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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演进都绕不开政权的关口——驳刘荻的“新演进”说/曾节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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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四月二十日,刘荻在民主中国发表其政论文章《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文章认为:《08宪章》的主张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改良,而是所谓“新演进”;何谓“新演进”?刘荻以对比“改良”,对之作如下解释:
      ““演进”与"改良"有什么区别呢?"改良"是眼睛向上,把目光放在当权者身上,希望当权者进行改革;而"演进"是眼睛向下,把目光对准社会和公众,我们是要告诉公众如何行动,而不是告诉政府如何改革,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凝聚公民的共识,促进社会的觉醒、发育和团结,而不是为了"上书劝进",乞求政府接受我们的改革方案。” (博讯 boxun.com)

     “新演进”具体行动包括哪些?不锈钢老鼠刘荻认为:NGO(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人士参与的推动社会进步活动,就是“新演进”的具体行动内容,她还举了牛博网友四川救灾、赈灾、北京网友自发营救访民这两个行动例子。
     由上可见,刘荻所谓的“新演进”,仍然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其实并不是一种“新”的演进,因为这种演进在一百年前的晚清时期就已经发生过,而且当时“演进”的规模、成果远比现在为大。由于晚清的体制对私有财产的保障,比中共好得多、晚清体制对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扼杀,远没有中共体制那样严密,在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下,当年中国的NGO更加壮大、民间人士更加积极踊跃,NGO和民间人士参与的推动社会进步活动更加频繁、程度更深、力度更大。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经过1900年~1910年的十年演进,中国迅速地由传统的王朝社会演进到市民社会充分发育的近代社会;极具讽刺地是,晚清市民社会壮大,是百年后的今天所不能及的。
     但是,晚清社会这种演进,终究没能绕开政权(掌权者)这个关口,因为满清当权者顽固拖延政治体制改革,暴力革命终于爆发了。
     不仅晚清时期的社会演进没能绕开政权(掌权者)这个关口,任何社会演进都绕不开政权(掌权者)这个关口,这是因为:
     首先,当今世界,无政府主义行不通,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要政府而存在下去,任何宪政也不可能不要政府而能得到施行。《零八宪章》需要一个政府来实施,它要么由放弃专政的中共政府来实施(这就是改良的道路),要么得废掉现政府、成立一个新政府来实施(这就是革命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刘荻一方面渴望《零八宪章》实施,另一方面却同时拒绝革命和改良,并对谋建新政权的革命者和现行当权派同时不屑一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笑的骄傲态度,它反映出刘荻谋求“新演进”的行动,停留在无政府主义的虚幻梦境当中。
     第二,当今世界,任何单纯民间的反抗都抗衡不了国家政权的压制,因此,离开了政权(掌权者)的互动,任何“演进”都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个规律是由现代国家的构成决定的:现代国家高度依赖技术和信息,而国家政权(尤其是专制国家的政权),由于其垄断性质,在技术和信息上无疑据有任何非政府组织难以企及的优势;现代国家,国家政权越拉越高度组织化,犹如一台多功能的、性能强大的机器,这是虽然庞大却力量分散的民间社会所无法抗衡的。
     因此,任何社会演进如果引发不了政权(掌权者)的互动,就无法改变政权;不能改变政权,也就无法达成社会演进的目标。没有政权(掌权者)的互动,社会演进行动要么一筹莫展、异化变质,要么会被统治集团镇压下去。
