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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庾华重庆大学讲座简讯—新中国历史若干热点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10日 来稿)
          
    来源:乌有之乡 施晓渝‏来稿 作者:袁庾华
     (博讯 boxun.com)

    4月4日下午,民间国史问题研究专家袁庾华老师前来重庆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新中国历史若干热点问题》的讲座。就朝鲜战争、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三个主要的历史问题开展了精辟的论述。    
    
    1、朝鲜战争 从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来看,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朝鲜战争,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就这一问题,老石着重强调了这次战争对于稳定新中国安全形势、反击敌对侵略势力、确定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意义。同时,针对目前夸大朝鲜战争负面影响的“不该打”或“代价大”的观点,他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美国侵略朝鲜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侵犯,如果放任朝鲜战争不管,不仅无法给予朝鲜人民以支持,而且连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都会受到巨大的威胁,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也会面临严重挑战。毛主席在当时曾说,“打得一边开,免得百边来”。如果这一方面不敢打,那么就会招致全面进攻,如果不抓住主要矛盾着手解决,那么所有的矛盾都无法剞劂。这次战争,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使中国人民在遭受100多年外族欺辱之后重新扬眉吐气。这次战争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几个军舰,八国联军几国联军,就敢来中国横冲直撞,这样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    
    
    2、大跃进 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上另一件颇受争议的重大运动。也是今天讲座着重讲述的一个问题。对于这场运动,袁庾华老师反对目前流行的、人云亦云的否定说,反对不加辨析的,简单的给这次运动帖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他认为,只有通过对这次运动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辨证的研究,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尽管大跃进过程中存在着某些问题和失误,但这次运动的积极方面和卓越的成就是无法否认和抹杀的。大跃进运动为新中国在经济,教育,环境,水利工程等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袁庾华老师列举了众多历史数据和事实证明了这一观点,仅以水利为例,就可以看出,1958年4个月的水利工程建设量就达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水利工程的一半。同时,他强调,这次运动背后所反映的,不仅是巨大的物质上的经济成就,这也是亿万劳动人民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的体现。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象这个时代一样劳动人民对国家和自己的事物拥有如此多的控制权,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劳动的热情和创造力能得到如此彻底的发挥。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如此丰硕的成就。 对于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袁庾华首先强调,必须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必须正视、承认并敢于批评它。但是,另一方面,批评并不代表可以胡说,不代表可以把出现的问题夸大的荒唐的地步,更不代表由此可以将一切错误归罪于某个领袖或劳动人民身上。恰恰相反,这些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某些一线的领导干部,是他们为了宣扬政绩,容忍甚至教唆基层浮夸的。关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袁庾华老师用全面的详细的历史资料和数据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和批判。他讲到,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纯粹的数字虚构。是一些人污蔑、抹黑新中国历史的罪恶行经。 他讲到,那个时代一般都是多子女家庭,一个家加上主要亲戚就有十几口人,全国人口六亿多,如果饿死了几千万人,那就意味着平均每一家的亲人亲戚中,都应该有饿死人的回忆。袁庾华老师说,他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讲学时,曾问过在场的几百个师生,他们的父辈爷辈亲人亲戚中有没有饿死的。另外,当时三年全国人口总死亡数才三千多万,而这些重灾区全部人口也不过此数,如果饿死三千万属实,那么为什么会没有出现无人县、无人地区。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极不负责人的摸黑历史的说法。 袁庾华引用侯扬文的人口统计文章讲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均寿命是34岁,当时世界人均寿命是47岁。到毛主席去世时,中国的人均寿命是67岁,当时世界是58岁。这样辉煌的纪录恐怕是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也同样可以说明上述问题。
    
    此外,老石老师在这次讲座中还谈了与大跃进相联系的,1959年庐山会议中一些被人们有意隐瞒的史实:主要是苏联煽动政变,搅乱了会议原定的方向。    
    
    3、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化大革命袁庾华老师讲到,总地来说,文革不仅作为一场历史事件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作为未来社会的一次预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从世界形势上看,文革不是一个孤立的、一国范围内的运动,它和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黑人运动和反战运动等都具有类似的目的和意义,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其次,文革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官僚机器,代之以真正的群众运动和人民权力是对马克思“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掌握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杰出实践,文革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财产或其他限制的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是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它直接继承了1870年法国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在20世纪以更加波澜壮阔之势再此上演。再次,文革对未来的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都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演。如果说马克思在1848年的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文革则以一次巨大的社会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论断。人类并不是永远需要巨大的官僚机器和无数的垄断权威,人类可以自我解放,可以以完全的自由和民主来代替。文革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虽然说这次运动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问题,虽然它并不让人完全满意。 袁庾华老师讲完后,在场的听众还就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历史价值的现实意义,国外媒体及民众对毛主席的评价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和市场的问题,和老师进行了广泛讨论。   。。。。。。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那样——“使历史人物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今天,我们再此回溯那些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是在“对”与“错”之间做出选择和评价,也不是单纯的空洞的地过去进行追忆和怀念,更不是为了要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通过回溯历史,来为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寻找依据和提供经验。历史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传统不可能永远延续,虽然过去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形势不会再重演,但是它也绝不会轻易地进入历史的古董房。当新的历史人物从过去吸取足够的营养并开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他就会发现,这不过是执行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遗嘱罢了。对于现在的青年学生,这份遗嘱也许远比怀旧的历史相册要珍贵的多,也要有意义的多。 
    
    4月4日上午,袁庾华老师和一些青年朋友们前往重庆红卫兵烈士墓祭奠了文革中的死难者.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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