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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21日 转载)
    
    周嘉昕:张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注意到,您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新著,就是《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这应该是您近几年来关于列宁哲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吧?
     张一兵:《回到列宁》是我去年9月份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说它是我近年来关于列宁哲学研究的集中展现,可以这么说,但又不完全是。的确,着眼于 “哲学笔记”,对列宁哲学思想整体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研究是我2004年申请并立项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这一研究也入选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重大研究项目。在过去的几年时间中,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的确都倾注在对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然而,这并不是我这几年才刚刚开始的研究和思考,或者说,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列宁哲学的这一经典文本群了。 (博讯 boxun.com)

    实际上,我最早接触列宁的“哲学笔记”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在这之后的二十年间,我曾经多次对其进行过不同的专题研究,只是2004年之后,我才重新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全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在此过程中,我在研究方法和列宁哲学思想的总体评价上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认识:一是打破了苏东学界将“哲学笔记”当作一本独立的著作来看待的意识形态幻象,将其界定为一组具有理论差异的文献群;二是甄别了列宁不同时期的特设思考语境和复杂背景,将列宁真实的思想进展呈现出来;三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列宁的“伯尔尼笔记”这个说法,它指的是列宁1914-1915在瑞士写下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读书笔记群;最后,是在独立的哲学思考基础上形成了一次新的方法论创新尝试,提出了“思想构境论”的观点。所以说,这本《回到列宁》实际上是我从迈进学术殿堂的那一天就开始的长期思考探索的产物。当然,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构境”观点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中才第一次提出来的。
    周嘉昕:的确,在我第一次读到《回到列宁》时,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您在副标题里使用的“后文本学”说法和书中所使用的“ 思想构境”概念。当然,“伯尔尼笔记”和“拟文本”等也是国内列宁思想研究中的第一次出现的范畴。可否请您谈一下您为什么要提出这些新的概念,它们又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
    张一兵:先说“伯尔尼笔记”吧。实际上,在列宁进行哲学学习和研究的真实历史过程和“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并不存在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作为一本书出现的《哲学笔记》,就连前苏联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也提出了“《哲学笔记》是一本书吗”这样的疑问。而且,通过《哲学笔记》在历史上先后出版的三个中文版本(其实,在1949年以前,国内已经有过多个关于列宁“哲学笔记”不同内容的译本。而由中央编译局正式出版的三个版本分别出版是1956年的单行本、1959年的《列宁全集》第38卷与1962年的单行本,以及1990年前后的单行本和第二版《列宁全集》第55卷)的对比,我越发确证了这样一种观点:所谓“哲学笔记”,只是一部列宁1895-1916年间进行哲学思考的文献汇集,并非一部独立的著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样一个复杂的文献汇编,特别是厘清列宁1914-1915年间在瑞士伯尔尼研读黑格尔哲学时发生的重要思想变化,我把写作于这个阶段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为核心的20篇文献称为“伯尔尼笔记”。之所以这么命名,也受到了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通常会用地点来指代马克思、恩格斯笔记这一传统的影响,如《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伦敦笔记》等等。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在和凯文•安德森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列宁研究领域的学者所理解的列宁“哲学笔记”竟大体上等同于我所说的“伯尔尼笔记”。换句话说,传统研究讨论了近半个世纪的《哲学笔记》在西方列宁学的讨论语境中竟从来没有出场过!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列宁不同时期进行哲学研究的具体语境和思想历史背景,我逐渐把握了列宁思想发展的全景。同时,通过“哲学笔记”在苏联被整理、研究和出版的历史回顾,我越发明晰地看到,在这一有趣的文本事件背后潜藏着前苏东学者对于列宁理论形象的某种历史性的意识形态建构。这也是《回到列宁》这本书所要打破的第一个文本研究中的神话,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中已经遭遇到的“原理反注文本”甚至是“原理生成文本”。
