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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15日 转载)
    来源:《胡耀邦和中国政治改革》 作者:杜光
    
     (博讯 boxun.com)

    
     胡耀邦同志离开他所热爱的中华大地已经20年了。20年来,虽然有些人刻意掩盖他所建树的伟大业绩,淡化他在人们心头的光辉形象,但是,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诚如他的夫人所说:“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生前想着人民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胡耀邦在掌握着中国政坛牛耳的近十年里,以他英勇无畏的胆识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把中国社会从“六人帮”(四人帮加毛、康)的专制阴影和“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里解放出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把中国重新引上了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胡耀邦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于光远在为《胡耀邦传》撰写的序言里,因为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党中央的悼词里没有把他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感到愤愤不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人的盖棺论定,不是悼词或文件就可以裁决的。康生的悼词里不是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不出几年就被推翻掉了。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地为“六人帮”翻案、妄图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极左派外,现在还有谁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毛泽东去世已经三十多年,棺虽已盖,论却未定。这是因为,裁定一个人在世时的功过是非,根据的是他毕生的实践,而实践活动的错综复杂,加上某些蓄意的掩盖与伪造,使后人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对毛泽东的评价更是如此,只有还原历史真相,对他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最后论定,给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胡耀邦的情况则不同。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或美化自己的所作所为。朱学勤在为《中国传媒风云录》所写的代序里,说胡耀邦“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的政治家”,“满身透明,满身阳光”,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胡耀邦的特点。综观他的革命生涯,在文化大革命谢幕后的十年里达到光辉的顶点。他的卓越功勋如日月之昭,人所共见,并且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族儿女们的心坎上。
    
     但是,如何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观察胡耀邦的杰出贡献的性质,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他逝世20周年之际,我愿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曲折复杂的、至今远没有完成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史。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不难发现,从洋务运动到现在的一百多年岁月里,充满着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都不能不在这个矛盾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展露自己的真容。所以,评价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都应该把他们放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揭开各种各样的粉饰和伪装,从他们对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取舍抉择里,记录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褒贬臧否的结论。
    
     我说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根据的是他的实践,是他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性质,而不是他的理念。就他的理念来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是,由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文明所达到的程度,远远不具备孕育共产主义和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条件,因而在实践上,他就不能不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因为,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实践活动的客观效果来说,要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推进民主主义。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1083页)这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民主主义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长河,不完成民主主义的航程,就不可能到达社会主义彼岸。可惜,毛泽东自己违背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在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刚迈出几步,就抛弃民主主义,硬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发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结果只能使社会倒退,人民遭殃。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真正要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首先就要为民主主义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离开民主主义,背叛民主主义,实际上意味着离开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念。这个规律,对于所有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毫无例外地适用的。问题在于,民主主义的实践怎么会以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呢?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一是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
    
     (二)从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历史回顾
    
     马克思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指出:“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页)这一段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华,是科学社会主义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它甚至还可以用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价值和失误所在。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某些不当之处,都可以归结为违背了他自己发现的这个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代投身于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正逢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成了思想理论界的时髦,各种观点都以社会主义相标榜。“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又见于第22卷第66页)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思想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他们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叫做共产主义,并且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
    
     但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学说的首创者。在他们之前,共产主义学说已经颇为盛行。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就谈到,法国18世纪的摩莱里、马布利的著作,“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1页)。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里,恩格斯全面介绍并论述了共产主义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传播和影响。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当时“在法国,就有50多万共产主义者”(同上,第1卷第575页)。文章还提到:1830年革命失败后“以巴贝夫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在法国各大城市的传播,以卡贝为首的伊加利亚学派——共产主义派,法国共产主义和英国共产主义的区别,“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魏特林等等(同上,第576页、580页、582页、581页、586页)。魏特林1842年发表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被马克思赞扬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同上,第483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对这些共产主义先驱者的理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些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如马布利认为“私有制是财产和地位不平等的起因,从而也是我们的一切罪恶的基本原因”(《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0页)。魏特林提出“共有共享制”,认为“必须要求一切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用取消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用废除金钱恢复地产的共有共享才能达到”(《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37页)。这些共产主义者虽然为未来的社会制度提出许多设想,但一般都不赞成暴力夺取政权,如德萨米就明确表示:“共产主义没有使用暴力和强制的任何意向和任何必要。”(《公有法典》,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6页) 法国伊加利亚学派“在报刊上也声明反对暴力革命和秘密团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1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在他们1848年发布的《共产党宣言》里作了最完备的阐述。他们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本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的理论则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即“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私有制”,并且公开宣告: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有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同上第4卷第479页、480页、482页、504页) 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如1851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里,马克思都阐述了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见同上第8卷第216页,第17卷第355页、642页)
    
     但是,革命运动的屡遭挫折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使他们对共产主义这两大内涵的理解,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宣告,无产阶级将“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上第4卷第491页)。但随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对信用制度和股份制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私有制度)有可能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不需要用暴力去摧毁。这个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马克思在1856年撰写的文章里曾说:“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同上第12卷第37页)在1858年的文章里,进而谈到:“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的。”(同上第610页、609页) 可见,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已经察觉到股份公司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但还没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到了七十年代,经过对资本的深入研究,才意识到股份公司和它赖以产生的信用制度的重大历史意义。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指出:信用制度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同上第25卷第499页、686页) 谈到股份公司时,他说:股份制度“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同上第496页、493页)他还明确地指出:股份制度是“资本在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同上第494页、496页、498页)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十分明确地表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自身范围内产生着否定自己的因素;“它越是扩大”,“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而不需要通过暴力。这是对暴力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否定。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致力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宣传和实践。马克思1864年在为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里公开宣告:“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3页) 直到1979年,他们还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里,批评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在文章中宣扬“不打算走暴力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同上,第17卷第184页) 但是,毕竟是形势比人强,工人运动趋于低潮的现实,促使他们把目光转向暴力以外的途径。1881年,法国鲁贝城和科芒特里两地市议会由于工人占议员多数,通过了有利于工人的提案。恩格斯为此发表文章《两个模范地方议会》,希望英、德等国工人也能“变成国家中的现实力量”。(同上,第17卷第295页) 马克思去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不断胜利,更使恩格斯的思想向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倾斜。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1,427,298张选票,35个席位,恩格斯认为“这次选举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同上,第22卷第4页) 同年9月,他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使被取缔也不应“修筑街垒,诉诸武力”,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阵地”。(同上,第92页) 1891年他还明确地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法、英、美)……”。“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同上,第22卷第273页、274页)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都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暴力革命固然是诞育新社会的产婆,但是,如果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远没有到达预产期,暴力是不可能接出活生生的婴儿的。以人来作比方,胎儿只有两三个月,产婆硬要把婴儿拽出来,这个小生命还能活得成吗?甚至,旧社会的母胎里根本就没有怀孕,作为产婆的暴力革命却武断地认定胎儿已经在母胎里发育完成,一定要剖腹取儿,其后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但得不到新生儿,而且母体也将遭到严重的损害,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共产主义所主张的暴力夺取政权和暴力消灭私有制,不能不在事实面前让步。
    
