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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龙将军:中国人不可忘记“国外蒙古人基本情况”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1日 转载)
    
     蒙古国包括喀尔喀蒙古人及其他蒙古部族约有230万人;俄罗斯联邦境内主要包括布里雅特人和卡尔梅克人,约有67.5万人;日本、欧洲、美国也有少数蒙古族;阿富汗的蒙古人后裔哈扎拉族约有130多万人。
     (博讯 boxun.com)

     1.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蒙古人。在俄罗斯联邦的布里雅特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的阿尔泰共和国等地生活着的布里雅特、卡尔梅克,图瓦、阿尔泰人,他们与蒙古族有着亲近的族源,相同的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是蒙古民族中的一些部族演变而成的。几百年来,他们同俄罗斯和其他民族一道繁衍生息,为家乡的繁荣和俄罗斯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卡尔梅克人 是欧洲人对厄鲁特蒙古人即卫拉特的称呼。明末清初准噶尔部强盛,土尔扈特部不服准部统治,于1616年在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越过吉尔吉斯草原,同年与俄人讲和,移居于托波尔河上游,以其女嫁西伯利亚汗后人,并征服花拉子模部分领地。1643年移营至伏尔加河下游阿斯特拉罕附近,与诺盖人密谋,使其脱离俄国。1650年,西伯利亚的土尔扈特部遣使向顺治皇帝表示臣服。1673年,顿河和额济勒河(伏尔加河)间的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为得到俄国每年的丰厚赠礼,向沙皇表示效忠,并与克里米亚汗国、达赖喇嘛及中国皇帝都继续保持联系。沙皇俄国不断向其征兵用于对奥斯曼土耳其作战,激起了土尔扈特人的反抗,部分土尔扈特人在首领阿玉奇的之孙握巴锡率领下东归故土,遭俄军和哈萨克人拦截,死伤无数,最后剩几万人到达中国新疆境内。其他未能东归的人留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继续受到沙俄的统治。1920年成立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成为自治共和国,1943年自治共和国建制被撤消,1957年重设自治州,1958年重新恢复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卡尔梅克人至今还信奉藏传佛教,讲卫拉特蒙古语。卡尔梅克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首都为埃利斯塔,是欧洲唯一的佛教国家。
    
     卡尔梅克共和国位于里海北的黑土地带,面积7.61万平方公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宜畜牧业和农业发展。该共和国共总人口为33万人(1990年),其中的17万为卡尔梅克人,15万为俄罗斯人,其余为其他民族。卡尔梅克人口主要由蒙古族的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人组成。现人口的67%生活在城市或居民点,首都额勒斯特市共有9万多人口。
    
     布里亚特人 从种族上是属厄鲁特蒙古人近支,原游牧于外贝加尔地区,向北发展至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1631年,俄人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上游与布里亚特人发生冲突。经过25年的战争,布里亚特人才臣服于俄国。其中一部分向南移入喀尔喀领地反抗俄人,另外一部分当清军在黑龙江以西打败俄人时投向中国,被赐名为巴尔虎人,编入八旗后安置于呼伦贝尔地区。布里雅特蒙古族在俄罗斯联邦的赤塔州、阿穆尔州,伊尔库茨克,阿卡、乌丝汀沃尔德布里雅特自治区等地也有一少部分,在蒙古国的东方省和我国的呼伦贝尔盟也居住着一些布里雅特人,他们之间有许多亲属关系,民间往来十分频繁。
    
     布里亚特共和国位于贝加尔湖以东,南同蒙古国接壤,首都乌兰乌德。1923年成立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58年改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1990年,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1999年,布里亚特共和国常住居民人口为103.82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3人。自1992年苏联解体以来,人口一直呈缓慢减少的局面。布里亚特共和国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区内有70多个民族。俄罗斯人占绝大多数,占居民人口的70%,当地土著民族布里亚特人仅占24%,其它人口较多的民族还有:乌克兰人占2.2%、鞑靼人占1%、白俄罗斯人占0.5%、亚美尼亚人占0.2%、德意志人占0.2%、埃文克人0.2%。
    
     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两个布里亚特自治区在贝加尔湖以西:即乌斯特奥尔丁布里亚特自治区,属伊尔库茨克州、阿金布里亚特自治区,属赤塔州。
    
     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原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的一部分1937年按联共(布)政治局的命令将东西伯利州划成伊尔库次克州和赤塔州时,将该自治区划归赤塔州。自治区位于后贝加尔地区东南部,首府阿金斯科耶(居民9300人)距莫斯科6286公里,面积1.9万平方公里。自治区有人口7.91万人。区内居住着30多个民族,土著布里亚特人占54.9%、俄罗斯人占40.8%、埃文克人占0.2%、其他民族总共占4.1%。
    
     乌斯特奥尔丁布里亚特自治区, 1999年初人口为14.3万人,位于伊尔库次克州南部,东部边界距贝加尔湖约40公里,面积2.24万平方公里,区内居住近40个民族,其中土著布里亚特人占36.3%、俄罗斯人56.5%、鞑靼人3.2%、乌克兰人1.7%,以上四个民族就占全部居民的97.7%,首府为城市型小镇乌斯季奥尔登斯基。
    
     鞑靼人 原是蒙古人的一个部落民族,属突厥语族,混合了蒙古人和跟随蒙古人西征的其他种类的突厥人的血统。在蒙古统治消亡后,鞑靼人分两路留在了俄国。一路是原先与俄国上层有过联姻关系或其它密切关系的鞑靼人,他们说土耳其话,继续对俄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产生影响。在俄国历史上不少著名的家族都是鞑靼人后代,象打败拿破伦的库图佐夫,‘沙皇的爸爸’鲍里斯,戈东诺夫和著名哲学家沙阿达耶夫等。另一支鞑靼人,也是大多数鞑靼人,在金帐汗国发生内讧时宣布独立,脱离了蒙古人,在伏尔加-卡马河一带留了下来,自成喀山汗国。现在的俄罗斯鞑靼共和国有50%居民是鞑靼人后代,他们仍旧保留着独有的生活习俗。
    
     原苏联共有600多万鞑靼人,分喀山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西伯利亚鞑靼人等很多种,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西西伯利亚、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今俄罗斯联邦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19世纪后,有一部份鞑靼人迁移至我国新疆塔城地区,称‘塔塔尔族’,他们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还有部分信原始的萨满教。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鞑靼人属喀山鞑靼人,他们的祖先主要是伏尔加-保加尔人,保加尔人原居中亚一带,后随匈奴人西迁到黑海以北,七世纪时分成五部,一部西迁到多瑙河下游地区,联合斯拉夫人打败了东罗马帝国的军队,建立保加利亚汗国,后被当地的斯拉夫人同化,成为基督教徒。后来保加利亚人就成为同化了这支保加尔人的斯拉夫人的名称。另一支保加尔人北上到伏尔加河中游、卡马河流域一带,称伏尔加-保加尔人,蒙古西征时称他们为不里阿耳,被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拔都在西征结束时建立钦察(金帐)汗国,跟随拔都留下的蒙古人只有4000户,但参加拔都西征的军队约15万人。西征结束后,其他各系宗王的部队都回了原地,剩下的是拔都自己的部队,大多是来自中亚的突厥人。他们被淹没在突厥人的汪洋大海里,逐渐被周围的操突厥语诸部混血同化,讲突厥语,信伊斯兰教。后来蒙古人和钦察汗国统治下的伏尔加-保加尔、钦察(奇卜恰克)等突厥语民族共同使用蒙古人带来的名字--鞑靼人,伏尔加-保加尔人失去了自己原来的名字。
    
     图瓦人 或译作土瓦人,自称“特瓦人”。中国史籍称之为“都波人”、“萨彦乌梁海人”、“唐努乌梁海人”等。国外(主要是俄国)旧称“索约特人” (Сойоты,源自Сойон,萨彦人之意)、“唐努图瓦人”等。图瓦人的族源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铁勒-突厥,另一个是鲜卑-蒙古。从族名来看,图瓦无疑与都播(都波)有较大的渊源。都播是九姓铁勒最北的一部之一,大致分布在今贝加尔湖西南方位、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这里也是古突厥人南迁之前的摇篮。公元二世纪时,匈奴衰微,鲜卑大举进据漠北,遂与留居其地的匈奴-丁零馀部(为数尚不少)发生了大规模的混血融合,其中拓跋鲜卑迁徙最远,漠北的北部和西部都受到了影响,都播部落更为显著,其得名当与“拓跋”有关,至少其组成是加入了一些鲜卑因素的。突厥兴起後,都播役属于突厥,因其原本就是铁勒之一部,又远处僻地,故也颇怡然自得,今人研究发现图瓦语保留了许多古代突厥语的特点,应与此不无关系。按照前苏联突厥学家巴斯卡阔夫的划分法,图瓦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维吾尔语组-维吾尔突厥次语组。图瓦的另一个源头与乌梁海有关。“乌梁海”是清代的译法,元、明时多译作“兀良哈”。兀良哈是蒙古的一部,猛将速不台即出自兀良哈部,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更是蒙元帝国的得力干将,西征欧洲,南灭大理,其功业无须在此赘述。兀良哈在蒙古形成之前以“斡良该”或“愠良改”之名居于漠北的极北部,即今贝加尔湖以东以北、鄂嫩河上游一带,再往前追述,就是隋唐时的“骨力干”。现今在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居住着一部分操图瓦语的人,其民族成分是蒙古族。考虑到在历史上他们与哈萨克人很少有共同之处,倒是唐努乌梁海在并入苏联之前一直是属于外蒙古的;并且新疆的蒙古族大多属西蒙古,即瓦剌-厄鲁特的後裔,本来就与东蒙古有较大的差异,铁勒-突厥因素更浓,特别其先世斡剌惕部更是正好就分布于今唐努乌梁海地区,因此将阿勒泰图瓦人划入蒙古族。图瓦人多信喇嘛教,但萨满教还保持着较深的影响,也有少数人信俄罗斯正教。图瓦人总数近20万左右,有约2万人分布在蒙古国境内;外国的图瓦人用基里尔字母,中国的图瓦人无文字,通用哈萨克语文或蒙古语文。图瓦人分布的地域大体上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具体来说主要是指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的广阔地区。这一地区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清代称为唐努乌梁海,设佐领四十八,分隶外蒙的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哲布尊丹巴大活佛及札萨克图、三音诺颜两部。同治三年,中俄签订《塔城条约》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被割去唐努乌梁海西北部十佐领之地。1914年沙俄强占乌梁海,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收复中东部三十六佐领,但不久又被迫撤退。从此,乌梁海东部九佐领之地,属今蒙古国,俄占中部二十七佐领之地,于1924年宣布成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26年改称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加入苏联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享有自治州的权力,1961年改为图瓦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
    
