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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怀抱两个怪物/苏中杰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2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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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已今非昔比,已经成为中国“精英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以他的名字来指称这个群体。以茅于轼们为主流的中国“精英经济学家”,看似是要改变旧体制,但实际上却做了专制体制的宠儿;看似要决心朝着一个诱人的美好未来,但却遭到民众的唾弃;有人指着他们身上的耀眼的颜色夸奖,有人却说他们的五脏六肺难以恭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不少,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怀里却抱着两个怪物,因此而显得光怪陆离,乱花迷眼。他们怀抱哪两个怪物呢? (博讯 boxun.com)

    
    他们怀抱的第一个怪物——马克思主义
    
     也许有人为此而惊谔: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啊?不要急,比较一下就会明白。其实,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认知方法和求解方法,已渗入他们的骨髓。为了对照,我们先看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是这样全面而系统地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这个思想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如下: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时代的政治和精神不可能超越其经济生产方式而存在);2、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而不是民众限制统治权力的历史;3、社会发展阶段论(每个阶段是必须经过的)。
    
     茅于轼们的思维方法、认知方法和求解方法,正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主要内容,表现如下:
    
     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和社会发展阶段论为主导,确立改革思想。厉以宁为什么说要牺牲一代人?有的说要牺牲几代人?
    
     张维迎为什么说“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就是要以残酷的方式搞“原始积累”,回头走不可超越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然后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改变“上层建筑”而夯实“经济基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啊!许多人之所以暗合,或是从心底里表示支持,认为中国必须返回去从原始资本积累起步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前进,从而原谅“改革”中的血腥和罪恶,也正是这个理论在作怪。
    
     而自由主义根本就不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和社会发展阶段论,当然也不认同阶级斗争论。从自由主义“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上、社会公正至上、自由民主至上”的追求来看,不管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阶级差别所体现的不公只是表象,统治权力的介入才是社会不公的总根源。所以,自由主义从其古希腊时的原始民主到18世纪形而成作为意识形态的体系,总是把限制统治权力作为其使命的。人类关于自由平等的理念,也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也不是如许多人所说的,是在大工业时代才形成的。自由是生命的本能,也可以说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当然更是人类的重要天性,与生产形式无关。不要说人了,你看玩杂耍的猴子们,当同样参加一场演出之后,有的猴子因其主人给的奖品——香蕉比别的猴子少,还要以罢演的方式抗议哩。人类社会化之后,就把其本有的自由天性带到社会,在一定的生产形式下进行追求,关键是要建立公正的平台,以支持其追求。我们由此而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古希腊,会有原始民主。
    
     这就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认识社会发展、社会矛盾和社会出路上的根本区别。所以,本着自由主义,当下的中国,把思想观念和具体运作都集中到限制权力方面,才是正路。这真正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人间正义。非要“退回去”,进行历史“补课”,搞血腥的“原始积累”,其主张者不是撒旦又是什么?谁能相信罪恶的手段可以实现高尚的目标?中国当前的民众苦难和社会危机,不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来进行“补课”所带来的吗?
    
     二、从阶级斗争论出发来打击社会公正和自由民主诉求。
    
     近30年来,随着社会不公的加剧,苦难的民众在高压之下,不顾艰难险阻,历尽人间最大的困顿和重创,流着血,咽着泪,由当初“跪着递状”、“穿状衣”发展到散传单和有理有节的示威及法律诉求,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强劲不歇的维权浪潮,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公民篇章。他们的活动点,主要是各级人大、政府、法院、公安和国家其他部门,除了“讨薪”,几乎都不在“富人”的大公司或豪宅门外。而目的只有一个:找回个“说法”,即公正。这样的活动,集中了中国社会最主要、最尖锐的矛盾。双方身份清楚明白:官方,民众,属官民矛盾,而非贫者与富者的抗争——阶级矛盾。这样的维权活动,使我们透过血色和泪水,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晨曦:
    
