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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张绪山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2日 转载)
    
     在人类历史上,“死”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是没有差别的,其本质即生命赖以寄托的生物体(肉体)活动的结束。但个体之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待“死”的态度是受社会价值观支配的,如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慷慨激昂的赴死方式,体现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自杀”作为一种受明确意识支配的特殊的死亡方式,尤其是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表现,既反映个体之人的价值观,也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一个时代自杀行为表现出的统一性,颇能展现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理状态,反映这个特定时代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剖析一个时代的自杀行为,可以使人们看到这种行为背后凝聚的不可化解的深层的矛盾纠葛。“文革”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模式,为人们提供了诊断当时社会病理的一个视角。  实例一:傅雷之死。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遭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自缢身亡。傅雷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在遗书中,死者虽然满腹冤屈和无辜感,但仍然有意识地突出自己的 “原罪”和最高权力控制者的正确性。  实例二:翦伯赞之死。翦伯赞是著名的红色史学家,1968年12月19日在遭受野蛮逼供后,翦伯赞与其夫人一起服用大量“速可眠”离开人世。翦伯赞死后,人们从他穿着的中山装左右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种以口号明志的方式,比傅雷的遗书更具时代特点和代表性,但三呼“万岁”之举,更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历史传统的连续性。  实例三:邓拓之死。邓拓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共党内负盛名的才子。他死前的遗书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这遗书展现了一位书生对妻子温情的一面,但也像一位基督教徒在忏悔自己的罪过,很有教徒那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的情怀,显露出一位教徒对无所不能、至仁至圣的万能上帝的虔诚。  实例四:张志新之死。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枪杀。行刑前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铐里,已经无法留下文字痕迹,且喉管已被割断,口中无法发出声音,所以后人无法了解她走向死亡前会有何种举动。但后人留下了对她的描述:她从囚车上走下来,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面向着东方。……她高昂起头,迎风而立。风好像理解了她的心意,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绺黑发吹到耳后。她满意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她多想高唱国际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至死不渝。她多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像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这是不是后人的主观想象?恐怕不是。如果她不是早已被割断喉管,想必会有那样的反应。  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全文4900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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