     图瓦共和国面积为17.05万平方公里,在图瓦共和国居住的民族近50个,1999年1月1日人口达31.07万人,图瓦人占总人口的64.3%,其他的主要民族有俄罗斯人(32%)、哈卡斯人(0.7%)、乌克兰人(0.7%)、鞑靼人(0.4%)、布里亚特人(0.2%)等。首都为克孜勒,1999年人口为9.87万人。
    
     阿尔泰人 居住在俄罗斯联邦阿尔泰自治共和国,他们与蒙古族也有一定的族源关系。旧时一直称其为“阿尔泰卫拉特人”,自称“卫拉特人”,属蒙古准格尔部,1755—1758年准格尔部与清朝开战,准格尔败。当时正值沙俄向西西伯利亚扩张,遂被并入俄版图。1922年成立山区卫拉特苏维埃自治州,1948年改名为阿尔泰自治州,1992年改名为阿尔泰共和国。该共和国面积为9.29万平方公里,1999年人口20.4万人,其中,俄罗斯人占绝大多数为60.4%,其次是阿尔泰卫拉特人占31%,约7万人,哈萨克人占5.6%,其余为乌克兰人和德意志人。到1938年为止,阿尔泰人一直使用托忒蒙古文,后启用俄文。从1922年开始用蒙、俄两种文字发行《阿尔泰启明星报》至今。由于长期生活在俄罗斯和哈萨克人中间,语言受其影响很大,但山水地名、畜牧业术语还是保留着蒙古语特点。阿尔泰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很快,1992年,共有191所普通中学、3所技校、5所专科学校和1所大学。近年来,阿尔泰人在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同时,也在为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2.蒙古国的蒙古人。遵循历史沿革,蒙古国的蒙古族大体可划分为喀尔喀部、卫拉特部、布里亚特部、内蒙古各部。
    
     喀尔喀人是蒙古国部族中最大的一支,蒙古人民革命前归属喀尔喀四盟各旗领地,现在是蒙古15个省的主要人口,主要居住于蒙古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据1989年的调查,有160万人口,占蒙古国蒙古族人口的79%。喀尔喀人在经济、文化方面较其他部族发达,保留有较多的民族特点,是蒙古国的主要部族。杜尔伯特、巴雅兀特、厄鲁特、乌梁海、土尔扈特、扎哈沁、明阿特等部族属于历史上的卫拉特部。居住在蒙古国的这些部族,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朝征服卫拉特部时移居到蒙古地区的。这些部族现今大多生活在蒙古国西部省份。他们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喀尔喀人有一定区别,从事农业和手工业者居多。杜尔伯特人长期与霍屯人、巴雅兀特人杂居生活,在各方面对他们有很大影响。而厄鲁特人与扎哈沁、土尔扈特人长期杂居,从而彼此吸收各自的文化,其方言和风俗较为接近。蒙古国的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北部和东北部,即东方、肯特、色楞格、库苏古尔等省的十几个县。由于历史、地缘和人文环境的原因,蒙古国的布里亚特人受俄罗斯文化和语言影响较多。巴尔虎人在语言、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分布地域上与布里亚特人较为接近。达里岗嘎人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南部苏赫巴托省的6个县。该部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喀尔喀人区别不大。
    
     蒙古国从民族构成上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国家。蒙古民族主要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喀尔喀人(占78.8%),以及杜尔伯特(占2.7%)、巴雅兀特(占1.9%)、布里亚特(占1.7% )、达里岗嘎(占1.4%)、扎哈沁(占1.1%)、乌梁海(占1%,蒙古、突厥人中均有该部落)、达尔哈特(占0.7%)、土尔扈特(占0.5%)、厄鲁特(占0.4%)、明阿特(占0.2% )、巴尔虎(占0.1% )等部族和少数内蒙古人(察哈尔、乌珠穆沁等)构成。蒙古国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是哈萨克、霍屯、查唐、乌兹别克、图瓦等突厥系民族。虽然霍屯、乌梁海、查唐、图瓦中也有属于蒙古部族的人口,但大多属于突厥民族。现在,这些民族已在语言及风俗习惯方面受蒙古族影响较大,只是在宗教信仰上有所不同。从地域分布上这些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蒙古西部省份,特别是哈萨克人主要聚居在蒙古国西部边陲的巴彦乌勒盖省,科布多省、巴嘎诺尔煤矿和乌兰巴托市也有一些。据1993年的统计,蒙古国哈萨克族人口为13.3万,占蒙古总人口的5.9%;霍屯人口为0.45万(占0.2%),此外还有查唐人、图瓦人和少数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华人。据最新统计,蒙古国包括喀尔喀蒙古人及其他蒙古部族约有230万人。
    
    3.国外的土尔扈特人。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总人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据1990年统计,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基督教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在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据1990年统计,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至今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但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经美国政府同意后将他们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但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现在美国约有3200多土尔扈特人,基督教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4.阿富汗的哈扎拉人。据统计,阿富汗的普什图族占40%,塔吉克族占30%,乌兹别克族占9%;哈扎拉族约有130多万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9%,是国内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的族源。多数学者经考察认为,阿富汗的哈扎拉人是蒙古族的后裔,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会讲蒙古语,也不使用蒙古族姓名,但他们最早的来源的确是蒙古人。今天的哈扎拉人主要居住在阿富汗的哈扎拉贾特山区,在坎大哈、赫拉特、构格哈尔、巴达赫尚等省也散居着一些哈扎拉人。“哈扎拉”是波斯语,意为“一千”。学者认为,哈扎拉是成吉思汗及其后人西征后在阿富汗留下的驻屯兵的后裔。早在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军队占领波斯和中亚一些地区后归镇守官统辖,并留下少量军队驻屯。后来,成吉思汗之孙蒙哥又以千户为单位派遣驻屯军队到那里,这些军人的后代就留了下来,与当地的波斯人、塔吉克人、突厥人通婚、融合、繁衍、发展。于是,“哈扎拉”就成了他们的称呼,意指“千户”的后裔。据欧洲旅行家报道,直到十六世纪初,哈扎拉人还在使用蒙古语,后来才逐渐淡忘,现在他们通用塔吉克语。但他们所讲的塔吉克语里仍夹杂着不少蒙古语和突厥语词汇,与纯正的塔吉克语有所区别。至今,他们还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从生理特征上看,哈扎拉人属于蒙古人种,具有蒙古人的体质特征。他们虽然长期与当地民族通婚,但仍然保持着脸盘大、颧骨高、胡须少、眼角斜等蒙古人的特征。这些特征经过长期演化甚至还可能完全消失,但不能因此而怀疑他们的蒙古的族源。
    
     哈扎拉人居住的房舍与传统的蒙古包一样,还是圆形的。在服装上,男人上衣穿无领肥大衬衫,下衣穿灯裤,冬季外罩长袍,腰间束带,有的还要加上一件坎肩。在家时头戴绣花小帽,外出时头缠深色或白色头巾。女人服装与男人的大同小异,基本一致,只是妇女不束腰带,只将头巾包在头上,面部裸露,这与教规的要求有所不同。哈扎拉人的穿着打扮已被中亚穆斯林同化,已没有了蒙古服装的遗风。在饮食上,以烤饼和奶制品为主食与蒙古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他们把奶煮沸、发酵、晒干,制成奶酪,这与蒙古人制作奶豆腐的方法基本相同;用做奶酪剩下的乳浆,熬去水制成干酪,这与蒙古人制奶渣的方法相差无几。甚至用酸奶加水制成饮料,用酸奶打制黄油等也与草原蒙古人的制作方法几乎相同在节庆日,制作的羊肉抓饭则具有更多的中亚风味。哈扎拉人的婚姻多为一夫一妻制,只有少数富有者为一夫多妻。婚姻由父母包办,几乎没有自由恋爱。哈扎拉人当中盛行近亲婚姻。如果男女双方是堂兄妹或表兄妹,彩礼可以少要些。婚礼期间,一般还要举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以示庆贺。
    
