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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梅宁华先厘清我们的“指导思想”/应学俊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8日 转载)
    
      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梅宁华先生最近发表了《“指导思想一元化”是客观规律》一文(以下简称“梅文”),笔者读后有一些困惑,写了《“指导思想”从何来?如何“一元化”?》拙文以就教梅先生或其它理论界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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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要强调“指导思想一元化”?梅文是这样阐述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指导思想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统揽全局的根本性的问题。指导思想不是政策,而是基本价值,它一旦被否定或发生根本转变,那就是地动山摇,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甚至导致国家分裂、民族解体,回到旧中国一盘散沙、备受屈辱的局面。”——原来,“指导思想 ”对于中国来说竟如此重要,那当然是要坚持到底不动摇了。然而,笔者还是有一些困惑,梅宁华先生如能继续撰文论述一番帮助吾等解惑答疑,对宣示这一重要主张应当是有意义的。
      
      一、“指导思想”是否“一元化”能导致社稷兴衰吗?
      
      以梅文观点来看,“指导思想”亦即“共同的价值追求”对国家兴衰似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说乍一看似乎颇有道理。可是回顾中国历史便会产生一些困惑: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算不算“盛世”当然尚有争议),它们的兴衰与“指导思想一元化”有关吗?与所谓国人“共同的价值追求” 有关吗?在吾等所见历史研究资料或教科书来看,中国历史上社稷兴衰大多却是取决于皇帝是否为一相对而言的“明君”,取决于其政策是否有助于民生改善;大致说来,即所谓轻徭役重农耕,倡节俭重教化,开言路兼听则明,避佞臣主持公道;分析贞观之治盛世形成的原因,也大多认为是“百姓休养生息,太宗虚怀从谏”,而晚年的李世民变了,变得与当初相反,于是贞观之治也就结束了。
    
      由此看来,指导思想或曰价值追求对统治者或曰执政者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将决定着他们采取何种决策治国治民,他们有怎样的价值追求将直接作用于全国百姓。这大概是无可争议的吧?
    
      而对于百姓来说,倒并不是这样,如笔者在上篇拙文中所说的,就社会所有成员——尤其是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层,总体说来他们的“思想”其实很简单,有没有“指导”都一样,那就是要实现《宪法》所赋予的基本人权,追求平等、自由,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争取日渐改善生存状态;他们并不在意什么“主义”,百姓是务实的。窃以为一部中国历史正反映了这样的规律。至于统治阶级用怎样的“指导思想”教化民众那是另一回事,但与社稷兴衰没有根本决定性因果联系。蒋式三民主义和所谓“新生活运动”的教化也都无助于蒋氏政权的稳固。还是那句话:老百姓是务实的。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的认识和价值追求既引导新中国有所发展壮大,取得许多成就,但也出现了“反右”、“大跃进”、“共产风”和“三年经济极端困难”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等这些严重失误,使国家受损使国人痛心。但是,大家都还记得,那时“ 指导思想”倒是绝对“一元化”的。也正因着这“一元化”所以没有人对这些提出异议,而提出异议者即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就百姓大众而言,梅文认为“指导思想一元化”关乎国家兴衰和政权稳固的观点能否成立,还有待梅先生补充论证,否则似乎难以让人信服。相反,事实倒是充分证明了执政者是否认同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亦即正确的价值取向,对于国家兴衰倒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大众的思想是否“一元化”应该是次要的,非根本性的;而多元并存确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无所谓谁“指导”谁。
      
      二、不厘清“指导思想”如何实现它的“指导性”?
      
      假设,梅文的论点——即国人是否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政权稳固——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确我们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
      
      也许梅宁华先生说,这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至少从下面的一些事实可以看出,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厘清我们的“指导思想”具体内涵的。
      
      1、从《宪法·序言》的表述来看,我们如何理解“指导思想”?
      
      我国《宪法·序言》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既然梅文认为“指导思想一元化”如此重要,那么,对上述《宪法》引文的这段表述,请梅宁华先生帮助厘清以下问题:
    
      ① “马克思主义”与上述《宪法》引文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为全同关系的概念?
    
      ② 以上引文关于“指导思想”表述中并列出现了四个概念,它们与梅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否为同一概念?如不能等同,梅文是否在论述时遗漏了《宪法》规定的重要内容?
    
