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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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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0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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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七节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德国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六四”的祷告会,数百名基督徒参加了这一感人至深的仪式。我想起了去年十月访问尼古拉教堂的时候,牧师史蒂夫和教会青少年工作的负责人米勒先生对我的热情接待,他们跟我分享了在东德共产党统治的时代,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祷会如何唤醒基督徒及广大市民的良知,由和平祈祷会发展而来的莱比锡的民主运动,后来成为一股推倒了柏林墙的伟大力量。米勒先生将他当年在祷告会上使用过的、印有圣经经文的黄色头巾送给我,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永远珍藏的无价之宝。
    
     在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为“六四”屠杀而举行的祷告会上,主持人播放了香港基督徒林弟兄创作的一首音乐《安魂曲——献给天安门母亲》,这首融合了巴赫的圣乐和中国的民间音乐的、长达十五分钟的作品,是我所听到的关于“六四”屠杀的最具震撼力的音乐。主持人还朗读了已经翻译为德文的《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这是华人基督徒第一次以“蒙恩的罪人”的群体的身份,从基督信仰出发表达对“六四”屠杀的基本立场。我相信,这一宣告将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留下不可忽视的一页。
    
     在此后的十多天里,德国新教联合会下属的三百多家德国教会将以接力的形式为“六四”祷告。在德国新教联合会发表的倡议书中指出:“二十年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军队以荷枪实弹结束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群众集会。从四月中旬起,数十万计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为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结社自由举行游行。几千个学生坚持数天绝食,伸张他们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主旨。然而,当局命令军队动用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的镜头从此传遍世界。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公开讨论,不能公开哀悼死者。中国的基督徒恳请我们为‘六四’屠杀死难者罹难二十周年代为祈祷。”
    
     德国新教联合会发表的祷告词是这样说的:
    
     “赐予我们生命的上帝,求你垂恩二十年前民主运动的所有参与者,坚定他们促成变革的信念。不要让他们失掉信心,变得冷漠。求你赐给他们坚韧与力量,为中国的改观作持之以恒的努力。
    
     慰籍我们心灵的上帝,求你垂恩所有因大屠杀失去亲人的人,无论是失去儿子,还是失去女儿的,求你在悲伤中给他们以慰籍。求你用满有力量与爱的手臂环绕他们。求你赐给他们力量,恒久地秉持公正、直面人生。
    
     上帝,创造世界的主,我们为中国政府和中共领导人祈祷。请你撼动他们的心,赐给他们勇气与力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与不公,洗面革心。我们向你祈求,愿那些为着政治的原因系狱或被判劳教的人获得释放。
    
     上帝,我们所有人的父亲,求你垂恩中国土地上所有的人。让他们丰腴之后不忘叩问生命的真谛,人的生活不仅为了温饱。求你赐给他们你的恩典和你的力量,用以秉持公正与真理。阿门。”
    
     这是最近我读到的最受感动的祷告词。这样的祷告在德国、英国、美国,在所有有人类生存的地方,正在从千百万人的口中传出。近日来,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牧师和基督徒的来信,他们表示愿意为着爱与公义早日降临中国而恳切地祷告。是的,“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理应是一个祷告的日子。
    
     十天以前,北京市国保大队的五六名便衣警察,便开始在我家楼下二十四小时守候,他们承认这样的作为是非法的,但为了保住饭碗,他们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此种处境,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三个月之久,占过去一年的四分之一。奥运会前后、两会前后、零八宪章发布之后、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希拉里访华期间、中欧峰会期间、德国议会代表团访华期间……在这些“敏感”的日子里,我自然是需要特殊关照的“敏感”人物。这一次,他们的安全措施更是前所未有:既不允许我出门参加教会的礼拜,也不允许我会见朋友和记者。一名“好心”的便衣对我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就忍几天吧!”他不知道,只有痛苦才是需要“忍受”的,而这样的一些措施根本伤害不了我。感谢主,在这样的日子里,仍然赐我平安与喜乐,让我在家中一如既往地读经、祷告和写作。感谢主,让我能够以这种短暂地失去自由的方式,承担一部分的“六四后遗症”,这是我个人的荣幸。相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如果我没有被列入到被监控者的名单之中,那才是我最大的耻辱。我并非受虐狂,因为唯有如此,我才能以此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的心志。
    
     是的,他们可以剥夺我身体的自由,却不能剥夺我心灵的自由;他们可以暂时阻隔我与教会的联系,却不能阻隔我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可以窃听甚至切断我的电话,却不能禁止我在家中流泪祷告。我从那些监视我的人的脸上看到了羞愧与无奈,由此可以想像,那些给他们下命令的人,以及在命令的终端的那几名最高级的决策者,可悲地生活在一个缺乏爱与同情的环境中,他们的日子是何等的枯干与惶然。二十年了,谁是害怕“六四”的人呢?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是躲藏的在中南海重重院落里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他们比我更不自由,他们在恐惧中无法安眠,他们手上的血迹怎么洗都洗不掉。在凶手的家庭里,父亲不是父亲,儿子不是儿子,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只能依靠权力和金钱来维系,他们又怎能有平安、怎能有幸福呢?
    