     与消灭所有制和夺取政权的暴力方式向和平方式转换同步,作为理论旗帜的共产主义也逐渐向社会主义转换。这个转换的标志,一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论述,一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48年的欧洲革命高潮退潮后,各国都开始了工业化的高潮,“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历史舞台,《宣言》也退到后面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4页)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1874年解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到了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同上,第65页) 《共产党宣言》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文献,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经常是通用的。如恩格斯也曾多次把《共产党宣言》说成是《共产主义宣言》,说这个宣言标志着两大社会主义派别——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派的融合。(见于同上第288页)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同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区别开来,把自己的思想称为共产主义,现在为什么又回到社会主义上来呢?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里,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由于它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带有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奉行的仍然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会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页)(这个分配原则后来被列宁简称为“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上,第23页)
    
     马克思为什么要把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我认为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探讨。
    
     经过近三十年的工人运动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把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无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把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拉近斗争目标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容易为工人群众接受。
    
     至于理论上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得到启发。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说明现代社会主义的内容,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以往的社会主义,既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不相容,不了解每个时代的经济结构是法律设施、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点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又不明白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被剥削的秘密。他们尽管义愤填膺地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对付这种生产方式。“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同上,第20卷第30页)
    
     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被发现以后才发展成为科学,在此以前的社会主义,都带有某种空想的乌托邦的性质。那么,共产主义呢?固然,历史唯物主义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有所表现,但是,阐述剩余价值学说的《资本论》,却是七十年代才出版的。在剩余价值理论被发现以前,共产主义是科学的,还是空想乌托邦式的?答案是不难找到的。
    
     正是由于实践上和理论上的这两个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在七十年代以后谈到他们的学说和从事的活动时,更多地是用社会主义来概括的,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同上,第308页);有时说及共产主义时,也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来表述。但这两者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就理念来说,共产主义对于社会发展前景的描画,更多乌托邦的色彩;社会主义则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中可以预测到的。就实现理念的途径来说,共产主义主张暴力革命,认为无产阶级的两大目标——夺取政权和消灭所有制,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却不排斥非暴力的可能性,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取得政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有可能通过它的自我扬弃,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两相比较,社会主义更符合于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理论和运动的旗帜,逐渐由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历史背景。虽然《共产党宣言》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有的版本甚至以《共产主义宣言》为书名,但工人运动的理论兴趣却已经转到社会主义上来了。耐人寻味的是,欧洲各国在七十年代前后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等,都以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命名,却没有一个自称是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党的。这个历史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可见,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革命运动,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主要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共产主义已经逐渐隐退到历史的后台去了。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以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是符合于事物发展规律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同上,第20卷第585页) 十分明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可以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进行一些推测,作出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而关于更加遥远的共产主义,就免不了带有乌托邦的成分而不切实际。这大概就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兴旺,而共产主义被冷落的原因。
    
     还需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后期提出他们的共产主义理念时,欧洲各国除英国外,大陆国家的工业都很不发达。在工业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激起了这两个年轻人的义愤,促使他们提出彻底改变旧秩序的共产主义。我们阅读《共产党宣言》,既为那些入木三分的深刻分析所折服,也因那些慷慨激昂的热情陈诉而感动。《宣言》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图解放全世界的广阔胸襟和人道主义情怀。它的崇高理念令人感佩,但在实践上却难免流于空想。因为他们的理论认识,按照前面恩格斯所说的规律,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欧洲大陆各国普遍实现工业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工人运动进入低潮。这个客观形势也是导致共产主义的宣传趋于冷落,而被社会主义的宣传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共产主义的幽灵来到世界的东方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逐渐隐退后,时隔四十多年,却出现在东方的俄罗斯和中国,并且使20世纪的世界历史,带上浓厚的共产主义的色彩——当然是东方化了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出现在东方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俄罗斯最早传播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是普列哈诺夫在1883年成立的“劳动解放社”。它在1884年和1887年曾经两度拟订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准备仿效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但没有实现。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年轻的列宁先后在萨马拉和彼得堡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1985年,他把彼得堡的二十来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起来,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宣传。
    
     列宁早期为无产阶级提出的口号是“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列宁全集》第1卷第274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妥协。”并且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要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同上,第2卷第289页、280页、285页)
    
     1898年3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斗争协会的代表在明斯克举行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和宣言,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列宁次年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同上,第4卷第186页、188页) 在这里,1899年的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终目的”是“组织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里,他说,社会民主工党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同上,第4卷第193页) 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最高纲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可见,在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并没有进入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视野。
    
     进入20世纪后,列宁继续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如他认为“社会民主运动的伟大斗争”有三种形式:政治的、经济的、理论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是由许多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创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拒绝积极参加现时的政治实际生活,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策略,”(同上,第6卷第336页、390页、469页)在1904年写的《进一步,退两步》里,列宁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表决情况,把代表分成四派,他自己属于“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其他三派则是大、中、小的机会主义派(同上,第7卷第329页、331页)但是,他在宣传中没有忽略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作出明确的区分,指出“无产阶级的党却必须严格地区分民主主义要求和社会主义要求”。他在1905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分别批判马尔丁诺夫和普列哈诺夫“把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混为一谈”。(同上,第6卷第449页,第8卷第65页、360页)他过了不久还说:“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是民主主义斗争,消灭阶级统治的斗争才是社会主义斗争。”(同上,第10卷第23页)
    
