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余杰: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10日 转载)
    余杰更多文章请看余杰专栏
    来源:观察
     (博讯 boxun.com)

    
    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鲁迅与珂勒惠支的相遇*
    在柏林大大小小的各类博物馆中,我第一个要去的便是珂勒惠支纪念馆。
    
    我对西方现代艺术比较隔膜。珂勒惠支是我知道的第一位德国现代画家的名字,我是从鲁迅的著作中知道这个名字的,珂勒惠支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虽然我不是美术方面的行家,但我一直很喜欢以黑白两种原色表现人生冲突版画,尤其是那种风格质朴而粗厉、“有力之美”的版画。在风沙扑面的北京,此类版画正好契合我的处境与心境。鲁迅曾经引用德国诗人亚斐那留斯对珂勒惠支的评论:“谁一听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 珂勒惠支作品的风格是阴郁的、坚决的、强韧的、单纯的、逼人的,这几个词语又都可以用来形容鲁迅的文字。所以,鲁迅才那么喜欢珂勒惠支的版画。
    
    在作者的生命与作品日益脱节的今天,如果将珂勒惠支的版画与鲁迅的文字配在一起对照着阅读,那简直就是相得益彰,正如鲁迅研究者钱理群所说:“珂勒惠支的画与鲁迅的文字已经融为一体,这是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的伟大生命的融合,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男性与同样强有力的女性生命的融合,是真正具有震撼力的。”我很喜欢中国老画家裘沙和王伟君夫妇所创作的鲁迅作品的插图,其构思与构图深受珂勒惠支的影响。可惜的是,在今日充满奢靡之气的中国艺术界,很难找到更多的具有珂勒惠支的风骨与力量的艺术家。
    
    在现代中国,最早发现珂勒惠支并将其引入中国的,不是某位珂勒惠支的同行、不是艺术家或艺术批评家,反倒是作为“外行”的、文学家的鲁迅。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错位,也许身在庐山之外,更能看清庐山之真面目。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杂志之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幅珂勒惠支作品,即木刻组画《战争》中的第一幅《牺牲》。这是珂勒惠支在儿子战死沙场之后所创作的一件作品。这幅木刻画的是一名母亲悲哀地闭上眼睛,交出她的孩子,那是一个怎样断肠摧心的时刻啊。作为珂勒惠支的第一幅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版画,自有其深刻含义——这是鲁迅为纪念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而特意选刊的。
    
    鲁迅将青年柔石等人看作自己的孩子,孩子遭到杀戮,当然难过之极,多日茶饭不思、整夜不寐。他所挂念的不仅是死去的柔石,还有柔石活着的母亲:“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了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目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送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鲁迅本人也是寡母养大的孩子,深知寡母的艰难与困窘,孩子是寡母惟一的希望,失去孩子的寡母如何度过冷寂的残生呢?鲁迅一眼看中了那幅《牺牲》。珂勒惠支内心的哀恸和鲁迅深入骨髓的悲哀,全都沉浸在其中。珂勒惠支的儿子不能复生,柔石也不能复生,但这幅版画可以用以表达生者的哀思。于是,《牺牲》便成为两颗失去孩子的心灵之间最直接的沟通渠道。
    
    鲁迅与珂勒惠支的相遇,是当时中国与德国相遇的大背景是逆向的。那时的中国,正在急不可耐地向德国寻求实现“强国之梦”的药方。德国纳粹的兴起,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赞许,即便是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钱端升和蒋廷黻,都对希特勒的“才华”颇为欣赏。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国家要强大,两者皆可抛——“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借来用于本身争取国内统一和国际自主的某种手段。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中国最能了解的一个品种。而所谓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德国国家主义领悟的历史。” 三十年代初,与蒋介石有过密切接触的德国驻南京的外交官恩斯特•鲍尔说,蒋介石“特别”感兴趣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特别想了解党的领导人怎样能够“在众多追随者中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己派别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成功”。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希特勒刚上台不久,蒋介石便派遣两名“执行秘密使命”的密使去柏林,亲身了解国社党的组织和领导。他们可能与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戈林见了面。蒋介石对去德国学习的儿子说:“中国应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惟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育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 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的领导人都对纳粹治理德国迅速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他们相信法西斯主义能够成为“一个衰落社会的强心剂”。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告诉他说,对付异见分子的惟一办法就是:将他们统统枪毙。此法在一九一九年的德国曾行之有效,“自然会证明在这儿也同样有效”。蒋介石要学习希特勒的残忍,而鲁迅要引入珂勒惠支的母爱。蒋介石和鲁迅发现的是两个不一样的德国:蒋介石看到的是建立在铁与血以及孩子尸体之上的帝国;鲁迅看到的却是母亲的眼泪与白发。当时,没有经过法庭的审理,柔石等人便被当局秘密杀害了,所有的报章都毫无记载。于是,鲁迅的文字汩汩流出,像血管中的血:“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里,……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 鲁迅发现,珂勒惠支的作品具有安慰人的力量。正如日本评论家永田一修所指出的那样,珂勒惠支的作品,并非只是觉得题材有趣,或者怀着某种高高在上的正义感,故而去画那下层的世界;相反,“她是因为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所以非画不可,则是对于榨取人类者的无穷的‘愤怒’”。
    
