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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我们曾经的历史——《中国知青史》再版感言/朱冰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5日 转载)
    
      中国知青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教育史、中国当代青年运动史、乃至中国“文革”史的众多书写中的意义,只要是关心中国当代史和当代青年运动史的国内外读者,相信都会列出一些值得信服的理由。但是如何能写出一部当得起将来历史检验的合格的史学著作,或者即使在当代,如何能使作为亲历者的知青朋友们衷心地说一句:这的确是我们曾经的历史———这是另一个问题。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这样两位曾经的知青朋友、现在的杰出的史学工作者定宜庄和刘小萌。他们都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王钟翰先生,受到严格的史学训练,多年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均有不凡的成绩,著述颇丰。经过他们两位多年的艰辛努力,更由于他们的胆识、眼光和卓越的治史能力,我们拥有了这样一部堪与我们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厚重感相称的、可以比较安心地“留给我们的子女(定宜庄女士语)”的属于知青的信史。 (博讯 boxun.com)

      《初澜》前言中说:“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除了‘文革’期间有过短暂的脱轨之外,总的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一场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的活动。只有当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具有很高权威的条件下,这种运作才是可行的。然而,即使一度取得了成功,这场活动却终于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分析和讨论这一决策产生的原因,国家为贯彻这一措施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并由此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这短短的关于该书主题的论述,十分犀利地切入了知青上山下乡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所有政治、经济、思想意识、教育文化等等条件互相作用、种种矛盾互相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它在青年中的权威号召力是起决定作用的那根杠杆。这就解释了上山下乡运动为何独以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时期内的要害。
      《中国知青史》的写作没有先例可循,因此,两位作者在有关知青问题研究上的很多探索是开创性的。比如,关于知青群体的定义。《初澜》前言中提出:“这里所说的知青,并非如字面上的意思那样,是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的泛指,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关于知青这一概念的定义,作者把握了这样一些要点:一是受过学校教育(本文作者按:应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校教育、即当代教育为主)的学生。作者强调这一点的意义,我想在于强调当代学校教育在知识传播和世界观培养方面所具有的不同于这之前教育的特点和它对青年人世界观形成、对他们选择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生活道路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二是知青的定义与“上山下乡”这一由政府号召和组织的特殊政策之关系。它是一项政策实施的结果,而非更多地是个人选择;三是到农村和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去。后者应指兵团或农场等地,也就是说,知青的身份应是与农村和农业生产有关者,去到其他地点和单位如厂矿等就业的不属于知青范围。本文作者理解,强调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环境及条件、工农业生产的性质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别和它对知青个体及群体产生的深刻内在影响。
      比如,这部书的资料的翔实和完备。《中国知青史》所以为信史,是由于它对于史料的高度尊重。翻看全书,几乎每页都有引文,且不止一条。作者阅读面的宽广和对史料的搜集、整理、提炼和使用,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此外,还有不少统计图表,可为希望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的读者提供直观而详尽的资料。因此,《中国知青史》的所有观点和结论是严格按照史实的研究得出的,两位作者继承发扬了我国老一辈史学家建立的“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
      比如,作者客观、冷静、科学的治学态度。毋庸讳言,知青问题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问题,这一特点在以往的知青文学中相当明显,无论是无悔派还是有悔派。正如定宜庄女士在《初澜》一书最后说的那样:“既是知识青年,那就意味着这是一场青年的运动,是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运动,它使这场运动带上了只有青年才有的感情和色彩。青年永远与热情、希望、友谊和爱情同在。”但是,作为史学家的两位作者,在记录和谈论这场运动时,态度却是十分冷静而客观的。《初澜》和《大潮》不但没有回避这场运动发生的客观原因,诸如人口和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压力等等,也没有回避知青群体狂热的政治信仰在残酷的现实下破灭而导致的个人悲剧中应负的主观责任,书中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这场运动中的作为及经验教训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书中的史论节制但条理清晰,批判犀利却又平和,反映了两位作者的史家本色。
      定宜庄女士在《中国知青史》再版后记中说,1998年,当这部书初版时,很多人都以为,知青史的研究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那时的知青文学方兴未艾,知青群体也正是社会的中坚和骨干。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预期的高潮却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
      我想,也许历史还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也许作为这本书主体的知青还需要一个痛定思痛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有多长?难以预计。可能还有太多的历史等待打捞,太多的真相等待浮出。但是有了这本《中国知青史》在,知青以及知青的下一代在继续打捞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块坚实而沉稳的基石。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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