    至于“ 拟文本”,则同我对“哲学笔记”的具体研读直接相关。熟悉“哲学笔记”文献的人都知道,由前苏联马列主义编译局于1963年重新编辑整理出版的“哲学笔记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9卷,中文版1990年单行本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5卷均译自此版),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旧版的、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献的做法,并且对文献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区分了摘要、札记和批注三个部分。恰恰是在研究作为列宁“哲学笔记”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些批注(普烈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的批注、关于狄慈根哲学唯物主义的批注、关于莱伊《现代哲学》的批注等)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20世纪90年代在《回到马克思》中对文本的划分问题。在那里,我把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存在的文本按照形式和内容的不同划分为笔记和书信(亚文本)、手稿(生成性文本)、完成并公开发表的文本文献三类,并且强调在对前两者的深入解读中发现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源起语境。但是列宁“哲学笔记”中出现的读书批注具有不同于上述三种文本的独特特征,作为读者在最初接触和解读文本时留下的东西,一般来说,阅读批注都是直接写在被阅读的文献之上的,它往往表现为少量的文字和各种记号,如标记书签、折角、下划线、符号等等(我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也为我们留下了数量更大的批注性文献,经他们阅读批注过的书约有1000多本,还有其他报刊和剪贴资料,在MEGA2最初的出版计划中,原先是打算在第四部分第二编用30卷的篇幅来出版这些文献。可是,在前苏东当局垮台之后,新的MEGA编委会则将这一部分压缩为一卷,共三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批注只能被称为前文本,因为它没有形成一般文本结构中的意义逻辑构架、完整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文字的结构,所以,在文本的原初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更重要的文本事件是,当这种形式的批注被后人以选取被阅读文本段落和相应批注的重组形式进行编辑印刷时,也就成生了一种全新的文本——被拟造的阅读记载事件,即拟文本。这种读书批注被记载、有选择地排印成文这一事实,已经是某种人为的文本重新建构。当人们在对这类文本的研读过程中,研究者又可以通过这些拟文本所提供的相关信息重新构建出一种思想语境。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重新构境的过程首先是由研究者主体所背负的特定认知构架所决定的。而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思想构境是一种同主体的认知框架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建构过程,那么,对于文本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就发生重大的转变了。这样,解读拟文本就仅仅是发生在我们思想中的另一种重新构境而已,这是一种全新的文本解读尝试,可以称为我性逻辑构境中的解读。我突然意识到,在对列宁这一类文本的解读中,我也就无法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思想的逻辑就是什么,只能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我自己生产出来的诠释本质为模拟性的思想构境。也基于此,我提出“思想构境论”的意图就是祛魅文本研究中的第二个神话,就是那种自以为可以达及文本的原处思想语境并成为普遍的真理,所谓的“后文本学”也就是在这种破除传统文本解释中存在的伪客观性和伪同一性神话的意义上说的。
    周嘉昕:可否这样理解:“后文本学”的提法实际上和“思想构境”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
    张一兵:可以这么说,从“思想构境”出发自然会得到一种不同于现代性文本学的研究方法。我在《回到列宁》一书的“作者的话”中,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文本构境法解读”,或是“思想构境论”。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回到马克思》中使用的文本学解读法的一种超越,我不再仅仅停留在现代性的文本学讨论域之中,放弃了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对文本原初语境的逼近假像。甚至可以说,我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也认同晚期巴特所说的“文本阅读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的观点。
    周嘉昕:无论是有关文本的分类,还是文本研究的方法,您都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的差别。按照您自己的说法,“思想构境论”是对“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的一次超越,这种超越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进行的呢?