    然而,珂勒惠支也是一位受伤的母亲,她的作品安慰了别人,又由谁来安慰她呢?她只能通过疯狂的创作来缓解内心的刺痛。当年,孩子出生时,母亲的身体经历了怎样的疼痛啊;如今,孩子离开时,母亲的心灵又将经历怎样的疼痛啊。当孩子战死沙场的噩耗传来,母亲像发疯的豹子一样扑向纸和笔,扑向刀与木,扑向泥土与青铜。柔石等人死难之后,鲁迅曾经特意写信给珂勒惠支,请她画一幅烈士被害情形的图画作为纪念。
    
    珂勒惠支来信说不能,因为她没有看到过真实的情形,而且对中国的事物又很生疏,但她在一封国际知名人士联署的抗议信上签上了名字。珂勒惠支很谦虚,她的回答正显示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的立场——她不会轻易创作自己不熟悉的题材,中国对她来说太遥远、太神秘、太陌生了。她没有答应为柔石创作一件作品,留下了一个让人遗憾却又充满想像的空白。
    
    
    *她的版画的主人公是“别一种人”*
    从第一次在鲁迅的作品中发现珂勒惠支的名字,到如今访问柏林有了去参观其纪念馆的机会,一转眼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时间。少年时代的我,不能完全理解珂勒惠支的作品;如今的我,亦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不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些年来,见过了不少的鲜血、唾沫与谎言,我才算真正爱上了珂勒惠支的版画中,那黑与白的对立,那生与死的纠缠,那希望与绝望的交错,都有着惊心动魄的魅力。
    抵达柏林的第一天,我便上网查考柏林的旅游资料,终于找到了珂勒惠支纪念馆的具体位置。那里离我住的旅店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位于柏林的闹市中心。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启程出发了,虽然多雨的柏林果然下起了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
    
    珂勒惠支纪念馆是一栋建于一八七一年的私人住宅,在二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得以重新修复。修旧如旧,古色古香。一九八六年,这栋三层的浅黄色的小楼,作为珂勒惠支纪念馆向公众开放。纪念馆座落在大街旁边一条宁静的小街上,它的旁边便是柏林著名的“文学之家”,许多文人雅士云集于此。它还拥有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屋后栽种着柏林最具代表性的菩提树,一场秋雨之后,落英缤纷,别有一番萧瑟之美。花园中还安置着一尊珂勒惠支为纪念死去的儿子而塑造的、表现母子情感的青铜雕塑。
    
    在纪念馆的大门口,有一幅珂勒惠支的大照片,如同路牌一样引路人走进去。她的脸部轮廓粗犷而严厉,有些男性化的气质,厚厚的嘴唇表明她有着相当坚毅的个性,大眼睛中透露出凌厉而忧伤。她的身上有一种与北欧严寒的气候吻合的寒气,让人看一眼之后不禁要打个寒颤。从她的神情中可以发现,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与逼迫,她一个人背起一座大山,却没有向悲剧性的命运屈服。珂勒惠支生前在柏林生活了五十年之久,大多数时候都贫困潦倒,尤其是在二战末期,几乎到三餐不继的地步。她大概没有想到,身后居然会拥有一间如此精致而美丽的纪念馆。这栋建筑对于珂勒惠支来说,有点过于奢侈了。这也许是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的必然遭遇吧——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生前寂寞,身后热闹。
    我在这凄凉的秋雨中赶来,赴这场迟到的约会。雨后的柏林,分外寒冷,路人皆竖起衣领。深秋一变而为寒冬。鲁迅生前没有机会赴欧洲游历,珂勒惠支生前也未到过中国,这两位心灵相通的大师、在各自国族中被诅咒的“叛徒”,却不曾有过谋面并畅谈的机会,他们也不能通话,而只能通信。鲁迅是版画的热爱者,一生搜集了两千多幅外国版画的原拓作品,作者包括德国、美国、法国、苏联、日本等十九个国家的三百零五位画家。鲁迅说,木刻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 他收藏有珂勒惠支的画册七种、版画拓件十七幅,还直接写信的德国的出版社寻求其作品。在鲁迅收集、欣赏和评价的外国版画家中,最推崇的便是珂勒惠支,这种钟爱不是没有缘故的。
    
    一九三六年,鲁迅带病自费编印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亲自撰写序言、设计版面,甚至配页装订,扉页后印着“有人翻印,功德无量”。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珂勒惠支说:“在女性艺术家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在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 他将这本中文版的画册作为给珂勒惠支七十岁生日的礼物——不知珂勒惠支是否收到。直到在逝世前夕,鲁迅还在字斟句酌地为版画撰写说明文字,萧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是珂勒惠支的版画伴随着鲁迅走完人生中最后一段旅途,编辑版画的琐碎工作也耗尽了鲁迅生命中仅存的那几滴灯油,然后,这盏灯在暴风骤雨中熄灭了。
    
