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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屡犯乌托邦狂热症的根源浅析/李悔之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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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悔之 2009-5-8 02:28:39 发表于:博客中国
    
    
    
    ——对芦笛先生《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之六的一点不同意见
    
    芦笛先生在《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之六中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犯了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过失,“彰显了毛泽东的严重智力缺陷”。对此,敝人认为,此论未免失之偏颇——因为造成毛泽东后来治国屡屡犯下诸多极为荒唐的严重错误,闹出诸多类似“亩产万斤、十万斤粮”,以及“三年超英,十年赶美”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笑话,并非“严重智力缺陷”,而是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而毛泽东之所以缺乏最起码的科学常识,最重要的根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文轻理思想——与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古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人历来是重文轻理的。中国人之所以轻“理”,又另深刻思想根源——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典型的实用主义国度,士人读书,志在出仕——说白一点,就是为了做官!就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端,更令中国的士人走上重文轻理的不归路——在一篇文章便可以决定一个人终身命运的情况下,中国人重文轻理就在所难免了。所以。中国读书人几千年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度以来,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是重文轻理的实用主义文化。一直到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在中国人心中还是异端邪说。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被中国人视作“淫技奇巧”。
    
    而从小就极为喜欢中国传统文代,及早就有“彼可代之也”勃勃雄心的毛泽东,在湖南师范上学之时之所以数理化尽吃“鸭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志在成为当代曹孟德的毛泽东,对数理化是不屑一顾——因为他要学的如何纵横捭阖、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术”,而非要掌握“淫技奇巧”,更非要成为一位教师匠!
    
    正因为重文轻理,使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严重畸形发展——这就是后来他能成为“当代白话文第一人”,能写下《沁园春·雪》、“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雄伟诗篇,但却荒唐提出“三年超英,十年赶美”的荒诞口号,在“亩产超万斤”,乃至十万斤的谎言面前迷乱失措,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荒唐话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因为毛泽东确实缺乏最起码的科学常识!这就是导致他满腹经纶,一肚子纵横捭阖韬略和阴谋诡计,但却不知道农民土高炉里炼出来的“钢铁”其实是废铁的根源所在——因为数理化总是吃“鸭蛋”的毛泽东,骨子是一位科学盲。
    
    这里还要提出一点的是:有网友提出:毛泽东所犯的诸多常识错误,关键不在于毛泽东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而是毛泽东的独裁因素所致——因为毛泽东的许多助手并非科盲。诚然,主观武断的独裁思想是毛泽东犯错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同样是大独*裁*者的斯大林,却是一位十分有现代科学素养的人,所以,他极懂科学治国的重要性,因而,他在苏联一贯实行专家治国路线——与毛泽东的轻视、敌视和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绝然不同!(苏联的统治者虽然也打击知识分子,但他打击的只是“思想犯”——即政治上倾向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因此,苏联仅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所以,毛泽东建国后犯了许多极为荒谬的错误,闹出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治国笑话,并非“严重智力缺陷”,而是缺乏起码最起码的科学常识!
    
    而毛泽东之所以严重缺乏科学常识,传统的重文轻理实用主义文化是最重要的思想根源。
    
    
    附:芦笛 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六)
    
    
    文革时期(1966-1976)
    
    文革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它最触目的特点,在于它和世界历史上一切革命截然不同,竟然毫无社会重建内容。在这点上它甚至不如中共所谓“民主革命”。
    
    暴力革命的目的,无非是使用暴力手段,取得按自己的意愿强行改造社会制度的权力。中共革命就是这样。如所周知,它是苏联革命的忠实拷贝,在革命成功后按苏联模式全面改建了社会结构。
    
    文革却只有单纯的权力斗争,在夺权斗争胜利后竟然毫无制度更新。在踢开了一切绊脚石,挣脱了所有的束缚之后,毛终于获得随心所欲缔造新社会的良机。可他什么都没干,在把全民折腾得万死千伤之后,却两手空空地撒手归西,扔下个烂摊子让后任收拾。历史上还真没见过这种惊天动地的白痴行为。
    
    愚以为,此事不但彰显了毛泽东的严重智力缺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敝民族的致命弱点。我在旧作中指出,中国人政治上的想象力和发明力,已经萎缩了两千年。世上的“主义”有万万千,没有一种是中国人发明的。咱们不但没有发明能力,甚至没有学习能力,只有画虎类狗的抄袭能力。于是当毛泽东扔开苏联模式想创新之日,也就是灾难降临中华大地之时。
    
    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毛当然是个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的卑鄙政客,但他更是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后一特点加上严重智力障碍,便构成了他那自伤神功情不自禁地时时发作的发病机制。
    
