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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证明我们坚持过真理/闵良臣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5日 来稿)
    
     一
       这里的时限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算起;这里的“我们”是指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GCD人直到今天中国大陆上的执政者,而代表“我们”的也正是他们。 (博讯 boxun.com)

      从大量历史事例中可以证明:我们没有坚持过真理,只坚持过对自己有用的学说或叫主义。这不叫坚持真理。这是实用主义。
      近一个世纪来,我们都是只讲实用,不讲是非,不讲逻辑,更谈不上坚持真理。
      多少年了,有些人嘴一张,就说要坚持真理;嘴一张,就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而且还是彻底的,而一说是这个主义又还彻底,于是也就无所畏惧了。
      如果真是坚持真理,真是“无所畏惧”,倒也令人佩服——甚至估计不仅信仰相同的“友好国家”要佩服,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一定会佩服。
      无所畏惧的本意是“对一切都不害怕”,并非不允许对方生存,甚至将对方扑灭。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对方扑灭,或是你死我活,恰恰是有所畏惧,是害怕的表现。大半个世纪前的国民党是如此,后来的共产党也是如此,这些都没有什么好忌讳的。否则,别说是什么“唯物主义”了,连这个主义的边都不沾。此外,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不仅从来都没有坚持过真理,还总是非常畏惧,而且还畏惧了一些原本不该畏惧的东西。
      比如我们就畏惧资本主义,不仅畏惧资本主义制度,还畏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畏惧资本主义的政治,畏惧资本主义的经济,畏惧资本主义的民主,畏惧资本主义的自由,畏惧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畏惧资本主义的公民社会,甚至畏惧资本主义的美,畏惧资本主义的幸福,畏惧资本主义的享受,最后连资本主义的亲情人性(认真起来,这样说有语病,但有那么几十年,中国大陆就是这样说的)也都畏惧。几年前自己发表过一则时事评论,话题就是在今日的堂堂大上海,连有人要挂一个“资本家”招牌都畏惧。
      三十年前,眼看畏惧不下去了,不得不稍作矫枉,否则据说连“球籍”都难保。于是有了一场三十年后令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骄傲也令世界称奇的改革开放。然而,形势刚有好转,就又不想继续矫枉了,于是就又开始了要“绝对”这要“绝对”那,要“坚持”这要“坚持”那,就是不想坚持真理。
      一个天大的常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主义,哪怕是被称作“科学的”,也都要接受人类的批判和检验,否则,人类有理由不相信它,拒绝它。然而,我们却只许信奉,不许批判,也不相信检验。我们看到,在已经去世二十多年的法国当代哲学家雷蒙·阿隆那本作为法兰西学院课程的《论治史》一书中谈到了一个“常见的经典说法:科学的命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可以被驳斥的命题。一个不允许被反驳、不允许在实验中被证伪的命题决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并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7页)。既然这个古老的思想早已成为一个“经典说法”,既然凡科学的命题都不怕驳斥,而我们有些人却不允许对马克思主义“说三道四”,更不允许驳斥马克思主义,这恰恰证明了我们有些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思想,也称不上科学的命题。然而,倘若睡在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知道今天在中国有些人是如此“捍卫”他的学说“捍卫”他的观点,一定会非常生气,甚至会提出严重抗议。
      马克思是个聪明人,他一定懂得,当一种理论被认为只是有局限性时,很可能是正确的;而当一种理论被认为可以作“指导思想”,甚至认为对人类社会有终极指导意义,则一定是有害的,是值得怀疑的。
      20世纪杰出的英国思想家,经济学家、著名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这篇论文中指出:“只要知识分子掌握着更好的论证,对具体问题哪怕是最正确的反对意见,也会被弃之不顾。”(见冯克利译《哈耶克文选》第21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又说,“在那些捍卫一种制度是因为它已在实践中得到论证,因此认为知识分子论证华而不实的人中间,有这种倾向也许是很自然的,但是它放弃了它最最需要的支持。任何形式的正统,任何关于某种观念体系已臻完美,必须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的断言,都是一种必定会激起所有知识分子反对的观点,不管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持什么立场。任何体系,如果它在对人作出判断时,是根据他们与一些一成不变的意见是否完全保持一致,根据他们在所有问题上持有得到赞同的观点上的‘坚定性’或可靠程度,它就会失去一种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任何观念都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维持其影响力。批判公认的观点、揭示新前景和检验新观念的能力,提供着一种气氛,知识分子没了这种气氛便无法呼吸。未给这些特点提供活动场所的事业,也不会从他那里获得支持,因此在任何依靠他提供服务的社会里,譬如我们的社会里,都会归于失败。”(同上,第220 页)
      这些话仿佛就是要证明我们的当下。前不久,可以称得上中国“最主流”的媒体,在其理论版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对开一大版),其中心大意就是要表明中国的民主政体形式已经“最”了,因此,也就可以说我们不论在“行使国家权力”方面还是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就都是“最好形式”或“最符合我国国情”。既然都是“最”了,自然也就要坚持现在的一种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既然都是“最”了,自然也就无须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了。然而,哈耶克上面那些话却告诉我们,有些“知识分子”,当他们掌握了所谓“更好的论证”,再正确的反对意见也不会听的。而之所以敢于不听,正是因为社会没有给持反对意见的人一种“气氛”,让反对者“无法呼吸”。不过,不允许反对的结果,在哈耶克看来,那些人认定的“事业”也就只会“归于失败”。
