个亮点:1989年6月4日,当她得知六部口坦克碾压撤退学生导致六人死亡后,她终于接受香港和日本媒体采访,宣布退出万恶的中国共产党。
    
    最后,我要本着关心的态度劝告戴晴:你既然在二十年前就在组织上退出了万恶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二十年以后,你也要在思想上退出万恶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再藕断丝连,搞出什么“六四和解论”这样不伦不类的杂牌部队来。
    
    二十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内缺乏足够的健康力量。这样万恶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受到审判,而不是得到和解!
    
    (写于2009年6月9日,六四大屠杀的头号凶手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屠夫们之后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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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談春夏之交(五)》
    
    我回到家時,已近4:00。那天是週末,在中國,在各個大大小小的機關,任何公休日都被自動提前休。我怕找不到人,一進家門就撲向電話機。
    
    我的部主任還在——評論部主任陶鎧。我告訴他與胡啟立見面的情況,我當時的建議等等。「他不反對!」我說。
    
    跟陶鎧用不著廢話。他沒有讀過大學,但他在新聞系統工作的時間太久了,又是前任總編輯楊西光的秘書,還經歷過《光明日報》最輝煌的一頁——「真理標準討論」的全過程。外加眼看著《光明日報》從120萬份掉到不足70萬份[1],早已成就為一名「報精」。陶鎧的自學意識與自學能力都很強,他完全有能力當總編輯,也不是不想當,但在昧著良心往上爬和順著自己的心意作點該作和可作的事情這兩者之間,他還是選擇了後者。所以,就不失時機地發它一版有內容、叫得響的座談紀要這一點上,他與我有共識。
    
    我自認為陶鎧對我不但是理解的,也是相當支持的。《學者答問錄》一問世,他就是責任編輯。他非常清楚一篇文章裡哪些話上邊通得過,哪些話會惹麻煩。他總是毅然刪去那些非刪不可的話,而發善心把一些「擦邊」文字留著,給它們一絲生的希望,讓他們自己去闖總編室、主管副主編、主編這三道關。陶鎧幾乎沒有命令或建議我去作過什麼。在我層出不窮的主意面前,陶鎧只行使否決權,恰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此我是很服的,因為他的判斷與事後的結果總是非常接近。
    
    我和他的關係很融洽,我以為我攤上了一個好頭兒。沒想到四個月後,他成了署名「鄺岩」、撰長文欲置我於死地者之一,這使我很感到意外。我記得在獄中第一次被允許與我丈夫見面時,那已是1990年1月底,我有那麼多家話要說,可直逼著他問的是:「鄺岩是誰?有沒有陶鎧?」
    
    我之所以一下子想到他,不為別的,只為文中使用的大量材料,特別除我之外別人不可能知道的材料,都來自陶鎧讓我寫的一份關於我本人從1989年4月到6月的全部活動的「彙報」。
    
    「沒別的意思,」他當時說,「你一件件如實寫清楚,報社心裡有個數,上面問下來好說。」我當時想都沒想,提起筆就寫了。我至今認為,他那時並未有意騙我。但當他決意以批我而邀功的時候,也並未想到,我會這麼快出獄;當然也沒有想到,這樣幹,就算我被這篇洋洋大文釘死在牢裡了(這情形在中共治下一點都不新鮮),他本人在良心與道德上的損失。
    
    王德嘉拒絕回答:「別問了,別問了,以後再說。」其實,他的不否定等於就是認可了。這無疑對我的信念是一個打擊——真下得去手,哪怕面對著的是朝夕相處的夥伴!我想,解釋只有一個:不是我太低能,就是共產黨,特別是它那打一拉一的政策太偉大了[2]。
    
    13日下午,陶鎧不用我多解釋就全都明白了。他讓我在家裡等著,待他請示後會給我回電話。我體會所謂「請示」,起碼要通過編委會,鬧不好還會問到中宣部直至胡啟立本人。中共辦報,編委會而非黨委是最高機構,這是延安的老規矩了。它不受同級黨委領導,直接聽命於上一級黨委,如《人民日報》編委會即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光明日報》曾驕傲地宣稱它的編委會直屬書記處,我懷疑頂多也就到中宣部。
    
    兩小時後,陶鎧打電話來:「可以,就定在明天下午2:00,十人左右,著名學者關於形勢的座談會,老方(即方恭溫,《光明日報》主管理論部和評論部的副主編)主持,你先拉個名單出來。」
    
    「名單已經有了。」我忙說,開始一一給他報。我所選的都是當時在社會上聲望最高、影響力最大、最為讀者特別是青年學生所熟悉與景仰的,包括:
     社科院馬列所所長研究員 蘇紹智
     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研究員 劉再復
     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 李澤厚
     社科院政治學所前所長、研究員 嚴家其
     社科院歷史學所副研究員 包遵信
     福建省社科院院長、研究員 李洪林
     法學家 于浩成
    
    小老包學術職稱雖然不高,但主編過的《讀書》和《走向未來叢書》,影響甚大,屆時還是中國文化書院的導師。老于還有許多頭銜,有不少頗有生氣的機構還是他開創的。但自1987年以來,已經一個一個地被奪走了,奪不去的,只剩下了他的學問。
    
    還有一些同檔次的別的學者,因為當時沒聯繫上,現在已不能確記。陶鎧說可以,讓我以編輯部的名義正式邀請。
    
    蘇紹智那天不在北京,到長沙講課去了,具體地址不詳。我於是請他的太太幫助,一旦聯繫上就作一個電話採訪。
    
    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三位立刻就答應了。嚴家其有點猶豫,讓我容他考慮一下。李澤厚不肯。除了他所說的身體不好(他身體確實不好,後來在廣場上還到處找硝酸甘油),和我所體會的他本來就不願攪進這類事情之外,他很討厭《光明日報》,他與這張報紙已多時不來往了。考慮到我們學者的陣容,我在電話裡苦勸了他有十分鐘,最後總算勉強應允了。為防他明天隨便找個小藉口不到會,我立刻給陶鎧打電話,讓他明天安排專車接李先生。他是這次邀請的客人中唯一派車接的一位。
    
