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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耕:躲猫猫事件中的官民博弈—三评丹凤县公安局躲猫猫事件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1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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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发生在我家乡丹凤县的“躲猫猫”事件以公安局长以下7名警察的锒铛入狱暂告一段落,在沦为阶下之囚的7名警察中,一人是我的朋友,另一人还是我的亲戚。事件发生在我的家乡,涉案当事人中还有我的亲友,我对该事件的感触和体会自然不少。现在事件已告一段落,在警方躲藏与民众追寻的对抗游戏中,看起来民众一方暂时胜出,这当然值得高兴。但在我看来,整个官方躲藏与民间追寻的博弈过程,则更值得人们思考。
    
    一、究竟是那些人在躲藏?
    
     也就是说,在参与“躲猫猫”游戏的躲藏一方中,都包括了那些具体角色或具体的个人?是那些具体人员在与民众对抗?从官方抛出来的7人名单看,躲藏一方的角色包括了主管公安局全盘工作的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县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纪监书记、刑警大队长、大队指导员、刑警第4中队长和两名警察。在已经被刑拘的这7人中,局长、纪检书记和大队长的涉嫌罪名是玩忽职守罪,大队指导员等4名警察的涉嫌罪名是刑讯逼供罪。在官方拿出的这个豪华躲藏7人组中,3位高阶官员对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其他4人对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这给外界的想象空间是,这4名警察对19岁男生直接实施了刑讯逼供,导致男生死亡,而3位领导未能及时制止和纠正部下的违法行为,构成玩忽职守。
    
     如果事实真相的确如此,那么一定是具体实施审讯的警察,在发现犯罪嫌疑人死亡时,首先想蒙混过关,这是躲猫猫游戏的开始。领导一定非常生气,严厉追问,而具体承办案件警察一定心虚气短,支支吾吾。等领导弄明白真相之后,马上想到,如果此事公开出去,一定会对自己不利,脑海里闪现的第一念头,也是如何躲藏。但到了公安局领导这一级,需要躲藏就困难得多了。首先要安抚死者家属,别走漏风声,别把事情闹大;其次是如何对上级汇报,不汇报肯定不行,但如实汇报更不行;接着是如何走法律程序,出了事情,只能报告检察机关,但在报告的同时,一定希望检察院仅仅走个过场,把法定的调查程序当作一个掩盖事实真相的过程;最后就是如何对外界封锁消息,不能让媒体报道,不能让社会公众知情。如果在这四个方面的躲藏都是成功的,则天下太平,盛世和谐。当然,死者家属一定也会得到一点经济赔偿,办案警察也许会受到内部处分,领导可能还趁机从办案警察那里捞些好处以换取对其的从轻发落。按照这个成功的躲藏模式,以中国之大,不知有多少的类似事件,都一个接一个湮灭在黑暗之中了,进入公众视野的,只是少数躲藏失败的案例。这也是刑讯逼供在各地公安机关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难道躲藏一方真的只有上述7人吗?县公安局内部的有关人员,尤其是局级领导班子成员想到,一旦此事曝光,必然损害本局形象,累及对本局各项工作的考核评价,这必然会给本人的升迁、调动和其他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他们当然不希望此事曝光;在公安局之外,检察院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应监督有关执法机关依法执法,公安局出了这么糟糕的事,自己难道真的没有监察责任?如果认真调查,并如实公布真相,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是参加到躲藏一方,还是行使国家法定职权纠出躲藏者?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困境。再上一级,到了丹凤县政府和县委,从一个县的层面看,只是你公安局出了问题,但从丹凤县之外、在他们的上级领导来看,这是你领导的丹凤县出了问题,这就是你这个县长和你这个书记的责任。巧合的是打死19岁男生的3月8日,正值新任县长走马上任。新县长也许无“猫”可躲,但实际行使一县统治权的县委书记,无论如何不能与发生在本县的事件脱离干系。在事件调查结束之前,也许检察机关和县级领导真的不知道真相,但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当然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三十六计,躲为上计。再向上一级、甚至两级,到了市、省的层面,官员们的心态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对发生的事情十分恼怒,一方面怕火势蔓延,殃及己身。对县、市、省等级别的官员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把事态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由自己来决定如何处理。在下级官员眼里,他们是追寻真相的人,但在民众眼里,他们也是遮蔽真相的乌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发生在县级公安局的躲猫猫游戏,虽然目前只拿出7名警察示众,但实际上参与者众。想躲猫猫的,不仅仅有具体办案人员和本局领导,在他们之上,实际上有一个体系庞大的梯级官僚队伍,他们也不愿让所谓“负面事件”曝光,因为这会损及他们的仕途和利益。民众要追寻真相,纠出猫腻,必须借助更大的外部力量。
    
     二、游戏双方力量平衡如何打破?
    
