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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健:杭州赛车肇事和巴东烈女抗暴启示录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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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九年注定是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中共要承担太多的“纪念日”,无论是展现党威国势的六十周年“国庆”,还是力图淡化逃脱罪责的“六四”。这些节日中共有足够的防患于未然的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即在萌芽中于以扼杀。但有着这样一种日子,既非庆典,也非哀悼的政治性日子,它在中国大地上,在分分秒秒,一呼一息之间就会发生,这些事件小到路上的一例交通事故,娱乐场所的一起持强凌辱,但瞬间就能引发出一场社会性的公众事件,且迅速地从地方扩展到全国,把它推到舆论的峰口浪尖上,如同星火燎原,江河决堤之势,让地方官吏,中央大员寢食不安。 (博讯 boxun.com)

    
    零九年的五月份,临近“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发生了二起事件,一起就是5 月8日, 杭州纨绔子弟将街道当跑道,赛车撞人致死案,此事迅速引发成全民性的公共事件,死者追悼会的那天竟多达上万人到殡仪馆送葬,网上所暴发对此事件的看法的文章,和只言片语更是普天盖地,矛头几乎清一色地对准杭州的交警部门和杭州市委。死者毕业前所就读的浙江大学学生,集体写信给中央为同学讨说法,其言词之犀利到了逼宫程度。究其原因,乃是肇事者是亦官亦商的市政协副主席的儿子,另一个与其一起赛车的同伙,则是市委宣传部长的儿子。事发后这位宣传部长的儿子竟然在事故现场抽起一棵烟,语带笑意地说:“这下可好了,我们这个赛车俱乐部要出名了”,真不愧为宣传部长之子。一个与他同龄的青年被他们活生生撞死,竟然看成俱乐部出名的机会。肇事者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能够如此轻松幽默,在于他们背后有一个可以让他们无法无天的老爹和政权。事发后杭州交警部门即刻伪造车速和现场,把这样一件街道当赛道,至人于死地的恶性事故,企图演化为一件普通的交通事故。另一件是发生在五月十日晚上,湖北巴东一个小县城,一位修脚女反抗三位镇官强奸,用修脚刀怒杀色官事件。修脚女邓玉姣是一位年仅21岁的花样女子,在镇政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要求给于其“特殊服务”时于以拒绝。所谓“特殊服务”时下中国是人人皆知。但是这位官大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邓小姐竟然不从,于是拿出一沓钞票向她头上扔过去,口言,难道怕我们没有钱给你。然后不顾邓玉姣的反抗,伙同另外一位黄姓官员二次把她摁在沙发上企图强奸。忍无可忍之下,邓玉姣抓起工作用的修脚刀向邓贵大刺去,正中要害,一命呜呼,黄姓官员也被剌伤,与这二名官员一起前来的随员,见事不妙仓皇逃窜。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员持强凌弱,企图轮奸事件。事件发生后,网上是一片欢呼之声,称邓玉姣为时代贞洁烈女,为民除害,甚至将邓女子的修脚刀和贺老总的二把菜刀相提并论,也有人把她比作去年震撼全国,为讨公道而杀警的杨佳相比,邓女子的修脚刀成了中国民间反抗暴政的象征。总之,网络上是同仇敌忾,一边倒地支持邓女子抗暴杀官,连网上为政府说话搞事的“五毛”都不敢作声。知识界人士还联名请愿,要求政府在处理该事件上要持公正态度,不要以谎称邓女子精神有问题来掩盖自卫抗暴的真相。
    
    杭州赛车撞人致死事件和巴东修脚女受辱抗暴事件,一个发生在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一个发生在山林小镇楚西厄塞的巴东,但二件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官逼民反,群体性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杭州赛车肇事,肇事的一方是杭州市的官家子弟,被害的是外地来杭靠卖早点为生的贫民孩子。杭州近年来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也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杭州因着它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成为中国官家富家的至爱之地。最近以血腥拆迁而成的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素有“一曲溪流一曲烟”之称,现在是中国官商贵族趋之若骛之园。但是这样的天堂景观和幸福指数,却是建立在杭州百姓和外地民工的痛苦基础上的。杭州当朝市委书记王国平,这些年来在杭州这个历代文人墨客会萃,革命党人辈出之地,大兴文字狱,像师涛这样的文人记者,竟因在网络上写了一些言词委婉的批评诗文,和朱虞夫这样以平和的方式宣传民主理念的人士待之以牢狱。象“爱琴海”这样以诗文会友的网站也被封杀,主编力虹被判入狱。最近又率先在全国实行网上实名制度,让网上言论者胆战心惊,将开风气之先的文化名城地,变成文化的墓地,思想的坟场。王国平还不仅仅在政治思想领 域大打出手,对民间教会也迫害又加,对征地拆迁更是司法、军警、黑社会一起上,搞得杭城冤声载道。杭州人言:“来了王国平,杭州被刮三层皮”。可以说赛 车撞人致死事件,是杭州老百姓对杭州党官,日积月累愤怒情绪的总暴发。
    
