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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司马南/应学俊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05日 转载)
    
    2009年4月11日下午1时左右,在泰国总理府代发言人帕尼坦宣布东盟系列峰会因安全失去保障而取消。于是,不仅是泰式民主,而且“民主”本身便遭到更多的诟病。其实,司马南早就迫不及待地以泰国为例来 攻击民主或曰“西式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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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司马南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民主”画图
    
    近读司马南《不能让民主乱了性——从泰国街头集会民主说开兼议民主中国化》一文,如不仔细思考一番,真的会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对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施政大纲要重新审视而抱怀疑态度,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具体阐述道:“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参见中共十七大报告)读了司马南这篇文章后,你一定会感觉到民主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不能随便碰的,这泰国一“民主”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再怎么“民主中国化”它还是民主呀,人民有了那么多的“权”,动辄言平等,动辄说权利,政府权威何在?老大不听老二叫,还不像泰国那样乱了套?
    
    司马南还说:“我关心的是中国的传媒大亨(大鳄)一旦象林明达一样,借助舆论谋取私利,鼓动不明真相的民众酿成动乱,社会如何应对的问题。”司马南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是啊,看来与民主紧密相连的言论自由也是不行的,有的人会乘机“gu动不明真相的民众酿成社会动乱”,这实在已不是什么“gu 动”,这直接就是“shan 动”啊!我们国家可是有“反革命shan_dong 罪”这一罪名的哦,搞传媒的可得小心点。中国也有不少“群体性事件”了,“不明真相的民众”也不少了,如果再扩大民主那不是会有更多的“群体性事件”?泰国就是前车之鉴啊!这民主玩不得!你看,弄得到泰国参加东盟峰会的各国元首都只能乘直升机逃离驻地回国,这“民主”还能要吗?
    
    —— 但令笔者疑窦丛生的是:啥时候连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也被彻底否定了呢?辛亥革命的未能最后成功是民主的过错?司马南声言西方民不适合亚洲,可亚洲的日本,那里的民主为何没有出现“乱象”,倒是使日本在二战重创后仍然迅速崛起?按司马南的说法,那么“五·四”运动是不是也该否定了?我党追求了几十年、几千万先烈为之捐躯的民主、自由、解放那是什么性质的?这时,红色革命歌曲的旋律又在耳畔响起:“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伙嘿嘿伊格呀嘿……”,“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是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那时候似乎还没有“中国特色”一说,那“民主、自由”是何方的呢?……
    
    于是,我们不得不深究一番泰国之乱究竟祸起何端。
    
    二、泰国之乱究竟祸起何端?
    
    民主或曰“西方民主”真的是这样碰都不能碰,一碰就会像泰国那样吗?细想起来又觉得不对劲,因为更多的民主国家并没有像泰国这么“闹”啊?即使有you-行 -shi-威这类现象,但也还不是像泰国这样多年“折腾”啊?泰国之乱真的就是民主惹的祸?真的就是“全盘照搬西方民主”惹的祸?困惑多多,不得不考证一番。
    
    做一番研究工作以后,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泰国之乱实际上与民主没有多少关系,而且尤其和所谓“西方民主”没什么关系。泰国之乱恰恰是“泰国特色民主”阉割了民主的灵魂,异化了民主。司马南之说不能成立。
    
    ● 论据一:泰国的国王至上——被阉割的民主制度
    
    据新华网《各国概况》介绍:泰国“《宪法》规定泰国实行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政治制度;国王为国家元首和王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神圣不可冒犯,任何人不得指责或控告国王。国王通过国会、内阁和法院分别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泰国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王权控制下的运作,而非纯粹民主意义上的制衡机制——虽然也有一定制衡作用。君主立宪yi会制民主与总统制民主情况本来就并不一样,而泰国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度。从上述对泰国王权的介绍来看,这与所谓“西方民主”比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女皇“形式上的权力”又多又高,而实质上议会是最高司法和立法机构,实权在内阁(参见新华网)。日本也是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日本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但无权参与国政(参见新华网)。这些,已与泰式民主不可同日而语了。由是观之,泰国政治的民主实质是值得重新思考和定义的。
    
    2008年12月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有关泰国国王内容的文章。该文不但讨论了生于美国马萨诸塞、精通西方政治学、在位60余年、已经81岁高龄的泰王普密蓬的政治角色,甚至谈及泰王在数次政权更迭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内容由于触犯了泰国“对君主不敬”的禁忌,“极大地伤害了泰国人民的感情”,随即在泰国国内遭到禁售。泰国国王在泰国以及泰国政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在泰国,王室也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并且泰王始终拥有政治权威。泰国历史上的许多危机关头,都是由泰王出面调停化解矛盾。泰王高居于民主政治之上,“一句话,泰王不是虚君”。曼谷的华人学者刘振廷表示,泰王曾于上世纪70年代两度干政,“民盟在反他信的shi-wei运动中,一直利用泰王名义打‘皇家牌’,……令朝野深感无奈 ”。任何事件和诉求一旦与泰王的主张或承诺相联系,一切全都蔫了,显得非常难办。这哪里是“照搬西方民主”?在这样王权至上的文化和被阉割的所谓“民主” 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其实民主早已被扭曲。
    