    給劉再復打電話時,李陀和蘇煒恰在他家,劉還未表態,他們二人先興奮起來:「你小子真他媽太棒了!」他們說。
    
    讀者可以從中體味出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有多麼可憐。我不過替他們爭取了一個在一份報上及時發表自己見解的機會,只不過機會而已,能否發出還不一定,發出的後果更難預料,就已經欣喜若狂。但他們二人不是學者,本不在邀請之列,見他們如此看重這件事,我只好順勢邀了他們三人。
    
    放下電話,我立刻撥陶鎧,請示可不可以,陶說:「就這樣吧!」
    
    就在這前後,溫元凱給我打來電話。
    
    1983年,報社曾派我到合肥採訪當時正如一顆巨星般上升的溫元凱。和他談過之後我什麼也沒有寫。我不是對改革無動於衷,而是感到我對此人的為人和一系列做法都還沒有吃透。我寧願站在一旁再揣摩一陣,掂掂他的份量。幾年下來,我認為有些事他作得很漂亮,比如作為人大代表提出「旁聽制」提案;而有些就顯得毛躁了些,有「作秀」之嫌,如最近一次和嚴家其在《導報》上的長篇對話。總的說來,我覺得他對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擔當不大把握得住。對這種人,我不願深交。
    
    他說沒什麼事,就是告訴我他到北京了,還說想來看看我。我不希望他來,於是告訴他當晚在一個什麼公園有一個知識分子聚會,我可能會去,要見就在那裡見吧。我確實沒有耍弄人的意思,但這聚會不但我自己未去,還把時間說錯了,讓他撲了一個空[3]。我沒請他出席《光明日報》的座談會,不為別的,只因他是理工科大學的教授,而我們此刻並不存在向社會展示著名持不同政見者之意。我希望學者們的發言都有較深入的、具有專業特色的理論表述,溫元凱就算有很精彩的見解,和我擬的這個陣容也不搭界。
    
    當時我算了算,請定的人一共九位,開兩個鐘頭的會,發它半版到四分之三版,也足夠了——沒想到這時又生出一個支叉來。
    
    當時,美國人權委員會亞洲觀察的一名調查員西德尼正在北京度假,不意碰上了這場學運,也就無心遊山逛水。由於我大約半年前見過她的委員會的主席夫婦,並且與他們有過很有意思的談話,西德尼這次來京也就見到了我。
    
    5月14日上午,戈爾巴喬夫訪華團的文化先遣團已先期到達,要在國際大廈開一個記者招待會。隨這個團來華的一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莫斯科的記者恰恰是西德尼的好朋友,她於是主動提出,由她牽線,讓我們與相當於蘇聯的《紅旗》雜誌的主編見個面。
    
    那天一大早,我還在床上,NBC的一名雇員,前北京姑娘劉白方已經為此驅車來接我了。雖然下午還有那麼重的節目,但我覺得第一機會難得;第二西德尼盛情難卻,也就同意去了。劉白方告訴我還要再接上蘇曉康,這使我想到,在我們的座談會上,已經攙進了蘇煒和李陀,他們顯然不是學者,只能算是作家,但讀者對他們又太陌生了一點。蘇曉康本來就很棒,加上《河殤》的幾上幾下,已經弄得他無人不曉。所以,當我隨劉白方到了他家,在她講過來意之後,我也隨即發出了下午的邀請。蘇曉康猶豫了一下,又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陣,最後同意了。
    
    我之所以在這裡不厭其煩地細述溫元凱和蘇曉康出席座談會的經過,是因為國務委員陳希同在他那一錘定音式的報告中,把我們十二個人一下子點了九個,說我們「給學生撐腰打氣,給動亂火上澆油」。但無論是我們的《緊急呼籲》,還是我們出發到廣場,其目的都是勸學生回校。這件事不但一個證人都沒有死,證據也白紙黑字擺在手邊。
    
    他們是太恨我們了,那些為陳先生提供名單、起草文章的人。我可以想像,當他們發現這末多「討厭鬼」(我以為在他們心目中,最討厭的要算蘇曉康、溫元凱、于浩成、李洪林和我了。嚴家其恐怕還在其次)都湊到了一起,而且還去了天安門,那高興真是別提了。他們,包括那些協助他們工作的人,甚至包括廣大善良的讀者,准以為我們如何精心策劃名單、如何精心安排每一個步驟,殊不知這一切完全是一批讀書人出於他們正常的活動和正常的判斷,或許再加上點正常的愛國心和責任感的巧合。
    
    在國際大廈門口,我們又遇到趕來參加招待會的麥天樞。他是《中國青年報》記者,還是最近《中國潮》報告文學頭獎得主。為了同樣的理由,我把他也邀上了。麥天樞毫不猶豫地同意了——因為有我和蘇曉康。
    
    按照我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思路的理解,我本以為在招待會上會見到一批全新的蘇聯文化人,沒想到他們的面孔與我們中國出訪的文化官員竟所差無幾。舉一例,我曾站起來提問。我的問題是:「在改革的今天,蘇聯當局還會不會僅僅因為思想與作品就對自己的知識分子加以懲戒,比如說,把他們送到西伯利亞?」台上的蘇聯人交頭接耳一番,推舉一位劇作家作答,她的答案是:「西伯利亞現在不那麼冷,也不那麼荒涼了,到那裡去我看沒什麼不好。」這可真是鮮紅的幽默。當我問到「民族問題會不會成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最大難題」時,他們又商量了一陣,結果是乾脆拒絕回答。我不由得長出一口氣:一個「主義」居然能將兩個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揉捏得如此相類,也算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吧。
    
    沒有人願意在這兒浪費時間,我們都魚一般地溜了出去。和那位主編的談話也不甚理想。我們三人都是記者,又是在這麼特殊的情況下的單獨會面,向蘇聯人的提問坦白、懇切又犀利。但那人防守得滴水不漏,顯然沒有交換意見的誠意——這也難怪,他不可能讀過我們三人中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部作品,有著三十年代大清洗記憶的蘇聯人,憑什麼相信我們?時間已過正午,我們決定找點東西吃,快快趕到《光明日報》會場。
    
