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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天下于洪水猛兽的大同之路/辛若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7日 转载)
    
     (一)对大同社会的向往
     (博讯 boxun.com)

     大同社会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它是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描述出来的。我们还是看看他怎么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实,大同的核心也就是“天下为公”,为什么把“天下为公”作为大同的核心呢?这实在是因为“天下为私 ”的现实。其实,几千年来,虽然标榜“天下为公”,但施行的却是“天下为私”。一般向往天下为公的都是穷苦人,但当穷苦人过上好日子,还是觉得富贵好,而早就忘掉了这世上还有受苦受难的人。人们即便向往天下为公,何尝不为自己打算呢?天下为公了,什么都是大家伙的,自己也是大家伙的一分子,那也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天朝田亩制度》宣称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太平天国,所以便非常的有号召力,农民兄弟便跟着洪秀全热火朝天地闹腾起来。这太平天国初具雏形,便要平均分配社会的财富;可是,平均分配,却是很难做到的。人有高低贵贱,贵的与贱的一样多,他又怎么服气呢?贱的比贵的少,那贱的,又要闹意见的。绝对的平均,做不到;人们依然是满脑子的高低贵贱,所以太平天国在人间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便建立起来,恐怕也是人间的灾难。最好地阐释大同理想的,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西方进化论思想结合起来,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认为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由文明尚未开化的据乱世进化到人理至公的升平世,最终演变为世界大同的太平世;人类社会的进步只能通过改良维新来逐渐演变,而暴力革命则会导致天下大乱。《大同书》是包裹在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思想外衣下西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的中国翻版,是作者试图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建构理想国的一次有益尝试。大同社会,是理想国,也可以说是乌托邦;然而,一切理想国、乌托邦,既是人们智慧的顶峰,也是人们愚蠢的顶峰。人们对理想国的设计愈是美妙,人们的愚蠢也就愈明显。大同社会是一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尽善尽美的社会。政治方面,消灭了阶级,废除了国家、军队、监狱等,全地球合成一个公政府;人人都绝对独立,没有人为束缚。从社会上说,由于消灭了家庭,人人为天民,所以妇女得到完全解放,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没有阶级,亦无种族之别,无帝王、君主、贵族,无主无奴,男女各自独立,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消除了人类遭受的等级和种族的压迫之苦。“大同”社会消灭了家庭,男女“婚姻之事不复各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所生儿女,由公政府负责抚育、教养,人们生老病死的事,皆由政府治之”。这样一来,可令人无出家之忍而有去家之乐。经济方面,废除了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完全社会化。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所需工作时间不多,而更多从事创作与发明活动,也可以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而且生活资料极为丰富,人们的衣食住行极为方便、精美,取用自如。总之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它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然而,康有为为什么设想如此美好的社会,是什么给予了他如此丰富的想象呢?答曰:人世间的忧患与苦难。他在“入世界观众苦”中分章列举了六大苦: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忧患与苦难,所以要“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说实在的,做《大同书》的康有为是有那种救世主心态的。对救世主的心态,我虽然没有多少认同,但是那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善心,还是可以激赏的。然而,康有为毕竟不是救世主,他驰骋想象,建构大同社会,却也不过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二)大同之路
    