      更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正如哈耶克在《社会主义与科学》一文中所说:“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必须作出回答的反对意见,不是合乎逻辑地讲明道理,而是对他们称为‘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动机横加指责,让人们对他们的善良意愿产生怀疑。把信念是否真实的讨论变成为何坚持这种信念的讨论,在我看来,这种卑劣的做法本身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认知立场虚弱的大暴露。十分普遍的情况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者的反批评往往更为关心的是诋毁作者,而不是反驳他的论点。这种反批评喜欢采用的策略,是告诫年轻人严肃抵制这个作者或他的著作。这种伎俩已经发展得十分娴熟。”而且“这种原则似乎普遍存在:如果你驳不倒论点,那就诋毁作者。反对的论点可能是真诚的,甚至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似乎根本不想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是完全错误的。 ”(均见《哈耶克文选》第232~233页)这段话的最后十几字一针见血地说到了某些人的要害。
      中国社会当今主要问题,即有人死抱着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不放,而不愿意看看反对者是怎么说的。我们的社会之所以那么起劲地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们在思想方法上误入了歧途。我们总以为,历史是无条件地要进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都一定会实现的。我们总想找到一个绝对真理,总想看到一个确定性,这其实是一种懒汉思维,而且还夹杂着一定的宗教迷信。我们不能也不是朝着已经确定的目标前进——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人类社会制定一个目标——而是随时有选择地往前走。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定下的是什么目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随时都要修订自己错误的路线、方法或方式。“走自己的路”,没错,但一要力争走的不是错误的路线,或发现走错了就要立即迷途知返。
      上面提到的雷蒙·阿隆在《论治史》中认为,马克思一生主要就是在寻找规律,寻找“资本主义运行的必然规律,以及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到另一种制度的必然规律”(第34页)。这里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已经“误入歧途”,也不考虑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懒汉思想”(意思是只想找到规律,一劳永逸,而不愿进行更复杂的思考),只想说即使马克思主义算得上是科学,也是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与社会主义无关。雷蒙·阿隆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主要分析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方式,其分析指出这一体制内部的矛盾。几乎可以不带丝毫贬意或批评意味地说,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科学。这句话看起来自相矛盾,却与马克思的文章相符,因为马克思自己从没打算详细描写代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在他的眼中,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但其形式到底如何难以确定。”(第38页)由此即可认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无关。一些人抬出马克思,一张嘴就说“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说得难听点,就是在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别人,抬高自己,实在可恶。
      可以说,这些人不懂,对一个变量无穷多也无穷大的人类社会这样一个现象,不可能得出规律,而且也是没有规律的。
      英国另一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受到哈耶克极高的推崇)在他那套著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即将结尾时这么说道:“如果我们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或者认为我们必定是进步的,那么我们就犯了和那些相信历史是有意义的人一样的错误,他们相信历史的意义能够从历史中发现,不需要我们赋予它。而进步就是朝着某种目的,朝着人之为人的存在的目的。但历史不可能做到这点,只有我们人类个体能够做到。通过保卫和巩固那些自由和进步所依赖的民主制度,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第4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波普尔为这段话中“目标选择”一词还加了一个脚注:“关于我们目标的‘现实主义’的选择,我的意思是,我们所选择的目标应该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能够实现,我们应该避免各种遥遥无期的、模糊的乌托邦观念,除非它们更直接地决定其自身有价值的目的。”(同上)
      我当然相信,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敢夸口自己“无所畏惧”。他们害怕。他们有许多害怕。他们不但害怕上帝,还害怕自由经济市场受到政府干预的过多,即使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无论是即将卸任的小布什,还是刚上任的奥巴马,都强调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形式不会改变。
