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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锐的《向胡耀邦学习》/奚兆永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7日 转载)
    
    《炎黄春秋》第4期刊登了李锐写的《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一文。如同李锐写的其它许多文字一样,万变不离其宗,其攻击的矛头也是指向毛泽东的。对他的这个行径,显然有加以揭露和评论的必要。
     (博讯 boxun.com)

    一、所谓的《胡耀邦传》序言
    
    胡耀邦是“红小鬼”出身,是一位14岁即参加革命的老革命。但是,他在晚年为一帮思想很右的人所影响,对这帮人很同情,很宽容,成了他们的一把保护伞,成了他们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希望所在。1987年初,胡耀邦就是因为犯右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离开了中央总书记的岗位的。胡耀邦的去职,使那帮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人们如丧考*,痛心疾首,大失所望。他们自然很不甘心,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大做文章,为他鸣不平,为他歌功颂德。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吹捧胡耀邦、歌颂胡耀邦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崇敬,而是为了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胡耀邦去世,他们曾这样跳出来闹过,胡耀邦的生日和忌日,他们也都要这样跳出来闹一番。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他们当然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大好机会,《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登的“重头”文章——李锐的《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就是为此而发的。
    
    《胡耀邦传》当初出版时,我曾在新华书店的书柜上粗粗翻看过,觉得可读性不强,虽然提供了一些资料但是也说不上丰富,所以当时没有买,后来也没有去读。这次《炎黄春秋》刊登的李文,副标题是“《胡耀邦传》序言”,但在我的记忆里好像该书并没有李锐的这个序言,于是又从图书馆借来此书翻看,果然没有这个所谓的序言。看来,这是李锐在虚张声势,是为了扩大自己文章的影响而炮制出来的东西。当然,也不排除李锐当初确曾写过这么一个序言,但是,由于其所具有的挺胡耀邦反毛泽东的明显的政治意图,在出版《胡耀邦传》时而被否定被取消掉也是很有可能的。问题在于,既然这个序言已经被否定被取消了,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没有成为该书的一部分,怎么可以在几年以后又拿出来,并且还继续把它说成是《胡耀邦传》一书的序言呢?难道《胡耀邦传》和它的序言是可以身首异处的吗?现在,《炎黄春秋》发表这样的文字,也清楚地说明,他们的政治意图和同一《胡耀邦传》一书出版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是格格不入、大相径庭的。
    
    无独有偶的是,这样的事不只是李锐和《炎黄春秋》在做,其他一些人也在做。在网上,我曾看到过一篇所谓《胡耀邦传》的“编者前言”,显然也具有同样的性质。这个所谓的“编者前言”在《胡耀邦传》一书里也是没有的。很可能也是在正式出版《胡耀邦传》时被否定或取消掉的。我认为,当时取消这个所谓“编者前言”是完全应该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它的一些文字:“胡耀邦最难能可贵之处,不在于他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国际共运史上并非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怀念,而耀邦却特具魅力,体现在他生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爱戴,身后更受到愈来愈深切的怀念。原因就在于,他有一颗真心诚意把人当成人来尊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实践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把胡耀邦提高到“国际共运史”的高度来评价,是不是太过分了?把他的所谓“特具魅力”归因于“实践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 ”,是不是离马克思主义太远了?写作这样的“编者前言”究竟是要向人们发出怎样的信号?这一切,都很值得人们怀疑。应该说,“编者前言”之不被通过而被取消是很自然的。只不过时过境迁,现在再搞这样的东西已经很难起多大作用了。
    
    二、说胡耀邦“最得人心”意在贬低毛泽东
    
    李锐说:“我们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我个人以为是胡耀邦。”
    
    李锐在这里强调了“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但是,从他所列举的情况看,其实并不正确。比如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正式领导人”是向忠发,李立三当时是政治局候补的常委和农委书记,但是由于向忠发并不具体负责,李立三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但是他并不是“正式领导人”。又比如,王明是在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积极扶持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的。秦邦宪是王明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在六届五中全会上担任领导人的。张闻天则是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领导人的。他们作为领导人都没有作满一届,因此也很难说是某一届的正式领导人。这当中特别是向忠发被捕后很快就叛变,成了叛徒,李文仍将其列入“历届正式领导人”之中,显然也是极不妥当的。
    
    李锐说“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里“最得人心的”是胡耀邦,其潜台词显然是说,毛泽东不如胡耀邦得人心。
    
