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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精英陈子明: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03日 转载)
    
    来源:《人与人权》
     (博讯 boxun.com)

    
    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
    
    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增加了二、三个百分点,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如丧考妣,忙于应付。而在中国,失业率增加了五、六个百分点,政府居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在“两会”上作秀、讲漂亮话。其中的奥秘可以一言道破,因为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用新近网络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算个屁呀!” 虽然在毛泽东著作中有许多“社会平等”的话语,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征。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奴隶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不胜枚举。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产党丢了农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而被打入“冷宫”。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被视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压榨对象,从来没有享受过公民的待遇。在选举权上,四个农民顶一个市民的法律,公然实行了几十年。在最起码的生命权上,农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据文革后公布的数据,由于毛泽东亲自“挂帅”领导“大跃进”,导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粮食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粮食减产的后果基本上是由农民承担的。在1958—1962年期间,城里人只是尝到了饿肚皮的滋味,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万。笔者一代人下乡插队期间,常常听到贫下中农一“忆苦”就控诉那几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图骂“解放前”。由于城里人对于大饥荒的感受不像农民那么深,现在居然有不少“愤青”说,从来没有听家人提及“饿死人”的事,“大跃进”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是反毛“右派”编造的谎言。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一度把经济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后者为毛“擦屁股”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拿农民工开刀,把两千万刚刚进城的农民重新赶回乡下,让他们在农村自生自灭,而政府则摆脱了社会保障和救济的职能。由此看来,中共党内的所谓“两个司令部”,在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大部分还是“萧规曹随”。 笔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分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中的大头,就是农民工。 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个“类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孙立平语),即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经过几千万人的“下岗”高峰和几千万人的退休高峰,这个“类中产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其中建筑业占80%,加工制造业占6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业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时以上的占22.50%;工资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间,还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参保率更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被辞退的,就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政府以及为官方代言的学者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工失业不要紧,他们是有“土地保障”的,失业了还可以回去种地。最近农村问题专家秦晖和于建嵘经过调查,反驳了这种说法。首先,大部分的农民工已经无地可种(已被重新调整或主动出让他人);其次,大部分的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地或者已经不会种地了。所谓农民工回家种地,纯属对不明真相的城里人的一种“忽悠”(在网上调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网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认为“农民工出路”是“从事新兴农业”,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自主创业”,只有13.27%的人认为是“继续返城打工”)。而据白南生调查,真正回家种地的只占十分之一。现在地方领导一讲话,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送回去,当作了一个负担,对于这些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完全没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农民工送走,他们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秦晖指出:“这个危机一来,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我们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把他们弄回去,现在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个来转,不许他们处置土地,不许他们如何如何。还有一个,所谓农民工失业和城市里失业,归根结蒂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既然你强调公共服务应该是普惠的,事实上他们很多人也回不去,当然就要逐渐解决。世界工业化的条件下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两亿人,但是在六亿多市民和准市民中,依然是个少数,而且是没有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弱势群体。当年梁漱溟就说过,城里的工人有工会,资本家有工商联,农民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农会(农会在完成“土改”使命后就取消了)。现在的农民工背后既没有农会,也没有工会,是无依无靠的社会孤儿。因此于建嵘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要看到农民的市场和农民的利益表达,我的看法是要建立农民工会,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工会,这是农民的组织,要建立这个东西。”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看到,由于1992年以后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国家“镇制”机器对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超强压迫,“老工人阶级”被消灭了,“新工人阶级”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社会几乎被市场力量所吞噬。波兰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既然是“自我保护”运动,首先要靠农民工自身的觉悟、动员和奋起;然而,社会其他阶层对于农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联合行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不断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才能减缓农民工和农民在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也才能在经济复苏后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繁荣果实。
    
    2009.3.17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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