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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耀光:最后的北京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31日 转载)
    
    以北京为轴心的中国八九民运已破多项世界纪录,其结局之惨烈,影响之大,空前绝后。 任耀光:最后的北京 一、规模之最 八九民运参与人数之众,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空前,堪称古今中外民主运动之最。 当时的游行示威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大中城市,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将近一半的中等专科学校,一部份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参与其中。据《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估计,有一千多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争取民主的总动员。 古今中外,在参与人数与规模方面较为接近的只有英国宪章运动和法国“五月风暴”。 1842年5月2日,近百万伦敦工人来到国会下院门前,宪章派全国协会的负责人向下院递交了全国宪章派第二次请愿书。这份有300万人(约占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签名的请愿书再次要求把《人民宪章》定为法律。《人民宪章》是1837年由论教工人协会向国会提出的一份请愿书,它提出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普选权,选举投票应秘密进行,废除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国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平均分配选区。英国宪章运动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848年,工人总共发起三次全国性的请愿运动。 1968年5月,一所大学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引发了法国的“五月风暴”。“五月风暴”的最高纪录是: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数百万工人罢工,法国社会瘫痪。在“五月风暴”中,有数百辆汽车被焚毁,5人意外死亡,罢课罢工席卷了法国90多个省,后来农民也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和降低税收。戴高乐总统同工会和企业主代表谈判,于5月25日达成协议。政府基本上满足了工人和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希望工人复工。政府允诺改组,国民教育部长辞职,实行教育改革。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选举。 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八九民运的规模为世界之最,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当时的国家统计局计算,1989年4月14日中国大陆人口已达到11亿),这“闹事”的一千多万人与十一亿的人口一比,就显得势单力薄了。 邓小平当局没有说错,一九八九年“闹事”的还真就只是“一小撮”。 二、镇压之最 1989年5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为配合完成这次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任务,兹命令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二十四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沈阳军区的三十九军、四十军,济南军区的五十四军、六十七军的有关部队分别於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日自驻地进驻北京地区的有关目的地。当局共出动十个军和北京卫戍区,加上武装警察,总兵力竟达十八万左右,相当于1979年中国对越作战的一线总兵力(越战出动9个军)。用对付一个敌国的野战部队兵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北京学生和民众,这一做法至今仍令人觉得匪夷所思。邓小平显然把镇压八九民运当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来打,问题是有这必要吗?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和做法,他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是给自己壮胆吗?是否以为只要人多势众就能吓退示威者——北京不是有十多万学生反对我吗?我也有十多万军人支持我。或者,鉴于北京警力不足和百万北京市民站在学生一边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显然认为派遣近二十万的兵力进京“维持秩序”是完全有必要的。 在八九民运期间,光中共最精锐的部队——三十八军出动的兵力就足以令人乍舌,据《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一书称: 38军是首批进京的部队。4月22日,第112师(欠336团)、坦克第六师(欠炮兵团)、工兵团、通信团,共8986人乘409辆汽车赴京。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后,集团军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6师、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5100人、234辆汽车,于4月27日至5月5日赴京,担负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 戒严后,集团军第三次奉命率第112、113师、坦克第6师、炮兵旅、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15099人、851辆汽车、213辆装甲车和33辆坦克及坦克抢救牵引车,于五月十九日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共计出动了29185人,1494辆车。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7年前,全斗焕政府镇压光州起义梯次增兵,加上外围兵力,出兵人次最多也不过两万左右,最后攻城的总兵力为七千七百人。60年前,蒋介石政府派往台湾镇压二二八起义的主力是国民党21师,宪兵第四团两个大队,兵力一万多人。100年前,沙皇政府镇压彼得堡十万示威工人的兵力仅为两个骑兵团。