     在这一时期的宣传中,列宁还指出“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强调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无产阶级不应当轻信一般的民主主义口号,而应当提出自己的彻底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口号与它们相对抗。”“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他还提出“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同上,第8卷第485页,第9卷第35页、36页、45页)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列宁似乎绝口不谈社会民主主义了。他不断地谈社会主义,谈阶级斗争,谈民主专政,谈暴力革命,不断地批判与他政见不一致的各个社会主义流派,仍然很少谈共产主义。据我的也许不很准确的查检,在十月革命前的二十多年的列宁著作里,谈到共产主义的只有两处,一处是1902年在《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一文中引证《共产党宣言》时说:“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同上,第5卷第307页)另一次是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和消灭国家等问题时,有好几次谈到共产主义。
    
     可见,列宁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多年的时间里,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却基本上没有提到共产主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列宁在许多著作里明确地谈到俄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成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并且把社会主义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高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当然只能束之高阁。但是十月革命的轻易取得胜利,却改变了这个状况。共产主义几乎是突然地被提到宣传的显著位置,重新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旗帜。作为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共产国际的建立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重大的转折。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采取了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立场,有的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有的在国会里投票支持军费开支预算,有的还参加了战争内阁。列宁1914年在《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谴责说,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思潮”(同上,第21卷第2页)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开始考虑重建国际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思想。(同上,第321页)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导致第二国际的分裂。在德、法、意等国,都有一些不同意第二国际方针路线的国际会员,他们离开国际,重组共产党。这为共产国际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基础。
    
     在1917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了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设想。接着,在1918年3月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名的报告,他在会上宣告:“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同上,第27卷第20页)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即第三国际。
    
     从此以后,共产主义的口号就频频出现在有关的文献上。以列宁的文章为例,前面我已经提到,在十月革命前的二十多年里,列宁只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时,有两次提到过共产主义。而在改名为共产党后,根据我不完全的检索,仅仅在1919年一年里,列宁在文章里提到共产主义的地方就有三十多处,包括“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方针”、“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说法。这个非常明显的对比,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为什么已经被冷落了三四十年的共产主义,会突然被提到如此显赫的程度?它那些以暴力为特征的学说,为什么会受到俄国革命者的推崇,被他们树为旗帜,作为自己的政党名称,并且在全世界强力推行?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四)中国革命的抉择: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我国从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以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苦苦探寻着强国富民的途径。思想界政治界主要是在民主主义的范围内寻找出路,艰苦跋涉。我们可以从清末的《宪法大纲》、《十九信条》和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等这些宪政大法里,看出民主主义的革命成果。但是,与民主主义广泛传播的同时,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也开始从欧洲和日本传来,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经历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军阀混战,社会离乱,民不聊生,人们更渴望着能从社会主义里求取救国救民的方略。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初是以平均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上世纪末主要由外国传教士编译出版的一些书刊,都以“均有无,等贵贱”、“贫富均财”、“平分产业”、“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来解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这些书刊发行范围较小,影响不大。
    
     进入20世纪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传播的高潮,这是同日本的社会主义高潮分不开的。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在19世纪的七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882年,标榜社会主义的“东洋社会党”宣告成立。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等筹组社会民主党,被禁止后又成立“社会主义协会”,他们举行讲演,办刊物,出小册子、坚韧不懈地宣传社会主义。盛极一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强烈地影响了许多在日本的中国人,梁启超、孙中山都都以社会主义者自许。如梁启超在1900年的文章里宣称“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孙中山在1903年也表示:“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第27—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那个时候介绍社会主义最有力的是一些留日学生。在世纪之交,许多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纷纷前往由于发展资本主义而一跃成为东方强国的日本去留学,1906年的留日学生将近一万人。其中不少人热中于阅读介绍社会主义的书刊,参加日本社会主义者举办的讲演会、讨论会,有些留学生还从日文译介社会主义著作,送回国内出版。一些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刊也经常发表介绍、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运回国内发行。这些书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上海和内地的报刊也时有倡言社会主义的文章出现。如曾经留日的马君武1903年2月15日在《读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认为“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上卷,第6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术语,如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等等,都是沿用日本人提出来的概念。
    
     1908年,日本政府取缔社会主义组织,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严厉的打击下一蹶不振,但社会主义在中国却继续得到广泛的传播,从日本和欧洲归来的知识分子积极鼓吹社会主义。1911年,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他在回答宋教仁等对社会主义的责难时说:“中国今日或尚非社会主义实行之时代”,但“确是社会主义鼓吹之时代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第63页)同年11月5日,他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党”,一年以后就发展到300多个支部,20多万党员。(同上,第65页) 1912年初,从中国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一些工人成立“中华工党”,吸收工人参加,不出一年,就在14个省建立支部,党员也达20万人。同年11月,又有一些激进分子脱离中国社会党,另组“社会党”,申明以“纯粹社会主义为宗旨,以消灭阶级、实行共产、教育平等、尊重个人、破除界限(无国家、无家庭、无宗教)为纲领”。(同上,第75页) 这就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了。
    
     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党的活动极为支持,并且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他自认“余实为完全社会主义家也”(同上,第79页) 他把当时的社会主义派别分为两类,一为共产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一为集产社会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但人们今日达不到这个水平,只能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即“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逐渐达到“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此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同上第89页)
    
     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是比较肤浅而混乱的。如有人竟认为“社会党者,合孔孟之大同,老庄之无为,墨子之兼爱,以及耶氏释迦之度世主义者也。”(同上第72页)
    
     1913年7月,袁世凯查禁中国社会党、社会党和中华工党。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领导人陈翼龙、社会党领导人沙淦、中华工党领导人徐企文以“潜谋不轨”的罪名先后被杀,成为因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而英勇献身的第一批先驱者。同年8月,孙中山也因反袁失败东走日本。于是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冷却,报刊上鼓吹社会主义的声音也趋于沉寂了。
    
     在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时,比社会主义更加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却开始活跃起来。最积极的是1907年曾因暗杀广东都督岑春煊和水师提督李准而被捕入狱的刘师复。他批判江亢虎和孙中山把社会政策混同于社会主义,“以此言社会主义,直南辕北辙耳。”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对孙中山的“公有即国有”的批判。孙中山说:“公有即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同上,第90页引《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25页)刘师复说:“所谓资本公有者,乃取回生产机关,操之劳动者之手,由劳动者自使用之,非如国有事业,以国家为资本主,劳动者服役于国家,无异于其服役于工厂主比也。”“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即生产机关操之直接生产者之手之谓,使资本之势力无可以表现者也。国有营业,则仍借生产机关以剥夺劳动者之利益,而资本势力反益膨胀者也。”(《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2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位社会主义先行者在95年前就把“公有”、“国有”的概念分得清清楚楚,而今天的主流指导思想却依然恪守“国有即公有”的陈说,真令人哭笑不得!
    
