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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刘老反”/李一车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31日 来稿)
    刘立民同学离世已有数月,我心中对他的怀念却没有减退。一个既乐观向上、又愤世嫉俗,既自奉节俭、又乐于助人,生活那样简朴,精神又那样丰富的人,就这样走了。这些天,白天在实验室里工作时,晚间上床待眠时,他常常走进我的思维,搅起我的思绪。清夜梦醒,想起六年的同窗生活,想起一起度过的文革惊涛骇浪,不由得神伤泣下。
    
     那年我们十八岁 (博讯 boxun.com)

    
    1963年我进入北大时,大多数同学都是十八岁。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群大孩子。那年河北大洪水阻断津浦铁路,待到铁路通车我从南京赶到北京时,开学已过一周了。我到校报到,高年级同学帮我办好入学手续,带我去宿舍楼(那时叫41斋,这个“斋”字让我很久不能适应)。由于铁路运输尚未恢复正常,托运的行李未到,随身带的只有一个提包和脸盆。晚上熄灯后同学们都睡了,我独自坐在上铺,身下只有一块凉席。第一次离家生活使我惶惶然不知所措。这时一个同学忽然醒悟我没有铺盖,立即起床去别的宿舍借被子。在一个新的、陌生的集体里,我感到同学的关怀。第二天有同学将我的情况报告给班长刘立民,他跑过来问我缺什么,有什么困难,又介绍班上的情况。这是我与刘立民的第一次接触。
    
    刘立民做了两年班长,三年级又选为团支部书记。虽然他一直是个班干部,却没有一些学生干部爱摆的架子。平常聊起天来,嬉皮笑脸,百物不禁。他高中毕业时,高考复习烦了,跑到外面去捉蛐蛐玩,被他姐姐臭骂一顿。二年级时,班上几个男生剃了光头,按现在的戏说就是“光头党”。那时当然不敢这么说,政治上太敏感了。“光头党”很想壮大声势,拉人入伙。每逢此时,我等想保有头发的人只好落荒而逃。有一回刘立民与“光头党”打赌,赌注就是输了剃光头。他输了,剃了光头。他的光头园溜溜的,从此得了雅号“鸡蛋”,叫得更响的是英文“Egg”。刘立民完全不以为忤,高高兴兴地答应。
    
    我们每年换一次宿舍,同宿舍人也打乱重排。三年级开始,我和刘立民搬进41斋417室,同室还有罗英铭、黄孝华和王炽发。那时虽然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国际上反帝反修,国内反修防修,我们的正常课业尚不受影响。有些政治敏感的同学,已经在悄悄地打探对我们学生保密的北大社教运动。干部子弟同学中开始流传“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说现在的教育制度如何要不得。懵懂如我辈者仍然过着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我们在417室一住住了四年。只过了两个月正常读书生活,就被糊里糊涂地赶到大兴县搞了七个月农村社教运动,又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北大狂风暴雨的文化革命,一直到副统帅“第一个号令”把我们赶到汉中分校。
    
    卷入文革的漩涡
    
    我们被动地参加了农村社教运动,损失了大半年宝贵的学业。等到我们赶回学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除了被打倒的“陆平黑帮”,我们大家是“咸与革命”了。“八一八”以后,红卫兵杀上了政治舞台,以东纠、西纠和海纠为首的中学生红卫兵开始了凶残的“破四旧”运动。他们大搞打砸抢的行为让我们这些大学生十分惊讶。我们是经历过农村社教运动的,自以为搞运动还是要讲政策的,不能这样胡来。当我们介入了一点海淀镇社会上的事件后,发现自己倒是快要成为革命对象了。
    
    正好全国大串联起了头,还是出去瞧瞧吧。刘立民、魏启元、夏健祥和我四个人决定一起走。大概是八月二十五、六日下午,我们三人一起赶到北京火车站附近的魏启元家。见了魏启元,魏说别忙走,刘平打来电话了,说要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把魏启元骂了一顿:带上女生多麻烦!一会儿来了三个女生:刘平、左伯莉和吴紫燕,都跑得气喘吁吁。七个人叨扰了魏家的一顿饭方才上路。到了北京站,站前广场人山人海,车站里也是人满为患。我们在站里到处乱闯,终于获悉待发的火车在北京东站。我们到东站溜进空荡荡的列车,打了一会盹的功夫,列车启动开进了北京站。我们的大串联就算开始了。
    
    一路上我们经过郑州、西安、铜川、延安、西安、武汉、上海、南京,再回到北京,三个星期转了半个中国。我们七人的串联队经济上实行共产主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乘过不花钱的火车与花钱的长途汽车〔去延安〕;睡过铜川的汽车站,武汉的小树林;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在长途汽车上打架救下了一个陕北姑娘的大辫子;在延安县委招待所跟县委副书记谈话弄得他忐忑不安;在西安为受迫害的学生打抱不平傻乎乎地参加了两天绝食。种种事件的主导者常常是刘立民和魏启元,别人跟着跑龙套就行了。
    