     对于康有为大同社会的理想,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都是认同的。谭嗣同虽然对康有为保皇主张持有异议,但对其“大同太平之条理”则表示深深的折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在政治上虽然走上了与康有为不同的道路,但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则欣然接受。他曾在日本接纳康有为改“东西学校”为“大同学校”的提议,并请康有为为自己书写的条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序,认为大同理想是中国社会改革的精神支柱,并不止一次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目标与大同世界相对照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鲁迅、毛泽东都曾对大同世界表示肯定。如毛泽东在1917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到:孔子“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既然大同社会那么好,大家又是如此的认同,那有没有法子进入大同社会呢?大同社会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空想而能变成现实的几率不是很大。人们能否设想理想的社会呢?当然能够了。人们设想理想社会的时候,是以最大的善心进行的,人们考虑最多的是理想的一面,而忽略了它的现实性。理想社会最大的坏处,就是因为它太好,好得难以想象;这样的社会,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它。因为在一切社会,恶的势力都是存在的,即便理想社会,也不能完全消灭恶。我总觉得,尽善尽美,是最可怕的;尽善尽美会掩盖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追求尽善尽美,却不指望它到来;尽善尽美的到来,甚至是灾难性的。为什么康有为设想的大同社会好得不得了?那实在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糟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的理想,实在超越不了糟得不得了的现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康有为是不敢亦不愿言大同的;他所要面对的是现实,他所做的是维新变法,是拯救中国。他的意思不过,在当时条件下,言大同还为时过早,或者说不合时宜,如果定要言大同,那必将陷天下于洪水猛兽。事实证明,康有为的选择还是识时务的,只是当时中国,处于千古未有之变局,他也很快落伍,甚至成了拉历史倒车的人。虽然他深知大同理想不合时宜,但是他也未免有一种奢望,那就是,也许有一天,大同理想可以变为现实。然而,我们从他对大同社会的设想来看,这实现,实在很渺茫的。大同社会的条件太高了,就如同他所讲的,消灭家族,是进入大同的先决条件。然而,这可能吗?消灭家族是违背人性的;没有了家族,那真会陷天下与洪水猛兽了。我们古代儒家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以家族为本位,这个社会才能运转。“天下为公”,当然好;但这个“公”也是有限度的,“公”到完全没有“私”,那这个“公”也会失掉它的意义。“天下为公”的境界太高了,要求那些圣贤豪杰,是可以的,可即便圣贤豪杰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亲其亲,子其子”的好。亲疏还是要分的,没有亲疏,是不可能的。灭了家族,人就“大公无私”么?我看也不见得。没了家族,就意味着没有了伦理;没有了伦理,人和禽兽何以区别呢?禽兽都是自私的,它最亲近的还是自己。如此,岂不是抱着“天下为公”的善心,造就了“天下为私”的现实。我并不是说“天下为公”不好,而只是说“天下为公”的好处是与“天下为私”比较得来的。主张“天下为公”的人大抵都否认自私是人的本性。其实,这并不是说自私就罪该万死;人谁不自私呢?但是,人能够超越自私的本性,为亲近的人甚至莫不相识的人着想。人的本性并不就是人性,人性是超越本性的。“天下为私”,这是简单易行的,但大同社会却要废除私有财产。我们现在比较认同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其实,细想想,即便把私有财产全都废除了,人们还是要穿衣吃饭的。衣是公衣,饭是公饭,就是自己的身子也是公家的;全都是公了,那还有私么?什么都是公共的,还有隐私可言么?还有自由存在么?所谓人人都享绝对独立,没有人为束缚,这岂不是欺人之谈么?我总疑心,大同社会是没有专制的专制社会。绝对的公,就会消灭私;只有公,没有私,个人存在的价值,就会淹灭在汪洋大海里。自己只有是自己的,我们的价值才能确证。大同社会是天堂,但一转身,就会成为魔域。
    
     (三)通往天堂的金桥
    
     毛泽东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他这话显然是有言外之意的,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那是因为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却可以超越他的局限,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路。我们知道,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这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似乎差不多。对于最高理想,那些筚路褴缕,以启山林的人们总是念念不忘。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即是这最高理想,然而,这最高理想究竟什么样,又到猴年马月变成现实呢?如果在有生之年,不能看到它变成现实,岂不是终身憾事?相反,如果最高理想在他们这一代就变成现实,那子孙后代岂不会掉到蜜罐子里。本来这共产主义或者大同社会,是多少年之后的事情,然而,现在他们却好奇得不得了。岂止是好奇,简直有太多的热情,恨不得一步迈入共产主义。其实,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犯的毛病。苏联人赫鲁晓夫宣称二十年将进入共产主义,并讲所谓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所以毛泽东骂他不要放屁。而我们中国,也是非常狂热的,所以便有了1958年的大跃进,也即研究者所谓的经济浪漫主义。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的大跃进大抵有三次。第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军事上的大跃进;第二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这是经济上的大跃进;第三次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大跃进。军事上的大跃进,是奇迹;经济上的大跃进,是笑话;政治和文化上的大跃进,则是灾难。大跃进好不好,这要放到历史上的具体条件下说。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动机并不错,只是人们被热情冲昏了头脑。也许是我们太落后,所以那么着急的超英赶美;但是,最高理想的诱惑,也是巨大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叫做“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是不是通往天堂的金桥呢?不管现在怎么想,那个时候人们是深信不疑的。很可惜的是,大跃进并没有成功,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反而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通往天堂的金桥才架了一半,人们便不得不面对困难的现实,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上的大跃进,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个发明;虽然栽了跟头,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它。桃花源里是否可以耕田,他虽然不怎么清楚,但大同之路,他却自信找到了。找到了大同之路,那就不会把它闷在罐子里;他要带领他的人民实现大同社会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是相当不妙的,用那时的说法,叫做“苏修与美帝的反华大合唱”,由于这,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两个拳头打人,一手反苏修,一手抗美帝。“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千秋万代的人们会为那个时代而自豪。而毛泽东对国内环境的判断亦日趋悲观,甚至到了漆黑一团的地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终极理想越会散发出动人的光芒。毛泽东大抵修正了他的大同之路。如果说,1958年的大跃进,所采用的是和平方式;那1966年5月16日开始文化大革命,则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进入大同,也就是所谓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那个时候,虽然有“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也讲“抓革命,促生产”,但共产主义并没有降临人间,大同社会也没有变成现实。通往天堂的金桥,也许是永远都不可能架起来的。一百年前的康有为不能,后来的毛泽东不能,就是再过一万年,恐怕还是不可能。天堂,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它和科学幻想不一样。海底航行,飞船探月,这曾经是科学幻想,而现在都变成了现实。然而,我们关于天堂的想象,即便再丰富,再美好,也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而不可能变成现实。假设我们所设想的天堂变成了现实,生活在天堂的人们对现实还是不满的,他们又在设想着新的天堂。我们把天堂当做止境是不对的,因为天堂本身就没有止境。所谓理想者终古不过一理想;所谓天堂者,终古不过一天堂。大同社会的终极,是让实践着的人们失望的,因为他永无实现之日;大同社会的终极,又让人们生出无限希望,因为它是没有止境的。
    