    永远的牧歌
    by:魅力嵯岗
    
    
     中国国家地理:千年传唱的牧歌
    
    
      呼伦贝尔草原是一个诞生传奇的地方。
    
      这里是北方游猎、游牧民族的成长摇篮,中国历史上有5个少数民族建立过统一政权,其中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就发源于呼伦贝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从这里出发,最终统一了蒙古高原,并在其后50年内,和他的后继者们一起,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帝国,向世人证明了蒙古族强大的生存能力。
    
      呼伦贝尔草原和她东部的大兴安岭森林,就是这些彪悍的民族从弱小成长壮大的家园,他们从这里冲出去,在世界舞台上打拼,累了再回到这里休养生息。如果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战场,那么这块草原就像永远的大后方,是前方打仗的勇士们心中温暖的故乡。
    
      公元前209年,匈奴人统一北方草原,呼伦贝尔地区就属于三部领地之一。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呼伦贝尔”的名称就在马背上的将士们心中传颂,一直流传至今。
    
      传奇诞生的理由
    
      呼伦贝尔之所以有着神话般的口碑,完全得益于那片得天独厚的大草原。这片草原东与大兴安岭林地草原浑为一体,西与西南同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接壤,天然草场的面积约1.2亿亩(含林缘草地),是中国境内的草原当中面积最大的一块。
    
    由于草原东部有大兴安岭阻挡了从海洋吹来的季风,西部又临近蒙古高原,所以呼伦贝尔草原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十分明显: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凉短促,春季干燥风大,秋季气温骤降霜冻早。年降水量230—350毫米,多集中在7、8、9月,春季降水仅占全年的10%左右,蒸发量为1400-1800毫米,西北风盛行。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就形成了一片以多年生禾草为主的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上生长着羊草、针茅、隐子草、牛毛草、野葱子等草类,这些禾草的叶子狭长而卷曲,枝茎上有茸毛,可以避免过度失去水分;有的草根很深,可以吸取土壤深处的水分。由于这里的草质优良,营养价值高,所以春天生的羊羔到了秋天就可以养肥养壮。因此,呼伦贝尔草原成了我国主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敕勒歌》里所歌咏的是1000多年前内蒙古西部草原的景象,但是人们说起呼伦贝尔草原时往往把它加以引用。因为,呼伦贝尔草原几乎可以印证《敕勒歌》里所描述的场景。
    
      在呼伦湖(又名“达赉湖”)西北的高尔真山(又名“达赉诺尔山”)最高峰海拔1011米,山体多为海拔600—650米的宽平山梁,在低山、丘陵之间有宽浅的冲沟和封闭的洼地,这些冲沟和洼地为牲畜过冬提供了阻挡西北风的屏障,这些山间低地就成了理想的冬季牧场。
    
      而在呼伦湖的其他几个方向,则是较为平缓的低丘或波状平原,海拔一般在540—630米,乌尔逊河与克鲁伦河在草原上蜿蜒流过,河谷宽展、平坦,没有明显的阶梯状河岸,低河漫滩逐渐过渡到高河漫滩,又逐渐过渡到波状平原的原面上。所以一眼望去,草原辽阔舒展。沿河、沿湖的低湿滩地上,牧草非常茂密,是最好的夏季牧场。
    
      呼伦贝尔草原上生长的植物有1000多种,其中中草药、浆果、油料、食用植物就有500多种。呼伦贝尔的牛羊肉驰名中外,人们戏谑地称:“呼伦贝尔的牛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
    
      春末夏初,微风吹过,牧草疯长,若赶上一场润雨,一夜之间就绿遍了原野,坦坦荡荡与蓝天媲美;花儿们也火了起来,一片片、一茬茬,赶潮的一般;而树叶只要冒芽,三两天就可挂满枝头,铺展开去,汇成大森林绿色的海洋。植物的生长期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但却在百多天的时间里,很快完成了一年的生命历程,为度过漫长的冬季积蓄了丰富的能量。秋天,它们收起全部的叶绿素,以灿烂的金色面对人类;而冬天则覆被在冰雪之下,等待春潮的到来。春天,是一个梦幻般的时节,主体草原的雪花依在飘洒,而山地林缘草原的杜鹃花却已迎风怒放,朝霞也似地铺遍岭岭坡坡。隆冬时节,百色归一。大地凡平面之处都盖满厚厚的积雪,纯净得一尘不染。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幅员辽阔,而且还是“水乡泽国”。
    
      据统计,呼伦贝尔市境内有河流3000多条,湖泊500多处,水资源总量为286多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72亿立方米,占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总量的73%、全国的1%;人均占有水资源1.14万立方米,是国人的5.4倍,也高于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占有水平。约占呼伦贝尔市国土面积1/3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河川总径流量为115亿立方米,属于额尔古纳河流域,
    
      呼伦贝尔草原的河水大多向西流淌,代表性的河流是海拉尔河。她发源于大兴安岭中段西麓,浩浩700多公里长,流经呼伦贝尔草原,到满洲里市附近与沟通呼伦湖的木得那亚河汇合,再西行折北,流入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收纳了上千条河流向北奔腾,又与俄罗斯石勒喀河交汇成黑龙江,再向东去流入鄂霍茨克海。
    
      有水才有生命,呼伦贝尔草原之所以能进入人类的记忆当中,与它丰美的水草资源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水,草原上就不会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人类的祖先就不会选择这里驻留,世界历史上的精彩瞬间就不会频频在这里出现,我们也就不会在心里珍藏这样一个名字呼伦贝尔!
    
      敖包播衍的生存观
    
      草原民歌《敖包相会》是呼伦贝尔人通福的作品,他就出生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巴彦嘎岗苏木(乡)。
    
      “敖包”,蒙古语“堆子”之意。最初是由赶车人上山带石偃车而堆积起来的,曾经被当作旗、苏木、嘎查(村)的界标,后来演变为喇嘛教祭天、祭地、祭祀神灵的图腾。
    
      敖包的石头堆上为什么竖有柳枝呢?这得追溯到鲜卑时代。早在鲜卑人走出森林来到草原时就开始了祭林活动,《史记》称其为“大会林”。对此,颜师古是这样注释的:“者绕林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季无林则高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圈乃止,此其遗法也。”蒙古人与鲜卑人同属东胡族系,承用一种“遗法”是很自然的事,这说明,“祭敖包”来源于民俗而非宗教。中华古文化历来主张“天人合一”,对“祭敖包”这种行为最本真的解释就是游牧民族原始的自然崇拜。
    
      牧民相信水是母亲的乳浆,人是不能朝水的方向小便的;草是有灵的,你作践它它就走了,给你留下一片沙地;雁是吉祥鸟,飞到哪里,哪里就吉祥如意,每当大雁、天鹅春来秋往时,牧民就撒米撒奶,像迎送儿女一样;他们还认为“鱼是马魂”,水中有多少鱼,岸上就有多少马,买鱼放生的事也时有发生;牧民指着地上被药死的老鼠,无奈地说:它们本该让鹰吃掉;而问起牧民的家在哪里,他们会指着那片茫茫的草原,那便是家;在草原上放牧,每个月都得迁徙一次,牧民们临走时,会把灶坑填平,灶坑的火要等到完全熄灭,才能倒出去埋起来,然后坦坦然然地赶着一串勒勒车走向新的牧场;人死了被安放在勒勒车上,让牛奔跑,落在哪里,就在哪里挖坑埋葬,再植上草皮,叫作“来自草原,回归草原”。
    
      近年来,全世界都寻找成吉思汗陵,人们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路,但一直无功而返。呼伦贝尔也发现过几处古城,挖掘过偌多古墓群,专家证实它们中有鲜卑人的、有契丹人的、有女真人的,唯独没找到蒙古先民的,原因很简单,来于草原回归草原是他们的生存观。就连元朝皇帝驾崩,都要深埋,然后用10万匹马踏平,不留任何痕迹。一年后牧草生成,几年就复原,任你费尽心思也无法寻找。
    
      呼伦贝尔草原自匈奴时期以来已有几千年的放牧史,正是因为游牧民族以游动不息的生活方式与草原共存,才使得呼伦贝尔草原在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着肥美和富足,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保有它往昔的景象:林缘草原林草繁生厚达1米多,主体草原的草平均也有两尺多高,草原上狐、狼、兔、獭出没,鹰、雁、鹤、鸥翔集。“老牛拉大鱼,顺手抓野鸡,野猪进家圈,鹿钻院子里”就是30多年前这里的生态景观。
    
      《呼伦贝尔日报》的摄影记者佟景文先生给我讲过上世纪70年代初乌兰泡鲤鱼洄游的事:“鱼多得使船无法行走,只得任其摆布,有时鱼跳上船来,再把它推进湖里。”那一年呼伦湖渔场捕获1.2万吨,其中60%是大型鱼类。
    
      承受变化之痛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进入了这片宁静的草原,给这里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不小的搅动。
    
      1949年后,呼伦贝尔经历了三次大开荒运动,到2001年,全市耕地面积为1998万亩,人均占地耕地7.2亩。边缘草原耕地面积也达到了上百万亩。呼伦贝尔草原的土层较薄,多则几十厘米、少则十几厘米,大犁开过,沙层就裸露出来了。地表植被一经破坏,土地就会退化沙化,难以愈合。
    