     为使自己的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刘师复提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1914年7月,他在上海创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明确宣布“灭绝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以“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第108页) 在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工人运动,主张组织工团、工会,举办平民学校,以“结团体,求知识”。他为宣传和实践无政府共产主义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积劳成疾,无钱医治,于1915年逝世。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复苏。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又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中华工党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民声社”也恢复活动,江亢虎从美国回来,建立“社会主义讲习会”,为建立政党作准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更促成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高潮。虽然一些报刊起初报道多极言其混乱和恐怖,但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中国知识界对十月革命逐渐从怀疑、非议,转而采取肯定、支持的态度。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则由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热烈称颂俄国革命,并且很快成为共产主义者。
    
     但就整个知识界而言,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些以社会主义自许的人,多数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抱持各种各样改良思想的人,其中甚至还有令人齿冷的投机政客。恽代英1919年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的《社会主义论》里说:“其实社会主义这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什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什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
    
     就在各派社会主义争妍斗胜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共产主义潜流正在中国社会涌动。
    
     1919年4月陈独秀、李大钊在他们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节译稿,《新青年》和《晨钟》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北京上海的一些报刊也开始译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1920年,在中国各地涌现出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团体。“所谓革命的社会主义,在这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倡言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列宁主义。”(《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第160页)
    
     1920年5月,俄国共产党远东局派维经斯基到北京上海。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同年8月,正式建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有些地方也自发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提出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11月,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要像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一样,根本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同上,第172页) 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州发表演说,肯定“中国只能采取主张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
    
     在共产主义思潮汹涌澎湃之际,主张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有很大发展。1920年9月,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张君劢等拟定《公定之趋向》16条,提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劳动至上等主张。接着,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做了十几次讲演。罗素公开声明他相信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需要产业发达、人民知识水平提高、以及国家具有行政高效率,而中国目前状况与此全然不同。”因此,他主张在中国推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通过提高产业工人知识和组织能力的办法,和平的演进到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中国“若想实现社会主义”,首先“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同上,第175页)
    
     罗素的社会主义主张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颇有影响。如张东荪提出,应把资本主义“认为当然之阶段,与其拒之,不如希其速来”;彭一湖也说:“社会主义是走的,不是跳的。”“资本主义恐怕是必经的阶段”;范寿康甚至认为,今天“我们在在资本主义的发达上尽一分力,我们就接近社会主义一分”。(同上,第176页、177页) 他们都肯定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但那是未来很遥远的事,不应人为地越过资本主义。这些明智而清醒的判断,完全符合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长期以来却被我们批判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是非颠倒啊!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革命知识分子以共产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而开辟了一个历史转折的新阶段。在欧洲已经隐退了三四十年的共产主义,成为插在中华大地上的一面旗帜,飘扬了八十多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个历史性的选择是福?还是祸?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人民将会作出应有的结论。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取得主流地位,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标榜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和俄国共产党(布)对中国共产党的干涉和援助。在共产党成立前,陈独秀曾主张把这个党取名为独立自主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但最后还是屈服于俄国共产党的压力,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表明“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显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使这个幼年的党无法摆脱共产主义的束缚。纲领第四条提出“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印,1985年版,第1页)二大进一步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1928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章第一条甚至还宣布:“(一)定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第37页)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处在第三国际、实际上是俄国共产党(布)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这是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必然抉择。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他们从欧洲和日本接受了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企图从中发现救国的最好方略。在那个时期里,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个学派相互驳难,他们围绕如何摆脱国家的既贫且弱的状态,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提出形形色色的解决方案,使我国的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异彩纷呈,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绚丽的记录。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的范围,没有实践的条件和机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最具说服力的实践,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共产主义的样板,使所有空洞的理论黯然失色,吸引着中国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向它靠拢。1920年4月,中国报刊发表《苏俄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清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震撼,大家认为这个宣言可以说明俄国奉行的主义是合乎正义、合乎公理的。于是,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十月革命并不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它打断了俄国的民主主义进程。由于反对皇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没有完成,革命不能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在经过短暂的纷扰和混乱之后,共产主义竟异化成为新型的专制主义。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亦步亦趋的结果,也不能不走上同样的道路。
    
     (五)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虽然至今80多年来一直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在路线方针的选择上,却与共产主义大异其趣,进行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活动。一大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除领导工人运动外,幼年的共产党还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农民运动。1922年7月二大发表宣言,提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7页) 在最低纲领里,已经包含着新民主主义的雏形;最高纲领却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
    
     根据共产国际的命令,中共三大通过决定,要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通过《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同上,第67页)于是,共产党的活动重心转入以发动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主要形式的武装割据。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1月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党的活动重心逐渐转到抗日战争。在这个历史时期里,谈不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最多只能说是民主主义,或者,加上实用主义——如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早在1922年二大召开之前,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同上,第16——17页) 六大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制定的方针,虽然带有明显的列宁主义的痕迹,但基本上是符合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实际情况的。列宁在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曾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为了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和口号应当是“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完全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度奋斗!”(《列宁全集》第9卷第34页、36页、45页、99页) 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最初的源头。杨奎松说毛泽东在1945年的一些看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见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70页),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2卷第601页、607页)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对新民主主义作了这样的表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同上,第636页、638页、639页)在五年后的《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又有新的论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需要“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同上,第3卷第1083页、1084页)
    
     把新民主主义归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显然都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硬伤。更致命的是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放在共产主义的体系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经或快要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同上,第657页、670页)但是,什么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呢?恐怕毛泽东自己也不甚了了。从后来1958年发动大跃进,企图先于苏联实现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架势来看,他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杨献珍讥讽的“叫花子共产主义”罢了,要这样的共产主义去指导新民主主义,就注定了新民主主义必败无疑的命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发布的《共同纲领》,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人们期待中国共产党履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诺言,领导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同上,第3卷第1076页,又见于第1048页) 但是,就在这个问题上,却隐含着一个人们不易察觉的危机。《共同纲领》记载着“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里,“自由”被换成了“和平”,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畏惧自由的阴暗心理。这种阴暗心理在近30年来更突出地表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而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迄今未能兑现,也同这种心理状态有关。
    
