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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的必然与偶然——“六四”踏碎“六二○”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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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3日 转载)
    
    来源:独立评论
     十八年前,笔者在《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写道:“‘八九学潮’……它的整个氛围,整个进程,整个结果,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悲剧中充满了偶然性。本文拟从分析八九民运中的必然与偶然入手,进一步阐释八九民运的悲剧性质,并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总结它的历史教训。 (博讯 boxun.com)

    
    一、学运一触即发,“四二七”、“五一三”出乎意料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从这段话来看,邓小平是个八九民运必然论者。他前面的话有真有假,后面的话纯属捏造,需要仔细地加以辨析。
    
    所谓国际大气候,无非是指西方和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影响。如果说当时美国对中国民间人士有影响,主要是文化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始于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又因为邓小平的访美而成为时代风尚。至于苏联东欧的改革,首先受到影响的也是邓小平本人。1980年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因为陈云、胡乔木、王任重等人的抵制而被雪藏,正是在戈尔巴乔夫鼓吹“公开性”、“新思维”受到西方朝野的好评后,才得以在1986年重见天日,并掀起了新一波的政治体制改革热。
    
    事实上,国际形势对于八九民运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直接影响运动的是国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大气候是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情绪。邓小平说,“对方……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这是他为了给镇压辩护而信口开河。“六四”之后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官方没有指控其中哪怕一个人是文革造反派。笔者后来在监狱中遇到许多官方所谓的“暴徒”,都是正经的工人、农民、个体户,而不是邓小平口中的“社会渣滓”。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几乎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通货膨胀使普通市民感到手中钱紧,储蓄贬值;而价格双轨制造就了一批日进斗金的“官倒”。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是社会各界普遍的要求。学生还没有下厂下单位去串联,工人、机关干部和市民就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运,这就是人心所向的政治大气候。
    
    政治小气候是1980年代业已形成的学运传统。1976年四五运动时,大学生参与的还不多,比较著名的只有周为民(清华大学)和笔者(北京化工学院)。1978~1979年民主墙与民刊运动时,参与的大学生、研究生就比较多了,《北京之春》有周为民(清华大学)、王军涛(北京大学)、韩志雄(北京大学一分校)、陈子明(北京化工学院)、李盛平(北京大学一分校)、吕嘉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陈子华(北京商学院)等,《沃土》有姜洪(中国人民大学)、胡平(北京大学)、姜渔(中国人民大学)等,《四五论坛》、《探索》也有大学生参与。到1980~1981年高校竞选运动时,大学生、研究生就成了民主运动的主体。1977~1979新三届大学生(其中包括大批插过队、当过工人、扛过枪的“长胡子”的大学生)毕业后,学生运动消停了几年,从1985年开始,又不断掀起新的高潮。1985年纪念“九一八事变”的学生运动,很快就从抗议日本转向抗议当局压制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1986年要求自由选举人民代表的学生运动,从合肥、上海席卷到全国。1987年,刘刚等人联名推荐刚刚被邓小平开除出党的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为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候选人,李淑娴以超过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当选。1988年,柴庆丰事件引发了北京大学又一次学生运动,学生“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包括“新闻自由,取缔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等六条纲领。由于1986年底的学潮,胡耀邦被解除了中共总书记的职位,许多学生对此愤愤不平。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潮,可以说是蓄势已久,一触即发。
    
    
    
    
    
    
    
    
    
    
     三、“六四”踏碎“六二○”的历史教训
    
    在“五一三”、“五一七”甚至“五二○”戒严实施之前,一直存在着八九民运获胜的可能性。5月15日笔者在全国总工会大楼的一次会议上说:即使这次民运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只要能够全身而退,开一个不以失败告终的历史先例,也可以算是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八九民运的另一种结果,笔者称之为“六二○道路”。从4月18日清晨,北大、人大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提出七条要求开始,学生运动就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对话者。当天下午,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等从学生代表郭海峰手里接过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6月20日,原本是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的日子。
    