      其实,呼伦贝尔草原上原本有两条第四纪风成沙地,即通常所说的呼伦贝尔沙地:北带位于海拉尔河南岸,自嵯岗向东延展80多公里;南带沙地西起甘珠尔庙,东至伊敏河上游。沙地上大多为固定、半固定沙丘,沙丘间有较宽的低地草甸,沙丘的相对高度为5—10米。红花尔基附近的沙地生长有樟子松林,起到了固定沙丘的作用。
    
      呼伦贝尔沙地自从被人类发现以来,几乎没有扩张过,当它扩张的时候,有樟子松和丛生的灌木束缚,这说明大自然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在2006年进行的“蒙东水土资源考察”的结果显示,呼伦贝尔沙地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加上其他沙化土地,总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草原沙化面积的剧烈扩张,肯定是由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
    
      自清朝以来,呼伦贝尔大多时期在建制上为中央直属特区,受到高度重视。清朝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的180多年间,曾在此呼伦贝尔举办过160多次庙会、2次全盟那达慕大会,吸引着海拉尔、满洲里、北京、天津及蒙古、俄罗斯、日本的商旅。一时间商家云集,人声鼎沸。
    
      海拉尔市(即今呼伦贝尔市)建城初始,清政府指定北京城的8家商号来此地经商并长驻,皇帝还向他们颁发了“龙票”。“龙票”是用白麻纸制成的三寸见方的盖有御印的通行证,所到之处必须无条件放行。8大商家开了个头,山西人、河北人、山东人、辽宁人接着纷纷涌入,他们修筑铁路、开凿矿山、采伐森林、经营渔业、自办作坊、淘漉沙金,开发起这片的处女地。改革开放后,呼伦贝尔又以满洲里为基地做起国际买卖来。近年来,能源产业也越做越大。
    
      日愈发达的经济生活对资源的索取也日愈紧迫,这使得呼伦贝尔的生态面临着危机,蕴藏在千里草原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各类重金属、有色金属正被挖掘出来,这个过程势必对局部植被造成破坏,而有别于游牧生活方式的新的生活形态,也正在对草原生态产生沉重的压力。与此同时,呼伦贝尔的文化形态也处在变化之中:狩猎文化已经终结,游牧文化正面临消失的危机。但是,经过千百年积淀、筛选和整合的原生态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链环,它们的消失是我们的巨大损失。
    
      平静的草原正在承受着变化之痛,如何寻找一条和谐的发展之路,正是当今关心草原的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9期
    
    吕长松和他的“天下第一筐”
    by:魅力嵯岗
    
     吕长松和他的“天下第一筐”
     多大的筐敢叫“天下第一筐”,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好奇,记者来到海拉尔房产建筑段,了解曾经的全国劳模吕长松和“天下第一筐”的事迹。
     几经变迁,当年的建筑已无处寻,当年的亲历者多已不在人世,记者只好从相关的资料和吕长松的档案中努力呈现历史的原貌:
     嵯岗给水所,位于滨洲线西部,新巴尔虎左旗境内,担负着上下行客货列车机车的加水、清灰的任务,从五十年代开始,嵯岗给水所全体职工在吕长松的带领下,几十年如一日,勤俭节约,艰苦创业,形成了“质量上分毫不差,节约上半厘也争,工作上不怕苦和累”的嵯岗精神,1965年和1978年分别被铁道部命名为“勤俭节约的一面红旗”和“全路百面红旗”,吕长松也先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九、十、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七九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46年,呼伦贝尔率先解放,33岁的吕长松告别了打零工生涯,成了一名铁路职工。
    吕长松从1948年起担任嵯岗给水所给水司机长(工长),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后,吕长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怀着当家作主人的巨大喜悦,他激动的组织职工热烈地讨论一个问题:“怎样做好国家的主人?”吕长松说:“我们翻身不能忘本,应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立足岗位做奉献,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他的提议得到了工友们的热烈响应。
    当时,嵯岗给水所只有9名工人,面对陈旧落后的设备,混乱的管理,他们重新进行了分工,将各种设备指定专人保养和维修,全面制定工作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操作,保证了趟趟机车上足水、清尽灰,为列车正点运行创造了条件。
     那时,呼伦贝尔地区的煤矿还没有完全恢复生产,煤的产量低,只定量供给重要部门。当时铁路的主要任务是运输支援南方的物资,煤不够用,部分蒸汽机机车就烧木头,木材发热量低,蒸汽机车汽儿就上的慢,常常拉不满轴,浪费了有限的运力。
    吕长松常和工友们说:“咱们既然是国家的主人,就应该像自家过日子一样,把能省的尽量省下来,支援国家建设。”一天,他看到有人在机车倾倒的炉灰中拣煤核,让他兴奋不已。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工友们一说,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对,咱们拣煤核烧锅炉,这样就可以省下大量原煤。”
     激情就是动力,尽管当时运输生产任务很忙,给机车上水、清灰已经非常疲劳,可是他们怀着当家作主人的巨大喜悦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起早贪黑,天天从机车倾倒下来的炉灰中拣煤核烧锅炉,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没再领过国家一吨煤。
    嵯岗给水所不仅坚持蒸汽、泵水不向国家领一块煤,而且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义务献工献时:水源井每年需用四、五千斤防寒草,他们年年组织休班人员和家属自己割;镐尖磨秃了,他们自建小铁炉淬火修好了继续用;大锹磨短了就接上一截,实在不能再接了就改成小铁铲,浆糊都是废电池的电解液代替;就连拖布,也从来不向国家领取,他们用拣来的破布自己做。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位妇女利用自燃的炉灰渣煮饭,使他们受到启发,又开始用炉灰渣子烧锅炉。筛炉灰是个重体力活,要用大眼筛子先筛一遍,选出其中没用的煤矸石,小眼筛子过一遍,然后把焦块拣出来。20吨炉灰,才能筛出5吨炉渣,只相当于1吨原煤的发热量。每天要将六十吨的炉灰筛两遍,才能筛够一天烧的炉渣。就这样,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烧炉渣。冬天,寒风刺骨,汗水都湿透了棉衣,结满白花花的冰霜,一个个像雪人;夏天,烈日当空,灰尘飞扬,汗水和灰土混在一起,一个个又变成从灰堆里爬出来的泥人。
     锅炉烧煤,每天只需要清一次炉底。而烧炉灰渣子每天得清十几次炉底。要清的焦子有四、五十公分厚,在四、五百度的高温下,清一次炉底需要四十多分钟,那种灼烤的滋味可想而知。青年工人曹香成有些吃不消,要求调转工作,吕长松经过多次做小曹的思想工作,给他讲革命史,最后小曹转变了观念。从这以后,最累最脏的活抢着干。后来,成为吕长松后新一代嵯岗给水所的带头人。
     在坚持筛炉灰的同时,他们还积极寻找其它的代燃物,吕长松发现来往的空煤车上都有没卸净的煤底,他就和大家一起准备好铁锹、扫帚、簸箕等工具,到站停的空车上扫煤底。那时候,火车进站没有固定时间,他们发动起家属和孩子给站岗放哨,有空车进站及时通知他们,一年365天,天天如是。火车一进站,像战士听到冲锋号一样,不管白天还是深夜,不论职工和家属,立刻拿起工具,像冲锋似地爬上车厢扫煤底;没有煤车的时候,他们就拣树枝、树皮和牛羊粪,到油罐车上刮油底,先后寻找到了二百多种代燃物,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截止到1979年,他们筛完了两座60多年的炉灰堆,从5.79万吨的炉灰中筛出可燃煤1.16万吨,清扫煤底3828吨,为国家节约原煤上万吨。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也是花钱,最大节省是不花钱。”吕长松想。为了最大可能的节省,大胆的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在零下五十摄氏度的高寒地区,水塔的防寒能不能不烧煤?在零下五十摄氏度的寒冬,不烧炉子取暖,还要保证水塔不冻,实在是个难题。
    他们用玻璃瓶装水,模仿水塔,然后用草防寒罩,先后用草、线头等做填充物,中间填充炉灰做成防寒罩,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为了做水塔保温的防护工具,他们动员家属和小孩,站区其它单位的职工也来帮忙,淌着二尺多深的积雪,到十多里外的河套割柳条。各单位还派了各自的编筐能手来支援,经过二十四天编织,编成了一个直径一米六、高十七米的大囤子,人们称它是“天下第一大筐”。用这个大筐将水塔扬水管包起来,中间填满炉灰,用来防寒。
     从此以后,水塔的防寒保暖再也不用烧煤了,仅此一项,每年节煤近100吨。铁道部一位负责给水的工程师感慨地说:“在高寒地区,水塔不烧炉子取暖,真是奇迹!”
    