     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扼杀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按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的论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同上,第2卷第622页) 那么,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了必要准备吗?显然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展开。而完成民主革命,意味着经济上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政治上消除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影响,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文化上具有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多样性和自由度,社会上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相对平等的公民社会。1953年的中国,距离这个状态还很远很远,怎么能侈谈社会主义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新的生产关系,在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母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丝毫也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如同要对没有怀孕的妇女剖腹掏取婴儿一样,结果不但没有婴儿,而且伤害母体。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如此。革命的结果,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全面垄断的社会: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全部政治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在社会领域垄断公民的自由权利。以社会主义为名的革命,不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而是从民主主义倒退,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独裁统治。
    
     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来透视60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不算漫长的岁月里,充满着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由于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大和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宣传的欺骗性,在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对抗和斗争中,最后总是以民主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就体制内部来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分歧,对工会工作中的工联主义的声讨,对公私企业同等纳税的批判,关于合作化“上马”、“下马”的争论,对反冒进的责难,从庐山会议发端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就整个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胡适的批判,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和反胡风,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和反右派,等等,直到文化大革命,专制主义都以绝对的优势压倒民主主义。
    
     在专制主义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的凯歌声中,出现了社会阶级的新的分化,产生了两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一个是农奴阶级,他们被剥夺生产资料所有权后,紧紧地被捆在人民公社的枷锁里,没有劳动的自由;他们以剪刀差、高征购的形式为国家提供了工业化的资金积累,自己却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日子里,连到外地乞讨的自由都被剥夺,以致死于非命者达3600多万人。 另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是随着历次政治运动而不断扩大的贱民阶级,即所谓“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受歧视,而且在就业、上学、出行、迁徙、婚姻、交友、通信等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剥夺了应有的自由权利,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名副其实的贱民,备受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对抗和斗争的形势大为改观,经济上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奄有半壁江山;政治上农奴阶级和贱民阶级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状态,得到了解放;
    
    文化和社会领域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相对于前28年,自由度、平等度都有所提高。总之,反垄断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正在稳步推进。虽然专制势力仍十分强大,民主主义力量屡遭打击,但社会毕竟在曲折地、缓慢地发展着。在这个历史进程里,胡耀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六)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胡耀邦(上)
    
     胡耀邦从1930年15岁时参加革命,到1989年逝世,始终认为自己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在加入共产党的时候,都宣誓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却规范了他们的革命斗争,只能是民主主义的。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土地改革,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所以他们就理念来说是共产主义者,而就实践来说,却不能不是民主主义者。胡耀邦当然也不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民主主义的时代。共产党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应该是运用已经取得的政治权力,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推进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的诺言。胡耀邦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工作的。
    
     1950年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在川北行政公署正式成立时,他率领公署全体工作人员举行就职典礼,并且郑重宣誓:“我们以至诚向川北人民宣誓,``````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和建设人民的新的川北而努力奋斗。”(《胡耀邦传》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这大概是政府领导人宣誓就职的唯一事例。固然,宣誓就职仅仅是一个形式,但它体现着就职者对人民的承诺和履行职责的保证,这就使这种形式具有了某种郑重的甚至是神圣的意义。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赖有许许多多的具体形式才得以维持的,宣誓就职正是一个重要的民主形式。不知道胡耀邦的这个举动是从哪里得到启示的,但从这个小小的事例中,却可以看到他的民主主义素质。
    
     胡耀邦十分重视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他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认认真真发扬民主,一是切切实实解决问题。在1950年6月召开的川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宣称:我们是人民公仆,只能站在人民之中,不能站在人民之上,要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倾听人民的呼声,监督政府工作,等等。对于群众的批评,他提出三条原则:一要热烈欢迎,二要坚决保护,三要负责查明处理。(同上,第180页、183页)
    
     在川北行署领导人员的配置上,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建设民主政府的良苦用心。29名行署委员,有15位是非党人士,教育厅厅长是民盟成员,商业厅厅长是资本家,工业厅厅长由起义将领、行署副主任裴昌会兼任,交通厅厅长是从三台县文教科科长任上直接提拔上来的青年干部。(同上,第185页、188页、191页)
    
     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中国社会在官方的宣传里被宣布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建立起来的是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对社会的全面垄断的制度,实际上却是由民主主义社会倒退为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贯穿于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期的,是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胡耀邦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衷心地欢迎“社会主义”的到来。虽然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和信赖,他认真地执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但在领导工作的实践中,却一再地表现出他的民主主义倾向。
    
     1957年春,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对党政机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有些还提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口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后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的第一波高潮,因为这些批评和意见、口号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性质。这个民主主义的高潮很快便转变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右派运动”。运动开始时,胡耀邦在7月16日率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他对国内反右派的形势十分关心,9月间回国时路经新疆,一到乌鲁木齐就给团中央打电话,得知团中央已打出不少右派,《中国青年报》100名工作人员中,打出了17个右派分子,还有好几个尚在待划之中。他大为吃惊地说:“损失惨重啊!”连忙指示立即刹车,等他回去再说。回到北京后,他才发现大势已定,自己无能为力。为此,他心中一直不安,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检讨自己对青年干部关心不够,帮助不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为民请命,是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直接冲击。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恼羞成怒,依仗他的威望,挑动与会者围攻彭老总。胡耀邦虽然同情彭老总,但慑于会上一面倒的形势,不得不在小组会上作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毛主席讲话,拥护“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毛泽东本来对胡耀邦比较器重,看了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对他的消极态度非常不满。胡耀邦后来曾对人说:“庐山会议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我坐了冷板凳哩!”(同上,第305页)
    
     1962年7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赴任以前,他参加了7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前一个会上批判了“单干风”和“翻案风”。单干风是指有些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土地被垄断和劳动受限制十分不满,私自实行包产到户,得到邓子恢等领导人的支持;翻案风是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干部和群众,包括彭德怀在内,提出申诉,要求平反。这些动向正是呼求民主主义的反映,毛泽东则认为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在十中全会上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胡耀邦到湘潭上任时,首先就面临着贯彻反单干、反翻案和大抓阶级斗争的任务。他清醒地应对这些难题。团省委书记向他汇报时,他说:“现在有个情况,有些人对任何问题都提到阶级斗争上来看,比如有些大学生不服从分配,也说是阶级斗争问题。不能这样简单看问题,要具体分析。对青年要循循善诱,鼓励他们前进。”(同上,第354页) 1963年1月,他到浏阳检查工作,发现全县14132个生产队,有7298个队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分田单干,占51.6%。怎么办?反对单干风,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的,不可违抗;但包产到户又确实是有利于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的,下令禁止就违背群众利益。在这种两难的境况下,许多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考虑农民利益,雷厉风行,严禁单干,对于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则进行批判斗争。胡耀邦却不同,他一方面提出“坚决扭单干,认真办集体”;同时又强调,纠正单干的方法要讲究,步子要稳妥,不能强迫命令;如果有些农户经过再三说服仍然坚持包产到户,也应该允许。由于他的灵活通融,许多农户得以继续包产到户。“后来,大约30%的生产队坚持包产到户,个别地方搞了‘明集体,暗单干’。”(同上,第328页)
    