    我是組織者,不敢在外邊耽擱太久,把蘇曉康他們送到《光明日報》對面的前門飯店,就匆匆來到會議室。客人們還未到,但報社方面,副主編、理論部和評論部主任,以及負責錄音並記錄的記者,基本上已到齊。除了「名正言順」的與會者,門口還擁著很多人,有生面孔也有熟面孔,都來求我讓他們進去。我處理這類事頂不在行,乾脆躲進去不管了。就在這時,我看見了王超華。
    
    「你怎麼來了?你怎麼知道這個會?」我克制著自己的不快,一連聲問她。我不是不喜歡王超華,也不是不信任她,我只是不欣賞那種什麼事都一哄而上,什麼成色的人都一搭拉瓜子攪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記得她說了些什麼,也許她根本就沒有回答我;我只記得自己當時的驚愕和她那一臉焦慮之色。
    
    接著,溫元凱也來了,身後還跟著四個陌生人。
    
    「你看,你沒請我,我自己來了。你不反對吧?」他說。
    
    「哪裡,當然,歡迎歡迎。」我說著,轉到陶鎧身邊,低聲問怎麼辦。溫元凱過去不止一次到《光明日報》作客,總編輯一直很客氣地接待他;我那年雖然沒有寫他,但我們的駐省記者寫了,算是報社聯絡的老對象。「來就來吧!」陶鎧說。
    
    溫元凱指了指那幾個人:「這是著名企業家牟什麼,和什麼什麼,他們有很好的見解,也想談談。」我對這位著名人士沒有一點印象,我們可以拒絕,而且本該拒絕,但我和陶鎧還有副主編方恭溫都太軟弱,不忍當面駁人之請——哪怕很沒道理的請求——這又是一個偶然:如果我們當時拒絕了根本不曾邀請的王超華和溫元凱,這個座談會開到5點就散了,以後的事情也都不會有了。
    
    我到今天也沒有弄清王超華是怎麼得到這次會議的消息而趕來的,因為這不是一個籌備了很長時間的會——禮拜六晚上決定的,禮拜天中午就開。至於溫元凱,我直到在獄中被提審的時候,還不解地和專案人員探討,那次座談會怎麼一下子就離開了它的主旨被引到廣場上去了。後來,直到溫元凱帶來的他的那位至交,即所謂著名企業家牟某某,為了撇清自己而在《人民日報》上大罵與會學者作家時,我才知道,原來是他!是他怕亂子鬧大了,使他這樣一個從普通工人爬到著名(?)大老闆位子的人賺不到錢了,而找到溫元凱,讓他到廣場去勸學生;溫元凱覺得自己勢孤力單,打電話給方勵之,方表示不介入學生的事;溫又找嚴家其,嚴讓他到我們的會上去商量。但無論是溫還是嚴,還是那個從工人爬上去的「著名」傢伙,都不曾在會上開宗明義地講出自己的意圖,他們利用學者們的同情心、正義感和書生氣,極有心計地把大家引到這一步,然後再跳出來為保自己而大罵。這實在是我自去年以來見到的最醜的一副面孔。與會的一批有成果、有價值,應屬中國學界與文壇的驕傲的人,現在頂著煽動的罪名,被審查、被批判、被監禁、被放逐……而如果非要用「煽動」這一個字眼兒的話,學者們是被他煽到廣場去的。
    
    2:00剛過,邀請的人已陸續到齊,嚴家其到得最晚,大約遲到了半個小時。
    
    那天是同學們絕食的第二天,在北京,人們見面的第一句話都是「廣場情況怎麼樣?」。既然王超華在這裡,不必說學者們和記者們,連方恭溫陶鎧也想聽聽情況。
    
    「我是來向諸位老師求救的……」她說,眼睛裡已滿是淚水。
    
    王超華具體說了些什麼,我已不能確記。總的意思是同學們的情緒非常激動,環境很艱苦,而政府方面毫無反應。她最擔心如果這一局面持續下去,會有更激烈的舉動生出來。
    
    「我們的要求並不高,」她說,「我們只希望領導人能聽聽我們的意見……為了這一點,同學們除了自己的生命還有什麼呢?」[4]
    
    當她說到這裡時,坐在我旁邊的蘇曉康哭了。
    
    王超華沒有危言聳聽的意思,她甚至是個不大善於辭令的人;但她估計得不錯,這局面不過持續到第二天晚上,就有十二名學藝術的男學生,什麼話都沒說,就那麼並排往台階上一躺,開始絕水。當他們絕到第四天(5月19日)的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三年級的那個極具藝術氣質的優秀生,心臟已經停跳(後經搶救脫險)。
    
    5月14日那天,我們雖然預想不到這種種具體細節,但大致趨勢,在座的人都估計到了。這倒不僅僅因為王超華的敍述,而是目睹了肅反、鎮反、三反、反右、經濟困難、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磨難的人都知道那句話:中國人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
    
    溫元凱這時站了起來:「我們應該到廣場去勸同學們回校……」
    
    這動議沒人反對,問題是怎麼才能說動他們。
    
    大家七嘴八舌議論起來。溫元凱恨不得立刻就出發;蘇煒認為可以勸,但切不可責備學生,他堅持說他們的熱誠與犧牲精神是中國今天最寶貴的東西,一百個官員捆在一起也抵不上。
    
    李陀說他這些天都在廣場轉,別說就只我們這麼幾個人,就是再多十倍也一下子淹到人海裡,什麼事都不頂。「廣場文化!」他說,「你們根本不知道。」
    
    溫元凱這時又站了起來,說那著名企業家有很好的意見要發表。學者們很客氣,就靜下來聽他說。那人雖然沒有從盤古開天地說起,但他講的在我聽來實在不著邊際。主持會的方恭溫那麼克制、那麼耐心,真如他的名字般地溫良而恭謙,我忍不住站了起來——我也是座談會的組織人之一:
    
    「今天是《光明日報》編輯部邀請諸位學者來談對時局的見解的,時間很緊,如果不是正式被邀對象,有什麼話以後再說吧! 至於廣場救急,等把主要日程進行完了再議好不好?」這意見大家也同意,那廝也就坐下了。學者們順序發言。他們談得非常好,每個人都情懇詞切,每個發言都有新意,擅長於濃醇抒情散文的文學理論家劉再復甚至帶來一篇十分感人的書面稿。
    