    
    向成吉思汗学习
    by:魅力嵯岗
     向成吉思汗学习
    
    
    
     只有二十万人的蒙古铁骑席卷欧亚大陆,建立总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等较,版图之广,基业之伟,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美国《华盛顿邮报》评出人类文明史上千年来(公元1000-1999年)最重要的人物,成吉思汗当选“世界头号风云人物”!作为对成吉思汗有着特殊情节的作者,试图从成吉思汗戎马一生、波澜壮阔的故事中求证与现代营销商战的规律性联系. 自:SUNYCEO服饰(青岛)
     一、精神力
    
     现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关键软件是企业家精神,它是企业文化生成、演进的重要基因,是稀缺的企业资源。成吉思汗的个人心智之路演绎出绝版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1、进取的理想与坚毅的承受。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马之地”。正是这种远大的理想,成为成吉思汗行动的支撑。为了理想,成吉思汗三次万里征战。蒙古战马不仅畅饮黄河、长江之水,吞饮阿姆河、印度河,最终蹄溅多瑙河。克伦威尔说过,人绝对不可能攀登得比他所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没有进取目标的人难成大事。
    
     “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成吉思汗的这句名言正是其戎马倥偬一生的写照,他曾遭遇受伤、失败、遗弃和被俘等厄运,但凭借从幼年时期掘草根、拾果子的孤苦、艰难生涯,磨砺出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把危局一一化解。正是他钢铁般的意志,成就一生伟业。
    
     在草原争霸的1203年夏,为防止王汗的打击,铁木真被迫将营地向呼伦湖西南的班朱尼湖转移。在最困难的日子,只剩下700多残部。他与18位将领“共饮班朱尼湖水”当酒铭志,颇有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意韵,成为成吉思汗创业史的一段佳话。
    
     当杰克?韦尔奇受命危难之中,在GE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当卡莉?费奥瑞纳重温惠普车库创业故事,重振惠普的时候;当史玉柱从内蒙古伊克昭的一所寺院里复出,掀起一场“脑白金”风暴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久违的企业家精神。
    
     2、创新意识
    
     经济学家樊纲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创新。只有稀缺的东西才具备交换价值。稀缺性原则要求创造性,要求与众不同的理念和产品,这与企业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创造精神是企业家的必备素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成吉思汗特别注重武器的创新,他拥有的先进武器成为冷兵器时代的最高峰,并引领世界军事向热兵器时代过渡。
    
     震天雷,是蒙古军队最得意的武器,它是世界最早的手榴弹。小型的用手掷,大型的用抛石机发射,利用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火焰杀伤对方,对它不了解的敌人和战马会被它的炸裂声吓得魂飞魄散。
    
     成吉思汗时期研制的铜炮成为世界杀伤力最强的热兵器。1220年攻打花剌子模时,成吉思汗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炮兵部队,任命窝阔台为炮兵最高指挥官。进攻撒麻耳干时,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军事家饭村穰说:“成吉思汗800年前就首次使用了凝固汽油弹”。
    
     二、品牌力
    
     品牌就是图腾,品牌就是宗教。成吉思汗大军在东从太平洋,西至多瑙河,
    
     北起西伯利亚,南达波斯湾的广袤大地上所向披靡,许多对手或闻风丧胆,或打开城门迎接。相反,成吉思汗的子民却向现代优秀企业的员工一样,他们忠诚成吉思汗,就象教民对宗教一样虔诚。从忽必烈颁布圣旨,向成吉思汗四时献祭以来,时至至尽,700多年来,蒙古民族对此恪守不渝,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切体现出“成吉思汗”品牌能量。
    
     1、成吉思汗品牌的核心价值有三点:
    
     (1)胜利之神
    
     成吉思汗是真正的战神,一生进行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主动撤退外,没一次失败。《中国大皇帝书系“成吉思汗”》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
    
     他利用攻心战作为一种威力十足的“无形武器”。在进攻哪个城池之前,总要先提醒该城池想一想那些曾抵抗过大汗的城池得到的可怕下场。成吉思汗的使者会警告说“要么投降,要么死亡!”。通过得心应手的宣传,和积小胜为大胜的实践,在对手和自己兵士心中传播成吉思汗必胜的形象。“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神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成为成吉思汗攻城掠地兵法的上策。
    
     (2)诚信
    
     成吉思汗称汗的23年前,成吉思汗被泰亦赤兀惕人俘虏,脱逃后一个奴隶之女合答安把他藏在羊毛堆中才得以免难。为报搭救之恩,成吉思汗发誓要娶她;23年后成吉思汗灭了泰亦赤兀惕部,果然兑现诺言,娶合答安为第四斡儿朵皇后。
    
     (3)员工忠诚度
    
     现代营销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忠诚度建设(CL),但讲得多的是顾客忠诚度。其实,员工忠诚度一样重要,试想,作为企业组织中最重要的要素资源------人如果不忠诚,何以换来顾客忠诚?
    
     成吉思汗封的将帅没有一个背叛他的,都是效忠终生,他也是唯一没有杀过一个将领和功臣的帝王。他的人才观是:
    
     A、赛马不相马:
    
     成吉思汗打破等级和民族界限,大胆破格录用人才。如“四杰”(木华黎、勃斡儿出、赤勒温、勃罗忽勒)、“四骏”(速不台、者别、忽必来、者勒蔑)都是门户奴隶或平民出身,者别甚至在归顺之前的战争中射伤过成吉思汗。正是海纳百川的气度,招来金国的耶律楚才、乃蛮部的塔塔统阿、畏兀尔的镇海、汉族的丘处机道长等不同民族的人才汇集帐下。
    
     B、论功行赏,充分授权:
    
     成吉思汗称汗时,根据战功一举分封95个千户,指定其中4个为万户,百户无数。古代的帝王往往对功臣“杯酒释兵权”。但成吉思汗对将帅确充分授权,明示除自己认识的人需送到其帐下核实处理外,将帅、那颜拥有自主处决权和决策权。
    
     C、团队精神、民主意识
    
     成吉思汗对士兵关怀备至,明示将帅不得无谓牺牲一个士卒,不得遗弃一个伤员和烈士。成吉思汗的团队精神还体现在民主意识。凡遇重大决策,都要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决策。
    
     三、速度力
    
     唐.舒尔茨的整合营销(IMC)宣告4C替代4P的10年之后,进一步提出4R理论,4R中非常重要的一“R”(RESPONSIVE)是“提高市场反应速度”。现代市场竞争“快鱼吃慢鱼”的思想与成吉思汗的快马吃慢马的策略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成吉思汗根据蒙古社会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特点,使蒙古全军骑兵化,组建举
    
     世无双的铁骑。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闪电战”,“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蒙古军被西方人称为“蒙古旋风”。成吉思汗一贯主张用兵神速,出其不意,以少胜多。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急行军230英里;攻打乃蛮人时从呼伦贝尔长途奔袭6000多里直抵阿尔泰山。可以说,“速度”是成就一代天骄的关键。优良的蒙古马成为古代战争的“坦克”,他们有管理战马的专门机构,养马方法非常先进,战马经过3年训练后,能做到千匹马在一起也寂静无声,驰骋数百里也不流汗,不用驾驭也不会走散。在战时,蒙古铁骑只要一天饮一次水就能活下去,骑士则可以一天也不下鞍。在攻打对手时,为保证冲锋时不损失速度,蒙古骑兵甚至换乘两匹马。
    
     四、信息力
    
     现代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特别是总部与终端信息化互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
    
     企业的反应速度,信息的畅通与否直接决定企业决策水平的高低和对错。
    
     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早建立信息联络系统的人,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驿站通讯
    
     联络系统,其“CIO”是“四骏”之一者勒蔑。为保持远征军队与大本营的通信畅通,蒙元时期建立的驿站达1383处,每20里设急递铺,骑士日行数百里,遇有紧急军情,日夜兼程,换马不换人,及时将大汗的命令传达到所有部队,同时把前线的战况转呈到最高指挥部。当时,从里海前线到蒙古的克鲁伦河,能够做到“脉络顺通,朝令夕至”。韩国出版的《千年历史人物》评价道“成吉思汗的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
    
     五、执行力
    
     执行力是当今企业的焦点。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所著的《执行》一书仅
    
     在美国销量就高达30万册,名列商业畅销书榜首!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企业当前潜藏的要命危机!“执行力就是战略”。海信CEO周厚健认为“企业在做大的过程中的确会有很多问题,但海信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执行力不强的问题。执行力低下是企业管理中最大的黑洞,再好的策略也只有成功执行后才能够显示出其价值。成败关键在执行。执行是竞争力的最终体现”。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大帝国后,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制定出蒙古的第一部成文法律------《大扎撒》。其抓执行的严格性难以想象,就是家族成员也不例外:其叔父答里台不遵守规定,在一次战争中违规掳掠财物,成吉思汗当着部众的面,鞭笞答里台。答里台不服,说“我是你叔父,你怎么因为我掳掠财物就鞭打我?”。成吉思汗说“你是我叔父,我是你可汗”!并把答里台驱逐出帐。
    
     成吉思汗的执行力还体现在激励的兑现上。有个生动的故事:大将豁儿赤立功,成吉思汗曾许诺给他30个老婆。尽管大家觉得有些开玩笑的成分,即便后来豁儿赤驻守林木中犯了错误,但成吉思汗还是坚持兑现承诺。
    
     《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执行力是所有那些实现了跨越的公司获得成功的共同秘诀。” 这就是成吉思汗的秘诀,也是现代期待成功的企业的必然之选。
    
    转自(jhxslcj的博客)
    
    
    嵯岗往事
    by:魅力嵯岗
     嵯岗往事
    
    嵯岗自古以来是战略要地,在没有牧场大桥的时候满洲里上海拉尔的必经之路就是从敖包山以南(现在高压线附近)顺着南山沙带通往海拉尔西山。自从中东铁路开通以后大大小小的战争似乎都与嵯岗这个边陲小镇有点瓜葛!cuogangjun
    