    5月4日,赵紫阳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首次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随后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5月8日,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0日上午,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这两次会上,赵紫阳分析了学潮的起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由于近年社会中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使少数人暴富,这中间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干部子弟;二,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使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三,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引起人民群众广泛的不满。他提出:在廉政建设方面的初步想法是,国务院尽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清理整顿公司的情况;公布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特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胡启立提出:要尽快进行新闻改革,讨论并出台《新闻法》;建立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向社会申报和公布财产的制度。万里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廉政委员会。赵紫阳接着万里的话头说:这是一个好建议。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我建议先从调查我的子女开始,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也一样。政治局全体会议决定:政治局成员按现有分工与各条战线群众进行对话和座谈;将会议讨论中涉及需要全国人大立法或者审议批准的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列入下次常委会议。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6月20日左右在北京举行,议题是: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情况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等。
    
    5月13日上午,赵紫阳、杨尚昆到邓小平家汇报了近期工作部署。这是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次见邓小平。赵紫阳汇报,政治局的一致意见是,当前要疏导、分化,积极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这次学潮;政治局正在研究,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等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邓小平回应说: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他们还讨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赵紫阳说,对于戈尔巴乔夫访问一事,下午我透过新闻界再强调一下。以便于学生了解这件涉外大事。这次三人会见,表明当时邓小平还是信任赵紫阳的,虽然他一再叮嘱政治局常委要果断,要坚持原则,但还是表示,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
    
    
     现在假定5月13日下午没有发生学生绝食。在5月14日之前,中办信访局的负责人将会答复学生对话团具体的对话日程和方式。估计是在戈尔巴乔夫结束访问后,赵紫阳、李鹏、胡启立、阎明复之中的某个人或几个人将会与对话团正式对话。在这次对话中,政府方面的对话者将会透露5月10日政治局会议拟议的一些改革措施,学生将会宣布胜利结束罢课。在6月20日或者略微提前的某个日子(万里访问北美归来之后),人大常委会将把政府与学生对话达成的协议转变为立法,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可能的“六二○道路”。
    
    沿着“六二○”道路,可以再做一些畅想。由于人大常委会在解决学运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将会突显出来。由于非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常委在学运期间表现活跃,“民主党派”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将会增强。人大常委会将会讨论并通过由胡绩伟主持制定的《新闻法》。1989年6月前已经拟定的《新闻法(草案)》第三稿的第八条规定:“除国家处于总动员时期外,不得对新闻机关传播新闻、发表言论施行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第十二条规定:“报纸、期刊的创办可以由公民团体进行”,“也可由自然人进行”。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后期已经以“准民营报刊”身份活跃在新闻媒体领域的《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将会率先转型为完全的民营报刊。结社自由的问题虽然没有列入“六二○”会议议程,但是校园民主肯定会持续下去,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大学生重新“吃狼奶”的情况将不会出现。在经济市场化转型方面,受新闻自由、人大审议等民主机制的牵制,将会比邓小平“九二南巡”后的情况延缓两三年,但是这种转型,将会更人道,更公平,更有节制。在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获得较大进步的情况下,宪政民主化转型也会比较和平与理性。
    
    然而,“六二○道路”的可能性,被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坦克所踏碎。中国的现实是走上了“六四道路”。“六四道路”就是后极权主义(极右的“准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权贵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层面,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以党政分开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路线完全终止,党官僚集团向1980年代以前的政治传统全面倒退。在经济层面,价格双轨制转化为广义双轨制----官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并行,国有(党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双轨并行,白道和黑道(非法经济)的双轨并行。“权钱交易”和“钱权交易”的受益者力图用花言巧语和赤裸暴力将这种状态(没有终极目标的“改革开放 ”)凝固化。在社会层面,昔日的“准中产阶级”(国有和大集体企业职工)基本上被瓦解,没有职业稳定性、社会福利保障和政治凝聚力的“农民工”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主力军,新的“三元社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取代了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 ”。“六四”屠杀的怂恿着和受益者、极少数“官倒”分子,在二十年中迅速膨胀为一个封闭性的“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孙立平语)。
    
    在八九民运期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和其他市民的政治态度是一面倒的,大多数党政军干部也是同情学生的。赵紫阳从朝鲜回国途径沈阳,当时辽宁省委的领导干部就向他表示,像“四二六社论”那样对待学生,是行不通的。然而,结果却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倒”分子和被他们牵着鼻子跑(被所谓“剁成肉馅” 的危言所激怒)的政治老人大获全胜。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坏人”的凶残与狡猾,也要在“好人”中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好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把分散的社会力量,拧成一股历史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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