     胡耀邦在五六十年代的领导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陕西解救了大批被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把当地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发展生产上来。可是他自己却受到严酷的批判斗争。这是一幅因纠正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而遭到专制主义迫害的鲜明的历史图景。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当时全国处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陕西还要加上“肃清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反党集团流毒”,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格外激烈的地方,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批斗、被抓捕、被惩办。在省委试点的长安、西安、西乡三县,1964年逮捕六千余人,拘留五千余人,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660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4500多人,自杀身亡的364人。长安县的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有45 %受到处分,大队党支部书记76%被撤换。西安市一度打出九千五百多“投机倒把分子”。陕南县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被说成是剥削收入,要退赔。胡耀邦初来乍到,不便过多干预,但捕人和“双开”过多、夺权斗争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使他感到,必须首先刹住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根据他的建议,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三个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面上夺权暂停)的决定,遏止了运动中的迫害狂潮。(同上,第361页、362页)
    
     为了把干部和群众的注意力从阶级斗争转到生产上来,胡耀邦1965年2月12日在安康地区干部会议上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要放得更大一些,不要追究琐碎的小事;在领导生产方面要放得更宽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要搞得更活一些。他提倡活跃集市贸易,组织短途运输,在发展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地方工业。这些思想,反映了他为使农民摆脱阶级斗争的干扰,致力于发展生产而做出的努力。
    
     2月13日晚上,胡耀邦起草一份《电话通讯》,就八个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提出指导性的意见,经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们同意后,由省委办公厅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发到各地县。不料《通讯》中关于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竟被西北局领导人认为会引起“翻案风”。西北局从3月10日起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一连几天对胡耀邦进行批判,群起围攻,上纲上线。3月17日,胡耀邦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和肺气肿,住院两个月。出院后又在5月31日开始的省委工作会议上继续受到无理的批判。会议期间,叶剑英、张爱萍、张宗逊等到西安视察,以治病为名把胡耀邦带回北京。他人不在了,可是对他的批判还在进行,甚至还打出“胡赵(赵守一)李(李启明)反党集团”,一些支持他的干部继续受到长期的批斗与折磨。
    
     胡耀邦在陕西的百日奋斗、百日挨批,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内的专制势力对党内的民主主义力量的打击和摧残,是如何地不讲道理,不择手段。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的发展。个人独裁和专制极权,在这十年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任何抵制文化大革命、消除它的恶果的行动和措施,都具有反极权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
    
     1973年邓小平被重新起用。1975年1月,他被十届二中全会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接着,又被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他一旦大权在握,就雷厉风行地着手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秩序。7月,胡耀邦被派到中国科学院负责领导整顿工作。他在经过短暂的调查后,立即组织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在这个提纲中,他批驳了四人帮所谓中国科学院“长期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谬论,肯定建国以来科技事业的伟大成就和科技人员的贡献,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的界限、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整顿意见,指出学术的是非要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轻易下结论。提纲还拟订了“科技十年规划轮廓”,勾画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图景。胡耀邦在8月17日向邓小平报送提纲第三稿时附信说:“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邓小平让胡乔木组织于光远等把提纲的口气改得缓和一些,题目改为《科学院汇报提纲》,是为第四稿。接着,9月28日改出第五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
    
     邓小平本着“以三个指示为纲”的精神组织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汇报提纲》,加上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几个意见》,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路线图,虽然文件里没有一句话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实际上是挑战文化大革命的宣战书,是向着专制极权施放的三发重磅炮弹。它自然引起了专制极权势力的反扑。11月里,四人帮借刘冰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发难,批判“右倾回潮”,指责三个文件“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把它们说成是“三株大毒草”,印发全国批判。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所主持的全面整顿,是一次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大会战,激烈交锋的结果,是民主主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它留下的遗产是抹杀不了的。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特别是所谓的“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发行,拨亮了广大群众的眼睛,让大家能够分清是非,知道真理在哪里。这对于日后的改革开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七)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胡耀邦(下)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工作的十年,是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和民主主义者的最辉煌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贡献。李锐在为《胡耀邦传》第二卷所写的序言里,说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先锋人物”。(《胡耀邦传》第2卷,2008年11月征求意见本,第9页) 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继孙中山之后的最为伟大的民主主义的实践者。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在此后九年零九个月的岁月里,他的工作岗位从中央党校副校长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秘书长、主席、总书记,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建立了辉煌的业绩。特别是他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打下了牢靠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他的遗泽长留人间,永垂青史。
    
     平反冤假错案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都是从中央党校发端的。
    
     中央党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胡耀邦到中央党校莅任后,发现许多人怨愤不平,知道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中央党校一家如此。但他只能管中央党校的事情,要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就需要在舆论上下工夫。因此,他一方面部署为中央党校过去蒙冤的人甄别平反;同时,组织党校教师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接着,他又嘱人写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在1978年1月27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好了比较充分的舆论准备。
    
     即使是中央党校的案件,甄别起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人认为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才需要甄别平反,文革以前的案件,有些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不能平反。胡耀邦说:“我看不管是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定的,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就要平反。”(同上,第34页) 在他和冯文彬的推动下,中央党校对多年积压的163个案件和1385人的问题,逐一进行甄别平反,妥善处理。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正式到任的第一天,就在中组部的全体人员大会上说:我们面临着“积案如山,步履维艰”的局面,复查每一件冤假错案并落实蒙冤干部的政策,是我们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成立专门接待来访申诉者的接待组,要求组织部成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说,组织部的干部“一要有个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自觉性,二需要一种公道待人的好风气,三要有一股刚直不阿的正气”。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只要有可能就亲自接待来访者,批阅来信。据统计,他在中组部的一年时间里,共批了四千多件来信。(同上,第53页、52页)
    