    这里不需要去大讲毛泽东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国后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已经用事实表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中央关于“永远铭记”的表态,网上连绵不绝的对毛泽东的思念,群众中传唱至今的大量“红歌”,也都是毛泽东大得人心、深得人心、永得人心的生动证明。去年我到俄罗斯旅游,在游览夏宫时,一位拉美摸样的青年见到我们是中国人,马上很友好地用中文说,“你好!”接着就举起手臂,并竖起大拇指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而且不只是当时,几十年后仍然经久不衰。他的思想至今还在指导着我们前进。这些,又岂是胡耀邦所能与之相比的?胡耀邦担任中央领导人仅7年时间,而真正掌舵的其实是邓小平,严格地说,他只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做了一些具体的事。至于他自己坚持的一些东西,如现在仍被一些人吹嘘的“民主、自由 ”之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套,于党和国家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如果说他“最得人心”,那就只能说,他最得资产阶级右派之人心,而很不得无产阶级左派之人心。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像魏京生、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郭罗基等,他都是要保护的,他当然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得他们之人心。但是,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由于他反对学大寨,反对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农民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对他就很不满,和他当面顶过牛,还称他为“ 胡乱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由于不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了。陈永贵的看法是对的,而胡耀邦的看法是错的。由于他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彭真、余秋里、杨尚昆等对他也都很不满,更不用说被称为“左王”的胡乔木和邓力群了。中央支持他的恐怕只有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田纪云等几个人,而真正站出来支持他的几乎没有。在这方面,甚至连他在延安时期的好友王鹤寿(王与胡耀邦、陶铸在延安时期关系很好,人称“桃园三结义”),也上门批评他“态度不端正”,“列举‘晋江假药案’、‘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事例,说胡耀邦‘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他们说了,到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那里就顶着不办。”(郑仲兵:《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183页)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本人在“民主生活会”上也作了检讨,表示要承担一切责任。只是对“拉帮结派”和“有野心”等,要求中央审查清楚。在1987年1月16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于胡耀邦的辞职请求是一致同意的。这些都说明,李文关于胡耀邦是历届中央领导人中“最得人心”的说法显然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在究竟是毛泽东最得人心还是胡耀邦最得人心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可以从他们二人在网上的相关网页数得到说明。经百度搜索,毛泽东的相关网页数为27 800 000篇,而胡耀邦的相关网页数只有616 000篇,连毛泽东数字的零头还不够,相差达27 184 000篇。在这里,究竟是毛泽东最得人心,还是胡耀邦最得人心,是再清楚不过了。
    
    三、胡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吗?
    
    李文说,“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为了论证这一点,文章讲了两件事:一是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一是“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
    
    但是,正像我在本文前面所已经指出的,这些事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做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李文也承认是“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支持下”进行的,怎么能说他是 “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呢?而且,改革开放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并不是对过去历史进行彻底否定,又怎么能够把它说成是“扭转乾坤”呢?
    
    问题还在于,对李文所说的这两件事本身也还需要进行分析和反思。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不是一个什么科学发现,之所以要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讨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具体地说,就是为了要批判“两个凡是”。照理说,这是中央内部的分歧,应该首先在中央内部求得解决,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些人背着一些中央领导人,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机关和舆论工具把问题捅了出去。这个做法是光明正大的吗?再比如,平反冤假错案是应该的,但是,当时的做法实际上形成了“一风吹”的局面,似乎过去所定的案子都是“冤假错案”,这样做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吗?由于这两件事,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似乎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都做错了,而过去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冲击的人全都是好人,甚至全都是优秀分子,而在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全都变成了坏人或小人。也许这就是李文所说的“扭转乾坤”吧。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在社会上形成了“信仰危机”。许多人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怀疑动摇起来,人们只知“向钱看”,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精神动力。这样下去当然是危险的。中央后来之所以要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显然与此有关。从这里也可看到,对于两件事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为了彰显胡耀邦“扭转乾坤,推动历史”的作用,李锐还大讲胡耀邦的“过人胆识”。他说,“据我所知,耀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人胆识,由来已久。”他从胡14岁参加革命讲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从担任川北党政领导讲到团中央第一书记,从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到文化大革命,似乎都是一贯正确的,并且这些都和他的“过人胆识”有关。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就以李文所提到的“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来说,实际上川北所实行的正是中央的政策,并不存在什么他个人的“过人胆识”的问题。《胡耀邦传》对此也讲得很清楚:“川北的土地改革,是完全按照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进行的。”(张黎群等:《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应该说,土地改革是一场埋葬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的伟大革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被称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而在抗战胜利以后,又继续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时对富农改行保护政策。此时土地革命虽改称土地改革,但是,其反封建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绝对不是什么“和平土改”,也绝不是李锐所说的什么“温和政策”。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由于《土地改革法》是在1950年6月公布的,而川北的土改开始较晚,一些地主眼看自己的财产行将不保,于是分散、倒卖、隐藏甚至烧毁粮食,拆卖房屋,破坏农具,杀害或饿死耕牛,砍伐森林,造成很大破坏。所以在土改过程中还开展了反破坏、反分散、反隐瞒的斗争,后来还制定了《正确开展惩治不法地主斗争的几项规定》。在土改中,农民通过忆苦思甜提高了阶级觉悟,对地主阶级进行了合理合法的斗争,怎么能说对地主实行的是“温和政策”?
    
