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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雅:1989年“427大游行”的催化剂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2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1989年民主运动,“427大游行”是一个关键的转折。而使得“427大游行”得以成功的,和两份民主文献的巨大鼓动作用是分不开的。
     (博讯 boxun.com)

     这就是激发“八九学运”的4月18日的“七条”《请愿书》,和激发“八九民运”的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到底是“八九学运”还是“八九民运”?
    
     我们认为,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今天是这份《公开信》签署二十周年的日子,特写本文予以纪念。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可以说,没有“427大游行”,就没有八九民运。而1989年“427大游行”的催化剂就是上述两份民主文献!今天是“427大游行”20周年的日子,值得纪念!
    
    
     2009年4月27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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