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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朱学勤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1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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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却碰上取消升学考试,枯坐在家,静待分配。当时也有一个消息曾激起小伙伴们的兴奋:郊县有一些质量上乘的学校,需动员一部分市区学生去住宿就读。分配到我们那里的是上海县的莘庄中学和川沙县的高桥中学。 (博讯 boxun.com)

    
     男生看中这一去向,是因为可以住宿,能远离父母束缚,有一种远走高飞的感觉。几个心野的同学特别向往高桥中学地处海边,于是相互约定,要到海滩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当时北方来的红卫兵刚刚到上海,他们搅动社会秩序,市面上出现一种越出常轨的激动气氛,只要在公共汽车上发表演说,或者朗诵传单,司乘人员就不向他们收钱售票。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共汽车上打快板、念传单,一路免费,既去了高桥,又去了莘庄。实地比较的结果,好象还是莘庄中学好,因为那个学校从外面看去很雄伟,有一个高高耸立的跳伞塔。到了文革第二年,这一消息却沉寂下来,再也不见提起。一九六七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委会教育组终于想起还有一届小学毕业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按街道划块,三下五除二,将几万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当成几万个没有生命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把它们切块完毕,一个个塞进了住家附近的中学。我的那些儿时伙伴就这样被强行拆散。以后当然还常见面,但渐行渐远,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没劲,意兴阑珊,终于停止了来往。很多禀赋极好的伙伴,就被这种撵鸡撵鸭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误了。奇怪的是,那些资质较差的人,有幸进入一所好中学,不见得就能学好;而资质较好者被那些坏学校耽误,却很难逃过厄运,几乎是百发百中。
    
     文革尽管乱,但是否重点中学,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得到。我后来养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心理习惯,与老三届接触时,第一次交往总要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学门第”,而且分辨率还很高,能感觉得出三十年前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毕业的细微差别。这种痕迹潜藏在人的语言举止里,使人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四十岁以前的表情,归上帝负责,四十岁以后的表情,归自己负责。只是在这里,需把四十岁改成二十岁。只要有两个人站在你面前,让他们争论五分钟,多半就能听出,当初谁是市重点毕业,即使他目前下岗;另一个是从非重点毕业,即使他递着名片说:“北大毕业,专搞现外”。现外,现代外国哲学之简称,说快了会被误听成“现卖”,一种很深奥的时髦学问。
    
     我的命运一贯中庸,那时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文革中武斗比较激烈的学校通常是两类:一是没有高中的初级中学,因为文革前学习气氛就不好,又没有高中生引导,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闹。分配进这一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就是那些穿着蓝色大翻领运动衫的“头头”,骑着抢来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练车技。第二类是重点中学,有高中部,临近附近的机关大院,如果临近部队大院,则更为不幸。一九六四年强调阶级路线,那些学校降格录取了很多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分配进这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是:现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蓝色运动衫,而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摩托车,就在操场上狂奔。他们不说 “摩托车”,而是说“电驴子”,当然也是抢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挥着父辈的武装带耀武扬威,但内心还是有自卑。运动前多半成绩不佳,运动中也写不出有水平的大字报,知道学生中的大多数瞧不起他们,故而有很强的报复情绪。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则真实故事:有一个军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脸团支书,但成绩太差,连入团都被拒绝。文革一起,这群小姊妹就把那个小白脸吊起来一顿暴打,白天批判他资产阶级思想,“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晚上则倾筐倒箧,骂出来的全是她们从父母大院里听来的肺腑之言。那位军干小姐就这样指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梁上君子”,厉声骂曰:“老娘就是不夹你那二两肉!”如此绝妙好词,夹杂着暧暧昧昧的女人幽怨,让擅长此道的琼瑶听见,还不活活气死?一般港台小女生是想象不出来的,非长期浸染内地大院文化者不能办。此为衙内语,是大院文化剥了皮以后的特产。似还保留有当年湖南农运之底气?但仅此还不够,必须进入新式大院再泡上权力汁液,八旗者,霸气也,农运之底气加权力之霸气,这才能酿出这一坛好酒。文革脱轨,金瓶崩坏,琼浆飞溅,才让平民百姓惊闻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效果。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个抽象符号“造反派”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就加入第三梯队。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蓝色运动衫者,则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就已收入网内,或在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一九八三年夏季那场雷厉风行的“严打”。文革中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我后来碰巧学历史,就姑且把它称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并将其捺为自己替身的历史”。(注一)
       
     我那所中学,先前叫麦仁,一九四九年前是很有名的教会学校,五十年代更名为继光,六十年代又从市重点降为区重点,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没有大院,尽管叫继光,但六十年教会学校的底子一时还来不及败光,书比衙内多,气氛就比上
    
     述两类略好一些。我们进校时,校内红卫兵已实现大联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学生控制,虽也有“牛鬼蛇神劳改队”,但也未见随便打人的现象。当时校内还有一届老初一,即六八届初中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把我们命名为“新初一”,称他们叫“老初一”,以示区别。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辅导员,十分虔诚地向我们宣讲原来的黑校史,以及文革这两年的红战史。我们对他们很崇拜,他们对我们却很羡慕,认为我们没有受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污染,比他们还要根正苗红。新初一进校时,他们举办过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才领我们进教室。我记得我们那个班的黑板两旁是一幅对联:“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行草,笔力遒劲,超过现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因为一进校就贴出过一份长达十一张白纸的大字报,谈教育革命尤其是语文教材的设想,题目是“给辅导员说几句心里话 ”,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件作品,很快就被我班的辅导员看中。这位辅导员出身职员家庭,性格文静,既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感,对我着意引导,很快成为我精神导师。
    
     学校藏书“四万”,这在当时的中学图书馆不是一个小数字。关键是四万藏书中,还有许多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这些被抛入垃圾堆的“禁书”,打开了我精神阅读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寻找一个打飞掉的篮球,在图书馆墙边的垃圾堆中翻动,无意中发现有一大堆“四旧”,如解放前的地图之类。再翻检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竖排本旧书,有些还是烫金精装漆皮封面,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抱了一大摞回家。这些书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的世界史教材,四十年代的翻译本。我好奇地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说:列宁是坐着德国人提供的火车,穿过德俄火线,回到彼得堡,这才有十一月七日的事件,旁边即配印一幅列宁在十月的大脑袋肖像。当时看到这一段,我的小脑瓜子“轰”地一声,两眼发直,久久回不过神来。这本书成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后来流传出去,被复兴中学一个高年级学生借去不还,我插队离城第一次回家探亲,还去追讨过,也没有要得回来。今天想来,我能说出那个赖帐者的姓名,却说不出那本书的著者姓名,就象回忆一个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旧友,肯定还活着,却不知在哪里漂浮,也是一痛。多少年后我在工厂里开始自己的自学计划,为什么单单从世界史起步?当时意念很坚决,但动机并不清楚。直到此次被编辑逼着写这篇文章,搜肠刮肚打捞记忆,想起了这本书,才若有所悟。
     ......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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