     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和因循传统的习惯势力的顾虑、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遭遇了强大的阻力。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方针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披荆斩棘,迎风破浪,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他一再强调:“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凡是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1978年9月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宣讲了“两个不管”的原则。会议的主持者竟然下令在会议的简报上删去了这“两个不管”,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甚至把胡耀邦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同上,第61页、62页)但是,由于这“两个不管”适应了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满足人们对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期待,所以它仍然能够突破某些当权者的干涉阻挠,不胫而走,传遍全国,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强大武器。
    
     在众多的冤假错案中,对“右派分子”的改正具有特殊的意义。1957年,许多知识分子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提出大量批评建议,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专制性的方针政策及其不良恶果,建议则呼求民主自由,因而就这些批评建议的性质来说,有着明显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倾向。在毛泽东自诩为“阳谋”的大镇压之下,55万余(一说300万余)的知识分子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列入第五类人民公敌,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二十多年来,他们被迫劳动改造,在社会最底层忍辱含垢,许多人在超常的体力劳动和饥饿的双重折磨下死于非命;他们的家属也备受歧视,在社会生活中沦落为处处被另眼看待的贱民。他们是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的搏斗中的失败者、受难者,为他们改正平反,不仅具有伸张正义,还以公道的道德价值,而且意味着承认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民主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使所谓“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饰词,成为千夫所指的笑料。
    
     胡耀邦通过会议说服、典型开路、舆论宣传等方式,突破重重阻力,终于使99.999%的右派分子得到解放,恢复名誉。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中,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排除甄别案件的传统做法,不搞典型试点,内查外调,而是由各单位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在检查当年的反右材料的基础上,直接作出决定。这就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特别是公安部、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完成必要的手续,改正本单位划的全部右派,给全国树立了榜样,更有力地促进了这项工作。有的人担心全部改正,是不是太多了。胡耀邦义正词严地说:“是错的就要改正,不管有多少!当年猛批‘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啊!”(同上,第77页) 简简单单几句话,充分表现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英明、果断和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
    
     在胡耀邦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党持续不懈地进行了三年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不仅完全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数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文革’以前乃至建国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据中组部1983年7月的关于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的报告,这几年“清理‘文革’中发生的案件达30万件之多,复查建国前后的历史遗留案件更达110万。结果使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同上,第82页、83页)
    
     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实现,不仅解放了数以千万计的贱民,使他们可以挺起腰杆、扬眉吐气地成为平等的社会成员,从而,消灭了贱民阶级作为阶级的存在,铲除了不平等的重要根源,而且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新建立起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这是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一个成果的意义来说,把千千万万受专制主义打击、压迫的贱民从社会底层解放出来,是对专制主义的最实际、最有力的揭露、批判与反击;从后一个成果的意义来说,它为共产党反思历史、纠正错误,进而实现民主化,提供了鲜明的实例(可惜后来的发展却离开了这条道路)。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胡耀邦,没有他的睿智、决断、果敢,没有他的雷厉风行、义无返顾,这个历史性的工程是不可能这么迅速、彻底、全面地完成的。
    
     胡耀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推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人们比较多地注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所起的作用,这同媒体报道的侧重有关。我在这里只是从胡耀邦如何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角度作些回顾。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央党校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在12月10日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就指出:“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写出来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明确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这个草稿在胡耀邦指导下数易其稿,最后经胡耀邦审定,作为党史教学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八百多学员和几百名教职员,热烈讨论了十天。由于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这个草稿很快就被他们发回本单位,扩散到全国,为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做了很好的铺垫。可以说,在全党全国范围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中央党校讨论党史的十分自然的扩展与延伸。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1日、12日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后,首先激起了一些忠于毛泽东的当权者的强烈反响。吴冷西12日晚上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严厉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汪东兴也在17日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胡乔木甚至在6月20日跑到胡耀邦的家里,对他说:“真理标准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再争论下去,会造成党的分裂,要立即停止争论。”(同上,第92页、93页、98页) 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的领导人也发表意见,采取措施,批判、抵制这篇文章的传播和讨论。
    
     面对声势汹汹的责难,胡耀邦胸有成竹,冷静应对。他一方面继续组织发表文章,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几个月里,经他精心组织安排,发表了11篇与此有关的文章,如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吴江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6月3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阮铭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9月10日发表了王聚武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另一方面,他让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密切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及时提供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和各地的动态,同时,建立中央党校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的联系制度,形成理论界和新闻界的紧密合作。
    
     《实践》一文得到了叶剑英、邓小平的赞同,他们分别在5月29日和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各地党政机关和理论工作者不顾中宣部的禁令,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种种谬论。从6月25日到11月10日,四个半月里,有2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根据叶剑英的提议,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2月16日至3月27日休会),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者有理论、思想、新闻、文艺等各界人士160人,三中全会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负责筹备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次会议无疑是继续解放思想、深化理论认识的重要步骤。胡耀邦在会议第一天的“引言”里为会议定了方向:“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周扬在胡耀邦作了引言后传达邓小平的意见:“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同上,第114页、115页)
    
     会议参加者踊跃发言,对党的路线方针和理论指导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毛泽东的唯意志论、个人迷信等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批判。这就为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党内的专制守旧势力却无法容忍这个发展势头。胡乔木认为会议“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否定毛泽东”,形势比1957年“反右”时还要严重。这些思想解放的反对者充分利用了当时国内外的一些事件,如:有些地方出现的集会、游行、请愿、演说,甚至冲击党政机关;在波兰则有“团结工会”事件。他们蛊惑人心,游说煽动,设法破坏。邓小平本是具有两面性的人物,他既有倾向民主的一面,同时,作为已经居于高位的既得利益者,更有强烈的维护专制主义的一面。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由于胡乔木等人的蛊惑和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他的专制性战胜了民主性,对思想解放运动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在3月28日复会,邓小平在30日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大出胡耀邦和其他与会者的意料之外。他们本来希望他的讲话能够推进思想解放,使会议进一步深入发展。不料他却大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堵住了思想解放的闸门。这样一来,原定的大会讨论就无法继续了,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像四柄利剑悬在人们的头上,使大家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于是,会议用三天时间讨论邓小平的报告,不再安排讨论其他问题。原来计划由胡耀邦做总结,也改成“结束语”。虎头蛇尾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胡耀邦在“结束语”里不无遗憾地说:“我们这次会议究竟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同上,第132页)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到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是民主主义向专制主义展开大讨伐、并取得节节胜利的辉煌时期。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专制主义,从理论思想到政治体制,都受到了初步的揭露和批判。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二阶段,本来可以乘胜追击,彻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本质,帮助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从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精神枷锁里解放出来。但这个趋势却被四项基本原则闸住了,雄厚的专制主义势力终于又一次地压倒了民主主义。
    