    又比如,李文说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里,“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提法。”应该说,胡这样说并不正确,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过人胆识”。实际上,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科学是反映了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属于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技术,是人类与自然斗争的方法和手段,是一种属于实用形态的东西。马克思从来不把科学和技术放在一道说,更没有说过什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的话。这个“汇报提纲”曾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作毛泽东的语录,但是,当邓小平把提纲交给毛泽东时,毛当即表示,不记得曾经讲过此话。至于说马克思曾讲过此话,“汇报提纲”的起草者曾动员许多人查找,费了很大的劲,最后才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大纲》里找到了一句话:“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雨自己相结合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第94页)但是,马克思的这句话无论从语言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大不一样的。马克思讲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科学”、“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 ”。这些概念显然不是一回事。“科学”不同于“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前者是知识形态的东西,要应用于工艺或生产过程,必须经历一个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比较短,如原子能被利用于发电;也可能比较长,甚至遥遥无期,如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何时能应用于生产,恐怕谁也说不出来。显然,笼统地说“ 科学是生产力”是不正确的。至于“知识私有”“白专道路”只是一种现象,它只与人的世界观有关,而与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并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过去没有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存在“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的现象,后来大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大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照样存在“知识私有” 和“白专道路”的现象。显而易见,由于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抓世界观的改造,对知识分子不加引导,完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现在这种现象比过去更加严重了。
    
    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一贯正确的智者,更不存在什么“由来已久”的“胆识过人”的超人。我们从李文里也可看到,胡自己就讲到了他的“生平遗憾”:对项南和苏群没有保护好,批斗彭德怀没有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也举了手。其实,胡的过错又何止这些呢?
    
    四、胡耀邦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文说,“耀邦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而且真正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就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词典,他都精读或涉猎。”胡耀邦之女满妹也回忆说,“家里的书架上,各种类型的书籍、杂志令人惊叹。除了马、恩、列、斯全集和毛泽东著作外,国内外名人传记、文集、回忆录比比皆是,中外名著、戏曲小说、古文诗词、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各类书籍应有尽有。”而其子胡德平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还说,“在辞去总书记职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共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又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写下了24本读书笔记。”
    
    一个领导人能够如此注重读书、认真学习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这还并不足以说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相反,我们从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里,感到他在这方面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在我看来,胡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
    
    胡耀邦很爱才,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与一些青年作家有来往。但是,作为团中央的第一书记,作为一个参加革命20多年的老革命,他不仅不能在政治上用革命的思想影响这些青年作家,反而受到他们的影响。比如刘绍棠,私字膨胀,要为一万元稿费奋斗,由个人主义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最后被划为右派。他自己都认识到是犯了政治性质的错误,而胡却不以为然,认为只是骄傲而已。
    
    1978年底,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长,提出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他在一次讲话中向人们推荐马克思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提出要反对“文化专制主义”。他显然不知道,马克思在1842年初写作这篇文章时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新世界观还没有形成。这篇文章提出“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页)那时的马克思还不懂得“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实际上,各种形式的书报检查制度都有,问题在于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因此,“根本的办法”并不在“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而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后来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之所以未收此文,应该说是有它的道理的。
    
    1979年春,北京西单出现所谓“民主墙”,魏京生迎合国外某些反华势力的需要,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并且把盗窃到的国家军事情报出卖给英国记者,因此遭到逮捕并且被依法判刑。胡耀邦对此居然不以为然。他甚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他还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他甚至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天下已经太平,“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没有必要,专政机关已经成为多余,一切问题不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都只要“引导”就行,连“教育”都不需要,专政就更不要谈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384页)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的阶级斗争,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一再强调。他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胡耀邦读过马恩列斯的全集,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论述,但是,他在行动中却明显地背离了这些论述的精神,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实事求是地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关于胡耀邦的下台及其它
    
    李锐也谈到了胡耀邦的下台。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党的几位元老。他说,“我们不要以为他有了总书记这样崇高的职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党的几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起来的‘晚辈’。他们中有的人还多具有某些传统习惯,如‘兴无灭资’、‘阶级立场’等传统观念负面影响,不易消除。因此,耀邦不能不违心听命;元老们之间如意见不统一,何去何从也使他为难。”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两位理论家。他说,“更大的阻力还在两位左倾人物的遇事干扰。如理论务虚会就受到胡乔木的干预,半途中止。他还代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大讲专政,贬斥民主。……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系统的改革’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可是,这个极其中肯、极其适时的全面改革的思想,却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强力抵制,认为与十二大精神不符,并到陈云处告状,于是发生逼耀邦下台的一幕。……”
    