     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二月爆发的中东路事变可谓是中苏之间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保守估计也超过二十万,战事持续达近五个月之久,最终以东北军的失败而告终。中东铁路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8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国东北和称霸远东,根据1986年贿赂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建筑通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由华俄道性银行承办,开始修筑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浽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来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即今滨满线(哈尔滨——满洲里)和滨绥线(哈尔滨——绥芬河)。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中东铁路,从1897年开始修建至1903年建成,全长2437公里,穿行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成为沙俄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与基地。沙俄除独揽经营大权外,还夺取了所谓铁路属地的行政和司法特权,以及一系列的经济特权,仅伐木一项一年就砍伐原木三四亿元,中国人反而不能在沿线伐木,松花江航线被帝俄垄断,占据了大量土地,日俄战争后更在沿线驻军达十余万。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后,于1905年和日本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这就是日后俗称的南满铁路。从此,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分别成为日俄的势力范围。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中东路仍为流亡中国的沙俄残余势力霍尔瓦特中将所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承认苏联,并同华俄道胜银行订立《管理东省铁路合同》,1918年至1920年春天,在日、美、法、意等武装干涉下,中东路还一度实行“国际共管”。苏联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苏愿将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但在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布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则提出对于中东铁路经营一事要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另订新条约,表示了中苏共管中东路的意向。但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不承认苏联,对宣言没有接受,因此中东铁路仍被沙俄残余势力控制。923年开始,苏联政府曾先后三次派人来华,与北洋军阀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1923年中苏开始进行建交谈判。北洋军阀在1923年对苏态度发生转变,主要原因如下:第一,1923年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同孙中山共同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公表,北京政府担心苏联会弃北而就南;第二,苏军肃清内乱后,将大量军队集中于中苏边境驻扎,北京政府害怕苏军会集中武力夺取中东路;第三,“临城劫车案”引起各国的联合干涉,有重现八国联国侵华这势,北京政府也急需友邦支持。于是,就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事务督办,为中苏重开谈判作准备。1923年9月,苏俄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来北京。在与北京政府外交部总长顾维钧的会谈中,他提出中苏互相承认,再开始交涉,顾维钧则坚持先谈判中苏间的悬案,再承认苏联。在谈判和承变的顺序问题上,双方长期不能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加拉罕与王正廷也开始了非正式的接触和谈判,焦点问题仍和以前一样,主要是外蒙问题、中东路问题和庚子赔用途等。1924年3月,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妥协,草签了一个协定,双方都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却因此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按一般惯例,协定草案应先向外交部长汇报,并经内阁全体会议讨论罢方可签字。王正廷可能是疏忽了,竟忘了这道程序。结果,外交总长顾维钧首先起来反对,他提出草案中有三大疑点:按规定应废除沙俄同中国以及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独立”新政府签署的条约;苏联从外蒙撤军具有条件性;俄国东正教会房地产的移交问题。顾维钧的态度得到内阁同僚的一致附和。同时,列强也千方百计想加以阻挠,因此北京政府宣布王正廷越权,提出中苏顾维钧与加拉罕之间直接进行。
    
      苏方对此作出强烈反应。3月16日,加拉罕下最后通牒,限北京政府3日内承认草案。3天期满后,他又转达苏联政府的指示,说中苏之间的正式谈判已宣告结束,如要重开谈判,中国必须立即恢复苏联的邦交。
    
      此时,北京政府日子相当难过,国内各社会团体纷纷通电,要求政府承认苏联,签订协定,北京学联更是以火烧赵家楼的旧事来警告顾维钧,而顾维钧家中确实有人送去过炸弹,结果误炸了管家和厨师。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上正式确立的“联俄”方针,使北京政府有苏联会同孙中国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建交的担忧。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竞相承认苏联的热潮。这一切,使北京政府恍然觉察,与苏联恢复交行已事不宜迟。
    
      表面上,中苏谈判象是已中断的样子,但私下的磋商却一直持续,北京政府态度明朗化以后,这种节奏进一步加快。经反复交涉,加拉罕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三项修正案。双方还约定协议草案仍保持草签时的原样,修改通过声明和交换照会进行,声明和换文。
    
      5月31日,顾维钧与加拉罕代表中苏双方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包括正文及7个声明、1个照会,还有《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前者规定,两国立即恢复正常的使领关系,并在1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议解决悬案的详细办法,废止帝俄与中国及第三国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条约,包括将来或现在的条约;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中东铁路由中国赎回,在没有赎回之前,铁务业务由两国共管;苏联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一旦中苏会议上商定有关问题,驻外蒙的苏军将全部撤退。后者规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持,营业事务实行两国共管,其余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事、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外)等,均由中国政府管理,苏联政府将允诺中国将来可以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之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称归中国,两国政府承认对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中俄解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议还规定:中东路设理事长,为最高决议机关,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设路局局长一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二人,俄华各一,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国政府核准,正副局长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各处正副处长由理事公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副处长为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俄两国各半任用。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曾宣布“独立”,公开宣称:自1924年5月1日起,一切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故此为了争取东北当局对有关中东路协定的支持,苏联政府又于同年9月与东方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除重复《中俄协定》之内容外苏方还作了进一步的让步,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旧俄时代规定的八十年缩短为六十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
    
      《中俄协定》同《奉俄协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是继《中德协约》后中国与大国缔结的又一平等条约,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发展,并确定同年的9月3日-9日为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并发动了收回教育权和非基督教运动,而中国在这两个条约中也获得很大的利益。
    
      中苏在中东路事件上争执  
    
      《奉俄协定》签定以后,苏联即更换了中东铁路的主要负责人,掌握了中东路的经营管理大权,但对协定内容并没有加以认真执行,除苏方长期掌握中东铁路各项大权,中苏在以下几个问题仍存在着巨大的争执:
    
      ①员工问题:用人方面,根据协定双方对等分配,但实际中东路的2700多名职员中,(注意是职员,不是指职工,主要指管理人员),中国职员仅占400人,且大部分为翻译或低级职员。协议规定人员配备是华人为正,则俄人为副,如俄人为正,则华人为副。但实际操纵实权的东铁管理局局长一直是由俄人担任,几个大处的正处长也是俄人,如机务处、车务处、商务处、财务处。一些本应由华人担任的职务,以华人不懂技术为借口  改为雇用无国籍的白俄人担任(白俄原指流亡在中国的沙俄残余势力,他们没有苏联国籍,也可泛指在华无苏联国籍的俄人,这里指的后者),如理事会的技术处,以白俄为正处长,这些白俄人当然听命于苏方。
    
      ②归还中国权益问题。中东路铁路不仅仅是一条铁路那么简单,还经营着大量航运、电信、农场、矿山、学校等,奉俄协定规定不属于铁路经营的电报、电话、农场、矿山、学校等按规定应一律归还中国政府的许多设施,并没有交还。张作霖先后强行收回松花江航行权、中东路苏方所设电报电话、中东路教育权(1926年9月4日,东省特别区教育管理局局长李绍庚率警封闭中东铁路管理局学务处,强行收回中东铁路沿线教育权)、接管东省路管理局的全部大小船只及附属财产改为东北海军江运部、工务、地亩、医务、电务、经济调查权以及大量中东路的大量财产,苏方对此虽然通过外交方式提出多次抗议,不过仍采取默认的方式。
    
      ③财务问题。中东路经营所得以卢布结算,并存入苏联远东银行,经争取,改为存在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原东省特别区的教育经费也由苏方承担一半。
    
      ④俄文报纸问题。奉俄条约签定后,苏方在东北创办了相当多的亲苏俄文报纸,内容难免带有宣扬社会主义成份,奉系对此监察甚严,每年以“宣传过激”遭到停刊的亲苏俄文达十余份之多。
    
      ⑤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苏方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东北向南方邮寄革命报刊(如1926年3月4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指令哈尔滨戒严司令部,将苏联寄往广东省俄文马列主义书籍103捆、《前进报》225捆扣留)、哈尔滨市政权问题(哈尔滨市公议会长期由俄日英等国控制,俄人占优势,经多次要求将正式文字改用华文、增加华人议员、交涉无效,1926年4月30日,张作霖下令取消哈尔滨市公议会,组设市自治临时委员会,被沙俄侵占28年的哈市政权得以收回曾遭到驻哈外国领事团一致质问)、苏方成立的中东路职工会被奉系称为非法问题、东北军使用中东路运兵费用问题。
    
      虽然双方在这些问题存在众多摩擦和冲突,但大体上仍相安无事,到1928年中东铁路还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由中东路督办被称为全国第一肥缺可想而知。
    
      东北政局的变化
    
      奉系的势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达到了顶点,不仅一度占据了中央政权,势力遍及全国,就连远在东南的孙传芳都宣布拥戴奉系,全国仅有的反奉势力仅有此时仅占据广东省大半的广东革命政府,1926年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等十六人更是联名通电全国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对抗北伐。自护国战争之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使北洋军阀距离统一全国的理想如此之近。奉军的实力也达到空前的地步,仅东北国防军就有十八个师之多(最多时编制达二十个师,后缩为十四个师),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海空军实力。
    
      但是从此奉系走了下坡路,其过程十分复杂,本文仅讲述其中几个最重要且与中东路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事件。
    
      1925年10月16日孙传芳等通电讨伐张作霖,奉浙战争开始,标志着奉系势力没落。紧接着11月22日奉军第三军团副军长兼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在滦洲召集部属举行会议,宣布倒戈反奉。23日,郭松龄遣兵出关,其后宣布将所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是奉军中最善长作战的将领,所率部队又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因此张作霖与日军签订了“日张密约”,日军8000余人乔装张军,向郭松龄军左翼进攻,郭松龄反奉失败被杀。
    