    张一兵:的确,《回到列宁》从它出版进入学界视野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伴随着一个摆脱不了的理论“他者”——《回到马克思》。外在地看,这两本书不仅在研究的对象上,而且在书名的选择上都是一种内在的继承关系。首先,这同样是“回到”这两位思想巨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其次,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在两次“回到”的过程中,却存在不同的“理论生产方式”。所以,这二者之间当然是一种的着内在关联的变革与超越的关系。但是,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超越之所以有可能发生,首先是因为“思想构境论”本身是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一种在真实的研究过程中出于理论的需要所发生的继承基础上的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将《回到马克思》和《回到列宁》两本书简单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我想说的是,若要想理解后者,就必须首先站在对前者的充分把握之基础上,在方法论意义上,不能理解《回到马克思》是注定进入不了《回到列宁》的思考语境的。当然,对于关心我的思想发展的读者来说,对后者的阅读也应该有助于更全面理解《回到马克思》。
    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过程和理论效应。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术界思想解放和理论大冲撞的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自觉走出传统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的藩篱,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寻求新的理论形态(如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开始为学界所初步接触和思考。很多学者,包括我在内,初一开始还是习惯性地在同马克思观点的直接比附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论和批判。很快我就发现,不客气地说,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解的语境比我们当时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再就是,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MEGA2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陆陆续续被介绍到国内,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新版的出版,促使我下决心借助这些新的文献和新的方法从头开始认认真真地阅读马克思,廓清马克思基本理论的思想地平,以期“返本开新”。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就是我后来写作《回到马克思》的最初动因。受我的老师孙伯鍨先生的影响,我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命名为“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特别强调宏观历史背景的把握和具体文本研读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并且,我选取了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内在进程重新思考其哲学话语转换的新视角。在写完《回到马克思》之后,我重新开始了自己十多年前自觉中断了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将这种文本学解读方法自觉运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的研究中去。
    我认为,迄今为止《回到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影响倒不在于其中所提出的那些具体结论,而是在走出“原理反注文本”式的意识形态话语、独立面对马克思文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本不是训诂学式的回到故纸堆,反倒是自觉借鉴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成果,强调在马克思和研究者的理论视域融合中澄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代语境,为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奠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对MEGA2为代表的第一手资料的文献学占有本是所有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所必备的第一层级的学术工作,我所倡导的文本学方法首先反对的就是那些不顾历史和文本事实,根据某种外在的理论需要所进行的“剪刀+糨糊”或“扣帽子+引述观点”式的研究。插一句话,这也是在说明“伯尔尼笔记”时我已经谈到的第一个文本研究的神话,即漠视文献的内在理论逻辑,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而对文本进行的任意剪裁和外在建构。当然,我也不赞成将文献学研究独立起来并加以神化的做法,比如脱离了文本学研究的MEGA拜物教。同时,在占有材料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上还要对材料进行文本学的分析和深入的解读,也是在这个时候,主体的能动作用就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对文本的阐释中来了。在充分占有材料的文献学基础上,通过加工材料进行的文本学的理论生产是我们对文本研究的第二个层级,也是哲学解释学强调的视域融合的作用场,也是不同文本研究方法在理论上搏杀的战场。
    以我今天构境论的观点来看,强调视域融合的哲学解释学在其逻辑内里仍为认识论“神目观 ”保留了一定的空位。我们知道,解释学在思想史上可以溯源到宗教神学中的神与人的沟通问题(解释学的词源就具有上帝的信使之含义),而当我们在文本解释中仍然坚持一个外在于研究主体的原初理论视域时,在其背后实际上已经为一个凌驾于所有研究者之上的圣性存在预留了一席之地。当然,在哲学解释学对研究主体理论视域的承认中,“思想构境论”也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着了。向前迈出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就会是一片全新的理论天地。
