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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两面派/六四受害者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1日 来稿)
    大家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科学和民主”。但是金观涛却不惜在亲共的《中国时报》上公然篡改“五四”的基本精神,把“科学与民主”,偷偷篡改成了“科学与人权”。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今年“五四”90周年、“六四”20周年,在这个节骨眼上,金观涛这个篡改五四基本精神的小动作,说明他正在配合中共“淡化六四”的险恶用心! (博讯 boxun.com)

    
    “五四”精神,不容篡改!
    
    我们要代表“六四”受害者,向金观涛这个两面派、逃兵大声说不!
    
    
    2009年4月30日
    北京木樨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观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面性
    
    中国时报/时序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一九一九年,中国知识份子反思传统文化,探索民主科学之路的启蒙风潮──五四运动,试图激发波澜壮阔的全面性变革。直到今天,九十个年岁过去了,五四的影响力,或明处滔滔湍湍,或暗地起起伏伏,仍旧冲刷着今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心头。本文作者马国川,现任中国经济观察报记者,特别访问鑽研中西社科哲学的金观涛,畅谈五四的过往评价、未竟之功,精闢比较今昔中国对于西方思想的认知,以及对于当前体制的深刻省思。──编者
    
     马国川: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近年来,对五四的批评越来越多。对此,您怎麽看?
    
    金观涛: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评价,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本身的多面性,长期以来对五四的多面性(有些面向是互相矛盾的)没有好好地研究。五四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它提出重新审视一切价值,并且高扬两种重要的现代价值:一个是「科学」──也就是科学理性主义,再一个就是「人权」。在这一意义上,它确实是划时代的,其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份。
    
     马国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不是科学和民主吗?
    
     金观涛:民主的基础是人权。科学与人权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中国全面引进并高扬现代普世价值,是从五四开始的。但是五四除了高扬科学与人权,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意识形态更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取代儒学,成为主导中国二十世纪的两种新道德意识形态。
    
     我们知道,马列主义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是十九世纪现代社会自身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从西方思想传统内部来批判市场经济黑暗面的产物。它批判资本主义,主张建立一个现代社会之后的理想社会,其价值指向是反对现代性普世价值。如它提出一切权利都是阶级的权利;又如用唯科学主义的一元论取代终极关怀和理性二元分裂的工具理性。
    
     我们再看三民主义。在五四以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成熟,直到新文化运动期间通过「建设」等杂志才明确起来,当时与马克思主义互相包含,到后来才跟马列主义划清界限。由此可见,主导二十世纪中国的两种意识形态都源于西方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两种意识形态都主张集体主义、压制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倡的个体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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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川:你所说的五四多面性是指一方面弘扬科学与民主,另一方面又主张新道德意识形态统治(整合社会)吗?
    
     金观涛:是的。五四以后,人们总是各取所需。当注重个人自由、思想解放的时候,就强调前者;要统一思想、压制个人的时候就强调后者。
    
     马国川:这种双面性是怎麽形成的呢?
    
     金观涛:这是历史的产物。中国自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社会转型,特别是五四前十五年,曾全面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五四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之下发生的,严格地讲,它的双重性正来自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否定。
    
     至今,人们常不够重视五四前十几年中国的情况。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民国初年,曾制订了四部宪法,有过两个大党、两三百多个小党,民主政治实践轰轰烈烈。支配清末预备立宪和民初共和实践的已不是传统儒家意识形态,而是某种类似于西方共和主义的中国式共和思想。
    
     马国川:当时思想的主旋律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吗?
    
     金观涛:严格说来,不是。当时,儒家伦理虽然仍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意识形态──即儒家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已退到家族内部和私人关係的私领域中去了,在公共领域则引进西方现代价值,忠与孝这两种核心价值之间发生了断裂。我和刘青峰称之为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它是清末立宪和民初共和的思想基础,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开始现代转型。
    
     然而,众所周知,这二十年学习西方宪政和多党制的尝试总体上是失败的。由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社会整合破坏,加上政治溷乱,最后形成了军阀割据。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正是源于对当时严重社会整合危机的反思。1919年巴黎和会和民初政权的妥协软弱,更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的高涨,其结果是导致中国第一次启蒙思潮的大转向。1919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反思中国式共和主义的失败,批判家族制度对个人的束缚,高举起科学与人权的旗帜;另一方面在批判中国式共和主义时,把其中合理的东西丢掉了,甚至回到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形成了五四的另一面向。
    
     民主取代了共和
    
     马国川:你能具体讲一下五四另一个面向的问题吗?如丢掉了哪些合理的东西?
    