      郭松龄反奉仅持续一个月,但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极大,无论是“皇姑屯事件”、“杨常事件”、“中东路事变”甚至“九一八事变”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郭松龄反奉也标志着奉系势力的彻底没落,奉军士气为此大受打击极为低落,此后数年屡战屡败。
    
      1927年4月6日—9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和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军、警、特务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逮捕苏联使馆人员及李大钊等中共党人,搜走大量机密资料并予以发布。4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就中国军警搜查使馆,违犯国际公例、侵犯使馆尊严,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9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郑延禧递交最后通牒和抗议照会。10日,苏联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此事开创了民国史上可以搜查外国使领馆,逮捕外交人员的恶劣先例,甚至演变成广州起义枪杀苏联副领事等人的事件。
    
      一个月以后,奉军主力在豫南大战中被张发奎、唐生智部战败,直鲁军在津浦线被蒋介石军队战败。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发表返奉通电,3日晚上,日使芳泽逼张作霖正式签署“日张密约”(郭松龄反奉时私订的),张拒不接见。深夜,张作霖秘密乘火车离北京返奉。4日晨5时27分,在奉天附近的皇姑屯,张作霖所乘专车被炸。吴俊升等人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后,也于当天死去,此即“皇姑屯事件”。
    
      6月19日,张学良就任奉天督办,统领奉系,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1929年1年10日张学良将原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处决。翌日通电宣布杨、常二人朋比为奸,阻挠易帜,用人唯亲,动用公款等罪状。此即“杨常事件”,树立起其在东北军中的绝对权威。
    
      中东件事变的爆发
    
      1929年,张学良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但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路电话权问题,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
    
      4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为默认。张学良更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电文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不知读者对此人有否印象,此人土匪出身,后投靠倭贼,任伪满国务大臣达十年之久,其人长于书法而无气节,曾有书法言“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印于伪满邮票,印象甚深,此为我中华民族之耻,莫忘之!),张景惠即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称苏共定于本日正午12时至下午3时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在搜查中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晚10时,张景惠电令“沿线军警严加防范”。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变的开端。
    
      苏联对此事反应速迅,做好了战与和的两手准备,6月5日,海参崴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吉林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
    
      6月22日—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会谈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蒋肯定对收回中东路表示支持7月10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令范其光代理局长,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13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同时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7月1日至13日经由轮船发往萝北、瑷珲、乌云、奇克、逊河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15日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吉林、黑龙江军队开往五站、满洲里。  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规定的一切权利,并警告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中东路事变的起因
    
      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边境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这些人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产业大臣、伪满驻南京大使等职),孙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提到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变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吕荣寰。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之所以要挑起中东路事变,是因为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于是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致酿成战事。
    
      主张收回中东铁路路权的除吕以外,还有负责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和在张手下办理对苏外交的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公使、大使等职)、李绍庚(后任中东铁路理事长,九一八投靠伪满,任中东铁路督办,1935年任伪满州国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伪满驻南京大使)等,张国忱、邹尚友、李绍庚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学校,华人学生从小住在俄国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俄那一套,对帝俄时代的将军也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夫斯基,他向张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邹等人此时正想挤掉吕荣,由张取而代之。他们对吕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占据全国第一肥缺,心有不甘,同时他们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联系,由蔡运升去职、邹尚友到外交部任职可知。
    
      至于张景惠,他是张学良的父执,而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这一要职甚至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动脉中中东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而张是人所共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日后在东北组织的两路拒俄联军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
    
      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君武曾写诗《哀沈阳》讽刺张学良,全诗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诗来形容中东路事变的张学良,却是最最恰当不过,当时张学良一面吸食毒品,一面与赵四小姐偷情,在这种情况又豪情冲天般决定对苏作战。
    
      东北军也有不少人反对对苏采取强烈,“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张作相看到张学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坚持,但张相作的意见后来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长刘翼飞也是反对出兵,张认为刘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让刘去吉林劝张作相,对刘说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收复中东路,结果刘十分直接地回答:“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况,苏联决不能打!”刘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中止派刘去吉林,对人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
    
      苏联对华断交之后,王家桢(张学良秘书,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过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驻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对华断绝外交了,他知道事情严重。苏联与中国断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东北当局,但当时南京政府方面毫无消息。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电报大帅府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树翰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王家桢出示了东京来电,王树翰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让王家桢气愤的是,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未告知东北政府。
    
      奉苏军队战斗力对比
    
      1929年的苏军,距离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还早,国内战争期间的将领都还在世。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苏军获得并熟练使用大量技术兵器,如飞机、重炮、坦克等。苏军当时的士气也很高,苏军的政治工作作得很出色。
    
      反观奉军,长期以来占据东北,故战事不利时可退往东北,战事有利时可以出兵关内,故此勇敢精神不够。奉军多数将领都是土匪出身,军事素质差,军队兵员素质亦差,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这一点暴露无疑,因此奉军一度大力发展海空军,空军实力一度号称全国最强,大力任命年青将领,但总体上进取精神仍然不足。  
    
      双方初期的军事冲突
    
      7月20日,苏联在黑龙江上扣留中国海城号、宜兴号两艘轮船。21日—23日,苏联驻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领事及海关职员和侨民经满洲里回国。至23日止,苏联人经满洲里回国者已达500余人,多半为妇女和儿童。23日,中东铁路500余名苏联员工呈请辞职,代局长范其光以其“无故辞职违则,妨碍路务”予以免职,至本日止苏联员工辞职或离职者593人。同时,苏联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扣留华轮,除航务局被扣5艘外,商船也有5艘被扣。沿江电报线亦被苏方割断。
    
      7月28日,苏军步兵1个团、铁甲车3辆、炮4门,到十八里小站,割断通满洲里电线,勒令中国军警撤退。该站驻军1个排和4名警察,因寡不敌众,于晚7时撤退。29日,苏军炮击中国密山县当壁镇。
    
      7月31日苏军又出动20架飞机在中国军队上空盘旋侦察。
    
    10月15日,苏驻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之苏联人员被东省特别区法院判刑,19日东省特区当局以“有接济共党嫌疑”,对苏联远东银行实行监管,由市政局,总商会和银行公会组成保管远东银行财产委员会,21日南京外交部电令驻德国公使蒋作宾中止与苏联谈判,这一系列事件对于苏军的全面进攻起了火上烧油的作用。
    
      10月26日,苏军百余名攻占奇乾县,同日黑河电灯公司被炸毁。
    
      10月30日,苏军再占同江。31日早9时,苏舰7艘突然破坏拦江索,进入富锦江岸,与中国军队激战,有少数骑兵登岸。中方的"利绥","利川"舰先后自沉只有"江亨"舰参战,但仅发炮三发便自沉(有其与苏军激战一小时,不实),舰员争相逃命,此即富锦之役。午后7时,苏船21艘由松花江上驶,骑兵一部由吐子元上陆,节节进逼富锦。9时,苏舰7艘靠近富锦江岸,步骑炮兵约六七百名登陆。东北军不战自溃,11时富锦县城被占。中国军队退向桦川。苏军将“文武机关分别焚烧”,通讯机关尽数破坏。将锦昌火磨等“所有面粉”“分给  贫民”,并将“械弹及军需品尽数掠去”。11月1日晚,苏军步骑炮兵由东门撤走。2日晨苏舰陆续撤走。
    
      以后苏军连续起动进攻,至11月11日成立了哈尔滨戒严司令部,15日宣布戒严。
    
      中方资料对此描述如下:
    
      十一月十七日早七时,苏军以四万余人兵力(苏方资料都称苏军当面只有7632人,但在技术兵器上占有优势),大炮三、四百门,坦克车四十余辆,飞机三十众架开始了大规模地进攻满洲里和扎贲诺尔。首先在满洲里投掷炸弹,国民党驻军司令部、电车房、三十八团楼房、宪兵所均被炸毁。无线电台也被震坏,当时满洲里防疫医院院长被炸身亡。据国民党军队称当时是”敌众势猛,弹如雨注”。  同日在扎贲诺尔车站方面已于10时被苏军占领,凌晨四点查罕敖拉广信公司煤矿也被苏军占领,矿区被炸为焦土,所存煤炭付之一炬,煤矿经理孙鹤云被捕,不久又被释放。
    