    走进纪念馆的大门,里面是一间小小的接待室,内中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负责卖门票和出售珂勒惠支的画册及明信片。纪念馆集中展出了珂勒惠支的两百多件作品,大部分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精品。如今,我总算可以亲眼目睹那些以前在画册上熟悉的作品的原作了。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告诉我们,这里收藏了大部分珂勒惠支的原作,在科隆还有一家珂勒惠支纪念馆,那里也有一些作品。德国人非常珍视他们的文化艺术,对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故居皆精心保护,如歌德的纪念馆便超过十处之多,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珂勒惠支能够拥有两间纪念馆,亦是难能可贵的了。许多作品旁边皆有德文和英文之文字说明。展出的作品分为以下几类:绘画、版画、雕塑、原版的海报、笔记和画册等等。
    在珂勒惠支创作的各种艺术品当中,我最爱的还是版画:它是平面的,又是立体的;它只有黑白二色,却又展示了人生中最复杂的“悲欣交集”的滋味。鲁迅说过,从这些版画中,“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将欧洲的版画引入中国,也许是因为用刀刻的缘故,版画少有温蕴柔媚之风格,多为怒发冲冠之气势,正如鲁迅所说:“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中国的刻图,虽是所谓‘绣梓’,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 版画如同唐诗中气宇轩昂的边塞诗和游侠诗,在三十年代烽烟四起的中国,“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沉默而沉睡的中国,需要这种呐喊与反抗的艺术。
    
    在珂勒惠支的版画中,跃动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即鲁迅所说的“别一种人”,是大部分艺术家都忽视、轻视甚至蔑视的人们——那些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人,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那些失去丈夫的妻子,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些人很少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纳粹的审美风格更是与之格格不入。纳粹宣扬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呢?当然是那种与它的意识形态相吻合的艺术——“纳粹的艺术是庞大的、非个人的和千篇一律的。民众被修剪掉了所有的个性,仅仅成为一个表达假定为永久真理的符号。审视纳粹的建筑、艺术和绘画,一个人可以很快得到这样一种感觉:表情、形体和色彩都要服务于宣传的目的;它们都是纳粹的价值——权力、力量、坚强的北欧人的美貌——程式化的表达。” 这样的一种程式化的艺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也达到了顶峰。这是珂勒惠支最深恶痛绝的伪艺术,虽然被剥夺了公开发表作品和举办画展的权利,但她与此种伪艺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
    
    珂勒惠支与鲁迅的生活经历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各自的政府不喜欢的对象,是领袖“眼中的梁木”。他们都是在战争的硝烟中去世的,他们无法改变战争的进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个时刻,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民族的存亡尚在翻覆之中,个人的自由更是无从谈起。鲁迅在半死不活的上海租界,珂勒惠支在满目苍夷的德累斯顿的乡下,他们像古希伯来的先知那样哀哭,却没有人倾听,更没有人悔改。他们不是“民族魂”,他们的存在让尚有良治的同胞感到羞愧,他们的死亡也激起了许多“爱国贼”的拍手称快。他们的孤独的,他们多么需要互相支持与慰藉。当初,如果他们有机会见上一面的话,她必定会为他画一幅肖像,他也必定会为她写一篇散文,那该是一件多么值得传扬与怀念的佳话啊。如今,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横亘了七十年的光阴,我踏着一路的雨水,来到了这条珂勒惠支曾经步履匆匆的街道,却只能从照片、木刻和雕塑中窥见她的音容笑貌。
    
    
    *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
    我在第一间展厅中端详着珂勒惠支的照片和自画像。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她的容颜日渐苍老,神情日渐严肃乃至严厉。少女时代,她还有几许妩媚与温柔;步入老年之后,她则像苍鹰一样,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竭尽全力地呵护着孩子。这些年来,这个女子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多少明枪暗箭?她的头发通常是凌乱的,她太忙了,甚至忘记梳理自己的头发,她对美的激情全都倾注在一幅幅作品当中。
    
    一八六七年,珂勒惠支出生于俄罗斯克尼哥斯堡的一个德裔家庭。她的外祖父是当地的文化名流,亦是自由宗教协会的创立者。她的父亲原是一名候补法官,因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见,没有补缺的希望,这穷困的法学家便如俄国人之所说“到民间去”,做了木匠。也许正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女孩儿从小便具有了反叛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她有一段困窘而幸福的童年,虽然父亲不懂艺术,却同意她选择艺术之路。珂勒惠支从十四岁即开始学习绘画,后来年进入柏林女子艺术学院学习,又到慕尼黑学习,一颗美玉终于雕琢成器。
    
    一八八九年,珂勒惠支与在贫民区服务的医生卡尔•柯勒惠支结婚,一八九八年起在柏林女子艺术学院任教。后来,她放下绘画,刻起版画来,那个领域她似乎更加得心应手。待到孩子们长大了,她又用力于雕刻——在那个时代的德国,这个艺术门类被视为男性的禁脔,她是最早打破这种性别界限的人之一。不久,家庭中的不幸一个接一个地袭来。在一战中,珂勒惠支的大儿子被征入伍,在西线阵亡。儿子战死之后,她创作了许多悲伤母亲的形象,宣传反战思想,因而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警告。她的作品中充满了悲伤和凄惨的情绪,如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底层民众的生活境况。她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几乎全部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因为她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她看到的一切让她的心被刺痛了。
    