    无庸置疑,促使毛在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一个强烈主观动机,乃是《水浒传》式的“替天行道”,推翻万恶的旧世界,创造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来。但与旧式痞子造反不同,毛从留苏海龟那儿学来了列宁的“革命工艺学”的新发明,立刻发现它威力无穷。
    
    终其一生,毛都没有学会马列主义,不用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连哲学他也始终没弄懂。他对马列的理解也就只有两个内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列宁的“革命工艺学”。后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毫不相干,可与不同意识形态挂钩,甚至可以用于极右的法西斯国家。它算不上什么理论,乃是一种制造革命的实用操作工艺。其核心内容,就是如何通过革命党这个政治军队,把人民组建成更大的政治军队,形成势不可挡的巨大合力,去推翻强大的旧政权。
    
    毛应用这个工艺学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过程,也就是他本人变成“拜人民教”的忠实信徒的过程。看过《愚公移山》的读者都该记得,毛把人民当成能搬走两座大山的上帝。他真是这么相信的。中共革命的胜利也似乎证明了他的信仰确实是万古不磨的真理。的确,共军在淮海战役的后勤给养靠的就是人民的推车扁担。
    
    可惜他却看不到,列宁工艺确实是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潜在能量的手段,但它的工作原理,是把全民组织为彻底丧失个人意志的政治军队。在使用这种令行禁止的政治军队建立起来的国家中,想要让人民自由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和“首创精神”完全是白痴梦话,遑论让人民当家作主。
    
    这就是毛为何在建立了苏式国家后要感到幻灭──他发现在这种新社会中个人意志毫无释放余地,因而也就彻底缺乏生机,由此萌生对理想社会的朦胧憧憬: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话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其实也就是他发动“百家争鸣”的初始动机。如果不是他叶公好龙,按这条路走下去,也未尝不能摸索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来,可惜那完全超出了他低下智能决定的狭小视界,最后反倒“走向反面”,让社会变得更加万籁俱寂。
    
    的确,“走向反面”乃是毛的盖棺论定之词,他建国后干的事没一桩不符合这四个字,文革尤其如此。毛发动文革确实有着强烈的社会改建动机。和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一样,他也看到了“新阶级”的存在,将其称为狗屁不通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
    
    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拿手的群众运动,先是“社教运动”,后是在全国范围内砸烂旧政权的文化大革命。
    
    毛的弱智在于,他终生没有认识到,列宁的革命工艺学操作要点,乃是先建立革命党作为核心政治军队,再以它为骨干,把群众层层组织起来,形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军队。军队的特点是上级绝对服从下级,非此不足以保证战斗力。因此,党民关系只能是绝对服从关系。这种政党一旦执政后,必然要变成为所欲为的奴隶主等级。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就只能解散党组织,从头另建新社会。但一旦扔开那核心部队之后,则人民必然化为无从控制的暴民,社会立即陷入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
    
    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1967年初,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都给砸烂了,代之以群众组织的暴民统治,用李志绥大夫的话来说,全国只留下了中南海一个党委。毛不得不在全国实行军管,以更严厉的统治手段控制乱局。最后又不得不回到万能的党组织,声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如果他有正常人的预见能力,又何必兜那个大圈子再度回到原点?
    
    说到底,毛泽东之蠢,蠢就蠢在他死也不知道甘蔗没有两头甜,你要让人民作百依百顺、俯首帖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奴隶和炮灰,就只能造出“一元化”的奴隶社会来,绝无可能同时让他们“有民主,有自由,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列宁工艺只能保证让愚民最大限度地献出体力、鲜血乃至生命,却绝无可能让他们发挥什么“首创精神”,形成万能的“集体智慧”。共产制度的本质正在于它只允许总司令一个大脑工作,因此其特点必然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甚至更愚蠢(我也知道这是病句,不过毛主席既然能是我们最最最最热爱的伟大领袖,那卑贱者当然可以是最最愚蠢)。
    
    不仅如此,您要砸烂旧社会,fine,砸烂之后怎么办?总该建造一个新社会吧?既然如此,您得先有个蓝图,作出科学的严密的政治制度设计,确保人民能在您建立的新社会中当家作主,不但能在遭到“官僚主义者阶级”迫害时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能从此杜绝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产生,是不是?
    