    最後輪到李澤厚,他只說了一句:「大家說的我都同意,我沒什麼要說的了。」
    
    我那天沒和編輯部的人坐在一起,而坐在我的朋友蘇曉康和麥天樞中間。我剛剛還開玩笑地問他們:「我算哪邊的呢,報社一邊,還是你們一邊?」他們說當然算我們的。我那天也沒有發言。我覺得他們講得太好了,我不可能講得更好。
    
    這批發言後來《光明日報》沒有用,我一直在追那幾盤錄音帶,也未追到手,否則,就可以鄭重地附在本文之後了。我一直認為《光明日報》把這批發言用出去沒有問題,直到陶鎧這當兒講了一句話,使我隱隱悟到我策動的這件事有多麼艱難,也就是說,在學者們和編輯部的期望之間,存在著我不曾料到的差距。他說的是:
    
    「沒想到連一句批評學生的話都沒有。」
    
    我記得當時微微一怔,我們怎麼能批評他們?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又能批評他們什麼?當然,86年學生一鬧,我的已經付排的三本書立刻出不成了;89年他們上街,我的書全部被禁,人也進了監獄。但如果你與那十二名絕水的男孩談過,如果你看過那個電視鏡頭:佈滿了人的大街,中間走著雖然持槍、卻用胳膊護著頭臉的士兵,外邊是喊著叫著要用石塊汽水瓶打他們的市民;而插在他們中間,拉成一條人線,單薄的身體穿著揉皺了的襯衣,聲嘶力竭地喊著,以保護前去圍剿他們的士兵的學生們,我們還有什麼可說?世界上可曾出現過比這更感人、比這更說明一切的場面?誰能說得清今日的中國人呢——中國的學生、士兵和百姓?[5]
    
    順序發言之後,編輯部召集的座談會本可以結束,誰要去廣場就可以去了,不知誰提出,若想要勸說奏效,必須先說動絕食最堅決的那批領袖,再由他們去勸說大家。而和他們談,絕不是站在廣場上、插進人群中能說得清楚的,必須首先找一個能從容地說話、能平心靜氣地交換意見的地方。大家議來議去,認為在人民大會堂開一間屋子比較合適,那裡最具政府權威的背景,離絕食地點又最近。
    
    這時,溫元凱又提議,光憑嘴講不行,我們必須帶一個文字東西去,以此為依據勸說。這意見大家也同意了。
    
    看到在場的「老師們」主意已定,王超華哭了。這是一種寬慰的哭,她哭得很酣暢,甚至哭出了聲。出於她的家庭背景,和她本人對學問的摯愛,王超華太看重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們了,她以為智慧無所不能。學者們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超過一切軍人、政客、富賈,她的悲劇——同時也是我們的悲劇——正在這裡。文人們算什麼呢?在不知世界上還有「看不見的手」,還有「文化倫理運動」的強權的心目中,學者們不就多識幾個字麼,他們寫不寫書和寫了什麼書,與自己屁股底下的交椅有什麼關係?再大的學者,腦袋不一樣生在細細的脖子上嗎?砍起來不會比砍別人的更麻煩。這種早已在羅馬教廷、在希特勒、在慈禧、在張作霖,包括本人還算有學問的強權人物曹操、毛澤東身上表現過的特質,王超華與我們當時都未估計足。
    
    我想,如果需要寫一份能打動學生的東西,蘇曉康的文字最合適了。我於是將一迭《光明日報》的便箋推給他,他什麼也沒說,凝神思索起來。
    
    沒過幾分鐘,溫元凱就站了起來,拿起一張紙開始念。當時我們只覺得它幹乾癟癟,既無感情,道理也講不清。後來在獄中看報,才從那「企業家」的自白中得知,這是他們早已起草好帶到會上的一份東西。在這裡,溫元凱一下子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兩個弱點,一是不坦白: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在這些人面前都不肯將自己的想法合盤托出,一門心思「略施小計」;第二是不自量力。他也不看看在座的都是些什麼人,他那「三句半」也真敢拿出來念。
    
    至於那個自稱企業家的東西,則是從功利出發來對待一切事物的典型。這種人可能在某個具體的歷史時刻、在面對某個具體問題時,與理想主義者有著相同的判斷與見解;但在骨子裡,他們與為理想而非巴望「現得」的人實在判若雲泥。1929年被害於龍華的富家子出身的著名烈士彭湃渴望的是平等和自由,他會同意、甚至親自領導打土豪分田地,但他不會懷著忌恨與涎水緊盯浮財不舍,也不會「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不幸的是,中共的革命,因為有著共同的反抗對象,比方說,「三座大山」,從一開始,這二者就在教條式的「主義」的包容下攪在一起,從來沒有說清楚過。而到了最後,當功利主義者的目的達到以後,套句他們常說的話:老子打下了江山……,理想主義者如若還沒有放聰明一點,或者還沒有被磨圓摩光滾到一旁,依舊書生氣十足地循著他的信念與追求,一味地惹人厭,妨礙人家舒舒坦坦地享用江山,結果只有一個:遭排斥、打擊乃至滅頂。
    
    革命功利主義者與「經濟人」是不同的。後者在他的經濟活動中可能會表現得貪婪、殘忍、唯利是圖,但在以契約保障平等競爭從而推動全社會進步的大格局上,他屬於活躍的積極因素。革命功利主義者的社會功能只是破壞,他們擎著理想主義的旗幟,使用暴力推翻原有的社會財富佔有者而自代之。他們不具「經濟人」種種創造與開創的特質,當他們佔據社會生產關鍵位置——比如外貿局長或者銀行行長——時,對此甚至不甚了然,映在腦子裡的第一個印象往往是「能套成哪級?進貢的人不會少吧?得好能配部皇冠車?」這批革命家,出於無能與無知,再加上對集中調用資源的體制的無由的自豪,對社會生產力往往起到阻滯乃至破壞作用,這已由中共四十年的治國經歷一次次證明了。
    