     刘荻口称她的“新演进”无所谓政府和当权者的态度,而实际上,没有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苏联不可能和平演变;没有雅泽鲁尔斯基的让步妥协,波兰团结工会也不可能执政上台...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在中共胡锦涛中央疯狂严密地高压镇压下,目前在国内遭遇很大挫折,而被迫转入地下,这是许多人不愿面对的无奈事实;虽然运动的推动者们还在网上顽强坚持,但这个“演进”已经无法恢复当初势头。
     民间社会虽然可以发起革命颠覆政权,但这种革命,不管是和平革命(天鹅绒革命)还是暴力革命,如果引发不了政权(掌权者)的互动,成功的希望也是微乎其微,因为现在早不是“斩木为兵”的时代,在军事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单纯的民间武装很难抗衡政府军警的镇压。
     前罗马尼亚全民起义得以获胜,是因为齐奥塞斯库的暗杀手段,激起前罗马尼亚国防军高级将领的集体倒戈;武昌起义之所以能迅速瓦解满清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袁世凯野心膨胀、拥兵逼宫,倘若袁某人象曾国藩那样死心塌地做清朝的奴才,军力无法与北洋军抗衡的孙中山临时政府凶多吉少。
     因此可以说,对于任何社会演进,即使不能说政府和当权者的态度比民间的态度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必不可少。
     第三,NGO和信息技术的新手段渗透作用,远没有形成足以抵消中共政权影响力的致胜优势。
     NGO和信息技术的新手段渗透作用,在独裁时期的南韩、两蒋时期的台湾、苏哈托时期的印尼等威权国家,或许有战胜独裁政权影响力的致胜可能,但人们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共政权还算不得一个威权政权,而仍然是一个带有强烈极权性质的专制政权;中共政权与威权政权的本质区别在于:一,威权政权拥有包括土地私有制在内的完备的私有经济基础、并且保障私有财产;而中共政权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公有制占大头,共产土地所有制仍没改变,中共政府对私有财产的保障仍很不充分(强拆就是例证);二,威权政权一定程度地容许民营媒体,威权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度,而中共政权严禁任何媒体民营(胡锦涛上台后连“挂靠”都不允许),新闻自由度被国家权力压制到最低限度(胡锦涛上台后连三分批评报道都不行、连“异地监督”都不允许);三,威权政权至少口头上承认普世价值;而中共政权一贯坚持“社会主义特色价值”,胡锦涛上台后,中共更是理直气壮地高唱“反三权分立”、“反军队国家化”等反人类极权主旋律。
     由于中共政权仍带有强烈极权性质,因此,当今的中国社会,缺乏NGO壮大和改变社会的渠道;在中共当局的铁腕高压下,中国社会的NGO存现难存活、长不大和不敢过问“敏感”事物三大特点,因此无法形成带动社会转型的力量;胡锦涛上台以后,中共当局更以“防微杜渐”的缜密压制手段对付一切民间力量,“不给载体”、“不留渠道”、“露头就打,决不手软”、甚至“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近七年来,胡锦涛当局严禁民间触及的“敏感”领域不断扩大…在胡锦涛一伙穷凶极恶的封堵压制下,中国的NGO的成长受到沉重打击,遭遇二十年来未遇的严酷生存环境,有望改变社会的民间组织纷纷被取缔、剩余的多是匍匐在当权者权杖下的精神侏儒。
     刘荻为NGO和民间人士在四川地震的救灾赈灾报道行动展现出来的新色彩而欢呼,但她却没有看到:“512”川震后的一星期之内,之所以有相对宽松的新闻报道自由度、之所以有着一段NGO和民间人士自由行动的空隙,很大程度上是最高当权人物分歧的结果——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总理温家宝,事前就强烈反对胡锦涛隐瞒地震警讯的做法,正是温家宝下令开放救灾赈灾报道工作1;然而,随着一星期后胡锦涛的驾临灾区,取代温家宝主持救灾工作,这样的有限自由迅速消失了。
     由此可见,川震后短暂的有限自由,不是中国NGO和民间人士有什么本事突破了中共专制统治的结果,而主要是中共掌权人物内斗分歧造成的特殊局面。可见刘荻所持的无视和绕开掌权者(政权)的“新演进”观,是何其幼稚可笑。
     四川地震的救灾赈灾行动虽然展现了中国NGO作用,但同时也给中共当局的镇压行动放射了照明弹,川震的余波未平,中共就迫不及待抓捕积极参与救灾赈灾行动的天网维权组织成员,天网负责人黄琦再次被抓,并被判处重刑;同时,一大批积极参与川震救灾赈灾和报道工作的民间自愿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甚至抓捕;刘荻所援引为中国NGO希望的牛博网站也被查封了;刘荻所津津乐道的(居住在德国的)川震民间调查人士艾未未,其在大陆网站上的博客在去年年底中共发起的新一轮整治已经被扫光…不能不承认,胡锦涛当局强硬严密的打压,成功地阻断了川震维权的深入发展。
