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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主权:同源共生还是相互冲突/王晓升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31日 转载)
    
     在人权和主权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在一个国家内部人权和主权的关系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哈贝马斯都强调了人权的绝对性,人权高于主权。但是他又都有所保留,而强调人权和主权是同源共生的,强调没有超越于人民主权之外的人权。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人权和主权是同源共生的,那么人权就没有绝对性;如果人权有绝对性,那么在当代世界就不存在着与主权同源共生的人权。自由主义和霸权主义抓住了人权的绝对性,而社群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抓住了人权和主权的同源性。哈贝马斯要调和这里的矛盾和冲突。
     (博讯 boxun.com)

    一、人权和主权同源共生
    
      在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关系的问题上,人们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解。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人权高于人民主权。如果人们要制订法律的话,那么所制订的法律应该能够保护个人权利。个人的权利不是法律所赋予的,而是人之为人所天然赋有的。或者说,人权是在法律之外的道德权利。①法律不能被用来限制人权,而只能保护人权。只有这样,个人才有可能避免受到多数人的暴政。或者说,公民不能根据多数民主的原则,用他们手中制订法律的权利,而对少数人施加暴政。而共和主义认为,所谓人权,是人们之间的相互授权。公民通过直接参与法律的制订过程就实现了自己的人权。为了保证社会的共同利益,个人的权利应该受到限制。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这恰恰是多数人的暴政。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接受了康德的观点,承认人权是一种道德有效性的权利,可以从义务论的意义上来理解权利。他并没有停留在对于人权的绝对性的理解上,而是要沿着康德的自我立法的建构主义道路,重新理解权利。对于罗尔斯来说,人们在享受了人权的绝对优先地位的时候,也应该照顾到其他人,并因此而得到其他人的合作和支持。这就需要一个有次序安排的正义原则。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所需要的是一个程序主义的法律系统。人权和人民主权在这里结合起来,权利体系由此而不断地得到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对他来说,人权既不是在人民主权之外,高于人民主权,并限制人民主权的东西,也不是公民在立法过程中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可以相互转让的工具。②
    
      但是,当人权和主权结合起来的时候,却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和矛盾。对此,哈贝马斯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如果人权是道德权利,人权高于主权,那么人权就存在于法律体系之外,主权立法者不能限制人权。然而事实上,人权又是在实证法中被规定的,是实证法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人权是不能用家长主义的方式强加在主权立法者之上的。第二,如果人权高于主权,那么只要把人权的原则法制化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主权立法者制订法律了。这样,人就只能是法律的承受者,而不是法律的制订者。那么法律从何而来呢?第三,虽然法律是主权立法者制订的,但是主权立法者制订法律的时候,又不能做出任何有悖于人权的事情,或者说,限制人权。在这里,我们既要保证人权的绝对性,保证人权不在法律的制订过程中受到限制,又要把人权置于主权立法者的法律体系中。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哈贝马斯认为,这需要借助于法律中介。③把人既看作是主权立法者,又看作私人自主的市民。在这里,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是同源共生的。按照这样的理解,人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律的承受者。对于权利的这种理解是如何解决上述困难的呢?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商谈论的法律观念来解答这里的问题。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法律要能够成为正当的法律就必须符合民主的商谈程序。或者说,法律的正当性是由民主商谈来提供的。一个社会规范只有在普遍的商谈基础上形成,这种规范才是正当的。而这种民主的商谈不同于道德的商谈,它要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进行。这就是说,商讨的过程借助于法律而被制度化。这种制度化的商谈过程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民主原则。法律规范的制订过程是按照民主商谈的原则进行的。④ 而要按照民主的原则来制订法律,制订法律的人的私人自主地位就必须被确立起来。这些自主的个人自愿地构成一个法律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他们一起制订法律。这就是说,在民主的原则中,私人自主必须被确立起来。没有私人自主,就没有实证法的产生。哈贝马斯说:“没有对私人自主的保障,实证法这样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⑤这样,私人自主的绝对性就在民主原则中得到保障了。但是,哈贝马斯又强调,私人自主虽然是绝对的,但是只有在民主商谈原则中才能得到保障。同时,私人不是野蛮人,而是以法律主体的身份参与商谈过程的。在参与商谈的过程中,人是按照法制化了的商谈原则来制订法律。在这里,人又是作为公共自主的公民来参与立法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通过法制化的商谈过程即民主原则,私人自主的个人和公共自主的公民结合在一起了。他们之间互为前提。
    