     1、中国的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权利了,了不起啊!2、他们知道社会不公的症结在权力,所以拿权力是问,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打倒发了财的人。这是无暇读自由主义书的底层百姓从人间自然法、原始正义及其实践出发,自觉地走近自由主义,提高公民品质,更了不起啊!3、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社会活动精英,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可贵财富。4、他们的活动,影响到知识界有良知的人士,不少律师顶着风险走进来,成了他们的中坚。
    
     看到这样的晨曦,作为稍的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都会感到鼓舞并予以支持的。但是茅于轼辈不是这样,而是站在顽固的阶级斗争观念上,极尽歪曲打击之能事。他们把对准权贵的“仇腐”偷换成“仇富”,说穷人有仇富心理。说“要让穷人变富,就得保护富人”。“要为富人说话”。说“现在有些人,要打倒富人”。特别是茅于轼本人,语气最重,强调的最多,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维权的光彩活动上泼阶级斗争的脏水。更为恶劣的是,他说不让穷人打倒富人,是“怕动乱”。把面对官府的维权和“动乱”挂钩,等于提醒官府准备镇压。孙东东说,老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有精神病,是为官方把上访者关到精神病院找“科学依据”的。茅于轼的“动乱说”要起到的作用,不是要把维权者往牢房里送吗?
    
     人们常说有些反毛的人,心里装着“小毛泽东”。我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茅于轼们,其身心则被马克思主义幽灵控制着。这种人更有迷惑性、欺骗性和危害性。
    
    他们怀抱的第二个怪物——权贵资本主义
    
     他们确实宣称是要搞资本主义的,茅于轼本人就说他在1957年时就想搞资本主义。这都没错,问题在于,搞的是不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公正的发展平台。否则,那是搞丛林主义。人的能力不同,机会也未必都能抓住,但发展的平台公正,起点公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以资本为本”而起飞的社会。因此,要建立这个社会,是先着手打造这个让人人都有条件谋取幸福的公正平台,形成“海阔鱼跃”、“天高鸟飞”的环境,而不是先站在权势一边,搞丛林主义,让权者先肥起来。
    
     而茅于轼们要做的,恰好是不要这个平台,让权贵先占,搞弱肉强食的丛林主义。请看:张曙光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维迎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张五常说:“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又说:“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他们的主张让权贵先占,而他们作为权贵的座上宾而使其主张化为二十多年的改革政策之后,中国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按照丛林法则,让权贵吞噬民众的过程。权贵以权力占有资本的社会,难道不是权贵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他们口头否定马克思主义时所发出的亮色,肚子里马克思主义幽灵所透出的气色,吹捧所谓的市场经济时所幻化出来的霞色,中心部位射出权贵资本主义的黑色,已使茅于轼们的色彩够丰富的了。这正是他们怀抱的两个怪物杂以交后,生出恶胎的结果。但是,这还不是他们色彩的全部。再看他们维护这样的恶胎时所用的混乱逻辑,可以看出他们在为权贵资本主义效力的过程中良心被阉割、思维被扭曲后的诡谲荒诞之色。
    
     掖藏选项,偷换概念,转移论题,窃换背景,是这帮人最拿手的好戏,而尤其是以茅于轼本人为最。中国应搞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有着多项选言肢的判断,可是他们是如何做的呢?我曾在有关文章中这样揭露:大前提:或搞管死了的计划经济;或搞权贵自由经济;或搞民主规则下的市场经济。小前提:不能搞管死了的计划经济。结论:只能搞或搞权贵自由经济。
    
     这是他们故意漏掉一个选言肢之后的结论。经过他们的努力实践,这个结论在中国已成为瞩目惊心的现实:让极少数人掠夺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贫富差距如天壤之别,社会极不稳定,充满危机。漏掉的那个选言肢,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行不通,也并不是如某些人说的“先民主再搞市场经济不现实”。因为市场经济与其关连的民主规则是血肉相连的,不可分开的,每一项经济改革都应有相对应的的制约性规则,所以在具体的每项经济改革中朝着社会公正进行规则化——防范和监督,就是在走“渐进民主”之路。这样在具体方面做得多了,民主的路子自然就越来越宽了。此路就是民主规则下的市场经济。
    