     (四)改良,抑或革命
    
     从现在来看,康有为所坚持的改良,倒是比较稳健的路线。只是当时改良的路线,已不足以应对千古未有之变局。其实,不只改良的路走不通,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革命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不得不走的一条路。现在有的学者从儒家中发掘革命的传统,其实,儒家对革命是不怎么认同的,《易经》上虽然讲:“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似乎并不是给汤武革命提供理论依据,而只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认定。儒家比较认同的是渐进,是改良,社会只有治平,人民才能够安居乐业。至于天下大乱,他们是力图避免的。但在近现代的中国,儒家的稳健已经无法面对日亟的世变了。在一百年的历史中,儒学的传统沦丧了,但革命的神圣却造就了。最早讲革命的,自然是孙中山;但在清廷的统治下,革命是大逆不道的。历代王朝都是“逆取顺守”,似乎革命也不例外。腐朽的清廷,当然不是革命的对手,但革命对清廷似乎特别宽大,皇帝做不成了,却依然可以赖在故宫里不走,而且为革命政府所供养。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后来被轰出去,也是理所当然的。国民党虽然讲革命,但后来又成了反革命,真正革命的共产党起来了,才真正确立了革命的神圣性。既然革命万岁,那么反革命就罪该万死。这革命与反革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仅具有了政治的含义,而且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大凡革命,就是光荣伟大,道德高尚的;大凡反革命,就是心狠手辣,又卑鄙龌龊的。革命的神圣性,不只让反革命罪该万死,就是那些假革命、不革命、半革命的日子也不好过。既然革命是神圣的,那大家都革命才是好的;然而,细想想,大家都起来革命了,那革命的对象又是谁呢?本来革命胜利了,就要搞建设了。把革命的激情带到建设的大潮是对的;但革命和建设毕竟是不一样的。革命是砸烂旧世界,而建设呢,则是创造新世界。诚然,革命后的建设是热火朝天的,而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后来的文革,却偏离了这个路线。文革让革命的神圣性,达到了顶峰。向着灵魂开战的革命,确实没有过;然而,既然有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那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与革命相伴的,似乎并不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反倒是动人心魄的,有组织的内乱。在毛泽东,自然是不怕乱的,一则他的一生,就是从危机与动乱中走过来的;二则他有自己的确信,那就是,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径。可以这样说,通往大同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康有为所坚持的改良,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只能由改良维新逐渐演变;一条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暴力革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来看,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深刻的;但这种深刻又恰恰使中国背离了正常的道路。革命是不得已的选择,但这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是时时处处都是好的。然而,革命的神圣性,早就使改良背负了恶名。一提到改到,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它的局限性;而我们所忽略的却是它的稳健性。改良,是渐变;而革命,则是质变。质变,当然是最主要的;但是,这质变不可能天天都发生;天天发生的是渐变;一个社会的发展,固然需要质变,但是这质变却有赖于每天都发生的渐变。所以,稳健的改良路线,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虽然如此,但是改良的老路,却是没法子走的:一则革命的神圣性,把改良扫进了垃圾堆;二则改良回避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只满足于粗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历史让中国选择的路,是改革。改革虽然是大刀阔斧的,却也是比较稳健的。基于革命的神圣性,人们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最为深刻的革命。革命,虽然可以告别,但它的神圣性却是动摇不了的。有人说,改良与革命都曾作为大同之路存在过,那哪一个好些呢?作为大同之路,两个似乎都不好,因为大约并没有大同之路的存在。但是,改良与革命还是有优劣的。改良,就如同小脚的妇人,往往走不动路;而革命呢,则恰似奔跑的巨人。走不动路,大抵只有落后;而只有一路飞跑,才能够进步。改革大抵兼有了改良与革命的优点,一方面,它是稳健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大刀阔斧的。有人问了,改革是大同之路么?这问题其实很可笑,所以就不必回答了。
    