    一九三二年,珂勒惠支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组成反对纳粹的阵线,却未能阻止纳粹席卷整个德国。希特勒上台之后迅速将德国纳粹化,清洗持不同政见者,珂勒惠支被取消了普鲁士艺术学院院士的荣誉,虽然她是第一位当选的女性院士。紧接着,她在大学的教职被取消,她的作品也被禁止公开展览,她的少有活动均受到盖世太保的严密监控。只是由于她的国际知名度,她才没有被送进集中营之中。一九四零年,珂勒惠支的丈夫突然去世,丈夫的去世让她陷入了巨大的孤独与哀伤之中。一九四二年,当纳粹宣布“全面开战”时,她创作了最后一幅木版画作品《不要把收获的粮食磨成粉》。一九四五年,她的孙子又在东线阵亡。两名亲人的先后去世,彻底摧毁了她的健康。她在日记在中写道:“我的一生,多么强烈地沉浸在激动和活力之中,沉浸在痛苦与思念之中。”
    
    一九四三年,珂勒惠支的住宅被盟军的炮火所炸毁。她被迫离开柏林迁居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小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珂勒惠支在那里逝世——八天之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中自杀;半个月之后,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可惜的是,珂勒惠支没有等到光明与和平时代的到来,没有能够重新拿起刀和笔来表现德国的浴火重生。
    从世俗的意义上来看,珂勒惠支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时代,她都是不受专制政府和大部分同胞欢迎的“麻烦制造者”。只有在短暂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她才获得了一段自由创作的时间,她的最重要的作品大都是在此一时期完成的。尤其是一战之后,她的创作经历了一次“井喷”般的高峰。可惜,魏玛共和国消亡之后,她的创作自由立即被纳粹取消了——否则,她该为后人留下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珂勒惠支,在其作品中倾注了反对战争这一主题思想。这也是与她同代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们共同的主题。“当时画家所画的作品,即使表面上不是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也是魏玛时期共有的,那就是他们都在反映一种痛心的经验——战争。” 比如画家贝克曼在战前所画的自画像是一个充满自信且衣着得体的年轻人,而一九一九年,他出版了一系列十九张铜版画,取了一个很不切题的标题名字,叫做“面孔”。这些自画像中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眼睛很大,充满着痛苦,嘴巴没有表情,很阴郁的样子。贝克曼写道:“我们必须一起迎接即将到来的悲惨生活,然后将我们的心扉敞开,面对着那些已经觉醒的可怜人们的恐怖喊叫声。”这句话说出了包括珂勒惠支在内的表现主义大师们的心声,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心声。
    
    过去,在中国读者的印象中,珂勒惠支是西方左翼艺术家的代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是无产阶级艺术家。很多德国人也认为,“珂勒惠支的画作总是呈现正在哀悼的母亲和挨饿的小孩以及战争的牺牲者和资本家的剥削等,传递着强烈的政治性抗争诉求。” 珂勒惠支被扭曲,正如鲁迅被扭曲一样。鲁迅不是共产党的弄臣,他早已看出了毛泽东身上的“山大王”气质,早已发现了左联领导人是“奴隶工头”。珂勒惠支也一样。他们的思想中确实有左翼的色彩,但与那些投机者不同,他们的左倾是因着爱与悲悯。他们并不存有为自己捞取权力的念头。他们与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受害者站在一起,这样的左翼不应当被指责。近年来,有人评论说,珂勒惠支的政治意识太强烈,太过左倾,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随着共产主义大潮的退却,她必定会遭到冷落。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如今德国统一已经多年了,珂勒惠支的作品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媒体的关注。这是一种对艺术的尊重和对历史的尊重。意识形态的潮流可能会改变,但艺术不会消亡,历史不能改写。
    
    对人性的深刻阐释,使珂勒惠支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左与右。一个颇能说明珂勒惠支在当代的影响力的事例是:一九九三年,统一后不久的联邦政府计划将原皇家卫戍部队的卫兵室改建成“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受害者纪念堂”。当时的总理科尔下令在此处安放一座珂勒惠支的《母亲与死去的儿子》的雕像——科尔是基民盟的领袖,在政治光谱上无疑是右翼,他却喜爱珂勒惠支的作品,这不是一种争取左翼的好感的政治姿态。即便这个雕像并不适合安放在纪念堂里,科尔也坚持实施这一决定——“问题是这座完成于一九三七年的雕像很小,放在室内中显得微不足道,于是在实行时,将此雕像原样放大。” 此种安排在朝野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历史学者认为,将作为战争受害者的珂勒惠支的作品拿来当作战争受害者的象征,是残酷的行为;许多艺术家则认为,将珂勒惠支的作品原样放大,并置于不搭调的空间中,是对艺术品的不尊重,等于进行艺术原创性的破坏。不管怎样,这座放大的雕像还是安置在庄严肃穆的“新卫兵室”的空间之内,并成为柏林的一处新的景观。
    