     事实无情地说明:中国NGO改造社会的力量,在庞大的中共专制机器面前,仍然不堪一击。刘荻的那种无视政权(掌权者)的存在,企图不涉“颠覆”(革命)、不要“互动”(改良),就达成社会演进的目的,根本是行不通的。
     刘荻还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的新手段)可以自动瓦解专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联网固然带给信息流通极大的便利,但中共当局却财大气粗,动用巨资不断开发出封网、过滤、监控的高新技术,有效地阻断着网上的异议言论;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当局不仅大力强化封网,还积极组建国内外“五毛”队伍,在网上极尽误导舆论、伪造民意之能事,中共还大力“统战”渗透海外中文网站…不能不承认,这些措施有效地愚弄着广大中国网民。虽然海外正义组织也不断开发出“自由门”突破封锁软件,不断突破着中共的网络“金盾”,但怎奈中共据有整个国家的财政,在庞大经济实力的支持下,中共封网愚民“统战”法术花样翻新、与时俱进、阴招迭出…因此封网和反封网的战争成为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虽然因为互联网的开放性,中共通过技术手段,最终控制不了信息的流通,但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寄希望于这样漫长的奴役过程,既不可取,也未免可悲。
     况且,中共现在已愈来愈不满足光凭技术手段压制信息流通,胡锦涛现在憋足了劲要推广手机实名制、要搞家庭互联网申请备案试点,在不动声色向朝鲜、古巴学习…十七大后,胡锦涛为了坚持专政,越来越不顾经济发展,在蛮不讲理的政策压制面前,技术手段往往是无能无力的。
     反正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年来,远未能形成改变专制的突破性力量;反正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仍然成功地把使用“自由门”等软件的网民控制在少数人群体之列,而新培养出来的八零后、九零后群体,尤其是高校学生,压倒是以认同中共统治为“爱国”的愚民愤青脑残史盲群体;“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但比起江泽民时期,胡时期愤青的力量更显壮大…对中共来说,这就够了,“夫复何求”?
     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如果不力求改变中共政权,光靠技术手段想达成社会演进,无异于“扬汤止沸”。中共有的是钱,它不怕你在庞大的渔网上钻几个洞眼,中国人要想自由,就非得一举剪断挣碎这张渔网不可。
    
     综上所述,任何社会演进都绕不开政权的关口;虚拟的空间代替不了现实的广场,任何演进要想取得突破,一定的时候都得离开键盘走上街头。有道是:放弃革命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一切,因此,如果掌权者不择手段地对抗演进,别人就有权不择手段把他们搞垮。
     刘荻所谓的“新演进” 同样绕不开政权的关口其实仍然是一种启蒙、发动民众的老套路;启蒙、发动民众的目的不就是施加压力、自下而上地影响政府?因此,这种“新演进”仍然有“眼睛向上”的一面,刘荻自命的无视政府和掌权者的态度,不过是故作清高的虚无态度。刘荻抛出的“新演进”说,不过是把词藻上的标新立异当作社会趋向的新发现。
     “眼睛向上”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在因“眼睛向上”而横遭打压的时候,对施暴的权力采取虚无逃避的故作清高态度,因为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伪积极态度。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一中午于曼谷家中 
     
    注1:《动向》杂志2008年七月号文章,题:中共政治局隐瞒了四川大地震预报;《人民日报》、人民网2008年五月二十五日报道:温家宝在四川地震震中汶川接受中外记者采访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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