      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们知道,一旦没有了自由市场经济,整个社会将因此失去活力,人们的自由度也将因此大大缩减。
      而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二
      来看两个例子。
      例一:2009年第1期《报刊荟萃》上有篇吴思的文章,题目叫《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其中提到一个故事:《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有一篇《我也批过彭德怀》。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当然是忏悔。他告诉我们,当年他仔细研读过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不仅他如此,当时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当时黎洪的想法与这四个编委完全一致,然而,他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不仅如此,黎洪既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当四十多年过去,已是七十岁老人的黎洪在文章中痛切地责备自己,说他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当然,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 以上的人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然而,怎么可能呢,连后来成为“接班人”的林彪当时在笔记中就认为“党性遵命性(闵按:即遵上峰之命)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不然是书呆子。”(文中所引仍见《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一家省报的副总编(应该是副厅级官员吧)承认自己哪怕只是“按照党性原则”也没有一次坚持过真理(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呢),而后来成为“林副统帅 ”的林彪很显然至少在毛泽东面前也从来就没有坚持过真理,而只是一味地“重迎合”,那么1949年后,中国又有谁坚持过真理呢?从那位省报副总编和“林副统帅”都是这样的认识来看,又从1969年zhonggong九大会议上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一人没有举手同意来计算,中国几十年间,特别是在党员干部中,坚持真理的也就更是微乎其微了——甚至弄得偌大一个中国,一提当年的“坚持真理”者,也就是张志新、遇罗克、林昭、李九莲、王申酉等几个屈指可数的普通百姓(其中大约只有张志新是体制内人)。当然,我不反对说有些人内心在坚持真理。可如果一直是只在内心坚持真理,与没有坚持真理又有什么区别呢?比如今天一些不愿站出来对公共事务进行干预的知识分子,你去问他,很可能他也会说,自己在内心也是坚持真理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促进我们社会进步又有什么意义?
      不仅如此,上面这个例子似乎还终于解开了埋藏在我心中二十来年的一个“谜”。有那么几句话,自己在文章中虽已再三引用过,这里也还是想再四引用一下。话说自己至今保存着一份1988年12月18日那天的《羊城晚报》,在这期报纸头版的右下位置有一篇报道,题目叫《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当时的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伴正一先生在报道中盛赞中国留学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可以成为日本学生的榜样”。他还对中国寄予最大的期望,认为“中国只要有5%的人觉悟到自己的落后,就一定会超过日本。”
      不用说,大家都会计算,若是照这位日本友人所言,中华民族老早就该超过日本了。因为我们知道,zhonggong党员与中国人口的的比例恰恰就占到了 5%,甚至还略高。比如,我们现在是13亿多人口,可是zhonggong党员已经达到了7000万,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了5%。如此一来,就算这个党外的中国人全都不觉悟,依靠那7000万zhonggong党员,也应该超过日本了——除非有人证明那位日本友人所言并不成立。
      例二:最近在一家网站看到一篇网文,题为《狗日的档案》,从作者在文章中所叙述他的朋友曹君几十年前的遭遇来看,可以说,在我们整个社会,就根本看不到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部门在“坚持真理”。正因此,“事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曹君才明白当年两次高考尽管成绩都不错,可就是不被录取的原因”。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1964年曹君报名高考时,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南京考区政治审查组在《社会青年报考高等学校调查表》中有以下记录:在“本人政治思想表现”一栏的内容是——“该员的思想是比较落后的,在63年时曾说过许多落后话甚至有些是反动的,如‘吃不饱饿死人为什么报上不登载’,‘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还会饿死人’……”你说曹君的这些话是“落后话”吗?那些判定曹君是在说“落后话”的人是“坚持真理”吗?显然不是。当时那些都是一群没有大脑的人。
      除此之外,在“所在单位组织或人事公安部门的甄别意见”一栏的内容是——“该员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对现实不满,与党的又红又专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相差甚远,故无培养前途,考虑不予录取”。落款及公章是南京市公安局华侨路派出所;在《社会青年等个别考生政治审查表》的“考生的政治思想表现 ”一栏内的结论是——“该生思想反动”;南京市教育局的意见是——不宜录取;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南京考区政治审查组的审查意见是——“政审不合格 ”(专用章);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政治审查组的审查意见是——“政审不合格”(专用章)!