     (五)远离洪水猛兽
    
     虽然大同之路会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我们是不是就不追求这理想社会了呢?因噎废食,显然是不对的;理想的社会还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只是不要那么心急,须知路是一步步走的,饭是一口口吃的,罗马城也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大同之路所以会陷天下于洪水猛兽,那就在于人们太心急了,忽略了具体的历史条件,恨不得一步登天。陷天下水于洪水猛兽,是有悖大同理想的初衷的。实际上,大同理想就是让人们永远地远离洪水猛兽。然而,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几乎任何时代,都有洪水与猛兽的。一部《中国救荒史》,就记录了人们与洪水博斗的历史;那驱逐猛兽,就更不必说了。说实在的,现在我们是不怎么惧怕猛兽的,我们主要地在与洪水搏斗。当然,洪水猛兽并不只是自然灾害,它也具有社会的意义。可以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乱的象征。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那就是社会再也不能动乱了,尤其像文革那样人为的动乱,更是要避免。我们避免动乱,并不是说惧怕动乱,而只是说,动乱的代价,我们付不起。即便是以理想社会的名义,去制造动乱,也是无法为我们所接受的。我看现代的管理学,有人提出了完美的混乱,说制造混乱,也是杰出领导才能的标志,然而,这很难让我苟同。现在人们的认识,比以前要科学得多,也现实得多了。以前的人们,被崇高的理想鼓舞着,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是再所不惜的;而现在的人们,则比较现实,不为虚幻的东西所鼓动了。人们很清楚,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是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只有稳定了,才有发展,否则,将一事无成。而保持稳定,则是远离洪水猛兽的最好法子。远离了洪水猛兽,并不是说就太平了,人们还要不断地与洪水猛兽搏斗。要保持稳定,但社会中依然有不稳定的因素存在。动乱政策的寿终正寝,是理所当然的。不可否认,在动乱中,实在很浪漫,但这被鲜血染红的浪漫又有什么意思呢?文革中的血色浪漫,虽然为一些人向往,但它毕竟毁灭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知道青春是无价的,损失的青春都要讨青春损失费,那毁灭的青春又哪里去讨抚恤金呢?时间被夺走了,就要追回来;可怎么追呢?一天当两天用,不是打疲劳战么?在中国,最不缺乏的就是热情,而最稀有的却是冷静。冷静地对待一段充满激情的历史是很难的。其实,我们单单看到文革的动乱政策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动乱政策能够以革命的名义推行下去,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那时候的人们都具有一种乌托邦情愫的。乌托邦情愫来源于人们精神和信仰的纯洁。我们的理想应该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精神应该是纯洁无瑕的;所以,我们便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缺憾。纯之又纯的东西,也许是最为可怕的。有时候,我觉得,人是不能那么纯洁的,最好有点瑕疵,甚至掺点杂质。只有这样,我们的纯洁才不会为狂热点燃。乌托邦是有自己冲动的,当社会现实,不能满足乌托邦的冲动,那就会引发乌托邦的愤怒。有人把文革称做乌托邦的愤怒,看来是大有道理的。那愤怒的乌托邦会做些什么呢?我想,也就两件事情,一是向它所认为的丑恶现实开战,并要改造人们的灵魂,二是引导人们趋向乌托邦,亦即走所谓的大同之路。然而,十年的历史证明了,大同之路并没有把人们引向美好的殿堂,反而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这究竟是谁的错呢?是乌托邦的错么?乌托邦毕竟凝聚着人们美好的理想;是人们的错么?人们毕竟有着善良的愿望。谁的错,是找不出来的;因为人们都走进了精神的迷宫,为意识的怪圈所困扰。大同之路,走得通,还是走不通呢?也许,这个问题只能留给未来了。我们只能说,在历史上,大同之路,没有走通,不仅没有走通,而且陷天下于洪水猛兽。那未来能不能走通呢?这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然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我们心中的大同,和康有为心中的是不一样的;未来人们心中的大同,和我们心中的也不会一样。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大家把大同作为共同的理想。也许,永远都不会有通往大同的道路;但是在大同理想的感召下,社会却真的进步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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