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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公民基本就业/朱戈良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4日 转载)
    
     一、97年大学扩招为今天的就业难埋下隐患
     (博讯 boxun.com)

     为应对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采取了大学扩招政策,为今天大学生就业难埋下了隐患。有官员、学者认为中国大学生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达国家大学生占其国家总人口的比例,扩招能提高中国劳动力素质,所以有必要。但动机不纯而缺乏战略大局意识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比较和提高又有何意义?慨言之,当时利用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让老百姓为亚洲金融危机买单,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教育现实和社会保障预期都不适宜大学扩招。
    
     中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底子薄、基础差,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有限,因此必须结合自身实际,不可盲目求大、求洋。中国领导人原本有清醒认识和理智头脑。80年代末、90年初的巩固基础教育、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中国是人口大国,财力有限,除保证基础教育和适当优化高等教育,关键是发展成本相对低廉、经济实用的职业教育,培养大批合格的劳动技术人才,以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村需要。
    
     在充分就业(时至今日还有专家反对)正确发展战略指导下,全国各地职业教育方兴未艾,县、乡及大中城市开办了大量职业中学、中专和部分职业大学。
    
     97年突然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一下使决策者方寸大乱。为扩大内需,确保GDP增长,必须鼓励老百姓消费。当时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和医疗改革,已经使人们对社会保障预期看低,金融危机又来势汹汹,百姓自然将钱包捂得紧紧。病急乱乱投医,动机不纯的大学扩招政策出笼了。中国老百姓什么苦都能忍受,唯一不能忍受孩子的教育被耽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只有孩子(何况大都是独生子)的教育才会让可怜的父母拿出血汗钱甚至保命钱。
    
     大学扩招的确救了经济的急,中国GDP又突飞猛进,但因中国大学从教学到后勤对扩招准备不足,导致教学质量下滑、后勤保障(尤其住房)不及,于是各高校又大兴土木,负债累累,更严峻的是大学生人数陡涨,给社会就业带来极大冲击,经济年份好的时候勉强维持过去,碰上世界金融危机就惨不忍睹。
    
     大学扩招,能救经济增长一时之急,也能一度延缓就业压力,但实际是将就业压力转嫁滞后,最终的就业大潮迟早要来,一旦碰到经济危机,就表现突出。今年的金融危机将隐藏在冰山下的大学扩招加剧就业危机的深层问题暴露出来。如今众多大学生找不到对口职业,不得不干民工的事,导致极大的人才浪费,偏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忽悠付出了昂贵学费的大学生应放下姿态向民工看齐。武大前校长刘经南公然以“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放言“大学生喂猪并不可笑,是一条适合自己的成功之路”。个别大学生喂猪并不可笑,一次数百个大学生甚至研究生竞争卖肉摊位呢?农业大学生养猪是一条适合自己的成功之路,之乎者也的北大学生养猪呢?名牌大学校长说出如此糊涂话,难怪有人说中国教育失败。
    
     二、扩招5万研究生可能有量无质
    
     今年的金融危机百年未遇,高校扩招的历史遗患惯性难收,无论怎样的战术修补调整,都难济大局,如果仅仅外科手术式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如上所述,大学生只有去做民工的事情,既是巨大的人才浪费,还会挤占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引起连锁反应,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毕竟中国人口主体是农民和农民工。
    
     国家决定扩招5万研究生,固然必要,但现行研招体制只会使其有量无质。研究生收费教育是教育产业化的产物,已经堕落为权贵教育,只要有钱有权,不学无术、弄虚作假之徒居然也能忝坐硕士、博士之列(这还需要举例吗?),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方针,甚至不如免费教育的西、北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自己标榜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即介于美国和苏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国家曾经通过大学扩招政策度过了金融危机,有了一定财政积累(如高额外汇),现在大学扩招导致大学生就业危机,国家是否应该礼尚往来给他们买点单!
    
     研究生考试,尤英语考试极大扭曲了研究生教育的本质。研究生教育是研究性教育,研究生考试是选拔性考试,选拔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接受教育,可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堕落”成语言(英语)教育。考过研究生的人知道,研究生考试关键是英语考试,很多有研究能力的人却被英语拦在研究生教育门槛外,而很多英语天分好的学生(尤其女生)却能轻易过关。据说,某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某专业录取的17名研究生中竟有16名女生,导师苦笑自己是妇联主任。以致当时的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在2005年的两会上呼吁研究生录取不能过于注重英语,武汉大学准备试验根据考生综合素质招录研究生。
    
     降低门槛招录研究生,有人会认为人数太多,大学难以承载,教育质量下降。大学难以承载,社会就能承载?1997年高校扩招收费,本承载不了的高校不是都承载了?人数太多,导师指导不过来,当初为何能一个导师带几十上百研究生?
    