      文章说,三年灾害期间,作为不谙世事中学生的曹君(当时才十四岁)由于天天挨饿,对同学还说了不少“落后话”,比如“美国物质文明好,失业工人吃白面包,我们连豆腐渣都吃不到”、“如果跟敌人打战(仗),我吃不饱,而敌人能吃的饱的话,我就投降敌人”(平津战役时国民党中不少士兵就是因此投降共军的),这些作为“落后的甚至反动的话”也全部记录在档。
      然而,那些人怎么也没想到,不过几十年时间,今天再来看被那些不长大脑的人认为是“落后话”还“落后”吗?这不过是一个未成年人的大实话。而倒是那些把这些大实话判定为“落后话”的人们给历史也给他们的人生档案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笑柄。
      当然,此时此刻,自己非但笑不出来,还感觉到悲哀,因为这不仅是江苏是南京,而且正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也不知因此毁掉了多少人的前途。
      翻看这种“狗日的档案”,难道还不能令整个民族悲哀和伤心吗?
      再由那位少年“美国物质文明好,失业工人吃白面包,我们连豆腐渣都吃不到”这样一句所谓的“落后话”来看,它在当年其实就给我们透露出了丰富的信息,甚至在半个世纪前就用常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已经过时。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只会给工人带来苦难,工人们也绝不会喜欢这种制度,因而这种制度也只有灭亡,让社会主义来代替。然而呢?“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的工人,却能吃上白面包,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当时连豆腐渣都吃不上,甚至饿死几千万……
      占世界1/4人口的一个大国就是如此不实事求是,更不说还坚持真理了。当时的“我们”都只会认为这个少年“思想落后”,绝不会像今天这样,不仅不认为他落后,还从他这句话的背后似乎看到了真理一般的价值。  
     三
      2009年一到,从上到下好像都在想着已经“走过了六十年”。这六十年来,我们的执政者之所以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就是因为它符合执政者的思想理念,或者反过来说,六十年来,中国执政者的思想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可是这样的互证与真理无关。只有当我们可以证明当下的执政者的理念或马克思主义任何一方是真理,才可以说我们坚持了真理。而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执政者的理念是正确无误的,就不能拿执政者的理念去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同理,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也就不能拿马克思主义去证明执政者的理念是正确无误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些人一直在坚持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今年以来说得尤其厉害。可是如何证明的呢?“中国革命的胜利”能证明吗?如果连“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又还能拿出什么更大的历史事件去证明呢?波普尔认为:“在科学中,观点通常是由一种科学的理论所决定,……科学的方法毋宁是在探求那些可以反驳理论的事实。这就是我们所说检验理论——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发现理论中的缺点。……只有当事实没有推翻理论的预言,反而确证了预言,它们才证明了理论。因此我认为,推翻或否证一种理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构成了检验理论的可能性,这才是理论的科学特性;事实上,一切理论的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在这种理论帮助下得出的预言,为科学方法提供一条线索。这种科学方法观被科学史所证明。科学史表明,科学的理论常被实验推翻,而推翻理论恰是科学进展之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391~392页)
      大家还可看到,其实,我们一些人在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时,很勉强,而且所作的论证更谈不上什么科学性,有时简直就是胡扯。如若不信,别的不说,只要你把几十年间,包括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一些所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发表的文章,与上面已经提到的两位都已经去世的英国思想家如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哈耶克的相关著作放在一起作个比较,就会不证自明了。
      请看,哈耶克有一篇文章,题目叫《解释的程度》,在这篇论著中,有几句话既精要地表述了波普尔的观点,同时也表明作者完全赞同这些观点。哈耶克在文章中说:波普尔“明确指出,理论科学本质上都是演绎性,根本就不存在‘归纳’这种逻辑方法,可以从事实的观察中必然得出普遍规律的说明,后者只是头脑的创造性活动的无法加以形式化的产物。”还说,波普尔“强调了重要的一点,即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从本质上说都有着禁令的性质:它们‘禁止’出现某些类型的事件,并且根本无法得到确切的‘验证’,只有通过为证实其错误而不断作出的失败尝试加以肯定。”(均见《哈耶克文选》第417页)你看,就只这么几行文字,在我看来,即可推翻人类社会的“规律说”,并很好地阐明了由理论得出的人类社会的任何结论都是靠不住的。
      必须经过检验。
      必须经过证伪。
      在哈耶克看来,“我们绝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甚至最可信的规律,在它没有受过检验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失效。”(同上,第419页)