     虽然如此,民主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初步胜利,仍然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的理论的基础。这个历史性的功勋和光荣,应该归于胡耀邦,他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指挥者,是当之无愧的主帅。
    
     粉碎四人帮后,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形成的两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是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其中,贱民阶级的解放有赖于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农奴阶级的解放则 主要是农奴自己奋起冲破人民公社的牢笼,夺回劳动权利,当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从而,开启了改革的门户。去年纪念改革开放启动30周年,人们都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说成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其实,真正的起点是农奴们的包产到户。胡耀邦支持这个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起点,在官方承认并进而推动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2月,他推荐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担任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在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时,他和万里、杜润生商议,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最后,这个材料以1980年第75号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国,这意味着官方对包产到户的认可,使包产到户成为一种合法的权利,使整个农奴阶级转变成为自由劳动的农民。
    
     在改革问题上,胡耀邦是全面改革的促进派。他1983年1月在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而不是犹豫不前。老是被动。”(同上,第107页)
    
     胡耀邦这个主张全面改革的高瞻远瞩的讲话,正好触到了反改革派的痛处。胡乔木不但不许新闻单位宣传胡耀邦的讲话,而且挑动陈云,发起了一场推翻胡耀邦的政变。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的会议上,陈云对胡耀邦提出十点非常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和邓力群如获至宝,会后立即跑到两个新闻界的会议上,把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向来自全国的新闻工作者传达。同时又提出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胡耀邦的问题,准备把他轰下台来。胡乔木甚至跑到胡耀邦的家里,假惺惺地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仿佛他已经胜券在握,胡耀邦马上就要下台了。幸而习仲勋等发现这个不正常的动向后,及时向中央常委报告,赵紫阳、叶剑英、邓小平出而干涉,才挫败了这场政变阴谋。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反映了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即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是何等尖锐,何等复杂。最后的结果,胡耀邦的位置虽然保住了,但全面改革的主张,却再也无法贯彻。
    
     胡耀邦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共产党员,在近十年的领导工作中,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两个老人(邓小平和陈云)的挟持,他在说话和处理问题时,不能不经常违背自己的意愿。但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他总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表现出明显的民主主义倾向。如:
    
     他支持经济界的意见,认为应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经营由市场调节。
    
     他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在1980年他担任中组部长的时候,多次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批判有些人还是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旧方针来对待知识分子。在1983年的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上,他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风气,并且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把这看成是‘基本建设’,并且是‘最基本的基本建设’。”
    
     在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他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补充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对于文艺工作,他提倡不搞审查,而以评论、批评来取代。1981年邓小平亲自指挥批判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高调批判。胡耀邦力求使批判降温,用一篇口气温和的文章,把批判结束下来。1984年12月,在谈到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时,胡耀邦说:“创作应有充分的自由,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有独特的风格,有独特的题材。”
    
     1983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胡乔木、邓力群借此发动了一场“反精神污染”的大批判,周扬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胡绩伟的人民性问题,《人啊,人》等文艺作品,以至雇工、贩运、烧香、跳舞、听音乐、看外国小说、穿裙子、梳辫子,等等,都成了“精神污染”。这是一次反对改革、反对理论进步、扼杀民主主义萌芽的政治运动。胡乔木就说:“精神污染问题,不止是思想问题,而且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人们惊呼:“文革又来了吗?” 面对明目张胆地破坏改革的狂潮,胡耀邦和赵紫阳联手抵制,使这个猖狂了28天的“小文革”无疾而终。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想把“反精神污染”引向“现实的政治问题”的图谋,终于没有得逞
    
     胡耀邦的这些民主主义倾向,无疑是同力求维护专制极权制度的政治势力互不相容的。1986年北京和几个大城市的学生运动蜂起,学生们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反对一党专政,许多老人主张严厉镇压,胡耀邦却提出要“冷处理”,对学生和一些推崇自由民主的知名人士采取宽容的政策,被老人们斥为“反自由化不力”,成为“自由化的保护伞”。结果,在一个不明不白的、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党法的所谓“生活会”上,胡耀邦受到邓力群和一些丧失理性的老人的围攻,被迫辞职。
    
     胡耀邦的被迫辞职,是中国民主主义的重大损失。两年半后,主张改革政治体制的赵紫阳也被逐出政坛,更使民主革命进程发生逆转。但是,民主主义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
    
     (七)简短的结束语
    
     胡耀邦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客观上,他为之穷尽毕生的聪明才智,献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业,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华大地还笼罩着专制主义的迷雾的历史时期里,任何一个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都不能不屈从这个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所有真诚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大概都处于这样的历史错位之中。
    
     共产主义在沉寂三四十年后再度出现,而且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和不幸。这个时候,东方世界的资本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从俄罗斯接过共产主义火炬的中国,都远比欧洲落后。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贫穷和愚昧把人民死死地捆缚在专制主义的祭坛上。如果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欧洲出现的共产主义,由于缺乏应有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得不流于空想乌托邦的话,那么,在更加落后的东方,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来引导革命,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也许,历史的讽刺就在于,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与民族,企图改变落后面貌的善良愿望就越发强烈。因而,在理念的选择上,很容易趋向于虽然高不可攀、却被认为是有可能迅速达到的目标。于是,通过暴力来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就成为革命家的最佳选择。但是,由于根本不具备实现这个理念的客观条件,结果不能不跌落在更加落后的泥坑里。共产主义并没有把俄罗斯和中国带进天堂,却引出了专制主义的魔王。在这个历史事实里,渗透着多少血和泪的教训啊!
    
     当然,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牺牲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奔走呼号,浴血战斗,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壮烈凄美的活剧。当共产主义在西方和东方两度掀起传播和实践的高潮时,许多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个崇高而虚幻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他们为寻求社会的美好未来而奉献自己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钦佩和敬仰。但是,共产主义目标毕竟只是一个混杂了幻想和理念的“太虚幻境”,它实践的结果,或是向民主主义前进,或是朝专制主义倒退,往往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后人只能根据他们实践的结果,来判断他们的是非功过,对胡耀邦也不例外。
    
     胡耀邦的辉煌一生、特别是他在当政的十年里的实践表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为中国的民主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足可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媲美。
    
     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胡耀邦永垂不朽!
    
     2009年2月24日完稿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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