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邓小平当局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镇压古今中外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示威。邓小平无疑是挑起军民冲突,骨肉相残的罪魁祸首。号称“人民子弟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上从此浸透了中国老百姓的鲜血,再也洗不干净。而在示威民众方面,八九民运至少还打破了以下数项世界纪录: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有秩序、最为克制,但最后的惨烈程度又为古今中外镇压和平民主运动之最的全国性民主运动,而中国人在面对军人非理性杀戮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与“隐忍”也为世界之仅有,在军队开枪射杀老百姓之后,被确切证实的武装反抗仅有一例,而且只有一人,即六月七日,发生在外交公寓附近的枪击戒严部队事件,而当时流散在北京市区的武器弹药远远多于敢于使用它的人。对比发生在韩国的光州起义,当军队开枪打死54人之后,随即爆发了大规模抢劫军火库,与军队武装对峙的起义;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老百姓在获知台湾当局开枪镇压之后,也马上还以颜色,随即在台湾全岛爆发了反政府的武装民变。在八九民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国民性,使得当时北京民众的反抗既不同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人,甚至也不同于同为中国人但同时也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台湾人。 三、伤亡之最 ……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人,第七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他完成了创世之功。在这一天里,他歇息了,并赐福给第六天,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歇工休息。于是,人类的恶在这天得以在世间横行。 (一)另外三个流血的星期天 古今中外,还没有哪次本国政府镇压学潮的死伤人数可以超过六四屠杀,这一纪录甚至包括了古今中外发生过的所有无道执政者镇压和平示威的伤亡纪录。 在杀人性质和程度方面,唯一可以与六四相提并论的是1905年1月9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生的镇压事件,那天也是个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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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回到一个世纪以前的那个著名的“流血星期天”,在那个蛮荒、动乱、闭塞的俄罗斯,许多历史细节被湮没,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当天沙皇政府出动的基本上是宪兵,开枪令是沙皇的叔父弗拉基米尔下达的,镇压主力是巴甫罗夫团和谢苗诺夫团的骑兵。1905年1月9日(公历1月22日)这天早晨,圣彼得堡漫天大雪,十多万罢工工人带着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组成长长的游行队伍,从郊外的各大厂区向冬宫进发。因为是礼拜日,游行队伍都举着教堂的旗幡、十字架、圣像和沙皇的画像,口里唱着祷歌,完全是一支和平请愿的队伍。但此前持续了数月的全国性罢工、骚乱已经令当局失去了耐性,如果仅仅是大学生或者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反叛他们并不在乎,但关乎国计民生的工业陷入瘫痪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再不及时镇压,俄罗斯会发生红色革命,帝国将走向分裂、崩溃。 沙皇当局预先在通向冬宫的一些路口、桥头和冬宫广场布置了宪兵和警察。许多支请愿队伍中在行进过程中遭到军警的阻拦、殴打,未能全部抵达冬宫。 接近中午时分,当第一支游行队伍来到拉尔夫大门(相当于我们的新华门)时,卫兵试图阻拦游行队伍通过,冲突随即发生了——一队骑兵突然冲向示威工人,向人群发射了第一排子弹,一些人中枪到地,紧接着,这队骑兵又挥舞马刀冲击人群。一时间,妇女的惨叫声与工人的怒骂声响彻了整个东宫广场,在亚历山磊罗夫公园,示威民众也遭到了沙皇骑兵的枪击和砍杀,当天的血腥镇压致使许多人伤亡,沙皇也曾派人参与事件的调查,一般认为死伤超过了三千人,但在那个信息极其闭塞的时代,具体伤亡数字谁也说不清楚,我也没有查到得到官民双方证实了的确切的历史纪录。但我个人认为那天的死伤者不可能超过八十四年后的六四屠杀,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判断:其一,骑兵团的主要目的是驱散示威工人,并不想火上添油,既然人群已经逃散,一般不会穷追猛打;其二,在当时,俄罗斯军队的武器配备远落后于西欧,俄制单发滑膛枪的威力显然不足以造成那么多人伤亡;其三,开枪的地点仅有两处——拉尔夫大门和亚历山磊罗夫公园,在大多数路段使用了常规镇压手段驱散人群,并未开枪。 屠杀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人的反应激烈: 就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出《告人民书》,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许多地方还爆发了抗议沙皇暴行的大罢工。4月,连以前较为温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定下了武装起义,推翻政府的路线。5月,全国有200多个城市的工人大罢工。他们选出了自己的代表,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6月,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水兵起义。10月,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并发展为全国性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总罢工。全俄形成了政治总罢工: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邮电不通,机关瘫痪。12月,莫斯科的工人首先开展了装武斗争,各地相继举行了起义。俄罗斯的革命达到了高潮。正如列宁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 英国殖民当局屠杀印度阿姆利则群众的惨剧也发生在一个星期天。 1919年2月6日,英印立法会议通过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警察可任意逮捕官方所怀疑的印度人,不经公开审讯,可以长期监禁。罗拉特法案一通过,印度人民完全失去了政治自由,全国一片哗然,群起反对。旁遮普的反英运动尤为激进。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不准M.K.