     三、恢复并优先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是解决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关键
    
     大学不宜扩招,真正应该扩招的是职业教育。
    
     一个社会的健康全面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对国家固然重要,但需求有限,周期长、成本高;职业教育周期短,见效快,需求旺,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就业率。前几年大学扩招,本科以上大学生已经超饱和且眼高手低,难于就业。目前社会急需的是周期短、成本低、善操作、心态平的实用技术人才,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武汉缺口200万职业技术工人,职业教育发展空间很大。
    
     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高新技术产业有其重要地位,也取得长足进步,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尚有广大的市场空间,客观需要大批合格的实用技术人才,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尤其对民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原本确立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正确战略,因为97年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持续下来,相当部分职业学校关停并转成基础教育,或在职高和电大中开设普高班,如今形势逆转,大学生面临就业难,这些普高班甚至普通中学又该如何应对?
    
     中国家长尤精英家长有个错误思想,将基础教育当精英教育,考大学当大官发大财,而职业教育是平民草根教育,将来没有辉煌前途。这种社会观念极其落后,人的成功要受多种因素影响,教育只是给学生提供学习的环境和思考的方式,它对人的成长不能说没有影响,但不能说是决定影响。毛泽东中等师范毕业,最后却成为开国之主,众多国内外名牌大学生反受其领导。
    李先念仅读了三年私塾,接着去学木工,是典型的职业教育,不也成了国家主席?
    
     四、严控房地产等泡沫产业是缓解就业压力、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前不久,网上炒作房地产赶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末班车,引起网民极大关注。很快房地产业又意外“落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成思危出面表态:房地产列入国家产业振兴规划是误读,但有关部门和专家还在为楼市打气,以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要警惕开发商代言人制订房产振兴规划。
    
     房地产业在中国已成暴利行业,近年财富榜上名列前茅的不少是房地产商。不法开发商往往金钱开路、权力寻租,搞掂地方政府合法拿地(失地农民补偿款相对于政府征地收益和房产商开发利润是一毛九牛),再以此抵押贷款,做房(很多情况下是层层转包)套现,空手套白狼,一本(无本)万利。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居然冠冕堂皇地成为公开的秘密和趋之若骛的效仿对象。因此,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天然有托市炒作房地产的动机,房地产巨大收益主要被此二者获取,而矛盾和负担则转嫁给农民和中央政府,致使房价愈来愈高,高不可攀。
    
     问题是,房地产业的兴旺或振兴,会导致社会整体消费的萎靡。因为房地产的暴利被少数官僚和房地产开发商获取,他们数量有限,消费有限,房价却无限,普通公民越来越买不起房子,所以,房地产业与社会消费能力成反比例关系。如此产业竟成了支柱产业?还需振兴规划?以此扩大内需,岂非饮鸠治渴?弄不好又会重蹈 97年为救金融危机而饥不择食的高校扩招覆辙。
    
     中国人口多,房子需求量大,但房子只能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一旦成了奢侈品,房价离奇扭曲,只能说明我们的房地产业政策已经走向误区和反面。在行业处于调整、房地产业落选十大产业规划的时候,在呼吁国家救助楼市的同时,在中央领导鼓励企业不裁员不减薪的政协会议召开之际,地产大鳄潘石屹违背承诺,变相大幅裁员,部分地产高管大幅加薪遭质疑,业内专家还称房地产规划将以更重要形式出现。你还敢相信房地产开发商及其代言人的信用?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山河建设集团程理财建议取消高档房消费限制,税率太高、银行不提供按揭服务,限制了高档房消费。按其逻辑,西方国家征收高额遗产税都是限制消费,如此只代表小集团利益的混蛋何能称职人大代表?据说,排除土地因素,一般房产造价不到700元/平米——房价远未见底。二套房政策要慎重,不能为了应一时之急需而随意更改既定战略大局。
    