    巴东修脚女事件,一方是三位政府官员,另一方是靠修脚讨得生活的女子。事发之地,是权贵作乐,穷人强颜欢笑的娱乐场所。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名为休闲娱乐场所遍地开花,而这些场所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都是女性工作人员。女性工作人员因受到侵犯造成至死事件,这些年来不绝如缕,被强奸至死者有之,被逼跳楼者有之 ,同为湖北的高莺莺堕楼事件,贵州瓮安的李树芳的俯卧撑事件。07年更有四川达州市,一名十六岁在酒店作礼仪小姐的花样少女,被三名到酒店消遣的官样男子看中,点名陪酒至凌晨后,被发现遭到奸杀。她的舌头被咬断,乳房被割掉, 下体大量出血,引发逾万 民众放火烧酒店的群体事件。但这样的事件并没有为政府敲响警钟。最近几年侵犯女性事件,受害者的年龄又向低端未成年女孩身上发展,贵州习水官员集体嫖处事件,浙江丽水,临海,深圳都发生官员强行嫖处案。但是这样的恶性案件,几乎每起均被有关单位重罪轻判 ,轻罪不了了之了。受害家属冤屈无处可诉,民间的愤怒情绪强压心头,这一次巴东修脚女挥刀抗暴,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烈女,成为时代歌咏的英雄。
    
    杭州赛车撞人致死案和巴东修脚女抗暴杀官案,充分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民气、民意、民愤,反映中国社会官府和民间的对立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中共官员和家属如此横行乡里,鱼肉民间,为非作歹,每天都在逼迫着民变,民可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中共领导人会不清楚,但是中共已经身陷自己造就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杭州赛车撞人致死案引发的群体抗争,是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多年为官的结果。王国平其父王平夷原杭州市委书记,文革期间在浙江麻纺厂被批斗之死。这样的家庭变故,对其不可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父辈的共产主义早在父亲之死时,已经彻底瓦解,当他子承父位时,早已看破红尘,再也不会像老头子一样做共产党的“冤大头”,这种思想一当进入政治权力,就会变得十分地可怕疯狂。杭州是房地产开发规模最大的城市,王国平家族个个都是房地产大鳄,其家族的财产有几十个亿。而王国平这种所思所行,在共产党内第二代官员中不是个别的,而是十分普遍流行。这些官员,官官相附,互相结帮,这几年来几经磨合,互为谋利,已经结成一个共同利益集团。而他们的子弟则成了纨绔子弟,每天除了纵情声色犬马,挥霍父母贪污来的国资民膏以外,就是耀武扬威,滋事生非。这样的纨绔子弟,京城恶少,与当年清庭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东修脚女抗暴案中的几位官员,均是共产党的基屈小官,这些官员虽然官不大,但都个个都是如狼似虎,横行乡里的土皇帝。这些官员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垃圾,搭上共产党这条权力之船,自然是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了。这些年来所引发的群体抗暴事件,基本上都是这些干部所为。
    