      正因此,几十年来,中国所谓研究(我是不承认的)、撰写和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可以说车载斗量,然而,不论是波普尔还是哈耶克,他们有的只在一本书中用了几分之一的篇幅,有的甚至只是几篇论文,就把我们车载斗量的“研究成果”给彻底推翻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在《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看到是这么说的:“一般而言,一个不向人民负责的统治阶级,肯定会牺牲人民而去追求他们自己的个别利益与偏好,甚至他们的道德感。他们有关卓越的思想,不是参照人民的利益,而是参照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美德是阶级美德——他们最高贵的爱国主义与自我奉献行为只不过是将自己的私人利益牺牲于自己的阶级利益。”(第2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
      而波普尔思想的逻辑性极强,对马克思的态度也更是实事求是,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好说好,有歹说歹。比如,他认为:“马克思所观察的财富的积累和积聚的趋势,几乎很难受到责疑。他的生产率不断增长的理论在主要方面也是难以反对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266页)甚至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对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描述及这部分分析,也“很难再说什么”。“但是,当作为一个预言来考虑时,它就很难站得住脚。”(同上,266~267)这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立法能够干预的手段。税收制度和遗产税就能够用来抵制财富集中,并且它们就是这样被使用的。”(同上,267页)因此,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只会给工人带来更多的苦难并且会很快灭亡和必然由社会主义来代替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
      而哈耶克1976年10月19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学会堪培拉分会上有一个演说,题目叫《社会主义与科学》,他一开口即讲道:“传统的社会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和科学联系在一起。今天,它们之间大概最没有意义的联系,就是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和它的联系。按照这种理论,由于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人们不必做任何事情,资本主义便会发展成社会主义。这或许仍会打动某些初出茅庐的人,然而凡是够格的思想家,无论他来自哪个阵营,都已不会严肃对待这种看法了。社会主义者肯定不会真的相信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因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进化规律而实现,并根据这种信念采取行动。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存在着这种‘历史规律’了。”(《哈耶克文选》第223页)紧接着哈耶克又讲了一句:“经验已经明确驳倒了历史决定论作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特定发展方向的预言。”(读这一大段话,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波普尔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然而,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啊,教授啊,还有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要么闭眼不读人家的著作,要么读了却依旧“不开窍”——当然,更可能是由于这些人已经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再加上人性的弱点,让有些人在那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出卖自己的良心,说着连自己都未必相信的话,发表连自己都不想读的文章,忽悠十几亿中国人。
      此外,果真要替有些人拉几句“客观”,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还不是自由的,是要为执政者服务的,并且规定要有“指导思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原谅像俞可平先生这样的学者也常常发表一些言不由衷的文字)。出奇的是,这个“指导思想”又还是正在研究着的这个“思想”,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说我要研究某个人的思想正确与否,要用这个人的观点作指导。这有何逻辑性可言?
      大家知道,一般而言,一个人总是按照自己的观点说话做事,这样一来,不论你如何研究,这个人都只会是正确的,不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你事先已经认定这个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了。既然这个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他这个人的思想又怎么会不正确呢?同理,把这个逻辑套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的也就只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因为你一开始就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真理,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既然先入为主地如此认定,这个主义的学说中又怎么会有错呢?