    在这里,哈贝马斯似乎陷入了一个困境。这就是他既要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强调人权的绝对性,又要把人权限制在法律的框架中。对于他来说,没有私人自主就没有实证法。他强调了普遍人权的绝对地位。如果是这样,那么哈贝马斯就与罗尔斯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了。这就是在正义原则中,把个人自由权利放在首要的地位,而人和人之间的合作放在一个次要地位。对于他来说,人们之间不能因为共同合作的利益需要而否定居于首要地位的平等自由权利。哈贝马斯不愿意与罗尔斯走同一条道。他也反对把人权看作是一种有道德起源的权利。⑥ 反对把人权看作是高于人民主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走上了社群主义道路。但是,他所走的这条社群主义道路又是不彻底的。他希望把自由主义重新迎娶回来,企图要保证人权的绝对性。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人权的绝对性,那么人们就有可能通过法律的制订而限制人权。这就会出现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多数人的暴政。于是,在论证了权利体系之后,哈贝马斯又在法律的重构中强调了人的基本权利的绝对性。他强调了基本权利的义务论特征。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于理解的问题,是不是存在着一个超越于民主立法过程的普遍的人权?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普遍的人权就不是民族国家立法中所规定人权,而是超越主权的人权。如果人权具有超越人民主权的意义,那么人权怎么可能和人民主权同源共生呢?这里明显存在着理论的困难。
    
    二、两种人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为了解决这里所出现的理论困难,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修补的方案。这就是,他提出了两个人权概念:即道德上的人权概念和法律上的人权概念。哈贝马斯2000年在中国的演讲中强调:“人权具有双面脸,它同时指向道德和法律。……如同道德规范一样,人权涉及‘人类面貌承载’的一切;但是作为法律规范,人权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护单个个人,即人权属于一个特定的法律社团。”⑦ 实际上,这个想法是他1993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第四版中的所提出的一个思想的延续。在那里,他承认,普遍意义上的人权不能和法律意义上的基本权利等同起来。他指出,“事实上必须把以下两者区分开来:作为在道德上加以辩护的行动规范的人类权利(menschenrechten),和作为实证地有效的宪法规范的人类权利(menschenrechten)。这样的权利所具有的地位不同于道德规范——但它们的含义可能是相同的。”⑧ 这就是说,哈贝马斯把人权在两个意义上加以理解,作为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和作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人权。从道德意义上来理解,所有的人都同样享有的个人权利。这是康德的道德义务论意义上的人权。同时人权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民族国家内部由人们之间共同制订的法律所规定的人权。道德上的人权的内涵和法律上人权的内涵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道德上的人权的有效性的模式上不同于法律。道德上的人权是普遍有效的。而法律上的人权的有效性只限于一个民族国家。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最初版本中仍然没有明确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在那里,他既强调,人权的绝对性,又认为人权是和人民主权互为前提的。实际上前一个意义上所说的人权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权,而后一个意义上所说的人权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我们看到,在讨论权利体系的时候,他强调了人权和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讨论人们对于法律进行重新解释的时候,他又强调了人权的绝对性。显然在他看来,如果人权的绝对性被动摇的话,那么人们在法律的重新解释中完全可以否定人权。在那里他按照德沃金的思想,把人权理解为一种义务论上的权利。人们对于法律的解释应该受到这个权利概念的约束。这就如同德沃金所强调的那样,法律的重构的过程是受到道德的制约的。后来他明确地把人权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而确立了道德意义上的人权的绝对地位。这种对于人权的绝对地位的强调,赋予人权以道德上的义务论意义,实际上也是其他一些西方学者所主张的。范伯格认为,人权是“一切人基本上都平等拥有的根本的重要的道德权利,它们都是无条件的,无可更改的”⑨。而另外一些人则强调法律意义上的人权,而反对从道德意义上来理解人权。比如,罗尔斯认为,人权并不是基于完备的道德学说,比如,人具有特殊的道德和思想理论,因此他们获得了人权。人权是一个法律体系所赋予人的权利。在他看来,一个秩序良好的政治制度应该赋予人以基本的人权。而人权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中立的东西,是因为,一个公道的政治体制,必须有共同的善的观念,官员必须有解释和维护司法秩序的真心诚意。有了这两个起码的东西,那么人权就可以从中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是政治上中立的。⑩ 对他来说,人权的普遍性是从政治上的中立性来理解的。哈贝马斯把这两个不同的思路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强调人权的绝对性,或者说强调人权的义务论性质。但是他又把人权的起源限制在法律的制度的范围内。从法律的意义上说,人权是人民相互授权的结果。而在这种相互授权中,每个民族可能因为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而对人权达成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从道德意义上说,人权是绝对的,是普遍的。而从法律的意义上讲,人权又是相对的,有限制的。对于人权的这种理解是与哈贝马斯对于道德普遍主义、伦理的多元主义的构想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这是道德普遍主义和伦理多元主义的划分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概念中的法律意义和道德意义之间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在这个内在的张力中,哈贝马斯所凸现的是人权的普遍性。
    