    从珂勒惠支在德国广受欢迎的程度便可以知晓,她其实是一位超越阶级和时代的艺术家。她不是一名恨的艺术家,而是一名爱的艺术家,她的作品中最打动人心灵的元素,不是控诉,不是愤怒,不是谴责,而是对母性和爱的张扬。对于爱可以战胜恨,珂勒惠之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心。在东西德对立的时代,许多德国的艺术家,或者被东德人喜欢,或者被西德人喜欢,却很少有人同时为东西德人喜欢,除非是歌德、巴赫那样的古典时代的文化巨人。珂勒惠支是少有的例外,她在东西德都享有尊荣。这并不单单是因为其反对纳粹的政治立场,更是来自其艺术本身的魅力。她画下了她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并触动了无数颗柔软的心灵。
    
    如今,来珂勒惠支博物馆中参观的民众络绎不绝,从白发的老人到推车中咿呀学语的孩子,珂勒惠支的纪念馆比起布莱希特纪念馆热闹得多。布莱希特是名副其实的左派作家,如今他的作品确实少有人阅读;珂勒惠支却无法用左派这一概念来概括,她的作品超越了左右的意识形态以及时代的限制,具有永恒的生命激情与活力,足以打动各个阶层和国族的人们。
    
    
    *她是所有孩子的母亲*
    在我看来,鲁迅、柔石和珂勒惠支的心灵都是相通的。他们的作品的主题之一,不约而同地都是“母亲”,而且是“为奴隶的母亲”。正因为那么多的母亲都被迫沉默,他们才更要说出母亲们的心声——一个欺凌母亲的世界是没有公义的。
    柔石生前写过一篇题为《为奴隶的母亲》的短篇小说,写一个妇人为生活所迫,被丈夫卖给一个无子的秀才三年,去给秀才生儿子。儿子倒是生下来了,她却不能享有母亲的名份,只能充当奶妈。一年多之后,她又不得不告别新生的孩子,回到原来的家庭里,却发现先前的那个孩子已经不认识她了。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她眼睁睁地睡在意张龌龊的狭窄板床上,春宝陌生似地睡在她底身边。在她底已经麻木的胸内,仿佛秋宝肥白可爱地在她身边挣动着,她伸出两手去抱,可是身边是春宝。这时,春宝睡着了。转了一个身,她的母亲紧紧地将他抱住,而孩子却从微弱的鼻声中,脸伏在她的胸膛,两手抚摩着她的两乳。”这是小说中最动人的一处细节。而在现实生活中,柔石的母亲比小说中的这位“为奴隶的母亲”还要不幸,连告别都不曾有过,这个寡母便再也见不到文弱削瘦的儿子了。
    
    儿子的围巾被风吹起,儿子的眼镜破成碎片。母亲在遥远的乡下,倚在门口苦苦等待。她想,那个不辞而别的孩子终究是要回来的。家里有母亲亲手做的米酒、年糕和鱼干,总有一天孩子要回来吃。没有人告诉这位可怜的母亲,她儿子的尸体已被埋在在上海龙华那丛血红的梅花树之下。普天之下,究竟有多少为孩子流干眼泪、哭瞎眼睛的母亲呢?是啊,“为奴隶的母亲”,不就是珂勒惠支的一幅版画吗?不就是珂勒惠支本人的写照吗——她的儿子和孙子分别在一战与二战的战场上战死了,这是怎样一位可怜的母亲和可怜的奶奶啊!可惜的是,那个时代柔石的作品没有德文译本;我相信,如果珂勒惠支读了柔石的这个短篇小说的德文译本的话,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为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创作一幅版画;即便不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他的母亲。因为,她也是一名失去孩子的母亲。母亲的心都是相通的。
    
    有人说,珂勒惠支是一名悲观的艺术家,珂勒惠支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她的悲哀与愤怒,眼泪与思念。她所表现的内容多是生命中的痛苦与哀愁,而少有平安、喜乐、幸福。她创作了很多以母亲为题材的作品,不亚于伦勃朗所画的圣母像;她也创作了五十多幅自画像,其数量之多也堪与伦勃朗的自画像相比。这些作品当中,很少有欢笑与甜美的神态,而多是悲苦、茫然、愤怒与呐喊——仅仅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她的照片显得比她的自画像漂亮,但她这样画显然是有理由的,她的自画像更多的是“精神自画像”。
    
    “爱”与“死”是文学艺术永恒的母题。珂勒惠支从不回避死亡,从她的作品的题目《死亡》、《死者攫住一个女人》、《死神、母亲和孩子》、《抱着死孩的母亲》等便可以看出,她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死亡。珂勒惠支将代表着新生命的孩子和孕育新生命的母亲,与死神放置在一个时空环境之中,三者互相构成了对立、冲突与张力。在若干作品的角落里,常常躲藏着死神的阴影,死神正从地狱中伸出黑手来攫取人们的身体与灵魂。而占据作品中心处的大幅空间的,则是那些深陷在苦难中的人,挣扎的、不安的、苦痛的、哭泣的人。那些空洞的眼眶,那些愁苦的眉毛,那些突兀的颧骨,那些粗壮的手掌,那些弯曲的脊梁……那些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人们,不就簇拥在我们的身边吗?
    