      然而,好笑的是,大半个世纪来一直在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当作“灵丹妙药”的有些人,却偏偏装模作样地在那说什么还要大力发展这种主义,丰富这种主义。
      一个主义,如何发展又如何丰富?其中的观点,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发展了,就不是这个主义了;丰富了,也不是这个主义了。你听说有人要发展要丰富哥白尼的“日心说”吗?没有。“日心说”跟当时主流社会宣扬的“地心说”比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后来证明它仍然是错的。如果要“发展”,也就只有否定“日心说”,可否定了,还能叫“发展”吗?如果我们对一个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后来证明仍然是错了或者不完善的东西都要去“发展”去“丰富 ”,那么不仅会“发展”得没完没了,“丰富”得没完没了,也还会因此影响人类的创造,尤其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马克思主义的有些东西在一个时间段内应该说有其正确性,可只几十年的时间就被人类历史证明出其一些重要观点的荒谬。荒谬的东西,当然就要否定,而否定与发展和丰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马克思写的书放在那儿,你能去改吗?你改了之后还能叫马克思写的吗?既然不能去改他的书,他的主义你又如何“发展”如何“丰富”呢?
      说起来我们有些人大方得很,从来不把自己的思想、版权放在眼里,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可我想,就算要把你的思想送给马克思,马克思也未必领情。因为我相信,马克思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承担自己的责任,而绝不会赞成别人来“发展”他来“丰富”他。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在谈到“对灵感的信仰”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艺术家们喜欢让人们相信顿悟,即所谓灵感;仿佛艺术品和诗的观念,一种哲学的基本思想,都是天上照下的一束仁慈之光。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像力是在不绝地产生着,产品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正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多种草稿中挑选出最壮丽的旋律的。谁若不太严格地取舍,纵情于再现记忆,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即兴创作家;但艺术上的即兴创作与严肃刻苦地精选出的艺术构思深切关联。一切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倦地发明,而且也不倦地抛弃,审视,修改和整理。”(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16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如果天假以年,让马克思活到100岁,或者更长,我相信,他会抛弃他的很多观点。
      别人的东西就只是别人的,怎么会是他马克思的呢?再打一个不自量力或者说是不恰当的比喻,现在有什么人要改我的文章,即使你改得再好再真理,那都只是你改的,不是我的。那位与拜伦齐名、只活了三十岁的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在《〈伊斯兰的起义〉序言》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自己的作品纵使一文不值,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外国名作家谈写作》55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而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及其命运”时就说,“迄今为止似乎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令人满意的理论”(第二卷第280页)。又说,“没有一种理论是终极的理论,同时每一种理论都在帮助我们选择和安排事实。”(同上,393页)还说:“因为科学是通过发现错误而发展的,而且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就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所不知的范围。(科学的精神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神。)”(同上,第370页)而苏格拉底又是什么精神呢?就是他的那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哈耶克六十年前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有一段话也说得好:“一项真正的知识进展会一度成为新错误的根源,这种事情本身并没有令人惊奇之处。如果从新的普遍原理中得不出任何错误的结论,它就会成为再也无需修正的终极真理。从这种新普遍原理中得出错误的结论,通常都是因为受过去所持的观点之害。不过一种新的理论,正像它所导致的正确的新结论能够证明它的价值一样,也很有可能产生出一些被未来的进展证明为错误的结论。”(《哈耶克文选》第 213~214页》)又说,“任何时代的典型错误,往往都是从它所发现的某些真正的新真理中得出来的,它们是在应用另一些领域中已被证明为有价值的新的普遍命题时造成的错误。充分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有效地驳斥这些错误,经常需要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往往会达到一种非常抽象,似乎与实际问题十分遥远的境界。”(同上,第211页)哈耶克在《社会主义与科学》也说:“我们不得不一再承认,根本就不存在绝对价值。甚至人的生命本身也不是绝对价值。为了一些更高的价值,比如当只有用一条生命才能拯救其他生命时,我们一再牺牲生命,也必须牺牲生命。”(同上,第226页)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所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真的读懂了上面这些文字的意思,难道也还要去发表所谓“研究”出来的那些极为愚蠢的观点吗? 