      那么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和法律上的人权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呢?在哈贝马斯看来:“人权的概念没有道德上的起源。”或者说,不存在独立于法律上的人权之外的独立的道德意义上的人权。人权都是根源于法律上的人权。但是法律上的人权具有道德的有效性。因此,人权概念不仅具有法律上的实证的有效性,还具有“超实证的有效性”,这是因为,人权还有道德的意义,包含了普遍有效性的要求。而这种普遍有效性的要求“只能从道德的观点加以证明”。[11]当然,哈贝马斯的这个观点是与他对于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同源共生思想完全一致的。人权是主权国家中的公民相互授予的权利,而不是基于道德的理由而获得的权利。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深入理解人权的这两个内涵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来考察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在全球范围内来考察这个问题。
    
      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来说,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内部,我们看到,虽然人权是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有效的,但是这并没有否认人权概念的普遍意义。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虽然在一个国家内部人权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是和公民权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主权国家并没有剥夺外国侨民,无国籍人员等非公民的人权。主权国家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也可以被这些人所享受。[12]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人权不仅具有与公民权联系在一起的法律意义,而且也具有超越法律的普遍有效性。
    
      在全球范围内来说,道德上的人权和法律上的人权可能出现不一致。在当代世界,人权的普遍性常常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在西方国家内部以及在东西方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关于人权普遍性的争论。哈贝马斯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并强调法律上的人权应该与这种普遍的人权相一致。他从人权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说明人权的普遍性。哈贝马斯承认,人权概念的提出最初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工人、妇女、犹太人、吉普赛人都是通过人权的斗争而获得平等的人权。在这里,“人权一直都在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13]。但是,这是不是说人权只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呢?哈贝马斯认为,人权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但它还是包含了普遍有效性的。人权应该是现代社会法律的共同要求。即使东方传统国家强调的是共同利益和价值,而人权概念所凸现的是个人利益和价值,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但是东方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也需要在法律中贯彻人权的观念。他强调:“亚洲社会不能抛弃个体主义法律制度,而实现经济现代化。”[14]在他看来,即使东方国家从策略和功能的角度强调人权所保护的是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强调的是社会基本权利和文化的基本权利,但这些权利不过是人权的手段。他承认,在东方国家,对于贫困的民众来说,解决温饱的问题是最迫切的问题。但是,这种功能上正当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在规范上也是正当的。他认为,优先考虑社会和文化权利,而忽视自由权利和政治权利是没有理由的,这是因为,社会和文化权利不过是为了捍卫人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15]在这里,社会文化权利不过是实现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手段,而不是核心,只有人的基本权利才是核心。有人认为,一旦强调了人权,那么社会整合就会出现问题。哈贝马斯认为,不能把法律的现代化即保护个人权利看作是现代社会整合问题产生的根源,而恰恰相反,社会的整合需要借助于法律化的民主程序来保证,而这又依赖于基本人权的落实。就人权和各种宗教世界观的关系来说,西方人权的历史发展表明,人权的概念最初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各种不同的宗教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而出现的。人权概念摆脱了各种宗教世界观,对于一切宗教世界观持平等宽容的态度。它主张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包容。然而,问题在于,许多不同的宗教世界观认为,只有它们自己的信仰才是真理,才是绝对正确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人权有没有普遍性,而在于这些不同的宗教世界观是不是能够在对话中发展,从而成为罗尔斯所说的那种“合理的整全学说”——一种能够合理地对待不同学说的信念体系。[16]如果这些不同的宗教学说,如果能够合理地看待不同的学说,那么人权的普遍性就会得到它们的赞同。
    