    尽管珂勒惠支生活在无边的苦难之中,她却没有被苦难所淹没和同化。她不是一名持悲观主义立场的艺术家。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珂勒惠支的作品的主题压抑、痛苦,但线条、色泽又是朗照的,有飞瀑般的颤动,好像也有台风样的伟力。满面的屈辱、哀凉、不满乃至愤怒,并不给人绝望及颓废之感。她的画布和木板上满了反抗绝望的冲荡之气。爱的火闪闪传递着,似乎随时可以汇成巨大的光,并从中喷吐出来。
    
    珂勒惠支是德国的女儿,也是德国的母亲。母亲是新生命的孕育者,孩子是生命的延续,“母与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艺术主题。珂勒惠支的版画中,有若干母与子的形象,纳格尔评论其作品最具有“强有力的,无不包罗的母性。”正是母亲的爱及孩子的生命力,让这个凄惨的世界笼罩上一层温暖的亮色。德国作家博多•乌泽在评论珂勒惠支的作品时说:“珂勒惠支塑造了我们民族面貌的主要特征。我们大家都是这位探索真理的、遭受苦难的德国母亲的女儿。其他民族表现我们时,珂勒惠支永远是当之无愧的象征。人们见到我们,就想起珂勒惠支,在珂勒惠支的作品中,人们又见到我们。”这一阐释有点狭窄化了珂勒惠支的作品的精神风貌:她又不仅仅是德国的女儿、德国的母亲,更是人类的女儿、人类的母亲。在她的版画中,主人公们不仅是“德国人”,也是“中国人”,是圣经中所说的“饿了”与“渴了”的人类。所以,她能与素未谋面的鲁迅心灵相通。她不是为某一党派、某一意识形态、某一国家和民族而创作的艺术家,而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权画家。
    
    每当看到珂勒惠支关于母亲和孩子的作品的时候,我便想起了另外的一些时空中的母亲,比如阿根廷的“中央广场的母亲”。阿根廷的军政权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反对派,其中很多死难者还是青年甚至少年。人们道路以目,死水没有微澜。是母亲的爱和勇气打破了这无边的恐惧。有一天,母亲们聚集在中央广场,她们都扎着白色的头巾,其中一位母亲说:“我们制作特别的头巾,并在上面绣上我们孩子的名字。后来,我们在上面绣上‘生命再现’,因为我们寻找的目标不再只是一个孩子,而是所有的失踪者。”母亲们的要求是:“他们活蹦乱跳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也应该活蹦乱跳地回来。” 这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愿望,但就在不可能的缝隙里,希望开始萌生,武装到牙齿的军政权的统治最底部的那块基石被撬动了。
    
    我更想起了天安门母亲。那天晚上,孩子们刚刚打开的书本还没有合上,便兴冲冲地奔跑出去了,为了这个民族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是在红色教育下长大的,对于人性存着无比美好的想像。他们相信那些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士兵是可亲可爱的兄长,可以同士兵们牵手倾谈。他们以为那是一场民主的嘉年华,像是一次春游。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枪声突然凄厉地响起来。惊慌失措的母亲,在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这座硝烟弥漫的城市里,到处寻找他们没有归来的孩子,找到的却是尸体或者骨灰。然后,是一面二十年如一日的冰冷的墙壁,不由分说地隔开生者与死者,隔开心碎的母亲与这个日渐浮华的世界。
    
    二零零六年的一个滴水成冰的冬日,在丁子霖老师七十岁的生日宴会上,我见到了更多的天安门母亲。她们全都白发苍苍,皱纹满面,多年来以泪洗面的生活,使她们比同龄的母亲显得更加苍老。丁老师的发言让人伤感,她谈到了死亡,没有获得公义便即将来临的死亡,在那里,她将与孩子重逢。是啊,她们的孩子大都是我的同龄人,至多比我大上几岁。当这些母亲看到我和跟我一样年轻的朋友的时候,她们一定情不自禁地想起英年早逝的孩子。那时,我就想,假如我的母亲也是其中的一员,她将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巨大黑洞呢?
    
    与珂勒惠支作品中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熄灭”的德国母亲一样,中国的天安门母亲们也顶天立地、风雨兼程地在路上。刘晓波在为丁子霖所著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个母亲、两个母亲、三个母亲、一群母亲……在泪水中互相搀扶着、关怀着、鼓励着,一个由母亲为主体的人道主义群体在恐怖高压下坚强地站起来!” 孩子可能被夺走,但母爱不能被摧毁,母爱是人类残存的神性。母亲和母性是伟大的,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精神原动力。这些伟大的母亲坚信,爱与怜悯必定战胜暴力与杀戮。在这个意义上,珂勒惠支也是天安门母亲当中的一员。作为母亲的代言人,珂勒惠支的一生虽然无比悲惨,但又无比荣耀。她用她的作品发出了呐喊,她的作品的背景,可以转换为一切奴役人的社会、各个时代的屠杀的现场。所以,珂勒惠支就站在“我们”中间。
    