     六月三日的上午,我收到了方舟教会会友、“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弟兄发来的一则短信:“余杰弟兄,主内平安!我刚刚坐上警察的车送女儿上学,国保警察就不让我下车了,直接拉我出北京,并没收了我的手机。‘六四’当天我要绝食祷告。以马内利。”之后我便再也无法联系上他了,愿他在郊外的幽禁之地平安,愿上帝的杖与上帝的杆保守他。这位在“六四”中失去了一条腿并因手术不慎染上多种疾病的弟兄,在此后的二十年内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和加害,若不是被耶稣基督拣选为基督徒,这暗无天日的二十年,真不知如何才能熬过!他短信中的“平安”一词,让我深受感动:在那无边的苦难的压迫下,他仍然能感受到基督徒的平安,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发表之后,有数百名基督徒签名参与。当然,海内外华人教会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某些游走于大洋两岸的、“学者型”的基督教界名流批评说,这是在“玩弄政治”。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将某一议题作“政治化”的处理,是将对方置于无从辩解之地的绝佳策略。然而,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热情洋溢地为奥运会祷告就不是“玩弄政治”,而含泪为“六四”祷告就成了“玩弄政治”。当那些“高级基督徒”,总是选择站在强者一边而不是弱者一边。他们却不知道,与此同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就被他们抛弃了。发表这样的宣告,不是“玩弄政治”,乃是实践基督徒的召命。洪予建牧师在《“六四”的伤口》一文中指出:“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政权大肆迫害犹太人,天主教自始至终不曾发表过一个字的谴责,这成为历史上无法抹灭的污点。殷鉴不远,在关乎公义的大是大非上,华人教会不可对罪恶抱持无关痛痒的态度,而自绝于广大同胞的苦难之外。面对‘六四’这历史的伤口,我们最低限度是表达立场,这是基督徒众多文化使命中的一项。有人为此切切代祷,有人私下关怀受害者,有人出面谴责‘不肯认罪’的罪,表达方式尽管不同,一样都是出于神的爱,一样都是承担了文化使命。”是的,正如欧洲伦理学会主席、德国神学伦理教授乌瑞希所说,基督徒的公共召命是符合圣经传统的,先知耶利米便要求人们“为那城求平安”,“这成为公民召命的模范,要实践公民责任不是指要推行自己的政策或追寻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是成为众人的仆人,为了他人的需要成为市民公仆。韦伯和其他社会学家都确认这种召命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色,他所蒙召去做的不是有明显宗教意味的工作,而是完成世俗的工作,但这是根植于宗教的自由。”
    
     这是一个认罪的日子,我们要作认罪的祷告。《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与其他那些关于“六四”事件的宣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将“认罪”看得高于“谴责”。仅有谴责是不够的,单向度的、居高临下的谴责只能表明,谴责者将自己放置于罪恶之外;而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外在与罪恶,“六四”的屠杀和“六四”之后中国的沉沦,我们都有份。因此,这份宣告如此真诚而沉痛地承认并宣告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特别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忧伤痛悔。我们身为基督徒,甚至奉献成为牧师、传道人,有些却因着偏颇的神学立场,将圣俗断然两分,把自己禁锢在一个与世上的苦难和罪恶隔离的自义国度中;有些则因着懦弱、麻木的良心,胆怯地活在骨肉同胞的政治苦难之外。我们不敢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不敢向着无辜坐监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不敢在一个黑暗的世代指责罪恶,以至于事实上我们成了伪善的基督徒,默认并且纵容了不义者。”感谢上帝,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感谢上帝,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罪,并开始了漫长的、甚至延续一生的“刮骨疗伤”的历程。感谢上帝,让我们对罪有了一种敏感与敏锐,并生发出指斥罪恶的信心与勇气。
    
     这是一个哀伤的日子,但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才更需要大声祷告、祈求平安。当年,在犹太民族面临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的时候,上帝兴起耶利米来,从耶路撒冷写信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民众,并生存的长老,要求他们“为那城求平安”。这一训导如今临到了北京,临到了中国,临到了所有有华人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单要为自己求平安,为教会求平安,还要为北京求平安,为中国求平安。我们不单要祈求上帝亲手作工,将那些凶手和领导人的石头心换成肉心,让这些倔强任性的驴驹回转过来;我们更要祈求上帝亲自来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失去孩子的母亲和父亲,失去父亲的儿子与女儿,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妻子的丈夫,因为靠着人的力量无法安慰人,唯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安慰人。
    
     我们这个民族陷入自相残杀的绝境实在是太久了,以至于我们不把罪恶当作罪恶,不把耻辱当作耻辱,不把生命当作生命,不把鲜血当作鲜血。在北京,在中国,我们更多的同胞尚是从未听到福音的外邦人。他们与我们无干吗?他们与我们有关。他们是我们的骨肉之亲。让我们从此时此刻起,以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声地开口祷告。这样的祷告必蒙上帝的垂听。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
    
    在被非法“监视居住”的日子里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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