    这些年来中国城乡,从洗头,到洗足,再到洗浴已经成行成市,发展成为中国产业的一大支柱,长沙市2008一年竟然洗出30多个亿的财政。一个城市一年要洗出30多个亿,没有公费如何洗得出这样的巨额。许多地方官员都将洗浴当作“新文化运动”和拉动内需加以推动。深圳市竟然规定在职局处级干部可享受药浴、足浴、推拿等公费疗养待遇,待遇标准为局级干部4000元/人•年,处级干部2100元/人•年, 全部由政府财政支出。而无论洗头还是洗脚、洗浴往往都涉及到色情服务。这次巴东野三关镇的娱乐城“雄风宾馆梦幻城”,我们仅从其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其服务的内容。当然服务人员也并不都是从事色情服务的,比如这次事件中的邓玉姣,就是一个只给客人修脚,卖艺不卖身,不作特殊服务的女子。本来三位官员酒后兴趣盎然,招个可以特殊服务的小姐多得是,为何一定要对邓玉姣强行所为呢?我们对此只能作这样的解释,这些年来这些官员对招至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姐,已经玩滥到失去兴趣的地步,他们要尝尝那种强奸,轮奸的快感。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嫖妓宿娼是非常个人隐私的事,而现在则不同了,往往是呼朋唤友结伴而行,上级下级同事一起上,巴东修脚女事件是如此,习水嫖宿幼女案,四川达州高中女生被奸杀案也是如此。对于这些官员来说集体玩弄女子,和一起去吃一顿饭没有什么两样了,这些官员堕落、颓废、变态到了这种程度,真是夫复何言。但是,胡温政权还在“装逼”,把中共包装成一个“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政党,宣传“八荣八耻”。对于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无耻,实在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它,只能用民间一个最粗口的语言“装逼”来表达。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电视、报纸、广播、网站,都是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官员,“装逼”的舞台。中共的官员贪污腐败不要紧,但一定装得像,装得好,这是为官之本,也是为官之道。所以中共官员在新闻媒体上所看到的,和平时所作所为完全判若二人,他们刚刚从声色场所回来,就会在会上大谈“八荣八耻”,说得跟真的似的。他们收受贿赂的脏款还放在口袋里,就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台上做廉洁报告。就象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为家族捞得几十个亿,却还装模作样骑车上班,以示清廉。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中共媒体能够如此逼真地把干部的装相扮相,放大了再放大,确实也能迷惑一部分人,但是谎言总是谎言,大部分人对这个政权的本质还是有清醒的认识,对胡温这一套戏路深痛恶绝。
    巴东烈女抗暴和杭州赛车肇事二个事件,事件虽小,但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中共执撑下的政治生态,所谓的盛世图景。如果以一个素描来绘出今天的共产党人形象,那么就是作完八荣八耻报告,袋里揣着贪污受贿的脏钱,躺进三温暖的房间,搁着臭脚,说着淫语,让小姐服务。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形象,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新文化。中共官员这样一团污秽稀泥,纵有铺天盖地宣传,也难以扶上墙,让它闪烁生辉。
    杭州赛车肇事事件和巴东烈女抗暴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在巨大的民意之下,政府依然习惯性的利用手中巨大的法律和宣传资源,歪曲事实真相,与民意对抗,那些被豢养的“刀笔吏”纷以专家学者的身份来解读事件,曲变案件经过。从而使杭州赛车案,这样明明白白将街道当赛道撞人至死案,变得扑朔迷离。巴东烈女抗暴案更是重新书写案件经过,已将邓玉姣正当防卫或过失杀人罪,精神病患者转而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拘捕起诉。公安部对此案明确表示:“要按法律办事,要讲证据,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很清楚,也掌握在我们手里,你们怕什么?谁能够证明被害者是要强奸那个女子?当时只有四位在场,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一位妓女,而不相信我们两位自己的同志(没有被杀死的两位)?并对三位官员要求“特殊服务”用词表示极为不满,说这个词影响极坏,一定不能再在新闻里使用。这个词语本来就含混不清,怎么能够使用?谁能证明“特殊服务” 就是要求睡觉?同时表明态度“这样的事希望我们公安部门今后反应快一点,网民不讲理,我们就不和他们讲理,人在我们手里,证据在我们手里,大家不用看互联网民意办案。该抓就抓,该杀就杀。上海杀了杨佳,有什么问题?中央很支持。中央政府杀气腾腾的无赖相,在这里一目了然,显然,民意与政府的一场生死搏斗正在展开,这样的搏斗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角力的一种长久存在方式。我们虽然不能希望在短时间内看到政府在民意中改邪归正,但是这样一种斗争,却是积累公民正义力量的必由之路,总有一天,政府会在民意前面低下他们罪恶的头颅。
    
    今年是“ 六四”二十周年,“六四”虽然远去,但不是“六四”的“六四”却已来临,中国民众从争自由,争民主的政治运动,转到了“争人权,求公正”。从抽象的政治运动,转到具体维权运动。人们对权贵的愤怒无法在天安门广场集结,但是通过互联网这个高科技平台集结起来,任何虚假的谎言,在这里一点就破。任何道德说教和作秀,都会引来嘲笑。任何不公不义,在这里都会遭到声讨,只要是正义之声,在这里一呼百应,这样一种声音,正在搅动着中国人麻木的灵魂,唤醒中国人沉睡多年的良知,感动国人,让国人走向民族精神自救的道路。今天的网络广场就是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这是一个“道之所在,千万人吾往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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