    泰国的近代政治转型过程不是通过大革命来实现的,而是泰王们主动或被动与社会其他主要力量(中等阶层、军队)协商、交易的结果,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 1932年由开明军官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政变使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向了立宪君主制,从此军队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支重要的支配性力量。在这个协商、交易过程中,泰王保留了一些实质性的政治权力,而不是像英国女皇那样“形式上的权力”。泰王作为国家元首,对重要人事、重要政策有最后的决定权,包括拥有否决国会议案的权力和对皇家武装部队的指挥调动权。经常修改的泰国宪法中有一条是不变的,即国王有不受批评的特权;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2006年,前首相他信被军人政变推翻前两个月,泰国陆军总长向一群年轻军官训话时就曾这么说:“士兵就像马儿,政府只是骑师,不是马主,你们是听候国家和国王陛下差遣的马儿。”这些也都不是所谓“西方民主”中所有具有的形式和特征。司马南先生在文中援引学者王绍光的话说:“凡是采取别国形式、到了自己国家不加批判的民主,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可我们从泰国的所谓“民主”中并看不到多少“照搬”的影子,倒是泰国“民主”正是“批判”地对待西方民主形式的,但似乎问题却正出在“泰式民主”阉割了民主的灵魂。
    
    ● 论据二:泰国军队没有彻底国家化,泰国之乱背后有一双“军方之手”
    
    如果真正按照西方民主的标准,军队guo_jia_hua是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的重要判断指标之一,军人不干政是一条不变的准则,军队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而不是效忠国王或某一个政治团体,它效忠的是合法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和安定的基础。
    
    虽然泰国的军人专政在1973年以后从法律上废止了,但遗风仍存。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军方领袖始终对在泰国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泰王保持着极大的尊重与顺从。因此有熟悉泰国政治的学者认为泰国军队其实不是政府能够调动的。而是色彩明显的“皇家军”。直到现在,不仅仅是总理任命需要泰王签署,军方的高级军官任免也要经过泰王,“一句话,泰王不是虚君”。所以,泰国施行所谓“君主立宪”70年来,泰国政府中军人政变是家常便饭的事,这些恰恰与民主或曰“西方民主”无缘;因为西方民主的首要特征之一就是“文官政治,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中”。正如日本、美国等许多民主国家不论经历什么大选,但军队始终如一不干预政治一样,更未见像泰国这样大乱。
    
    在军方与泰国王室密切的关系背后,两者的合力事实上真正控制着国家的性质与走向,泰国政府也不得不随时听候他们的差遣,充其量只能算“第三等政治力量”。这也与西方民主体制迥然不同了。反过来说,如果把泰王与军队关系完全割裂,那么泰国的政治格局肯定不是现在的模样了。
    
    暨南大学庄礼伟教授指出:“泰国军队干政与一个希望保留政治权力的王室体制有关,与不成熟的民主政治和不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关。”“军队受到了王室的倚重,同时也被认为是一支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科层化力量。”泰国民主一直在政变、政府轮替、民选、军管的怪圈中打转;自1932年以来,泰国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军人政变。正如中国新闻网评论指出的“泰式民主”动荡轮回的魔咒:“反政府示威——军方介入——总理下台”模式。动辄军方介入,这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吗?泰国军方干政的事情是很多的,无须一一赘述。
    
    民主政治最起码的一条规则是,分歧应该在体制内按法定程序解决;民主的价值诉求应该体现在制度和程序上,且由依据民主价值为核心的法制为保障。否则,异化的或被阉割的“民主”带来的必定是混乱和社会动荡。然而,泰国王室崇高的威权,却是泰国民主体制之上的紧箍咒,让两方都动弹不得;而王室再倚重军队,军人在默许中干政或变相干政就在所难免;一旦进入这样的境地,这徒有3 权分立和议会制度的“民主”还能叫民主吗?泰王有如此高的权力和地位,一旦他不想再“玩”民主,仅剩的一点“民主”也会灰飞烟灭。
    
    三、泰国之乱与中国文革之乱的启示
    
    由泰国之乱,由泰国法制缺失的所谓“民主之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中国文革中的“大民主”之乱。至今还有人认为文革是真正的“民主”,殊不知,文革中的所谓 “民主”正是践踏法制却王权至上的“大民主”,任何人、任何造反组织都打“毛**牌”,带来全国性的有中国特色的文革“民主”之乱,动用枪炮装甲车,死伤数百万人,比泰国之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王权至上中病态“民主”之必然结果。泰国有很多人寄希望于泰王调停;而在文革中,当两派武斗到难分难解白日化之时,也同样是寄希望于中央文革小组乃至最高统帅发话一锤定音——而且确实可以做到一锤定音,这与泰国何其相似乃尔!
    
    回到题目上,“泰国之乱”究竟祸起何端?事实证明:祸起民主灵魂被阉割,祸起民主的异化,还有制度设计层面的某些方面尚欠科学合理,而恰恰非“照搬西方民主 ”所致——因为泰国的“民主”确实没有“照搬”西方,而是有着深深的“泰国特色”的泰式民主;在西方民主中不仅没有至高无上的可以干政的“王”,更没有多次干政的非国家化的军队。司马南先生一向以科学打假著称,为何不对民主也来个“打假”?
    
    用“泰国之乱”来诟病民主客观具有的核心价值,阻挡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有害而无益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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