    可惜这连白痴都能想到的事,伟大的天才领袖就是想不到。他脑海里有的,就只是朦胧的对旧体制的不满,以及更模糊的对理想社会的盼望,比从未见过异性裸体的青春期男女的春梦更模糊。
    
    不难看出,“毛病”其实是我们的国症,如今仍是政治上的两极的同病。“民主”革命党人同样只有朦胧的对旧体制的不满,以及更模糊的对理想社会的盼望。而毛派分子只知叫嚣以毛式革命推翻官僚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重建人民乐园,却从来没有想到连他们的毛祖宗都不知道怎么去建立这个乐园,最后不但死在他要砸烂的苏式奴隶社会中,而且更因他的蠢动使得中国跑步进入官僚资本主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右派章伯钧在1957年主张设立“政治设计院”确实不符合国情,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政治设计能力。不但50年前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唯一从事这工作的,举国只有王力雄先生一人。而全国人民到现在也不知道最起码的公民权利,就是在跟随那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们蠢动之前大喝一声:“先把你的理想社会设计蓝图、具体操作步骤、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再说!”
    
    更有趣的还是,毛有恃无恐,因为人民那个万能的上帝会去帮他解决一切他无能解决的理论问题。毛最突出的智力缺陷就是彻底缺乏创造性灵感,指望获得解放了的人民去自动弥补他这个缺陷。他著名的群众路线的公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在他那个灾难深重的畸形大脑中,人民一旦被解放了,就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不但能创造愚公移山的physical奇迹,也能替他填补理论空白,“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会上去了”的疯话就是从这白痴哲学来的。
    
    可惜那解放并非思想解放而是短暂的政治解放,于是解放了的愚民仍然只会是愚民,只会忠实执行毛的已有号召,绝无可能发明出可行的制度建设措施来。
    
    毛唯一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一斗二批三改”,亦即“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里所有的定语都没有明确界定,要执行它就绝对只可能是“斗倒当权派,斗倒学术权威,废除一切规章制度。”
    
    这就是在全国所有工矿企业内一度发生的事,所有的“老当”被斗倒,技术人员统统靠边站,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被当成“资产阶级管、卡、压” 废除了,工人群众“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当真快活。毛忘记了人类最起码的常识:好逸恶劳乃是人类本性,如果没有党干在后面挥舞鞭子,干多干少不干全一样,那无论路线觉悟有多高的革命同志都不会主动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974年,上海码头工人代表我伲工人阶级喊出了心里话:“要作码头的主人,不作吨位的奴隶!”这就是毛式“解放”的必然后果。
    
    唯一能遏止这“解放”的利器就是“阶级斗争”,可惜那玩意也未必“一抓就灵”。从文革爆发后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那“阶级斗争”就是“派斗”的同义语。两派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辉传统,以武力消灭对方,使工厂化为战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工厂则变为一部分工人阶级毒刑拷打另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刑讯场。解放了的人民焕发出来的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只表现于发明出无数匪夷所思的毒刑,而他们行使民主表决权利的神圣时刻,则是决定是否该把孕妇吊到龙门吊上去。
    
    只是在1970-1974这几年,“阶级斗争”才重新变成了奴隶主驱使奴隶流血流汗的鞭子。可惜奴隶已经学会了如何用“两类矛盾”来保护自己,那鞭子再也没有文革前的神效了。等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爆发,派头头们再度造反,便迎来了我伲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春天。那阵子咱们一边上班一边竖着耳朵,一心以为派头头们将至。但等他们去冲击党委闹事,我等立马关了机器,载歌载舞冲回家去,学裁缝的学裁缝,学木工的学木工。这大好形势一直延续到毛咽气。
    
    总而言之,毛的文革实验,唯一的成就就是把人民变成刁民、政客加土匪,使得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再度蒙受了比战争更严重的打击,使得国民经济再度到了崩溃边缘。除此之外,它根本就没有让人民获得什么“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没有作任何制度改革尝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白痴胡闹。
    
    毛不但没有作政治制度改革,而且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开历史倒车,那就是有名的“五七道路”。这倒与“土高炉”不同,不是“从群众中来”的,好像是来自于线装书。毛的理想社会与老子的“小国寡民”颇有共通处。他对社会分工怀有莫名其妙的憎恶,毕生想废除它。当初建立人民公社的动机之一就是废除劳动分工,这当在农业章节讨论。
    
    同样地,他在工厂也试图推行这“桃花源”蓝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从国家宏观水平到企业微观水平,这政策一体通行。毛的智力结构实在奇特,他一方面迷信“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为此把高级社并成庞大的人民公社,鼓吹它的优点是“一大二公”。另一方面,他又对“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情有独钟,下令企业办社会,其理想就是把所有的企业都变成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毛时代略有规模的工矿企业无一不是这种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堪称“工农兵学商并举”,工厂办农场、民兵、学校、商店、幼儿园、托儿所乃至医务所。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大规模重复劳动奇迹,浪费了无量人力物力。别的不用说,我厂办的农场的收获与投入之比堪入吉斯尼世界大全。光是每年把工人运到农场去的汽油开支和汽车折旧,大概就足够为全厂职工买下一个月的口粮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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