      十八日下午一时,扎贲诺尔煤矿也被苏军占领,国民党受军韩光第旅长、张林雨团长阵亡,全旅官兵伤亡过半,千余被俘,呼伦贝尔盟渔税局李局长正值在扎贲诺尔矿也中弹身亡。
    
      与此同时,满洲里车站战况越来越激烈,进攻扎贲诺尔的苏军也调到满洲里方向,苏军发起的进攻非常凶猛,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弹横飞,当时炸毁民宅多处,日本领事馆隔壁的日本旅馆也被炸毁。双方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饮食困难,加上疲劳过度,苏军以战胜之师,猛烈攻击到满洲里车站南山头,国民党军队濒于危急关头,梁忠甲旅长亲自率领全旅官兵全力抵抗,苏军进展缓慢。此时扎贲诺尔方面已经完全失守,国民党军失去外援,战事不利于国民党军队。十九日,国民党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南山头已经几乎无兵,苏军飞机投弹甚密,双方越战越近,最后达到了刀刃相交。喊杀之声,闻于数里。在国民党军队司令部门前的战斗最为激烈,但由于寡不敌众,国民党军队伤亡甚众,加之外无援军渐渐不支。双方一直对峙到二十四日晨三时,国民党军队弹尽授绝,无力持久。不得已而向扎贲诺尔方向猛烈进攻,试问突破苏军包围。绕道达贲湖退守,以待援军。但最厅不得突围,被苏军迎头堵击,将国民党军队中央突破而左右均遭苏军攻击,无可奈何只得退回满站,随后苏军炮火猛烈轰击市区。当时.市区秩序大乱,一些无业流氓乘机枪掠民财、—些商店、房屋均被炸毁、焚烧。此时,国民党军队仍拟扼守四门,进行背城一战。后经当时满站政、警、绅、商各界在一起协商;认为情况十分危迫,国民党军队已弹药尽绝,而援军又一时不能开到。苏军则越攻越猛,越逼越紧。如果再少许延长时间,势将要牺牲众多生命。另一方面考虑当时侨居满市的日本人比较多,其生命财产:又没法保护。根据这种情况,于是便一面请求国民党驻军梁忠甲族长考虑满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方面又推举胪膑县长齐肇豫赴满站东巴里木地方,当时市政公所翻释股长赵永禄赴八十六号小站.在苏军炮火猛攻之下,分别与苏军司令官交涉停战。当时,苏军总指挥沃斯特洛索斯基要求解除国民党军队全部武装。
    
      同时,国民党军队要求苏军进入市区要严守纪律,并对解除武装的官兵保全生命,并要求优待。苏军全部答应了条件。不久即停战,这样国民党军队战斗三天无效,苏军进入市区。
    
      国民党军队被解除武浆,全旅被俘官兵约七千余人,轻伤六百余人。梁忠甲旅长,李、张两参谋长及各团长均于二十四日送往苏联境内:魏副旅长阵忘,其余官兵伤亡两千余人。
    
      苏军进入满洲里是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十点,随即设立了总司令部和卫戍司令部,在满洲里车站设立了政治探访局,局长为戈彼乌成员。苏军首先给予工人、农民面粉和钱币以便生活。然后将战时民间被抢物资收集到一起,张贴布告,让失主前来认领,并在发放物品时拍摄了照片作为宣传材料。
    
      苏军设立的政治探访局专门搜查流窜到满洲里的白党和反对苏联政府的人。当时满洲里俄侨尼基金中学校长戈拉肖夫,房产业主会长果洛阔夫、教堂神甫伊兹沃里斯等二百五十多人以及扎贲诺尔矿华俄职工约二百人均被逮捕,先后押解苏境。同时在各机关职员中进行搜查,逮捕了警察署长和官兵九十多人,以及路警、巡警等五十多人也被逮捕押解苏联。市区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秩序管理,颁布了军事管制条例,街上行人只能通行到夜晚十点。苏军占领后几天,一些商店开始营业,苏联的卢布和中国的银圆同时使用。教堂也开始礼拜,个别学校复课,还开放了几个电影院,专门放映一些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电影。
    
      至此,东北军一线全面崩溃。
    
      11月23日苏机12架轰炸海拉尔。呼伦公安局等自海拉尔向博克图站撤退。24日苏军攻占海拉尔。  苏方资料与此相近:
    
      “11月17日清晨苏联太平洋第1师和骑兵独立第9旅的部队向离边境40公里远的密山开进。骑兵旅在航空兵支援下消灭了不少中国部队,于傍晚时分抵达了密山敌军的后方。及时赶到的步兵击溃了奉天骑兵第一师和白卫军的几个团。敌人的损失光被击毙的就近1500人。  苏军占领了敌人的司令部,缴获了7面团旗和大量的武器。
    
      在后贝加尔地区,中国部队的兵力将近16000人。可我军只有7632名战士。布柳赫尔决定对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11月17日凌晨3时库班骑兵第5旅从阿巴盖图伊镇出发,步兵35师尾随其后,越过河的冰面,沿额尔古纳河东岸向扎贲诺尔集群后方挺进。中午在该城以东10-12公里处切断铁路,从后方进攻扎贲诺尔。切断敌人从满洲里的退路。中国部队的一个营为了避免被包围,向骑兵旅侧翼发起突击。红色骑兵以勇猛的冲锋把敌人打的溃不成军。第二天骑兵在步兵第8团的支援下再次进攻扎贲诺尔。争夺扎贲诺尔的战斗持续了两昼夜。敌人虽然完全被包围,而且他们的技术又不如我们,但是还是进行了前所未见的抵抗。他们把工事修的非常坚固,以至野战炮兵和榴弹炮兵都未能炸毁战壕和掩蔽部的盖板。经过两昼夜战斗18日苏联军队终于打跨了敌人的顽抗,冲进占领了该市。
    
    与此同时我军其他部队包围了满洲里的中国部队。向他们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敌人决心防守,步兵第1旅、骑兵第3旅和一个炮兵营从嵯岗至扎贲诺尔方向增援。布柳赫尔命令立即发起总攻。11月20日清晨起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拼命企图突围。他们企图在布里亚特蒙古族骑兵营的阵地上突破。汗讲诺夫从塔昌卡(一种苏式马车,苏军常常在上面架设重机枪做为机动火力)上向进攻的中国士兵散兵线扫射。这只是敌人的诱惑性突击,敌人的主力企图向南突围。后贝加尔集群的所有炮兵和装甲列车都参加了作战,航空兵不断从空中不断从空中进行轰炸。由于伤亡惨重,中国部队只好缩回城里,接着也就投降了。只有少数残敌逃进小山深处。
    
      敌人第15、17旅被彻底击败。战斗结果:俘虏8000多人,打伤近1000人。俘虏中包括西北战线长官(西路护路军司令)梁忠甲将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以及近250名军官。敌人被击毙1500人。我们缴获了敌人所有的火炮、两列装甲列车和大批物资、武器和装备。
    
      我军希望不再继续流血战斗,号召敌军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3旅的官兵放下武器投降。然而这项和平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苏联军队被迫继续进攻。于11月23日占领嵯岗车站。四天以后占领了海拉尔城。”
    
      根据苏方资料,在这次战斗,苏军死亡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而崔可夫在回忆录认为苏军俘虏了张学良,实际张学良在中东路之役中一直呆在沈阳,崔可夫将梁忠甲当作张学良。
    
    中东铁路的结局  1935年2月23日苏联同日本和伪“满洲国”签订买卖中东路的协定,获日币14000万元,1945年8月14日,根据雅尔塔协定,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四项协定,其中《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驻南满支线合并成中国长春铁路,由两面三刀国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1952年12月31日,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苏联政府将中东路的一切权力及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摘自 被遗忘的战争-中东路事变
    
    作者 东方硕 发表在:百灵社区 club.beelink.com作者:明辉
    
    
    
    嵯岗简介
    by:魅力嵯岗
    
    【嵯岗镇】 位于新左旗北部,东经118°06′,北纬49°16′。东与陈巴尔虎旗交界,南以新开湖与吉布胡郎图苏木毗邻,西与满洲里相连,北隔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相望。全镇辖区面积3021平方公里,总人口为8849人,下辖三个嘎查三个社区,双哇牧场(根据新左旗人民政府2005年11月30日旗长办公会议纪要,嵯岗镇正式接收双娃牧场行政管理权),畜牧业是全镇的主导产业,奶牛业是全镇的支柱产业巴音查干、额尔敦乌拉等2个社区,伊和乌拉、嘎拉布尔、巴音乌拉等3个嘎查。嵯岗,系蒙古语,谐音“查干”,意为“白色”。1900年,修建中东铁路时在此设火车站。车站建有一座给水塔,高约20米,水泥抹灰,远望为白色水塔,以此得名为嵯岗。1956年,嵯岗建镇。1959年,嵯岗镇、嵯岗牧场、854湖北牧场、乌力吉图合营牧场、嘎拉布尔人民公社合并成立嵯岗总牧场。1962年,嵯岗单独建镇至今。全镇总户数1 657户。总人口5 039人。
     巴音乌拉嘎查 东与嘎拉布尔嘎查毗邻,南与莫达木吉苏木交界,西与吉布胡郎图苏木接壤,北依嵯岗镇。土地面积425.75平方千米。巴音乌拉,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山”,嘎查驻地自兴浩莱,系蒙古语,意为“建有土房的沼泽地”。1958年为牧业生产队。1984年改称嘎查,隶属嵯岗镇。总户数120户。总人口545人。
     伊和乌拉嘎查 东与陈巴尔虎旗交界,南与嘎拉布尔嘎查毗邻,西连嵯岗牧场,北与俄罗斯隔额尔古纳河相望。边境线长36.3千米。土地面积690平方千米。伊和乌拉,蒙古语意为“大青山”,以山得名。嘎查驻地和日木图系蒙古语,意为“院墙”。1958年为牧业生产队。1984年改称嘎查,隶属嵯岗镇。总户数139户。总人口586人。
     嘎拉布尔嘎查 东与陈巴尔虎旗接壤,南与莫达木吉苏木毗邻,西与巴音乌拉嘎查交界,北与伊和乌拉嘎查隔海拉尔河相望。土地面积466.75平方千米。嘎拉布尔,蒙古语意为“永恒”,嘎查驻地苏里陶日莫,蒙古语意为“池塘”。1958年为牧业生产队。1984年改称嘎查,隶属嵯岗镇。总户数130户。总人口450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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