     “媒体一旦曝光,事情就麻烦了。”这是从事件现场最初传出来的声音之一,也是有关官员的心声。在事情暂告一段落后,又有官员总结说:“这次最糟糕的就是媒体炒作,弄得满城风雨,让事情不可收拾。”
    
     从躲藏一方的总结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躲藏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媒体曝光。
    
     具体到丹凤县的躲猫猫事件,关键是3月16日《华商报》的首次报道,正是这个突破性的首报,打破了游戏双方的力量平衡。3月8日犯罪嫌疑人猝死,3月12日死者家属在县政府门前聚众哭闹,把事态扩大。但此时,整个事件仍局限于本县范围,不管死者家属聚集多少民众,哭闹如何激烈,态度如何坚决,“猫猫”都不会自己举手投降,甚至还可能祭出《治安处罚法》来伺候哭闹者,因为事态仍处于该县统治权的控制范围。当时本县最高官员的决策一定是“把事情控制住”。这从县政府迅速与死者家属谈判,给予经济补偿、答应尸检、承诺查清真相、要求死者家属尽快埋人等等,就可以看出。但3月16日《华商报》率先报道,其他平面、电视媒体迅速跟进,国内外众多媒体记者蜂拥而至,甚至长期驻守,实时等待事件进展,尤其是互联网媒体的信息传播,更让发生在一个偏远、闭塞小县的事件,以最低成本和最快速度传播,升级为全国范围的公共事件,从而脱离丹凤县统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次事件中,所有有利于民众一方的转化,都发生在3月16日之后。更有意思的是,3月18日宣布16日已对纪检书记刑拘,但知情人向我透露,其实3月17日该人为了把事情捂住,还自己驾车在各处游说。之所以将“日期前置”,实际上是官方心虚的表现,想表示“我们不是在媒体曝光后才调查处理的”。
    
     直到这个时候,县级官方仍按照过去的习惯思维在操作事件,以为盖子还能捂住。但更高级别的官员这时有了危机感,意识到如果把事情继续捂下去,将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可能危及自己的官位。他们敏锐的嗅觉,从广泛的媒体报道中,嗅出了不祥的味道。他们确切地知道,在舆论的背后,是民众巨大的、绵延不绝的滔滔力量。这个力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也非他们手中所掌控的统治权力所能够对抗的。正是上级官员的这种心态变化,促使躲猫猫事件向民众有利的一方转化;而官员心态的变化,则是民众力量公开展示的结果;民众力量的公开展示,则凭借的是媒体公开报道和互联网的公开表达。只有表达出来的民意,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民意,只有公开展示出来的力量,才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正如煤层在地下不管埋藏多少年,也不会带来任何能量。任何一个公民,如果单独来看,其力量不免弱小,但众多公民的力量汇聚起来,则可以把公共权力置于自己的有效控制之下。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公民力量必须有合法的展示方式,公民的意见必须有公开表达的渠道。比如像丹凤县躲猫猫事件一样,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能够为民所用。
    
     在民众力量公开展示之后,官员们哈姆雷特式的困境不存在了,他们终于知道自己该如何做出选择了。上级官员出于自保的本能,要与下级官员进行切割了,在明显腐烂的肉和未腐烂的肉之间切一刀下去。这就有了3月21日商洛市委的紧急常委会,会议决定改组丹凤县公安局领导班子,其领导权由“空降部队”接管,同时宣布副县长兼公安局长阎耀峰停职。于是有了3月22日其他5名警察的投案自首和被抓捕,于是有了3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尸检结果、宣布了阎耀峰等七人的涉嫌罪名。至此,给了追寻真相的民众一个初步交待,事态也总算得到了控制。这一刀切得非常精准,避免了腐烂进一步扩散,成功保住了邻近的肉体。今后不论如何处理,都将局限在这一刀划定的范围了。有了这豪华“7人躲藏组”作为民众的箭靶,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也好,更加广泛和持续的公众追问与批评也好,都不会再伤及其他。
    
     三、那些人对公共权力更不信任?
    