甘地到旁遮普宣传坚持真理运动,另一方面采用暴力手段实行镇压。4月10日凌晨,军警在阿姆利则市逮捕两名民族主义活动家。随后约有3万市民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要求释放被捕者,但遭到警察和骑兵的冲击。集会者随后发动起义,于傍晚攻占火车站、电报局和电话局。当晚,英印军队的R.E.H.戴尔将军率领军队开进阿姆利则市,实施宵禁令,试图震慑武装叛乱。4月13日这天是礼拜日,约5万抗议者在阿姆利则市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举行集会,抗议殖民当局专横暴虐。当天下午,戴尔指挥装甲车堵住广场狭窄的出口,并下令向密集人群开枪扫射。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当场死379人,伤1200人。不过,这起屠杀事件更应该归于种族仇杀的范畴,因为如果英国国王胆敢对国内手无寸铁的同胞如此杀戮,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以“5·18”载入史册的光州事件,也是开始于一个星期天。1980年5月18日这天,韩国军阀全斗焕为了镇压全国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在民意最为激烈的光州展开了武力镇压。据二军司令部《戒严状况日志》记载,5月18日这天共有68个平民被打伤。一个叫金庆哲的24岁聋哑青年因伤重不治身亡。之后,军民冲突愈演愈烈,5月20日,四个防暴警察被一辆示威民众驾驶的公共汽车撞死。5月21日,驻守在省政府驻地附近的空降部队奉命向示威民众实弹扫射,根据军方在1988年发表的文件以及接受受害者申报的数据分析,当时至少有54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大屠杀发生后,愤怒的光州民众开始抢夺武器进行还击,光州的“市民军”一度将戒严部队赶到郊外,控制了光州城区。这场平民武装起义一直坚持到5月27日,最后被全斗焕的增援部队血腥镇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詹小洪在一篇名为《韩国“光州事件”25周年祭》的文章中提到,据官方报道,光州事件造成了军民191人死亡,852人受伤。联合通信社出版的《联合年鉴2006年版》,死亡人数则为177人。州市政府以及“5·18纪念财团”的官方网站上的数字则是,154人死亡(包括12具无名尸),其中军警死亡27人。(二)再回到国内
    
    一百年来,中国——这个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历届政府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最高纪录如下: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阀的军舰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国民军予以还击。日本便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棋瑞的执政府提出撤出大沽口军事设施的最后通牒,激起了国人的怨愤。3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北平执行部的领导下,北京的学生和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抗议八国的最后通牒,支持国民军为驱逐列强而战,遂组织、成立了北京市民反帝大国盟。会后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最后通牒。学生、市民约二千余人来到执政府门前抗议示威,其间与守门士兵发生冲突,卫队开枪,造成四十七人(包括一名士兵和两名便衣)被打死,二百多人受伤。这场对平民的屠杀激起了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义愤,最后导致段祺瑞政府被迫下台。事发后,鲁迅称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发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这是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最高纪录。 1931年12月17日,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和南京学生三万多人,联合举行抗日大示威。在珍珠桥畔,大批持棍捧端刺刀的军警向学生队伍冲来,学生则迎上前去与军警搏斗,抢棒夺枪还击。军警遂向学生开枪射击,后又用刺刀冲杀,共造成三十八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多人被捕。鲁迅在南京血腥屠杀后的第三天,针对这场惨剧写了著名的《“友邦惊诧”论》一文。这是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最高纪录。 最后,让我们再来重温一遍,这项由中共当局创下的,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被后人打破的世界纪录。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李锡铭作了关於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了在“六四”期间北京市民、学生和戒严部队官兵的伤亡情况。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为保守的统计(平民的实际伤亡人数很有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以上),但已足以惊世骇俗。其主要内容如下: 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各高校、北京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二百四十一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二十三人,地方二百一十八人。戒严部队二十三人中,解放军十人,武警十三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二百一十八人中,北京高校学生三十六人,外地人员十五人......约七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五千余人,重伤的一百三十六名,市民约二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亡的三十六名大学生,分属北京二十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六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三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七所高校各死亡二名,其余十所高校各死亡一名。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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