    “拟文本”概念就是这一迈进所依赖的理论拐杖。前面已经谈到,对于那些已经为人整理过的文字和符号来说,他们所具有的任何一种理论含义都离不开研究主体的投射。换句话说,在“拟文本”的研究中寻找一个“文本”原初的理论视域,不啻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对于这种研究来说,文本学研究需要在第二个层次上进行“惊险的一跃”。这就是主体依托“拟文本”中的物性“踪迹”进行的重新理论建构,重新建构一种向主体呈现的理论情境,用以映现“拟文本”所可能具有的“原初含义”。这种“原初含义”当然是为研究主体所存在的,这没有什么可掩盖的,也决不是什么主观唯心主义。因为“思想构境”并非一种“发生在纯粹思想领域”的理论建构,而是一种基于客观文本事实的理论“实践”。作为一种意义的生产,“思想构境”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主体的印记。这样,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哪一个文本又何尝不是“拟文本”呢?即便是公开发表的文献,在研究者的阅读和阐释中,归根结底都是理论生产的对象,只有在研究者的主体意义构境中才能凸现出自身的“原初语境”。
    同时也必须承认,这“惊险的一跃”能否完成还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对文本依据的充分占有和合理运用,这是获得科学的“ 思想构境”的先在前提,二是对于主体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反思,从根本上说,这植根于研究主体对于自身所持有的理论储备、认知框架和意会观念的自我理解。俗话说,“人非圣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进行文本阐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打上了主体的烙印,“思想构境论”提出的最大意义就是警示每一位研究者,自己的结论不可能是绝对真理(因为绝对真理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那些自以为把握了文本的原初理论含义的研究者,在他们持着大写的“我”的名义进行言说的时候,与科学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去甚远。
    总的说来,我承认《回到列宁》中的“思想构境论”是对此前文本学研究方法的一次超越,但这不是什么“另起炉灶”,而只是将隐含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之中的主体视角上的自反思和自批判维度清晰地解释出来而已。这对那些至今仍沉迷在绝对客观真理的和学术研究抽象同一性的幻象中的学者来说,无异于一针清醒剂。
    周嘉昕:如您所说,您之所以进行《回到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刺激”。之后,您的精力又主要集中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深度耕犁”上。那么,我想知道的是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您形成“思想构境论”的方法是否有某种促进作用呢?
    张一兵: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的确,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距离大概有近十年的光景,在此期间,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主要是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后马克思思潮所进行的文本学解读,完成了两卷《文本的深度耕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08年)。此外,我还对阿多诺、阿尔都塞、拉康和鲍德里亚进行了专题研究。
    总的说来,这些研究既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中确立的文本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对于我重新审思自己的理论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多年前,当我对法国哲学的研究中读到巴特和克里斯多娃的后现代文本观时,我就开始自觉地将这种消解文本原初含义的思想同自己所持有的文本学方法进行比较。再往后,就是我对阿多诺无调哲学的研究,他拒绝同一性和总体性的否定辩证法逻辑很深地影响了我。更有意思的是我对拉康的研究,虽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但对于拉康伪主体观的体认却也成为我写作《回到列宁》的思想支援背景之一。这次我所提供的有关“伯尔尼笔记”研究的论文,就充分利用了上述研究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比如,我提出了一种新的有关思想家理论逻辑生成过程的理解,即由他性镜像空间经自主性思想构序、再到独创性的思想构境的转变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拉康哲学的研究。这种新的方法,我也运用于正在进行的关于鲍德里亚的批判性研究之中。
    可以说,我在上个十年中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对我重新研究列宁的思想发展有所帮助。但具体到“思想构境论”形成和提出上,这些研究只能说是在我总体思考的理论进程中有所裨益的一环而已。在这个学期我主持的博士生“文献阅读与批评”课堂上,我倒是更多地提示我的学生们关注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从“实践场”、“实践构序”再到“实践格局”等一系列的最初理论探索,以及西方20世纪以来心理学、科学技术哲学和历史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方法论方面的新进展。这些都是我自己进行“思想构境”的理论原发触点。
    周嘉昕:我注意到,您在谈到自己新提出的“思想构境论”的时候,经常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去。您是如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张一兵:您的问题非常好。这里我想先做一个理论上的届划,今天主要讨论的是作为一种新的文本研究方法的“思想构境论”,其实,“在思想构境论”之外还包括另外一个基础性的层次,就是“历史构境论”。二者虽然在方法论原则上是共通的,但后者的讨论域显然要比前者宽泛得多。说句实在话,我关于这个理论原创性的工作目前仍处在思想试验的过程之中,在《回到列宁》中我也不可能十分详尽的讨论“构境理论”,而只是在文本解读的语境中尝试提出这种新想法。但无论如何,我对于“思想构境论”的思考,从最根本上说,受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
