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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4日 转载)
    
    来源:《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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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有广、狭两种含义:狭义的五四是指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则指在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或思想运动,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两年以前(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其下限则大抵可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北伐为界。本文所说的五四运动是专就广义而言的。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向来都强调它“新”的一面,尤其是接受西方思想的部分。就五四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强调无疑是有充分的根据的,因为五四在近代思想上的正面意义确在于此。至于它和中国旧传统的关系,则一般论者除了着眼于反传统,特别是反儒家这一点以外,其余便很少深涉了。本文将专就五四运动在思想方面和中国旧传统的关系略加疏解。但其目的并不在翻案,不过是要指出五四运动虽然以提倡新文化为主旨,而其中仍不免杂有旧传统的成分而已。
    
    我们都知道,五四时代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这些人都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对中国的旧学问都有相当的造诣,而且盖棺论定都或多或少在不同领域内对旧学有所贡献。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出国留学(美国或日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但他们即使在国外的时期也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最显著的,如胡适在美国写《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鲁迅与钱玄同则同时在东京向章炳麟问学。在这些人的青年时代,对他们思想最有影响的则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一辈人。其中康、章两人正是当时代表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不可否认的,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一方面固然受到前一时代学人所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源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刻而明显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则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解释。因此,要分析五四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便不能不上溯到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而康有为与章炳麟两人更是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为撇开学术造诣的深浅不谈,只从思想上的影响来看,清末的康、章并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清初的顾炎武与黄宗羲,中叶的戴震与章学诚那种“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这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非常有趣的现象。
    
    但是当近代思想史进入五四的阶段时,康、章两人都已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为保守的象征了。康有为提倡孔教,与当时“打倒孔家店”针锋相对;章炳麟反对白话文,主张读经,也是和新思潮背道而驰。至于他们两人之间争辩得津津有味的今古文问题,除了极少数的专门学者之外,更是引不起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兴趣了。因此之故,讨论五四运动的思想背景的人往往容易忽略康、章两人和新思想运动之间还有什么正面的关系。而事实上,进一步分析,对于新思想运动的风气,康、章都有其创始之功。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今古文之争就其思想的内容言,在五四时代虽已成既陈刍狗,但由这一争论所激发出来的疑古辨伪精神却在五四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传统在两千年中所逐步造成的庄严形象,开始被揭破了。据顾颉刚的回忆,他的“古史辨”运动,即种因于早年从《国粹学报》上看今古文之争的文字,后来在民国九年(1920年)认识了兼通今古文的钱玄同,钱氏对他说:“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这个近乎虚无主义的观点后来就变成顾氏辨古史的一个最重要的锐利武器了。
    
    不但五四运动打破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章诸人发展出来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开头便是“上古茫昧无稽考”,说“夏殷无征,周籍已去”,甚至对后来五四时代很受推崇的崔述《考信录》他都说是“岂不谬哉!”这也正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一个起点。梁启超分析康氏《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对思想界的影响共分四点,其中第三、第四两项都和五四的新思想运动有直接的关系。梁氏指出:
    
    
    
    
    
    
    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的“托”是托尔斯泰,“尼”是尼采,据说鲁迅自己也以为很恰当,但这当然是五四初期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不但爱好魏晋的文章,而且也深受魏晋思想的感染,章炳麟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章氏《自述学术次第》曾言:
    
    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辞,必非汪(中)、李(兆洛)所能窥也。
    
    由于章氏的提倡魏晋文章,鲁迅从此便对《嵇康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民国二年以后,许寿裳常见他伏案校书,一部《嵇康集》便不知校过多少次。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思想人格方面所受到的孔融、阮籍、嵇康等人的影响,许寿裳说:
    
    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格,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动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在许氏所提到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篇文章里,鲁迅就特别引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那句话,并且对他们“毁坏礼教”的罪名力加洗刷。他说: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的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这些话在当时显然颇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更有趣的是他接着举出阮籍、嵇康都不要儿子学自己那种放诞,而嵇康“家训”中更是充满了教儿子做人要小心谨慎的话头。在这种地方,鲁迅简直和嵇康在人格上有一种认同的倾向。鲁迅虽然激烈,做人却有他“世故”的一面,其细心多疑之处与嵇康竟有遥相契合之处。据说当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海婴已经八岁了,但是这个孩子却一直不知道父亲是鲁迅。不知道鲁迅究竟是有意效法嵇康诫子的办法呢,还是性格上的偶合。
    
    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是魏晋间以佛经配拟外书的所谓“格义”的老路子,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写的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胡适在当时对西方文化最有亲切的体会,但他的“非孝”说也还是根据王充、孔融以来所谓“父之于子,当有何亲”那一派的议论。所以在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作品(从哲学思想到小说戏曲歌谣)都成为最时髦的、最受欢迎的东西了。胡适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正可见五四与传统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的。鲁迅虽然后来很讨厌“国故”,但他自己仍然做了不少“整理国故”的工作,他的《小说旧闻钞》的再版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其中仍略有增益,距离他的逝世不过一年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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