    
    *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一幅一幅地渐次观看下来,我有了新的发现:在珂勒惠支的精神世界与艺术创作当中,有一个长期被遮掩的、其实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便是宗教性。珂勒惠支是一名敬虔的基督徒,她在许多作品都表达了她的信仰,她对上帝的呼求,以及她对人间苦难的怜悯。与她的表现主义同伴们不同的是,她是一位有信仰的画家,所以无论黑暗是何其的大,但黑暗不可能吞噬光明。比如那幅《哀悼耶稣》,就是圣经故事的一个现代版本,耶稣那瘦弱的身体躺在地上,门徒们都逃走了,只有一群女人围绕着他。耶稣的身体如同普通人的身体一样,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尸体一样,如同柏林墙下的尸体一样,如同天安门广场上的尸体一样。但耶稣的尸体又与其他所有的尸体不一样,耶稣是道成肉身,是人类的赎罪祭,且三天后复活升天,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永生的义路。在这幅作品中,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拥抱着为人类的罪而死的儿子,此时此刻,她的处境与珂勒惠支一样,与柔石的母亲一样,与天安们母亲一样。但是,玛利亚比其他所有的母亲都幸福——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儿子的道路和使命。
    
    珂勒惠支的这幅《哀悼耶稣》,是为所有失去孩子的母亲所画的。作为基督徒,她知道永生的义路究竟在哪里。是的,每一个知道这条道路的母亲和孩子都有福了,再大的苦难,即便是死亡的阻隔,也摧毁不了人类之爱。正如圣经中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样:“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上的啊,要醒来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珂勒惠支的这幅画仿佛是一首受难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将深重的苦难转化为无上的喜乐。人们向来都将珂勒惠支看作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家,或者“无产阶级”的艺术家,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遮盖她的此类宗教题材的作品。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对上帝的信、望、爱,珂勒惠支如何能够拨开无边的黑暗,依然去爱这个世界,直到受伤害?《哀悼耶稣》比珂勒惠支的其他作品都更加“现实主义”。她的作品中有许许多多的压迫、灾难、痛苦与死亡,也有十字架所标志的爱与公义,她用十字架为人祝福,因为惟有十字架才能安慰人。
    
    我在珂勒惠支的若干书信中日记中发现,当时德国的主流教会不愿认同珂勒惠支的创作,表面上的原因是她左倾的政治立场不为教会所喜,深层的原因则是她不与邪恶合作的姿态伤害了他们仅存的一点“自尊”。教会假装对珂勒惠支的作品视而不见,也假装对正在发生的纷扰与杀戮视而不见,并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只需思考天国的事情,无需执着于地上的事情。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歪嘴念圣经”的鸵鸟策略。在我看来,珂勒惠支与那些天天诵读圣经、天天在教会中祷告却又与纳粹合作的神职人员和信徒相比,更接近基督信仰的核心,她的生命和创作都实践了耶稣基督关于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和盐的教导。如果将《哀悼耶稣》这幅作品放置在教堂之中,我相信一定会比那些古典的、带着“拉斐尔的神光圈”的宗教题材的作品,更加具有鲜活的现实感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这间博物馆一个小时就可以参观完毕,它是珂勒惠支一生创作成果的浓缩。珂勒惠支并不是一名特别多产的艺术家,但每一幅作品都保持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传达出人类永恒的价值。也许是因为信息的阻隔,在这间纪念馆里,我没有发现任何“中国元素”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发现珂勒惠支与鲁迅之间交往的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珂勒惠支纪念馆与鲁迅博物馆之间能建立起合作关系,从鲁迅博物馆中转借或复制一批资料,专门开辟一个展示柜来展示此内容,如鲁迅对珂勒惠支的评论、如鲁迅自费印刷的珂勒惠支的版画集等等,便足以表现珂勒惠支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影响以及其作品所具备的普世价值。
    