     金观涛:例如「民主」取代「共和」。在五四以前,中国人讲学习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时主张时,主要是谈「共和」。据我和刘青峰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术语运用的考察,1919年以后「共和」这个词不太用了,它只保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英译之中,「民主」取代了「共和」。从思想上反映出对五四前中国式共和主义的否定。我们知道,共和与民主在现代政治中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共和强调制度建设,注重宪法和权力制衡,主张参政者的道德,有点精英主义的味道;而民主则主要立足于大众参与和普选。两者共存于现代社会的宪政政治构架。
    
     但是在五四期间,由于清末民初共和主义实践带来种种问题,比如说精英主义对大众参政的遏制以及政治溷乱,最后导致军阀割据,结果就「民主」取代了「共和」。五四以后,中国人讲民主,就是讲大众参与,讲选票,往往忽略了共和主义注重宪法、权力制衡等意义,甚至连代议制都否定了。
    
     马国川:是不是说,民主和共和本来应该是统一的,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金观涛:今日中国人的民主观就是继承了五四后对民主的理解,主要推崇是大众参与和一人一票的普选,而对宪法至上和权力制衡不太重视,结果导致中国民主观念的不完备性和片面性。
    
     事实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对民主的理解就发生了异化。民主先被等同于经济平等和反特权,接着接受列宁主义和民主专政,一直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除了毛泽东绝对权威之外,反对一切权威和秩序,肆意践踏人权,终于走向绝境。当然,五四后中国政治实践的主要问题,不能简单地归为思想观念,更多的是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因素。我主要是从思想上来讲,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形成了一系列现代政治观念,这些观念至今仍然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依据。我们曾讨论过在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现代价值在实践中是不对等,科学的一直受到普遍尊崇,而民主理念则常被质疑或曲解。
    
     马国川:以「民主」取代「共和」,是不是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中国现代思想的演进?为什麽会造成这种中断呢,是不是也有历史的必然性?
    
     金观涛:不能这样看。关键在于,第一次启蒙运动发生在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社会整合危机之时。中国共和政治实践没多久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新文化运动后期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反思也是很自然的。事实上,只有在引进西方现代政治失败之际,才会兴起寻找用新意识形态实现社会整合的思想诉求。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中国社会的再整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不能用五四的双面性来否定五四。我们需要的是正视历史。
    
     此外,还必须看到,晚清盛行的共和主义本身亦有问题。在西方,共和主义注重参政者的道德水平,有精英主义色彩;当然,美国的共和主义是例外。而道德精英主政在晚清则变成由绅士阶层主导政局。清末民初的选举,无论谘议局还是国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基本上都是绅士。清廷在预备立宪时是根据科举功名和财产来制定各级选举名额的。不少有政治特权的绅士在公共领域实践代议制的同时,又维持父权制家族制度,在家族内部并无公民权和个人自由可言。这与现代共和主义不同。这种基于中西二分二元论的中国式共和主义,是有严重缺陷的。在此意义上,新文化运动将其称为奴隶的道德,认为家族制度妨碍健康的中国国民性之形成,这完全正确。
    
     我认为,今天我们在谈五四批判共和主义(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带来的问题时,并不是否定五四,更不是主张回到当时共和主义中去(这既不可能,又十分浅薄),而是为了要意识到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由于当时的情况发生了转向,使这第一次启蒙运动尚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到今天为止,这仍然是中国文化的盲点。
    
     怎样看全盘反传统主义
    
     马国川:那麽,你又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呢?
    
     金观涛:海内外很多人批评五四的原因,是对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反感。然而,首先要问的是甚麽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再问为甚麽五四有全盘反传统主义?全盘反传统主义主张必须整体性地彻底抛弃传统的激进思潮,用这标准来看,二十世纪头十几年,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前期,中国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主义。当时的意识形态是绅士阶层信奉的在公领域引进西方制度、私领域保留儒家伦理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论。到1919年,由新教育制度培育的新知识份子阶层出现了,要以崭新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他们反对的正是绅士阶层信奉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论。
    
     我和刘青峰曾对激进新知识份子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做过研究,认为这种全盘反传统主义有一个重要特徵,即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主张全盘抛弃儒家伦理代之以现代价值,而在思想方法上是反对二元论,又回到传统的道德价值一元论,这恰恰又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延续。正因如此,全盘反传统主义没有导致中国文化的断裂,而是把现代价值纳入中国传统思想的结构,其后果是对西方现代价值的重构,变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
    
     马国川:为什麽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论,就一定回到传统一元论思维模式呢?
    