     在关注家乡躲猫猫事件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越是接近公共权力的人,越是不相信公共权力。
    
     问题起因于对事态后续进展的不同预测。从发生公安局打死人开始,我作为体制外公开批评政府的人士,对该事件每一步的预测都是对的,而家乡那些和官方保持一致立场的体制内人士,对事件每一步的预测都是错误的。比如3月9日得知人在公安局被打死,我就断言,此事一定捂不住,最终要曝光,但家乡体制内人士表示,官方应付此事手法多得很,一定会捂住的;3月12日死者家属在县政府门前哭闹时,我断言一定会有媒体介入报道,家乡体制内人士表示,来多少记者,政府都有办法收买安抚;3月16日媒体报道之后,我断言,打人的警察一定会被抓捕并判刑,公安局的局长或其他官员一定会丢官下台,家乡体制内人士表示,一定会在内部处理,最终把事情捂住;3月18日宣布对纪检书记刑拘,我断言这只是开始,更多的刑拘还在后边,家乡体制内人士表示,事情到此为止,风声一过,纪检书记又会官复原职或者换个地方做官;3月22日报道县公安局领导班子被改组,局长被停职后,我断言事情的盖子马上就会揭开了,参与刑讯逼供者很快就会被抓捕起来,家乡体制内人士仍表示,公检法是一家,换了谁来处理,都会偏向系统内部的人,事情的真相最终不会公开。
    
     把我和官方内部人士的分歧概括起来,其实就是我对官方行为仍有基本的预期,而官方的工作人员自己对其身处的体制缺乏最起码的信任。体制内的、始终与官方立场保持一致的人,会对体制的行为做出错误预测,而远离体制的、总是对官方持批评态度的我,反而可以相对准确预测官方的行为。原因究竟何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奇怪现象?
    
     这当然有个判断力问题。家乡是一个偏远闭塞之地,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缺乏应有的敏感性,不免习惯于用过去事物的尺度来衡量未来。他们也许见过对很多类似事件的处理手法,熟知官方会如何处理,也熟知固定的处理结果,不相信区区小民闹腾几下,就能翻过如来佛的手掌心。总的来说,他们深知躲猫猫一方具有的实力,而且他们知道的也大致不错。但他们忽略了寻找真相的民众一方的日趋成熟,比如权利意识的觉醒、对法律常识的粗略了解、对官府的内心恐惧越来越淡漠等等,尤其忽略了互联网诞生后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有互联网存在,就意味着世界上再强大的官府,也无法只手遮天,做到绝对的信息封锁,就意味着哪怕发生在任何一个偏僻角落的事件,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一旦事件脱离地方当权者的控制范围,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博弈限制在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域内,该区域的官府肯定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但如果超越这个具体区域,官府的力量不再增加,而参与博弈的民众的力量则以几何数级放大,使原本充满自信的官府,突然觉得心虚气短。事件局限于本行政区域内,本级官方觉得自己的官位是头等大事,自己的面子和威严也是一件大事,岂能轻易认输。但事情如果被放大为公共事件,在一个更大的行政区域的上级官府眼里,与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相比,事件发生地官员的官位、面子和尊严,都不再是一个问题了,都不再是不可牺牲的了。事实上下级官员对此也心知肚明,我家乡的躲猫猫事件发生后,当地官府最初的全部努力,都是在避免这个不利结果的出现,只是在最后仍然事与愿违,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身处官府之中,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他们对体制的恶习了解得更多、更充分,对体制内的各级官员的行为习惯、思维模式、办事逻辑等等也更了然于心。在一篇希望公开传播的文字中,对这一点不宜展开评说,点到为止。一言以蔽之,正是这些身处体制内的人,更知道这个体制的行为逻辑。也正是这一点,使他们不能像我一样从更加超然的立场来观察问题,妨碍了他们对身边事物的准确判断。但话说回来,我因为远离体制,身在山外,虽可见庐山面目,但毕竟对山的内部结构和具体状况缺乏最直接、最切身的感知和了解。这种外部观察角度,虽使我对具体事件的预测判断侥幸胜于体制内人士,但对体制自身在内部正发生着的腐烂、败坏的感受和了解,可能远远落后体制内人士。他们每天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们不再相信体制会有任何进步或积极作为,与其说是他们对自身所处体制的不信任,还不如说是他们对这个体制的彻底绝望。
    
     应该说他们的这种感受也并不错,他们依据自身感受对事件做出的预测也并不必然出错。这次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促使上级官府心态及时发生变化,那么对事件后续发展的预测,出错的可能就是我了。家乡体制内人士在这次事件中流露出的心态,使我想到,不稳定因素不一定全部来自体制外的批评者,反而是滋生于体制内的这种彻底不信任,才是现行体制更不稳定的因素。
    
     2009-03-31
    
     (本文已首发《公民》月刊第26期)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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