    扯遠了。再回過頭來說座談會。
    
    溫元凱念了幾句,大家只覺得味如嚼蠟。又是我站起來:「曉康也起草了一份。」蘇曉康開始念,只念了一句:「同學們,幾天來,為了我們的國家,你們辛苦了……」大家就說:「這份好,這份好。」
    
    我知道下邊該一句句切磋了,而在座的都是文章高手,有沒有我在場根本無所謂,於是起身到總編室找紅機子,聯繫與絕食學生領袖交談的地點。
    
    我把電話直接打到統戰部值班室。我那時並不知道,那天下午,示威學生的壓力既不在廣場,也不在新華門,而是移到了統戰部院內。提審時,專案人員對此相當不解。他們認為,從邏輯上推斷,學生運動嘛,首當其衝的總該是教委,為什麼那裡平平靜靜,大批人倒往統戰部擁?這確實是個問題,是個按常規政壇運作無法解釋的問題。這回卻是出於偶然,我相信將來歷史會證明這是一個很悲壯的偶然:雖然統戰部新成立了一個知識分子局,這個局在那一段也確實忙得不可開交,但這只是形式上的原因,起根本作用的是閻明復先生的個人素質。如果他是一個冷漠無情、老謀深算、對權位的追求超過了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的人,所有這些亂子他都推得掉;但他攬下了,出於對他的黨和國家的責任。當然這裡也有一個雙向選擇的問題:何東昌的面孔學生們已經領教夠了;李鐵映剛剛接任,就差一點讓北京大學的學生給噓下講台。我不認為走上街頭的學生有意識把自己放在被中共統戰的地位,但他們覺得能夠理解他們,並且能夠如實向中央轉達他們的意見與願望的共產黨高級幹部,也就是閻明復了。
    
    值班室把電話轉到陶斯亮手中,我向她講了這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告訴她學者們打算出面對最激烈的學生代表作點工作試試,請她向上報告,並聯繫談話地點。放下電話我即回到會議室。
    
    這時,那《緊急呼籲》基本上已經擬出來了,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嚴家其等人正在你拿去改改,他拿去改改。我問王超華:「你覺得有可能麼?絕食同學會聽我們的意見?」她的回答非常肯定,並且說她立刻就去找他們。我於是請那企業家幫忙,用他的車把王超華送到廣場,他爽快地答應了。
    
    正在這時,陶斯亮回電話了,她說人民大會堂有困難,談話地點定在國務院信訪局。號稱從不問政治的李陀立刻敏感到這一安排有名堂,他說這是一種降格,表明政府根本不看重我們的這次效命。記得當時有誰勸了勸他,意思是不管政府如何,我們已盡我們之所能,我們自己的良心就平安了。
    
    李陀本來對勸說學生這事就很勉強,這時候根本不想去了。在場沒有人附合他,也沒有人反對他。
    
    應該說,在當時,除了溫元凱,我們所有的人都不曾對自己過高估計。我們都知道,在中國,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才學和品德,而是政治身份。別說登堂入室,就連乘車住店都要問你是什麼級別。知識分子在中國,承蒙共產黨關照,已經降到有史以來最可憐的地步,連清末舉子都不如。那時,秀才們鄉試,還能大大神氣幾天,嚇得酒肆關門、妓女搬家。從五十年代至今,除了一批批只知道幹活的匠人,再挑幾個好乖的裝點門面,共產黨什麼時候容得下指點江山之士?但我們已經走到這一步,很難折回了。
    
    就在這時,《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趕來,對正在進行著的這件事,抱著一種絕對中立的態度。我念念不忘這次聚首的原旨,當著所有的人的面將他:「老姚,座談紀要你可要發呀,這可是啟立發了話不反對的。要是咱們這次失了信用,以後可就再也要不到他們的稿子了。」老姚哈哈笑著,絕對不接我的話碴兒,只一再問:「用過飯沒有?讓伙房安排一下!」,「車子問題解決了沒有?」
    
    姚錫華是高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旗的琢縣會議的發起人之一,表面上雖然對我又熱情又和氣,實際上我最好的文章都是被他或槍斃、或砍得支離破碎。我不能算作是他的幹員,但只要有可能,他也儘量不壓抑我的積極性。他只求我不要惹禍。我是在獄中從報紙上得知《光明日報》總編輯易人的,冠冕終於落到堅定的革命「左」派、已退休的前文藝部主任、每講半個鐘頭話不出七、八個別字就不夠意思、也號稱詩人但詩作絕大部分都要發在自己主管的版面上的張常海頭上。幹得真徹底呀,連姚錫華都容不下了。我想那理由必定是堂皇的:當報社年輕的編輯記者們遊行時,姚老總取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正在這時,陶斯亮又打電話來:「閻部長要跟你們講話。」接著,他的聲音傳來。我捂著受話器喊了一聲「閻明復」,屋子裡安靜了下來。我大致講了一下經過,並將學者的名子一一報出。由於我在整個過程中一直以組織人的身份出現,覺得此刻閻明復應與真正的學者代表親自談才對頭。
    
    我說了聲「請等一下」,就將話筒……我瞥了一眼學者們,我很想將話筒交給李澤厚或劉再復,因為他倆在國內國外影響最大;我也想遞給李洪林,因為他是我們這批人中唯一一名老資格黨內理論家。但他們都離電話機很遠,唯有遲到的嚴家其正站在電話近旁。我將話筒遞給了他——這又是一個偶然。不知這個偶然是否會給閻明復的「錯誤」再加上點份量。
    
    當時會場氣氛非常莊重。這批手無縛雞之力者,居然懷了一種「受命於危難」感,其實他們與廣場黑壓壓的人群僅有的一點點的聯繫「作者—讀者」,是最不牢靠的;而那「命」究竟來自何處,也十分朦朧。
    