     金观涛:例如梁启超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最重要的思想领袖和言论骄子,至今我们读他的「新民说」,仍觉得许多想法很现代,甚至是中国当下缺乏的。在这篇名着中,梁启超主张将公德和私德分开,即儒家伦理是好的,但应保留在私领域;在公共领域则应引进西方人权、竞争等现代价值。为什麽梁启超可以理直气壮地主张引进西方现代价值而不必反传统呢?关键在于,他放弃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一元论的思维模式,是中西二分二元论思想的代表,即儒学不再被视为一个能统摄并提供个人、家庭、家族、乃至于国家政治的最终合理性论证的唯一标准。 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态度一方面全盘批判,另一方面主张用新的道德理想,如马克思主义来全面统合社会,就否定了二元的思维模式,又回到了传统一元论道德理想主义模式。
    
     马国川:是不是可以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经过现代转型的传统了。新文化运动批判中西二分二元论思想是一种退步呢?
    
     金观涛:也不能这样看。中国的中西二分二元论在结构上和西方现代思想类似,但理论上它并不自治,也不彻底。我们知道,个人自主性是现代核心价值,现代社会是拥有权利自主的个人组成的,而不以家族为基本细胞。中西二分的二元论主张儒家伦理退到私领域,继续维护绅士特权,把个人束缚在家族内部是和人权背道而驰的。正因为如此,全盘反传统主义在当时有其必要性,否则科学和人权这些核心价值就不突破家族的限制,不能落实到个人。只有在家族内部反掉传统家长制,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两种新意识形态,具有某种双重性,即内容上是不同于传统的新思想,而形式上否定中西二分二元论,回归道德一元论。从我和刘青峰对中国政治术语演变的研究可以看到,在语词使用上就是「真理」取代了「公理」,私领域的理和公领域理再次打通,由代表新道德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统摄一切领域。
    
     马国川:五四的双重性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吗?
    
     金观涛:是的,因此,五四的双重性也可以概括为「进两步、退半步」,没有退也就不可能进。我强调五四的双重性是当时不可避免,是想揭示为什麽五四的目标未能很好地实现。因此,我们今天对五四的正确态度不去评头评足,而是要完成其未完成的思想任务。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马国川:八○年代就是重新拾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金观涛:对!八○年代的文化热正是在五四的基础上向前走。和五四时期一样,八○年代也有科学主义;但它的功能是解构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如同五四建构新意识形态。八○年代是用全面反思传统代替了五四的全盘反传统,「河殇」就是代表。它第一次以电视形式进行文化讨论,使整个民族通过这一媒介共同反省历史。
    
     马国川:可是,八○年代时间太短了,第二次启蒙又再次中断了。
    
     金观涛:中国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启蒙运动,正好证明只要启蒙的任务尚未最后完成,历史会把该任务一次又一次地向后人提出。
    
     马国川:按照您的说法,今日继承五四,并非是回到五四,而是克服五四的侷限性,把启蒙运动贯彻到底。中国的启蒙尚未最后完成,它以后还会出现。但当前发生的很多事使人不是那麽乐观,从五四到今天已经过去九十年了,从八○年代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一些话题仍然显得新鲜。
    
     金观涛:我是研究长时段历史的,也许比较乐观一点。我相信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是三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中国社会演变的大趋势。相对而言,中国的社会转型时间并不算长,而启蒙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不可缺少的环节。
    
     马国川:今天很多人不同意普世价值、反对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理由是强调「中国性」,认为普世价值会损害中国认同,启蒙一定会颠覆中国传统,中国人将失去作为中国人本质的东西。
    
     金观涛:这种思想恰恰证明中国启蒙运动的任务没有完成。我认为,现代普世价值和中国认同,它们不应该是互相矛盾的。没有普世价值,不会有现代性。如果一味强调中国特色,不承认现代价值的普世性,实际上是否定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也否定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艰辛努力。现代社会建立在个人权利、工具(科学)理性和民族认同之上。前面两大普世价值规定了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形态,而民族认同规定了政治共同体(国家)的规模,使得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如果用民族认同反对人权和工具理性,建立的政治共同体就不是现代的。从十九世纪到现在,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谈中国特色离不开现代性和全球化。实践现代转型是一回事,如何保留自己的文化是另外一回事,两者并不矛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建立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宪政政治构架下,再来讲中国文化特色和中国性,这才有积极意义。
    
    关键字: 马国川 中国经济观察报 金观涛 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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