    珂勒惠支被鲁迅所接受,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其间并无障碍。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奶奶,是奴隶的代言人,是自由的守护者,是勇敢的战士,也是谦卑的祷告者。她的手中没有可以杀人的武器,只有一支画笔和一把雕刻刀,却胜似千军万马。珂勒惠支的版画让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恨得咬牙切齿,他下令剥夺她的教职、不允许她开办画展,派特务跟踪和骚扰她,却无法阻止人们喜爱珂勒惠支的作品。珂勒惠支早已一无所有了,她不害怕再失去什么,即便只剩下一支笔、一张纸、一把刀,她照样可以继续创作。这个并非风华绝代的女子,可谓集天地之精华、融万民之忧愤,她的艺术让第三帝国失去了重量。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个时代的德国,有过三位才貌双全的女性——里芬斯塔尔、阿伦特和珂勒惠支,她们的人生道路迥然不同。里芬斯塔尔自愿为纳粹鼓吹,在希特勒的美学世界里添加了惊鸿一瞥的浓妆。即便在战争最后的黑暗日子里,她仍然在狂热地为赞美纳粹的一部影片配音,“当时我们还没预料到悲剧的惨重性,也对集中营中的罪孽毫不知情,……我们扪心自问:当战败给生命蒙尽耻辱的时候,活在世上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话虽如此,她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一百零一岁才辞世。作为一朵“带罪的玫瑰”,她始终拒绝忏悔,在回忆录中自豪地声称:“我总是在生活中寻求那些独特的、与众不同的而又不可思议和神幻莫测的东西。” 而“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戏剧般地从法国的集中营中逃离之后,将后半生的时间全部用于探究极权主义的罪恶与起源。与里芬斯塔尔一样,阿伦特没有孩子,不是母亲,但她不像里芬斯塔尔那样对孩子们被杀戮的事实掩面不顾。阿伦特对这个世界的爱,与母亲对孩子的爱一样,是具体的、真实的,她拒绝爱一个抽象的国家、阶级与民族,“事实上我只爱我的亲朋好友,至于别的爱我无能为力。”她也坚信歌德在《浮士德》中写一句话:“为了成为一个人,再大的努力也值得付出。” 这句话正好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写下的最后一句话。那么,珂勒惠支则用眼泪、汗水和鲜血为颜料,创作出了一幅幅时代的写真。谁能像她那样勇锐而忠实地传递出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深不见底的苦难呢?纳粹政权也曾尝试过收服她,如同收服里芬斯塔尔、霍普特曼等人一样,她毅然决然地拒绝招安。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里,她自动选择“贱民”的角色,成为一名“内心的流亡者”。
    
    这是一个残酷而暴虐的世界,奴隶主们从母亲那里夺走孩子,并继续凌辱和欺骗母亲。他们认为母亲没有反抗能力,母亲处于人间最底层的位置。从战场到柏林墙,从奥斯威辛到古拉格,从劳改营到天安门,那么多母亲被迫与孩子永远分离。当母亲在旷野中呼叫孩子的名字的时候,谁会应答呢?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又到哪里去寻求公义呢?犹太作家威塞尔说过:“让我们来讲故事:孩子们的故事,他们在死去之前的一刻还在歌唱着生活。让我们讲述睿智的老人的故事,他们爱孩子并继续爱着他们知道死去。” 珂勒惠支不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来纪念孩子,而是用木刻的方式来缅怀孩子。在珂勒惠支之后,还有更多母亲从黑暗中站出来,从阿根廷的“中央广场的母亲”到中国的“天安门母亲”。
    
    这群母亲兼有先知的使命,珂勒惠支是她们中的一员。先知所看到的真相,是其他人从未看到的,或者即便看见了也假装没有看见。沉默是一种“平庸之恶”——这就是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与承受痛苦与羞辱的先知的差异。先知指证黑暗与呼唤光明,无论是用哀歌还是用绘画,甚至用生命,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是上帝所指定的使命。阿伦特说过,先知的眼中充满了苦难:“在一连串事件显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他看到的却只是一场灾难。灾难不断地把残骸推到残骸上,一直延伸到天使的脚下。” 所以,对灾难的铭记乃是为了制止灾难的重演。作为一位被遗忘的先知,珂勒惠支以艺术与良知之光,照亮了那个幽暗的时代。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初稿,五月十六日定稿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余杰: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 余杰: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 余杰: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 余杰: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 黃光裕與劉曉波 /余杰
  • 余杰: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 余杰: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 故宮大火與央視自焚/余杰
  • 余杰谈中国家庭教会生存状况/DW
  • 家寶原來愛讀書/余杰
  • 武文建:余杰,你骂王朔有点过了
  • 余杰: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 需要圍巾的不是溫家寶,是劉曉波/余杰
  • 余杰 :一个伟大的女性-----刘晓波之妻刘霞
  • 余杰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 偶爾抽抽「九五至尊 /余杰
  • 郑存柱:新年致基督徒余杰先生
  • 新年致基督徒余杰先生/郑存柱
  • 余杰: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 余杰:强烈抗议北京警方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
  • 北京国保奉命禁止作家余杰外出
  • 作家余杰在北京遭到便衣警察骚扰(图)
  • 警察开始在余杰楼下站岗并阻止余杰外出
  • 余杰被限制人身自由
  • 余杰:中国城市教会的兴起及前瞻—金明日牧师访谈
  • 余杰來香港在北京机场被扣查一个多小时
  • 余杰來香港在北京机场被扣查一个多小时
  • 请将阳光和自由归还给刘晓波----余杰致胡锦涛先生公开信
  • RFA:余杰致胡锦涛公开信 陈光诚身体转差
  • 余杰:请将阳光和自由归还给刘晓波—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图)
  • 余杰:请关注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处境
  • 余杰因参与签署《零八宪章》被国保查问和警告
  • 余杰:探望刘霞受阻记
  • 余杰十七日晚平安抵京 呼吁官方尽快释放刘晓波
  • 独立知识分子余杰在北京的家遭警察和防暴警察包围
  • 余杰在北京的家遭警察和防暴警察包围
  • 杨佳杀警案:每个被杀警察获得300万封口费/余杰
  • 余杰: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