    我的印象,在電話上,嚴家其講的比閻明復多。這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學學者,歷來就是一個長於闡發而不大會傾聽的人,在這一時刻,這個特點依舊十分突出。我後來回想,其實在那時,我們十二人的意見已經很不相同,我們的聯袂出場,僅是在「希望別鬧大亂子,別死人」這種共識下的有限協同。嚴家其、包遵信、李陀、蘇煒比較激進,認為這次民主運動太可貴了,對中國政局將發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我和李洪林、蘇曉康要保守得多,我們希望維持1989年4月27日以前的改革局面,認為「4.27」帶給社會的東西足夠消化好幾年,而按眼下這種趨勢鬧下去,只會把改革成果葬送殆盡;劉再復沒怎麼講話,他是一個內在感受很豐富卻怯於當眾滔滔表述的人;李澤厚可能內心非常矛盾。他實在是聰明過人,即使在那樣亂紛紛的時刻,他都能悄然苦惱著,被後果、安全、前程等等非常實在的問題。
    
    出發了。報社給我們派了一部小巴士,學者們一一落坐後,我對一直送到車門邊的方恭溫、陶鎧說:「不祝我們什麼麼?連一句壯哉此行也不說?」老方溫和地笑著,說了一句:「祝大家成功!」
    
    我們那天是平日最為繁忙的國務院信訪局唯一的一批來訪者,局裡的值班人員已得到通知,很鄭重地接待,千方百計滿足我們的要求,無論是打電話、複印、還是派車。一開始,我們被安排在一間大約有二十多個座位的中會議室,打算在那裡等候學生,茶水等等也已經送來了。學者們坐下後,忽然覺得很不安,因為我們十二人,加上隨隊的《光明日報》記者,已剩不下幾張空椅,學生來了怎麼辦,誰站著?難道是絕食的同學們?我於是又出面聯繫,信訪局方立刻打開他們那座建築物端頭一間權充庫房的大屋子,學者記者一齊動手,擺桌子、鋪台布,佈置起一處使談話的雙方都覺得平等親切的環境。
    
    陸續有人趕到這裡,包括外國記者。我於是一趟趟被叫到門口,辨認他們,決定誰可以放進來誰不可以。
    
    在這當兒,那被多人改了一溜夠的《緊急呼籲》終於完稿,因為沒有打字機——或者如李陀所估計,因它是「宣傳器材」而無人敢出借——《光明日報》一名編輯已將它工整謄抄了一遍。就在我跑進跑出地忙的時候,不知他們怎麼商量的,待我看到這張紙,十一個名字已經簽好,最打頭的那個位置正為我空著。
    
    我平時最恨論資排輩,尤其在文化人、自由職業者中間。但一項「嚴正聲明」或「呼籲」的帶頭人非同小可。我不認為這樣安排很合適。
    
    「是你把我們找來的,你應該簽第一個。」他們說。
    
    我記得當時什麼都沒說,拿起筆就在那空位上簽了。事後議論起這事,有人說這是搶名譽,有人說是有擔當,其實都不確。我當時想到的是,如果我不簽,或者推三阻四地往後邊蹭,是會在猜忌本來就很重的中國文人中引起挺嚴重的誤會的——「她為什麼不簽?准是有了什麼內部精神?」我這輩子被人誤解的事多了,再加上這條也沒什麼了不起,但在這種關頭應盡量避免。
    
    這份《呼籲》後來在信訪局複印了二十五份。
    
    等了大約一個小時,當晚霞已經佈滿天際的時候,統戰部的麵包車送來了十幾名頭上紮著白帶子的青年。他們不僅神情異常激動,還非常焦躁。我因為來來去去地忙著處理雜事,沒有聽到學者們如何勸說,待我回到大會議室的時候,發現這些青年其實一點都不固執,基本上已經「完全同意」老師們的見解。「老師們說得都對,我們都同意,請老師們直接和同學們談好不好? 直接和大家見面。」
    
    在大會議室裡,反反覆覆聽他們說的,似乎就這麼一句話。這已完全不同於我們最初的設想。這些領袖是太年輕了,他們「常委」、「總指揮」的地位,可能就是在幾分鐘的大喊大叫下形成的。要求他們具有組織及策略意識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既然這麼容易地就放棄原主張,再一次放棄不也很容易麼?而他們的反覆,不就意味著我們的徒勞麼?但那時我們被這些同學的熱誠和切望所打動,已不知什麼叫拒絕;也已忘記,有人因為一輩子寫不出像樣文章,正等在暗處朝我們捅刀子。
    
    十二名作家學者,包括已年屆花甲的李洪林、于浩成,全擠進原已被學生塞得滿滿的小麵包車,一路搖著白頭帶,舉著象徵勝利的兩根手指(v),開向統戰部。
    
    在根本不能從容就座,換句話說,簡直就是人疊人的小巴士內,那些正以自己的青春、激情,將中國事態推上全世界報紙頭條的學生們,竟沒有一點歷史沉重感。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唱著一齣重頭大戲:一齣在數十億人口中重新估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莊嚴的正劇。他們孩子般地將一個個破舊的小本子,甚至一張張揉皺的小紙片遞來遞去,請「老師們」簽名留念。在獄中每憶及此,我總抑制不住熱淚盈眶,歷史怎麼能將這樣的重負加在如此稚嫩的肩頭?
    
    統戰部院內滿是人,大部份是學生,也有記者和別的人。應該說,與我們同車回來的學生領袖,還是有一定的張羅能力的,他們很快將散落在四周的人召集在一起,然後把「老師們」一個個從車上叫下來,到圈內去講話。今天想起這一幕,真像做夢一樣。我很希望有哪位清醒的旁觀者能將當時的景況如實描繪出來。我只記得,我被接下車,塞進圈內。我不知在我前邊下車的學者們說了些什麼,也不知道我後邊的人會說些什麼,我甚至不知道在信訪局的大會議室裡,雙方是怎麼談的。我只記得我站在圈中反覆強調的是:為結束今天的局面,雙方都要讓步,政府先讓,同學們也要讓;至於條件,如果同學們相信我們,我們願向政府方面作一試探。
    
    可能李澤厚、李洪林等人的到場使學生們受到鼓舞,他們決定撤離統戰部,請老師們到廣場去與廣大絕食同學直接見面,我則被推舉走進辦公樓,將《緊集呼籲》交給工作人員之後,作為學生方的代表與閻明復部長會面。
    
    那是5月14日下午7:00的樣子,他正坐在統戰部大餐廳裡一張杯盤狼籍的餐桌旁。餐廳裡四、五張餐桌都是這樣,看來在這裡用餐的人很多,服務人員已經來不及收拾。席上沒什麼山珍海味,只是一份份快餐。
    