      ③ 就上述《宪法》引文来说,“指导思想”的表述中并列出现四个概念,当然它们肯定不是全同概念。那么,这四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交叉关系吗?亦即两个或多个概念的外延部分重合吗?——诚如是,那么逻辑常识告诉我们,交叉概念一般是不能并列使用的,容易产生思维混乱。这四个概念是属种关系吗?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延包含着后面几个概念的外延吗?如果是,那么,逻辑常识又告诉我们,属种关系的概念是不能并列使用的,也无须并列使用。试举一例,假如某教育局长在教师会上说“老师应当爱护学生和中学生、小学生”,那是会引起全场笑话或与会者面面相觑、大惑不解的。
    
      ——那么,请梅宁华先生帮助我们厘清一下,我们的“一元化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
      
      2、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实质?
      
      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梅宁华先生等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大约是可以说得清楚的,否则何以称为教授、专家?但对于广大民众以及普通知识分子来说,为了宣传“一元化指导思想”,梅先生等专家们还是需要对下面的问题好好做一点研究并给吾等解惑答疑。
      
      比如,一位网名叫“XUPING”网友就说:在历史上,曾经说“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众跟着拥护和坚持;稍后又说“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众跟着拥护和坚持,废除私有制,进入人民公社;后来又说“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众跟着拥护和坚持;稍后又说“阶级斗争为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民众跟着拥护和坚持;最后又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众跟着拥护和坚持;现在又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宪法中又列出那么多需要坚持的“思想、理论、主义”……就这样,老百姓被这些理论家们搞得晕头转向,到头来谁也弄不清、搞不懂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究竟要坚持什么了;而本来就不大懂什么政治理论的民众对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这主义那主义也就不再关心什么了。
      
      而另有一些理论工作者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也有不同认识;甚至《资本论》第三卷与以前各卷也还有不同的理论认识和阐述。比如,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95页)
    
      马克思、恩格斯是了不起的学者、革命家,他们的理论博大精深,但他们自己在真理的探索方面也有一个时间并不短的认识过程,比如对巴黎公社的认识乃至《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他们后来也有自我修正和完善之举。我们今天要坚持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在《宪法》阐述的那四个概念中,我们如何厘清它们的关系?
    
      我们要坚持的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的范本在哪里?如果毛泽东思想算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毛泽东曾经认识错误的有哪些方面?也就是说,梅文所说之“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究竟是指什么?其实这里的问题还很多,囿于篇幅恕不一一提出,理论家们应该比笔者等普通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清楚得多。
    
      梅先生高屋建瓴地论述了一元和多元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引领”“一元指导,多元共存 ”——可是,上述问题如果不厘清,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梅先生所主张的“一元化”指导也就无法实现。君不见,一些公然反对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人就指责改革开放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
      
      三、“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今天的中国?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和任务。所以笔者认为,梅文以及我们当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应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然而,我们又必须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不少失误,走了不少弯路。比如,马克思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恩选集》第二卷第33 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俄国的十月革命同样如此),更不用说我国曾经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失误给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带来的损失,于是我们不得不几乎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亦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在不断地“化”着,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还会有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但是,就一般社会大众而言该以什么为“指导”呢?我们的“一元化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发展着、创新着的有些理论尚未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是有些太玄了?
    
      如果说诞生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对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和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革命现状提出它的看法、理论解释和论断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指导”,除了某些基本原理以外,最有实际意义的应该是哲学范畴的方法论思想,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哲学的方法论思想有时可以是超越时空的。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呢?综合中共对它的表述,基本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当代中国理论界主流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且它以为国人大多数所接受和认同。可惜的是,在梅文中却没有见到对它的专门阐述。笔者以为,只有以此来“指导”熟悉或不大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进一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否则空谈“指导思想一元化”反而容易产生思想的混乱。
      
      四、结 论
      
      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所谓“指导思想一元化”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执政者应当有正确的“一元化指导思想”亦即价值取向,这倒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大大事。如果执政者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教化民众,那么,首先就需要厘清这“指导思想”的具体内涵。否则只能是没什么意义的宣示。
      当然,以上仅仅是笔者的粗浅认识,还望梅宁华先生以及其它高人指教。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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