     再如茅的“为富人说话”问题。谁都明白,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富人的主体是权贵。那么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必然就是为这个主体说话。可是偷换成“富人 ”以后,就可以把民众反对权贵说成“仇富”了,也可以为“穷人要打倒富人”大造舆论了。再如,中国分明是权力经济,但为了说明富人没有“原罪”,就说富人是在市场经济的优越条件下快速致富的,把“权力经济”偷换成“市场经济”。再如在中国,房产商是不折不扣的官商,与实际上意义上的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其概念在分类上也是不同的,正如说大前提是“中国人是聪明的”、小前提是“张三是中国人”而不能得出“张三是聪明人”的结论一样。但是,当记者就国人诟病的房产商让茅于轼说说自己的看法时,精明的茅于轼闭口不说房产商三个字,而是绕着大弯子,大谈中国企业家在改革中的巨大贡献,从而把商产商囊括进去,以掩盖可恶的官商本质。对于说话的社会背景和条件,茅于轼根据个人需要,想如何更换就如何更换。比如,建经济适用房,必然降低其周边房价,对房产商不利,所以茅于轼坚决反对建经济适用房。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经济适用房在分配上要经过审批,容易引发腐败。在这个问题上,他认可了腐败的存在。那么,茅又极力主张高校提高本来已经是国人普遍难以承受的学费,说是高收部分可以用来补助穷人,难道这个过程就没有腐败了吗?茅还极力主张春运时火车票提价,难道提价的收入使用用就没有腐败了吗?
    
     茅还极力主张提高水费电费,说是多收的部分可以被贴穷人,难道这个运作过程就没有腐败了吗?茅反对建经济适用房的另一个理由是,“居民收入不能准确调查 ”,难道学费补助户、水电费补贴户的收入就可以“准确调查”了吗?还说“国家有限的资金应该照顾最困难的人,这个“最困难的人”收入能“准确调查”吗? ——真没办法,论题的背景和条件,由他两片嘴随意更换。还说建经济适用房破坏了房地产市场的公平竞争,这话的背景条件是说房地产市场是公平的。是公平的吗?简直是要把中国人全当白痴和瞎子来捉弄了!完了吗?没有,茅在逻辑上可会玩了,花样多了。再如以虚题对实题。舆论上说中国存在各种危机,他为了证实“ 市场万能”,就不回答现实的中国是不是存在危机,而是把问题转到对待的态度方面,说“吓不住”,以态度这个虚题来否定实题——已存在的危机。还玩不对等因果关系。比如他要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图,推出的原因是“不缺粮食”。但是,不缺粮食并不意味着不缺土地,作为人口大国,土地永远是稀缺资源,而且堆上钢筋水泥之后,不知要限制多少代人的使用。而“不缺粮食”又是处于变数之中的,今天不缺,并不意味着明天和以后不缺。所以,这二者之间是不对等因果关系。
    
     在此,我们并不怀疑茅于轼们的智商。但是,正如樊钢所言:“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茅本身作为房产商的代言人,其同类各自附在某些“皮”上谋利,人格扭曲,昧着良心,就不得不说出一系列荒唐话和混蛋话,以让他们“颜色丰富”,“彩光纷呈”了。而茅与其同类相比,显得更耀眼的一点是,他还有个别政治性表演,还有未知其用意的网民把yangyizhqun先生“不如纳粹”的帖子挂上他的名字,还有所谓的“小额贷款”(见《茅于轼和天则经济研究》一文的揭露),因此而骗得了不少民主者的敬意。有些民主者在不得不批评茅的时候,不得不先表示对他的“敬意”,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提出批评;有的人以受迷惑之下产生的道德认定,当成学理逻辑使用,来维护茅,根本不愿顾及茅在常识上的颠倒和混乱,也不愿正视茅为权贵资本主义效力的事实和本质。论其原因,都是不善于识伪,被太多太多的光色迷惑住了。
    
     我们说,茅于轼这批伪自由主义者,不过是一批色彩斑斓的毒蜘蛛而已!还要再赘上几句的是,莫要小看这批伪自由主义者,他们近二十多年来,一直掌握着话语权(直到现在,批评伪自由主义的帖文还时常被封杀),处于主流,误了一个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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