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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反对党和共产党内部的派系——中国政治改革建议书之二/郑存柱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一个民主的国家,一定允许有反对党的合法存在。这点执政党在1949年之前在野的时候,就多次进行过理论的阐述;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心知肚明,不需要我们浪费时间进行说理。一个和谐的社会,也一定需要反对党的存在,才可以在体制内进行沟通、协调、制衡,化解社会矛盾。即使是按照现在中国的现状和现有法律,也允许有执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组建新的反对党。
    
     目前日益增多的社会冲突,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最大问题。执政党往往采取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官民的冲突,结果造成了矛盾的激化,酿成翁安事件这样的社会悲剧。如果有反对党的存在,则必然会将民意通过政党体制和议会进行反应,使矛盾可以通过法治来解决。现有的8个民主党派,其组成人员大部分为高级知识分子和地位优越人士,他们已经被现有的僵化的政治体制所约束,也完全脱离了普罗大众,根本不了解弱势群体的需求。有人甚至将多年维权上访者看成是精神病人,他们以及他们的政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失去了政治的独立性和反对派的功能。 (博讯 boxun.com)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反对党或者说在野党,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是和执政党“敌对”。反对党只是将反对派的意见通过政党形式在宪政范围内表达出来。在一个成熟的两党制的国家,比如说美国,一个法案在经过协商、讨论之后,往往可以得到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共同支持。如果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的政策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批评的目的是指出政策的不足和缺陷,是为了完善和改进。这样一旦通过后,就不容易造成错误和损失。如果有反对党的存在,遇到像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的民众参与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也可以把无序的自发行为变成有组织的可进退的政治博弈,避免后来六四惨剧的发生。
    
    然而,在实际中,执政党却不允许新的反对党的注册成立。不说那些秘密的组党人士被抓捕判刑,就连1998年公开申请注册的中国民主党,也最终被认定为敌对组织而镇压,2008年郭泉先生在网络上组建一个中国新民党,也被收监关押至今。
    
    所有组党人士受到的指控,原来是反革命罪,现在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在组党人士的判决书里面,往往把反对党人士文章里面要求多党制的言论看作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作为证据来定罪。而现有的8个民主党派,他们的党章里面都明确写着“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才可以合法的存在并得到活动经费。
    
    以上对新的反对党的镇压以及对现有的民主党派存在的规定,就是目前维持60年的现有的政治体制。毫无疑问,这个政治体制是不健全的,所以早在21年前的1988年,执政党在十三大上面就提出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除了执政党需要主动地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外,反对派人士也要有新的思维来进行多党制的突破尝试。1998年的浙江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和2008年的中国新民党,都是在国内进行的组党尝试,都已经走出过去的冷战思维的组党模式。我们除了继续为结社自由而呼吁和努力,除了要求共产党也结束敌对的冷战思维外,也不妨根据现实继续进行组党的博弈。
    
    组建反对党的步骤,首先是法理组党:中国的现有法律没有禁止组建新的政党的规定,法不禁止就是合法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没有“政党法”,所以没有法律规范如何组建新的政党,因此不能成立反对党。这点完全没有道理:没有政党法,共产党和现有的几个民主党党派不是存在吗? 他们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而“合法”存在的呢?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新闻法”也迟迟没有出台,但是中国不是有那么多的新闻媒体每天在制作传播各种新闻吗? 这又是依据什么法律在进行“合法”运作的呢?因此,除了要求全国人大尽快制定相关的政党法和新闻法以外,反对派人士也完全可以组建新的政党。这需要有相当多的民主人士和政法界人士来不断撰写讨论文章进行宣传,使执政党和普通民众从组党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坦然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组党从法律上来说不是“非法”的,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基本的政治权利。
    
    第二就是事实组党:中国民主党的申请注册,中国新民党的网络运作都是在法理组党之后的事实组党的尝试。中国民主党虽然被镇压,很多组党人士被抓捕判刑,但是还是有不少积极人士以及刑满释放的组党成员继续以中国民主党党员的名义撰写文章,进行活动;中国新民党创办人郭泉先生虽然入狱,但是网络上还是有不少真诚的支持者,中国新民党也继续在网络上活跃着。这些都是反对党在中国大陆的事实存在。
    
    第三就是程序组党,也就是说一个反对党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而取得合法存在的地位。这需要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政党法后才可以完成,目前,可以先按照社团的相关法律来进行操作。中国民主党当年向民政部门申请注册,就是依据社团法来进行的。
    
    处了呼吁制定政党法和依据社团法注册以外,成立反对党的人士不妨从中国民主党1998年的组党尝试中汲取经验教训。甚至,为了突破目前“禁党”的现实(实际上禁的也只是新成立的政党),组党人士也可以避免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
    