      哈贝马斯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强调人权的道德意义和法律意义的一致性。他也承认,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上的人权和道德上的人权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于这种差距,在他看来,应该通过协商对话来加以解决。他特别强调,要对人权问题上的工具主义进行批判。这种工具主义打着人权的普遍幌子,掩盖特殊利益。[17]应该说,哈贝马斯的这些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哈贝马斯只是强调了道德上的人权和法律上的人权的一致性,而忽视了人权在法律上的特殊性。他虽然也看到了人权在西方的发展历史,但是却忽视了人权在东方发展的历史条件。人权观念以及人权上的立法最初在西方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各个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也应该允许各个国家以自己的方式在法律上规定人权,并通过自己的历史发展来逐步地使法律上的人权与道德上的人权一致。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用人权的普遍性为幌子,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从而满足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已经成为世界人权对话中的难题。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哈贝马斯的理论恰恰要为西方国家以人权的普遍性为借口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
    
    三、人权高于主权
    
      从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中,我们看到,既然人权具有道德的意义(有效性),而人权又只有法律上的起源,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中才能成为现实,那么人权就只能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实现。他说:“作为法律规范,人权保护的只是特定法律共同体中的单个成员,一般也就是民族国家的公民。在人权的普遍意义与实现人权的具体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紧张关系:人权应当适用于所有人,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18]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普遍人权呢?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设想。一个设想是建立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性的法律制度框架中实现普遍人权。《联合国人权宣言》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要实现人权宣言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另一个设想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民主法制国家,而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国籍。这两个设想都集中一个共同点上,这就是,要建立一个全球公民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在法律体系内部应该包含着对于普遍人权的关注,而不是从利益平衡的政治角度来关注人权。这是因为人权只能从道德上加以证明,并且道德上的证明已经足够了。于是,人权应该是普遍有效的。人权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保护。任何一种民主法治国家都不能通过主权立法的活动限制人权。如果有某个国家践踏了人权,那么国际社会有充分的道德理由来谴责这种反人道的行为。《联合国人权宣言》强调了任何一个人作为世界公民,都应该享受到人权。因此,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人权的普遍性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人权是不是高于主权,人们有没有理由以人权的名义干涉一个主权国家政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是肯定的。他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为保护人权而斗争。可是,这样做也违背了联合国关于不干预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哈贝马斯认为,这个观点是过时的观点。他认为,联合国的建立,人权宣言的提出实际上就已经部分地限制了不干涉的原则。不干涉原则是古典国际法的观点,而在后民族国家的时代,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他说:“国际法的主体以其在20世纪灾难史中留下的斑斑血迹证明,认为古典国际法是清白无辜的这一推想是极其荒谬的。”[19]对于他来说,主权国家不受干涉的原则本身就是荒谬的。这些血迹斑斑的国家权力应该受到限制。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用人权的名义随意干预其他国家。对于他来说,在一个国家内部,人权是和人民主权同源共生的,而全球范围内的普遍人权就必须与“世界公民”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普遍的人权也是世界公民之间的相互授权。对于他来说,科索沃战争的问题恰恰就在于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和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在现实中的背离。从道德意义上说,科索沃战争是正当的。但是人权没有独立于法律的道德根源,而只能来源于公民们的相互授权。当全球公民社会仍然没有形成的时候,当北约国家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法律依据来把某些国家的人权标准强加在其他国家的公民头上。因此,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科索沃战争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法律的依据。而这个法律依据才是最根本的。当它的法律依据不充分的时候,它的道德理由也大打折扣。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哈贝马斯把科索沃战争称为“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20]。在哈贝马斯看来,科索沃战争恰恰就把建立全球公民社会的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重新思考古典的国际法,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就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基于这样的考虑,哈贝马斯呼吁各国政府要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全球秩序中的一员,承担着普世的义务。在当代世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如同霍布斯当年所说的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一样。哈贝马斯并不要否定民族国家的存在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要解决这些像狼一样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要解决国家之间的狼与狼的关系,解决全球冲突虽然需要全球政府,但是这种全球政府还没有建立起来;在今天这个充满战争乌云的世界上,没有世界政府,没有全球治理。在他看来,要使各国政府屈服于世界秩序不能靠这些政府。如果说,在历史上,公民靠自己的理性智慧而建立民族国家,从而保证人权的话,那么今天,要改变世界的秩序不是靠那些政治精英,不是靠各国政府,而是靠各国人民的自觉意识。只有人民的自觉意识发生了变革,发生在世界各国之间的霍布斯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范围广阔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关领域内部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强制协作的意识。”[21]当世界各国人民有了全球的公民意识的时候,与全球市场相匹配的全球政治控制机制才能出现。在这里,哈贝马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公民的团结。他把未来社会普遍人权的实现建立在“世界公民们,联合起来!”的基础上。
    