    閻明復神情焦慮。他甚至來不及跟我寒喧幾句,劈頭便問:「廣場上的同學撤出,起碼暫時撤出,什麼條件!」
    
    我將我們的《緊急呼籲》遞給他。「領導人親自出面宣佈,承認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組織合法等等。」我說。
    
    「這是不可能的!」閻明復說。
    
    「可他們總得露個面,這麼僵著算什麼?」
    
    「如果不附加種種允諾,我盡力勸他們出來。」
    
    「誰出來?」
    
    「趙、李,還要誰?」
    
    「出來以後呢?」
    
    「不能再附加條件,這已經是今天能做到的極限了。」
    
    還有什麼可討價還價的麼?我不知道。我從來沒談判過。
    
    「我們去試試,我們願意去試試。」我說。
    
    「好。」閻明復說,言語之間沒有熱情,也沒有信心。
    
    我走出餐廳,在走廊裡遇見一名我大學時候的同學,他是會議室裡正在談判著的雙方政府方面的一員。
    
    「怎麼樣?」我問。
    
    「毫無結果。」他說。
    
    「你們怎麼就不能讓讓步?」我問他。
    
    「讓是可以讓,可是讓起來,你說,有頭嗎?」
    
    我一時語塞。我不知毛澤東的「群眾運動天然合理」此時還有多大神力。
    
    「你不會退足?不是一點一點退,一步退足。」我強撐著說。他沒和我爭,只苦笑了一下。不錯,談判的一方一步退到底,與其說是一種方略,不如說是一種氣度。一般總能獲得輿論同情,從而改變雙方力量對比。比如那天,如果政府退夠了,街上的市民可能就會少一些。但這不過是一則原理,一種通例;在那時候的中國,在民眾情緒如此高揚又有那麼多居心叵測的人攪進來的情況下,似乎很難以常理作判斷。
    
    也在這同一條走廊,我又遇見一名青年。想來是談判雙方學生方面的一員。他的焦急已全部擺在臉上。
    
    「戴老師……」他主動走上前。
    
    「絕食團代表?」我問。
    
    「要是就好了。」他說,「我們在這兒談,剛有一點進展,就被他們推翻,以前說的全都不算。我們是被正式推舉出來的,可什麼也代表不了。」
    
    我當時說出來的竟是這樣一句話:「你們努力爭取。外面絕食的同學由我們負責勸說。」
    
    「那就太好了!」他說。
    
    在牢裡我一次次回想這一場面,羞愧得無以自容。我有什麼把握、又有什麼資格作這種大言不慚的許諾呢?
    
    記得到了1989年底,警察讓我寫一份對「八九春夏之交」的「認識」。
    
    「我無罪可認。」我說。
    
    「不是讓你認罪,是認識錯誤。誰沒錯?我們都得寫。」
    
    我寫了,就認這個錯,認得心悅誠服。我說我五月間最大的錯誤就是介入斡旋。總的說來,斡旋本身並沒有錯,問題是有沒有人可以充當衝突雙方的斡旋人。這,從原理上講也有,比方說有實力者——特別是軍事和財經實力;有背景者——國際的或者家族的;有聲望者——德高望重的前政治家或者社會活動家、科學家、文化名人等等。中國有沒有過這樣的人呢?也有過,不幸半個世紀來,不是因學舌成了寵兒,就是被下了獄、殺了頭。有幸居中活下來的,不是心灰意冷,便已噤若寒蟬,只有我這種不知深淺、不諳內情、不知自個兒斤兩的,才會在這種時候自以為幹得了這等事。改革開放不過十年,許你小聲哼哼幾句不過幾回,還不必說你尚不具哼哼的本事,哼得稍稍走點板還一巴掌打過來,不禁打的已是敗象畢露,政府憑什麼信託你?民眾憑什麼信託你?無人信託,你斡旋什麼?
    
    後來的事實證明就是這樣,只可惜當時沒這樣想。
    
    我「身負重托」,走出統戰部辦公樓。半個小時前還擁滿學生的大院,已恢復平靜。在一名統戰部幹部的陪伴下,由統戰部出車送我從正陽門來到廣場。
    
    天已完全黑了,廣場上滿是人,圍成一個個秩序井然的圈子,有人在圈子中心發表講話。我們弄不清誰是誰,就朝最先遇到的一個圈子走進去。有誰問了一句「找誰?」我反問「教授們在這裡麼?」這話被一波波往前傳,不知怎麼傳成「教授來了」,只聽圈子中心的人大喊,「教授來了太好了。教授,快請進來演講!」不由我們分辨,已被擁到圈子中心。這時我才看清,主持人非常年輕,但靜靜地坐在四周的,有不少上了年歲的人。
    
    「你們不是學生麼?」我問。我那時以為,這種時候靜候在廣場的,只有學生。
    
    「不是,我們是工人。」七、八人爭著回答。我嚇了一跳。工人和學生完全不一樣,他們走上街頭,固然也有道義的推動,但主要是利益。而中國的工人,尤其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又眼見今天「一套爛章程」的工人,其實非常特別。那時,他們被稱作「領導一切」的階級,也真的一批批被偉大領袖派出去管政府、管學校、管研究機構;而今,在他們看來,老實幹活的人窮得丁當響,流氓痞子倒一個個闊得流油。除了根本不知道他們自己是什麼、要什麼和怎麼得到之外,又心眼兒實得讓你一點脾氣沒有。就算我是個研究工人運動的專家,滿肚子學問正沒地方倒,也不能在那個時刻、那種地方發表宏論。我們連聲道著對不起,立刻撤了出來。我要儘快找到他們十一人,儘快勸學生撤出,工人們已經來到廣場,情況已經很危急了。
    
    我們往南擠,很快就碰見了學生,很快就來了一名小頭頭,領著我們從很快讓出的一條通道往當時的指揮中心——廣播站走去。
    
    所謂廣播站,不過幾台便攜式錄音機,但從聲音可以送出幾十米遠判斷,或許有台把擴大機和高音喇叭,我沒有看到。學生們全部席地而坐,秩序可以說好到不能再好。估計有不少電視攝影記者包括搜集情報的幹員擠在當中,因為只要有人講話,不下十支聚光燈就會從各個方向打過來。
    