    比如,在党章里面首先明确说明:依据中国《宪法》成立。虽然反对党党章里面不应该写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宪法的序言在没有修改之前,就已经有了“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地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了。也许有人会说,那你不是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投降吗?我的回答是,既然你要在中国国内组党,你要你的政党合法存在,那合的什么法?首先合的就是《宪法》。所以这样写党章,就是一种政治博弈。既承认共产党执政“领导”的现状,又可以合法独立存在而从事政党政治的运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比如,不妨在党章里面说明:在国家制定政党法之前,本党不以政党的名义推选候选人参选行政职务,只作为在野党存在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这样就没有“颠覆政权”的口实了。但是反对党的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参加各级选举,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反对党的党员当然也有这样的权利。
    
    当然,为了和现有的依赖性的民主党派有所区别,党章里面也一定要规定,本当不接受执政党的财务支持,一切活动经费由党员党费筹集;本党的各级干部由党员根据民主选举产生,不接受执政党选派人员进入担任本党的各级职务。
    
    我不清楚,这样组建的政党,如果执政党还是要镇压的话,会以何种理由来判定是“颠覆政权”?
    
    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共产党内部的派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有派系的存在,而共产党也是在不断的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政权的。1949年之后,高饶事件,文革中的刘少奇,邓小平就是被毛泽东认定为走资派;彭德怀也是因为和毛泽东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被打倒;林彪事件,1975年邓小平重新启用之后和江青等的矛盾导致反击右倾翻案风;然后是华国锋和胡耀邦对待“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不同观点;改革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理论冲突;对待六四问题上赵紫阳和邓小平、李鹏的不同处理意见;现在,新毛派和“新左派”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一定的基础。这些都是共产党内部派系的客观存在的表现。完全无视共产党派系存在的事实,一味强求形式上团结和统一,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但是,当前社会上和海内外津津乐道的共产党派系却是所谓的“团派”和“太子党”两大派系,甚至将未来的高级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视为“太子党”和“团派”的代表。我希望这只是偶然的巧合,而不是共产党真正的安排。共产党元老们的第二代从政,的确有其现实中特有的优势,但是很难想象第三代和第四代还可以有从政的优势,如果那样的话,就决不是共产党的政权,而成为1911年被推翻的封建帝制的世袭的政权了!同样,在目前的体制内,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过“共青团”阶段的人可以走向政治高层。因此,共产党内部未来的派系,绝不应该是所谓的“太子党”和“团派”的派系。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均衡,因此,共产党的地方官员对如何发展经济应该会根据当地的实情做出客观的分析,给出符合当地实际的不同的答案,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此,如果共产党中央制定出一个全国通用的政策,一定会在执行的过程中得到来自各地的不同的反馈,这才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北京的高层似乎不原意听到地方上的不同的声音,一旦有不同的看法就会认为是对抗中央的地方主义。社会上和海外普遍传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下台,并非他的经济腐败问题,而是因为他对中央的经济调控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因为他是所谓的“上海帮”的代表人物,因此才从独霸一方的诸侯成为失去一切的阶下囚。
    
    十八大之后未来的共产党,应该是一个没有以往历史上派系斗争包袱的政党(但是需要解决好六四问题,这是下面要谈的问题),也不应该以“团派”和“太子党”作为派系。共产党内部的不同派系,应该在现有的客观国情上正常地产生。比如,共产党的原教旨特征的倾向普通劳工的派系,就会从原来的国有企业、工会系统的成员中形成;而与时俱进的“三个代表”派系,则会由新兴的非国有的企业主党员组成;受自由主义理论熏陶过,有西方国家留学经历的党员,则可以形成共产党内部的开明的“民主派”;另外,广东、上海、江浙等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安徽、江西等内地不发达地区,以及北京等地的地方官员,因对经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形成“海派”、“粤派”、“京派”、“徽派”等派系。这些派系的产生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共产党没有必要否认,更不应该制止。相反,这样派系的形成,反而使共产党内部有多种不同的声音,也必然促使共产党进行党内民主制度的完善,使得这些不同的声音可以互相沟通、充分表达,并遵循民主的程序达成妥协。因为是在共产党一党内部的派系和民主,也必然可以得到控制,不会造成过分的秩序动荡和社会冲击。即使是有一些强势的个人因为自己的主张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而要“脱党”出走的话,也只会成为台湾的宋楚瑜式的政治人物而逐渐被边缘化。
    
    如果共产党内部可以允许不同派系的存在,并进而建立党内的民主制度,那将会对社会民主化起着建设性的演示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预见,党内民主制度确立后,国家的民主体制也必然很快会完善建立起来。共产党内部本身主动的民主化努力,和体制外反对派人士的被动的民主化压力也必然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民主化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的理性的、和平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的最佳的路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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