     五、培育内需为主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和县域经济是解决就业压力的根本
    
     中国是大国,尤其是人口大国。大国经济必须有相对独立性,并以内需为主,唯如此,方不可受制于人,切不可因为入世和全球化而丧失了自我保护意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代领导人,最大的贡献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有人说是依靠剥夺农民的剪刀差,那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受苏联影响,管理高度集中,但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主权(内需为主)。
    
     问题是,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格局逐渐改变,沿海重点发展外向性经济,虽引来了部分外资和技术,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70%,接近或超过美、德等发达国家,这对于一个大国是极其不正常的。这一格局与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有关。第一个大局,即改革开放初,内地要服从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局;第二个大局,即改革开放到一定时期,由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沿海要服从这个大局。正在进行的开发大西北和中部崛起、两型社会建设正是第二个大局战略构想的产物。
    
     第一个大局导致中国经济中心向沿海倾斜,这次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就是沿海外向性经济。今年百岁的李先念主席,当年别人建议他去看看东南沿海时说:“都去沿海,大西北不要了,大西北的沙漠丢给外国人吗?……沿海要引进外资,不要将内地的钱吸进去太多,不然国家背包袱”——李老主席可谓英明可敬!
    
     应大力扶持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节制外资企业。外企虽带来一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但其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严重冲击民族产业和国民就业。有人老说外企也安排了国人就业,殊不知它让一个国人就业往往以十个国人失业为代价。缺乏整体思维的人甚至可能认为污染企业可以扩大内需,杀人放火利于计划生育。
    
     中国外向性经济区域中心集中在沿海,不仅对外依赖,而且缺乏战略纵深,安全系数低。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和平崛起,但总有一些国家或地区觊觎中国,世界并不太平,不久前,北方船沉人亡,南海岛屿被占……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温家宝语),谁又能保证世界或局部会出现什么国际意外!我们固然不要危言耸听,但更不能武备松弛。
    
     在中西部建立内生性区域经济中心,相比沿海地域纵深大,安全系数相对高,尤其对内地民众有利。由于沿海与内地差经济距大,内地大量人才和民工都涌向沿海,不仅削弱了内地竞争实力,导致内地农业基本是3860部队(妇女老人),而且民众长途奔波,就业成本高,国家交通难以承载(春运),更重要是影响分居夫妻感情和子女生存教育,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刚刚在重庆市南岸区长生镇发生的小姐妹躺身亡妈妈臂弯里3天的悲剧,难道与此没有一点关联?
    
     应建立半径1000里的区域经济中心,加强半径100里的县域经济发展中心,人才和民工在中短距离流动,甚至农民离土不离乡,才是真正的安民之本。在中西部建立内生型的区域经济中心,中国的就业压力才会根本解决。不要为扩大内需把钱盲目投到中心城市搞重复建设,修了不同类型高价路,结果车少路闲,其实更多地方尤其县域和广大农村更需要建设,更需修简易路桥。
    
     虽然邓小平有内地服从优先发展沿海和沿海富后反哺内地的两个大局思想,但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天然具备富帮穷的基因,相反人们见得更多的是“为富不仁”和吸附效应,正如城市富了反而吸附了农村资源使农村更穷,特大城市的发展没有辐射周边,反而造就了周边贫困地带。市场经济本质是马太效应,两极分化。
    
     为避免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应培养党员的党性意识和官员的大局意识,加强转移支付力度,工资补贴作为行政行为,应该向老少边穷倾斜;更重要是政府要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控制人口过千万的特大城市发展,重点控制它对周边资源的吸附力度,有限控制重复建设;重点发展50万-10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化劳动力全国性流动为局部性千里、百里流动。同时打破行政分割,限制地方保护主义,以经济文化为纽带整合相关资源,如隶属大别山地区的新洲区道观、问津书院与团风县的大崎山和杜皮烈士陵园等景区本来山水相连,文脉相承,方言相通,历史上同属黄冈县,但因为如今分属武汉市和黄冈市,资源难以整合,道路难以相通,新洲有文缺景,团风有景缺文。有人建议两县四点联合互补开发,是不错的思路,关键在两地如何协调发展。
    
     提振信心、沉者应对。随意支招可能填乱,过于随机应变不如强化大局意识,权力财富难敌战略头脑,无形难算的社会效益更胜有形可数的经济GDP。正如聂卫平指斥中足队员,缺少大局意识,即使身体素质再好也没用。 决策容易执行难,窃担心:两会时群情振奋,不说白不说;两会后各归各营,说了也白说。但愿我和李先念一样是杞人忧天(大跃进时毛主席戏说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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