     四
      自然,如果抛开这些,单纯说修正,我是非常赞同的。而我们一些人所说的“发展”和“丰富”。其实也就是叫修订或叫修正。只是由于多年来,我们被“修正主义”叫怕了,一说谁是“修正主义”,就好像这人不是个东西,甚至有大祸临头之感。其实在我看来,修正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任何一种学说,如果不反对别人批评不反对别人修正,那么这个学说就会日臻完善。可惜的是,一种学说一旦成立,尤其在学说的主人生前没能得到修正,那么这个学说别人是无权在修正后还称为这个学说的。
      至于我们有些人到了今天还要在那儿死死地坚持已经证明不是真理而是“贫困”的东西,说白了,就是这些人不愿意看到他们要坚持的东西被批判被抛弃。坚持大半个世纪的东西一旦被证明不应该坚持,不仅让有些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甚至如同要了他们的命。而用上面所引哈耶克的话说,就是“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有些人所说的,如果不坚持这种意识形态,也就动了我们的“根基”,甚至对一个原本就毫无信仰的民族来说,就什么信仰也没有了,说白了,这不过是一个客套,一个幌子,是一些人拿来盖在自己脸上的一块“遮羞布”。
      可是,明明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我们无须再继续坚持原来坚持的,你却还要坚持下去,这又怎么能说得通呢?再说,谁都不能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继续坚持原来所坚持的,就生存不下去了。这一点,世界上早有先例,并且是一个又一个,如匈牙利、波兰、西德、捷克,更不用说,还有曾经被我们称作“老大哥”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些国家也都是在撞了“南墙”几十年后才改弦易辙的。你能说,他们生活得都不如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吗?退一万步,就算不好,就算“火坑”,中国人民果真乐意去“跳”,倒也罢了。可时至今日,到底有多少人打内心在信仰我们强调的这种意识形态呢?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事实上早已不再坚持某种意识形态,我们却还要在那儿心照不宣且十二分勉强地坚持,你不觉得这是白费力气吗?
      当然,真是仅仅代表个人,不论你如何坚持,都是你的自由,而如果真的允许个人坚持一种主义,又恰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好体现。可现在有的人一说话一发表文章,一作报告,高兴不高兴,往往都要代表十几亿人,甚至连那几千个“代表、委员”也代表了。这不仅很可怕,而且也让人很愤慨:让一些在那儿闭着眼睛坚持的人代表愿意睁着眼睛学习的人,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可至今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气中,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些人闭着眼睛在那儿一个劲地就像文革中唱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地说某种主义就是真理就是真理——谁反对这种主义就是反对真理,谁批判这种主义就是批判真理,甚至大有文革中那种要“誓死捍卫”的架势。
      说起来,对这些人也不是一点不理解。他们之所以至今认为原来坚持的就是真理,其起源的证据就是: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于是,他们就以此为“法宝 ”。可如果说取得胜利、夺取政权,就是因为坚持了某种主义,这显然又是糊弄人的。你就是把朱毛周刘还有十大元帅都请来,我相信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打败国民党,推翻蒋家王朝,依靠的绝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坚持真理的结果。
      像这样的胜利和失败,有多种因素,甚至其间也不知有多少偶然性在里面,双方又用了多少欺诈卑鄙,甚至就像我们在看排球比赛时,解说员常常要说到的,有多少多少“分”是因“对方失误所送”。这与坚持不坚持某种主义无关,与坚持不坚持真理无关。李慎之先生在《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这篇文章中谈到国共时有这么一段话:“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约略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55页)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因此合作几度频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如果以1949年胜利后为界限,在此之前都不能说是坚持了真理的话,胜利之后的我们更是一天也没有坚持过真理,至少在坚持时打了许多的折扣。不然,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线,前三十年间怎么会把中国弄成了那个样呢?如果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坚持人类社会的真理就弄得狼狈不堪,据此即可认为,第一,说坚持真理的人是在说谎;第二,如果非要说坚持的就是真理,我想,应将你那个“真理”拿去喂狗!现在可以说了,近三十年时间,我们不仅没有坚持真理,连我们认为应该算不上“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坚持得极不够。
      那么从改革开放算起,我们是否又坚持真理了呢?应该说,还是算不上。只要把改革开放至今每年的大事记翻一下,把每年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文章浏览一下,再把每年国家高官所作的报告讲话念一下,就可知道我们到底坚没坚持真理。
      改革开放后不久,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不加入WTO,还是好不起来。可奇怪的是,我们既看到了“市场经济”带给社会的繁荣,却又死死抱住“社会主义”几个字不放,于是也就不得在市场经济前面再加上一个限制语,可要知道这个限制语与市场经济是自相矛盾的。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资本主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有这么一段话:“现在我们一边信誓旦旦地对欧盟说我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并希望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承认这个‘地位’,可一边又不承认自己是在搞市场资本主义。……现在知道,我们为了加入世贸,进行了长达15年的谈判,而据原外经贸部副部长、我国加入世贸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回忆,说是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敢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当时我们叫‘市场调结和计划调结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并说为了‘市场经济’这4个字,我们谈判了6年。后来从杂志上看到一位文史研究员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感慨不已:‘我们全民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也只花了8年时间,怎么为了“市场经济”四个字竟谈判了6年呢?’”