    他們十一人也已全部坐在「廣播站」中心(也是席地),我還沒來得及把和閻明復見面的情形細細說明,並在十一人(其實是十人,嚴家其此時已不知在何處)中充分討論,主持「廣播站」的學生領袖們已急不可待:「請老師們快點開始吧,大家等得太久了。」
    
    於是開始第一項,由領袖們將我們一一介紹。每報出一個名子就是一片掌聲,包括大家肯定相當生疏蘇煒、李陀,也許再加上我本人。贏得掌聲一般總令人欣慰,不幸我從小就讀莎翁的《裘力斯.凱撒》,記得還挺熟;又對「革命是民眾的節日」這句名言篤信不疑,所以那時只覺不安。
    
    介紹完畢,讀《緊急呼籲》。因為我是十二人中唯一女聲,於是由我讀。讀畢,由我宣佈撤出條件:總理和總書記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從廣場撤出,哪怕暫時撤到中山公園,為明天的國事活動讓出地方。
    
    這回沒有掌聲了,但也沒有噓聲。人群沉默著,像在等待什麼。溫元凱、蘇曉康、包遵信……好像除了生病的李澤厚和嗓子啞了的李洪林,一個個起來發言,苦口婆心地勸。人群漸漸有了反應,似乎是,「光來看看不行,必須說點什麼。」說什麼呢,各種方案都有,都不現實。「老師們」於是又一個個站起來勸。其中以蘇曉康的臨場演說最為精彩,有理有據,聲情並茂,真不愧寫電視劇的。
    
    我也站起來兩次。「勸說」本是我最不擅長的一種活兒,平日與人相處,三言兩語,談得攏就談,談不攏各自走路,從沒嘗過苦口婆心的甜頭,無論對己還是對人。這次非同小可啦,再不行也得上陣了。
    
    當時說了些什麼,已不能一一確記,唯一記得的,是對那些純潔的年輕人說,「你們已經幹得很棒,下面要由我們一點點來作了。你們這幾天所開創的局面留給我們的,幾年也幹不完。」現在回想,在這句話裡,我既沒說清什麼是「你們」,什麼是「我們」,也沒說清什麼是「棒」,什麼是「一點點來作」。於是,不如我想像的那麼「純潔」與「年輕」的人的反應是:啊,我們受苦受累,你們摘桃子(這是我接到的一張條子)!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關於向政府所提條件。我建議如果學者們的發言能在《人民日報》上轉發,就同意撤。對這條的反映是:我們費這麼大勁造成壓力,讓她發文章!(其實這一組發言中根本沒有我)。
    
    在這樣的基礎上還作什麼斡旋?
    
    果然,沒過多久,一個瘦瘦的、戴副眼鏡、學生模樣的人從人叢中擠過來,對誰都沒有打招呼,直接從我手裡一把奪過話筒,以無比的激情喊道:「同學們,同學們,現在,跟我念三遍絕食宣言!……鮮血……生命……民主……」
    
    下邊齊聲喊起來,聲勢起碼比剛才大十倍。王超華呢?一直沒有見到她;別的將我們請來的領袖們此時也一言不發。面對這種場面,我們還能作什麼呢?[6]
    
    「咱們撤吧。」學者之中不知誰建議。沒人再有別的意見,我們順序從人群閃開的一條通道中撤出。一路上,不少同學朝我喊,有的還激動地伸過手來揪住我的衣領:「戴老師,我們不能撤啊,我們豁出命跟他們拼了!」我任他們拉來拽去,不做任何反映。我不認為有如中華民族遙遠回聲般的理性能敵得住毛澤東幾十年培植起的以愚昧無知為基礎的「革命激情」;我也不認為,在這種局面下,散蕩如我者,還足夠堅強到堪與營謀有日的潛在政客對峙。
    
    回到統戰部,神形俱疲的文人們被讓到一間小會議室。閻明復部長很快就來了。沒等我們細述經過,他先開口,眼睛誰也不看,聲音是從未有過的沉重。直到今天我還清楚記得那緩重低沉的語調:「我們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謝謝大家。大家辛苦了。時候不早了,請回去休息吧。」
    
    這時已是15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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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89年秋天,革命「左」派張常海超齡接任總編輯以來,《光明日報》已成為全國發行量下跌最厲害的報紙之一,兩年來,已降至三十萬份上下。
    [2]由於化名撰文和其他優秀表現,陶鎧由評論部主任升任總編室主任,另一名作者劉志達由總編室主任助理升任總編室副主任;幾乎同時,被認為表現不好的文藝部主任秦晉、理論部主任張義德、政經部主任李樹喜均被罷免。
    [3]這就是山西作家鄭義到北京來召集的知識份子日壇公園聚會。正是在這次會上決定了所謂《知識界5.16宣言》。1992年5月,鄭義終於在躲藏了三年之後逃到境外,被劉賓雁譽為每當學生氣餒就及時給他們鼓勁、以防革命半途而廢的「光輝榜樣」;我本人直到1992年,在蘇煒的一篇長文中才得知,他們對我的沒有到場,作了那麼多天真無邪的揣摩。
    [4]王超華要求不高,但那些對改革無從認識、無法承受,從而一肚子不滿的人呢?那些不想正經念書做事,只求一舉成名的人呢?那些受足了共產黨教育,堅信通過學生運動、群眾運動乃至革命可以推翻一個「壞政權」,建立一個「好的民主政體」的人呢?
    [5]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尚不知柴玲、吾爾開希之輩在絕食期間、以後的日子裡、包括到了香港、法國、美國……之後的表現。但我今天依然認為,少數無恥「領袖」,不能代表走上天安門廣場的千萬人。
    [6]在獄中,警察反覆盤問這人是誰,還曾拿出幾張照片讓我指認,但我確實不認得他。直到這次到美國,讀民運人士的文章,方知那人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封從德。他那一刻之所以這麼幹,是因為接到了一張紙條,上書:「帶領大家念三遍絕食宣言」。寫這條子的人是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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