    一般人对这些事的内幕当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一批曾经跟随毛泽东干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是胡耀邦想独断专行的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从上面提到的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就可以清楚看到,他不仅公开对抗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对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人们对他的批评和监督也是公开对抗的。应该说,他本来就不适合当中央领导人。在这方面,他为了取得更大的自由,希望邓小平早点下台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为了这个目的,他把邓小平准备全退的信息透露给了香港媒体,这件事引起了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的领导人的极大愤慨,而在处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党籍和制止学潮方面他拖着不办,更使人们对他完全失望,他之终于下台是必然的。应该说,他在领导岗位上所一再表现出来的右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他最终下台的根本原因。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他们(即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下台前曾根据赵紫阳的“忠告”到邓小平家去作检讨,邓小平没有为其提供这样的机会,后来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检讨,显然是想借此取得人们的谅解,但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一致同意了他的辞职。他为此在散会后大哭了一场。后来又说他自己没有错,检讨是“违心”的。李锐在一篇文章里把胡耀邦称为“大丈夫”,人们要问:他的这些表现,能够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吗?
    
    我们批判李锐的观点,对胡耀邦作不同的评价,也并不是认为胡耀邦就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他参加过长征,负过重伤。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他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特别是,他在青年团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很久,应该说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我作为上世纪50年代的青年,对此也有一些亲身的体会。那时福建是海防前线,团中央的书记罗毅曾经去过厦门大学,后来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也去了厦门大学,并且在大礼堂给大家做了一个报告。我记得他讲了四个问题:一、形势大好;二、小有困难;三、前途光明;四、迈步前进。胡耀邦身材矮小,而厦门大学的礼堂很大,舞台也很大,就他一个人站在台上作报告,因而越发显得他的矮小。不过他讲话声音很大,并且讲话很有激情,大家还是很愿意听的。只是他讲话时手势太多,动作太大,整个报告过程都是手舞足蹈,似乎不太得体。记得他的报告是这样结束的:“目标:正前方,开步走!”然后就走下了舞台。我在厦门大学四年,就有两位团中央书记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学校去考察,说明他们是注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对照今天的情况,我自1979年到南京大学工作和生活,已经整整30年,似乎还没有听说过哪位团中央书记来过南京大学,更不用说做报告了。就这一点来说,胡耀邦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他在担任中央领导人以后,曾在198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作报告,中央电视台曾进行直播。在电视上看他作报告,虽然是坐着讲的,而且有稿子,但是他还是不断地移动身体。最不应该的是,他把“张太雷”读成了“张大雷”。尽管李锐说他“博览群书”,但由这点可以看出,他对党的历史似乎并不熟悉。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这显然也是一个缺憾。
    
    还有一点要提出的,就是不应该把不是胡耀邦的观点强加给胡耀邦。我在《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里曾看到这样两段完全不同的记述:
    
    一段说,“1977年5月约中央党校教师杨逢春谈工作。他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不知你敢不敢,怕不怕?’杨说:‘要我写什么呢?’胡耀邦说:‘是有关干部的文章。’……他指示叶扬、陈中两人参加写作。和杨逢春、叶扬、陈中、《人民日报》编辑进行两个半天的谈话。他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能够从中播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遭到的一次长时间的危机。……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弄得到处都是冤假错案,人人胆战心惊,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郑仲兵:《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87-288页)
    
    另一段是1977年10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个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里说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的伟大斗争,经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斗争,经历了大跃进的奋战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磨练,这十多年来,又经历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继粉碎刘少奇反党集团之后又粉碎了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这些伟大斗争同时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我们当的干部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和学习运动中造就成长起来的。”(同上,第293页)
    
    这两段话,相隔的时间不过五个月,但是,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却判若两人:一个说1957年以后的运动都是“莫名其妙”的,“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干部”;另一个说这些都是“伟大的斗争”,“同时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并说“ 党的干部正是在这一系列革命斗争和学习运动中造就成长起来的”。人们要问,这两种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是胡耀邦自己的思想呢?抑或是胡耀邦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变化了呢?合理的分析应该是,后者是胡耀邦的正式讲话,是他自己提供的,当然能够代表他的思想;而前者是胡在小范围的非正式的讲话,也不会是本人提供的,而是他人提供的,相信也没有经过胡本人的审阅,自然是不可靠的。在这个问题上,由于胡耀邦去世已经整整20年,事情已经无法对证,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有人为了一定的目的,把不是胡耀邦的思想强加给胡耀邦这样的情况发生。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既是为了对今天的事业负责,也是为了对已经逝去的胡耀邦负责,这应该是人们所能够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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