    人权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有着某种优越的地位。自由主义认为,这种优越地位在于,人权是超越于人民主权的。只有人权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避免多数人用手中的立法权力来剥夺自己的个人权利,多数人的暴政才能避免。人权在这里被理解成为对付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的手段。哈贝马斯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人权高于主权。他把人权和主权看作是同源共生的。但是当他强调人权在国家法律中的特殊地位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由主义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重新引入了权利的体系中。他说:“作为一种宪法规范,人权享有某种优越地位,这部分地表现于下述事实中,人权对于法律规范的总体来说是构成性的,并在整个范围内规定了规范调节必须得到实施的框架。甚至在宪法规范的总体中人权也享有特殊地位。”[22]当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并没有像自由主义一样,强调人权对于主权的绝对性,而是要承认人权是与人民主权同源共生的。但是这种同源共生的人权,却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特殊地位就包含着人权优越于主权,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了。当他强调人权高于主权的时候,主要是强调,人权应该覆盖到所有的人。当他强调人权在宪法体系中的优越性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权利的优越地位在于,权利具有义务论意义,而不是人们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正是由于这种优先性,立法者的政策和价值取向受到了限制。[23]他强调权利只能因为权利的缘故而受到限制。按照他对于权利的义务论解释和目的论解释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权利不能被看作某种价值上的善而得到权衡。如果权利被看作是价值,甚至是最高价值,那么人们完全可能根据特殊的条件,而放弃这种最高价值,而把其他东西看作是最高价值。于是人们似乎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用权利来交换价值。权利不是价值,不能用来交换。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权利不是主权立法者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主权立法者不能就权利来讨价还价,这超越了他们讨价还价的范围之外。权利只能用道德的理由来加以论证,而不能通过利益的商谈而被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被他看作是高于主权的了,主权立法者不能通过伦理政治的商谈而限制人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和自由主义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人权和对于国家的抗拒权。国家不能用共同利益、民族利益的理由来限制人的权利。
    
    
    
    注释:
    
    ① [德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91页。
    
    ② 同上书,第128页。
    
    ③ 同上书,第691页。
    
    ④同上书,第148页。
    
    ⑤同上书,第692页。
    
    ⑥同上书,第128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哈贝马斯在华演讲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⑧[德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692页。
    
    ⑨[美 ]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⑩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9页。
    
    [11]Jurgen Habermas,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s, MIT Press,1998,pp.189-191.
    
    [12] [德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693页。
    
    [13] [德 ]哈贝马斯:《后民族格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48页。
    
    [14]同上书,第154页。
    
    [15]同上书,第156页。
    
    [16]同上书,第159页。
    
    [17]同上书,第160页。
    
    [18]同上书,第147页。
    
    [19][20] [德 ]哈贝马斯:《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载《读书》1999年第9期第47页。
    
    [21] [德 ]哈贝马斯:《后民族格局》,第71页。
    
    [22]同上书,第190页。
    
    [23][德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317页。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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