      可以看到,我们如果继续坚持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总有一天,不仅会止步不前,甚至只能倒退。贺卫方教授在《宪政的趋势》这篇文章中就指出:“ 所谓市场经济绝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要求与之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宪法制度以及更宽泛的法律制度”(见2005年第3期《社会科学论坛》第90 页)。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而哈耶克是这么说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造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克服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首先,只要全部工业设备和其他资本属于‘社会’(即政府),这个社会主义当局就无法让竞争或市场决定每个企业应当有多少酱,或应当允许管理者冒什么样的风险——假如市场运转正常,这正是可以由它来决定的两个问题。其次,如果政府让市场自由运行,那么它就无法保证市场给予每个参与者的报酬符合政府所认为的社会公正。但是,做到这种所谓的‘公正’报酬,不正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目的吗!”(《哈耶克文选》第231页)
     五
      也就在不久前,在一家网站论坛上看到一个跟帖,说的是一位教授曾向人感叹,说他这一生先是自己糊涂,后来又教人糊涂。想一想,这是何等悲哀。
      教授自然要被称作知识分子,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在糊涂中度过且教人糊涂,这个国家的希望又还能有多大?
      不过,也就在悲观之余,一天看电视节目,又从一位身患白血病但却仍很坚强的女大学生口中忽然听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她要坚强地活下去,体现她个人的价值。这着实又让我有些兴奋。
      可以去想,这个女大学生很可能受到过尼采思想的影响。尼采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就专门谈到了个人:“从根本上说,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极其纷繁的许多元素又凑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而“每个人直到他每块肌肉的运动都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而且,只要这样严格地贯彻他的惟一性,他就是美而可观的,就像大自然的每个作品一样新奇而令人难以置信,绝对不会使人厌倦。”很多人都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他们显得如同工作的产品,千篇一律,不配来往和垂教。”而“不想沦为芸芸众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 “他应听从他的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均引自《悲剧的诞生》第101~102页)
      而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给学生们讲课谈到幸福时也说:“不要理会有人说,人就要想人的事,有死的存在就要想有死的存在的事。应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生活。因为这个部分虽然很小,它的能力与荣耀却远超过身体的其他部分。最后,这个部分也似乎就是人自身。因为它是人身上主宰的、较好的部分。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去过他自身的生活,而是去过别的某种生活,就是很荒唐的事。”(引自廖申白译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307~30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十四章“神谕哲学及对理发的反叛”中也强调:“大多数人感到:如果他们本身及其生活丝毫无独特性而只是一个阶级的人们在各个方面的典型化、以至于他们只是重复同属这个阶级的其他人的行为和经历,那么,使他们生活具有价值的东西就被毁坏了。正是我们经历的独特性在这意义上讲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价值,如独特的风物、日落、面部表情。”(第二卷371~372页)
      中华民族还有很多国民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身上奴性十足。可现在至少从一些大学生身上终于看到了这种觉醒,他们终于觉悟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只有这一世,并且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如果有谁提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我倒是愿意寄托在这类人身上。并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愈加倾向于高校在努力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扩招。
      教育,只有教育,只有让更多的人认识真理,一个社会才会把坚持真理看作理所当然。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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