     虽然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范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指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实现的理论革命和范式转变。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中将其定义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基础和原则,这就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出发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里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所理解的特定的部门哲学,而就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本身。“历史构境论”的逻辑起点就发轫于此。
    按照我的理解,历史是人类社会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结构性延伸,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过程性的生活构境进程。一定的社会历史物质生产构序结构生成着人们建构自己的社会生活的一定重构方式,而任何一种历史认识都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借助于历史记载和古物所进行的重新历史构境的主观显现。马克思已经向我们证明,物质生产基础的社会存在筑模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也同时内在地编织进当下的社会存在。虽然任何社会历史都不能脱离生活在其中的主体的建构活动,但在历史构境论的背后,是主体对自己作为“有死者”的历史性存在的内省和逻辑自觉。
    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思想构境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植根于“历史构境论”,也可以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找到自己的逻辑起点。
    周嘉昕:请恕我直言,您可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公认的在思想上最为先锋、最具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也正是这样,您的著述在问世之后往往会引发许多争论甚至是非议。《回到马克思》是这样,你所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的观点也是这样,那您又怎样看待“思想构境论”可能会产生的理论反响呢?
    张一兵:客观地说,从我目前得到的反馈信息来说,我对自己的“思想构境论”为学界所接受的情况并不乐观。首先,过去一个学期我在自己的博士生课堂上讨论的就是《回到列宁》,“思想构境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但就讨论情况来看,虽然非常活跃、热烈,但我感到不少同学还是没有真正进入我的思考语境。其次,我们自己专业的同事,像唐正东教授、胡大平教授,都曾在专业内部讨论上从本体论关怀、理论叙述方式等不同角度批判了我的观点。还有就是,在去年的“长三角马哲博士点论坛”上,很多关心我的学界同仁都对我的“思想构境论”提出了质疑,这些不同意见大都集中在我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上,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甚至批评我的“思想构境论”是“主观主义解释学”的体现。再早一点,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哲学与历史学对话”和台湾“中央大学”举行的“学术范式与学科整合”研讨会上,当我提及历史构境论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时,我的观点都曾被误指为“唯心主义”。所以我预感到,接下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张一兵在《回到列宁》中提出了一个奇怪甚至有点另类的观点,但是至于“思想构境论”具体说了什么、想说什么,可能会产生不少的分歧和争论。
    对于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所产生的误解,当然首先要由它的提出者来负责。面对很多学者将我的思想构境论批评为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这个问题,我重新检讨了自己在提出“ 思想构境论”时的逻辑表述。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本身就非常容易招致误解的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过程中,我的叙述方式,包括我不算好的文笔,的确又增加了令读者误认的几率。根本的问题在于,我在提出自己的“思想构境论”时,过分关注这种新的理论方法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创新之处,特别是我在《回到列宁》中总是试图将思想构境方法区别于自己所界定的那种他性理论镜像和伪构境之间质的差别,这样,反而多多少少忽略了阐明“思想构境论”本身所包含的具体规定性,同时,我显然也没有为读者提供一个从日常的经验常识向这种思辨的理论方法的逻辑过渡。这都是我需要进一步认真反省的地方。我会在接下来的一些专题讨论中尽可能完整和全面地提供更详尽的逻辑说明和理论阐述。
    正如我们今天已经谈到的那样,“思想构境论”并不是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而是我在二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步一步前行所得出的理论观念的积淀和整合之结果,这是在认真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自觉的方法论变革和思想创新。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任何意义上的革新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思想史的平台上。但在一个提倡创造性和原创性的时代中,我愿意先走一步。
    周嘉昕: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今天占用了您的不少宝贵时间。
    张一兵:谢谢您的关注和为此付出的努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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