    等到校内分裂成“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派,打得不亦乐乎,学生文艺社团也分了家。 “万岁纵” 当起了井冈山兵团的吹鼓手,有乐队、合唱队和舞蹈队。我的大提琴和刘立民的低音提琴提供了乐队的低音部(当然两个人的低音部是弱了一些)。对付低音提琴既要有乐感又要有体力,刘立民在这两方面倒是都胜任愉快。“万岁纵”排练了中直文艺系统的“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自编了“红太阳照亮全世界”大歌舞。不仅在校内为井冈山做吹鼓手,还在北京市内到处演出,甚至远征天津,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世界革命不辞劳苦。私下里说,也是为枯燥的生活找点乐趣。
    
    “陈齐程刘”案件
    
    北大、清华的文革从文斗打到武斗,这架打得谁都劝不开,连伟大领袖都没辙,只好废了五大学生领袖的武功,派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让“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了。学校的混乱结束,我们的自由也丧失了。全校师生在工、军宣队的领导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们技术物理系1763班的程汉良、刘立民和化学系0363班的陈醒迈、齐菊生被立案审查,称为“陈齐程刘”反革命集团,是北大数得上的大案。年轻人思想活跃,看到文化革命搞成这样,当然有许多疑问。少数思想独立者对照马克思主义著作,更觉得文革中的种种现象不合理论,要问一个为什么。工宣队在全班同学大会上宣布程汉良、刘立民等组织反革命集团,攻击文化革命,予以隔离审查,限期交待,不得参与班级活动,不得与同学交谈,不得外出,外人来串联的立即扣押。我们并未被告知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因为“反动言论不得扩散”。
    
    看到日常亲密相处的同学落到这等地步,自然为他们着急和不平。我在宿舍里乘无人之际问刘立民,他说0363那边还抗着呢,现在不能说。等到工宣队的攻势见效,攻守同盟瓦解,刘立民说,再顶下去也没用了,我会把我的想法写成交待材料,一来梳理自己的思想,二来争取宽大处理。我问他:你们对文革到底怎么评价?他看着我,一字一句轻轻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他说得很小声,我听得却如同一声惊雷!“统治集团”和“权力分配”这类词汇,通常是用在国民党和帝修反身上的,怎么能说党内路线斗争是统治集团分配权力?他说:我会把我写的材料给你看的。他每写完一篇,就偷偷地塞给我。我等到宿舍熄灯夜深人静时,钻进被窝里打着手电一页一页地读,第二天再还给他。他在材料里讲了他们在外地的调查所见,幕后人物对前台各派的操纵,在革命的口号下的交易。他们对各级领导人以至伟大领袖的言行都作了不客气的批评。等到读完了全部材料,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有些看法我同意,有些不同意。他笑笑说:我估计你会这么说,多读点马克思吧。那时在中国能跟毛泽东思想抗衡的理论也只有祖师爷的马克思主义了。可是,谁读了马克思谁就要倒霉。这中间出了什么错?“毛选”已经读过多遍,都读不出新意来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已经革到一无所有的学生头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已被用来瓦解挨整的师生的意志,可杜聿明本人却好好地丝毫不受冲击。我也开始读“马选”。
    
    转眼到了春节除夕。北京同学回家过年,外地同学只能在校过了。刘立民虽是北京人,却不准回家。我们宿舍几个人开了一瓶葡萄酒,一起吃了晚饭,算是过年吧。当晚只有我和刘立民在宿舍,主管我们班的工宣队员小刘带人闯进来,板着脸对他说:刘立民,带上你的铺盖跟我们走!刘立民镇静地收拾铺盖,没说一句话。我的心里顿时冒出火来,心想这是干什么!大年三十晚上抓人!可是发脾气于事无补,弄不好把自己也牵连进去。只好开门走出宿舍,压着愤怒在走廊里生闷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人带走了。
    
    以后的几个月里,同学们都不知道刘立民关在哪里,参加专案组的同学也不敢泄漏机密。有一天有人敲门,我打开门,眼前是个陌生人找刘立民。想起工宣队的“扣押找刘立民串联的人”的命令,看看走廊里前后没人,我压低声音说:刘立民被隔离审查了,上面命令扣押任何来找他的人,你快走!那人大惊,立即掉头而去。
    
    形势越来越坏。我们天天在自我批判,却没有人肯干出卖同学的勾当。工宣队很恼火揭不开我们班的阶级斗争盖子,打击“陈齐程刘”集团在我们班的“反革命外围”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上面换了二七机车厂的工宣队员杨逢海来班上主管工作,力求突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来的当天就奉命在全班大会上宣布把两位涉案的女生隔离审查。同学们心里都凉飕飕的,不知道下一个倒霉的是谁。风闻整人的名单已经出炉,就等着按部就班一个个地抓了。眼看着0363那边如同暴风骤雨,反革命抓了一大批,“小白毛”李人杰上吊自杀,都觉着这回是在劫难逃了。谁知老杨开完大会,就逐个宿舍找同学谈话了解情况,态度温和,语气关怀。我们也都谨慎地为两位女生辩护,并未心存侥幸。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在同样的全班大会上,老杨撤销了两位女生的隔离审查。当时的政治形势是越左越革,谁敢逆势而行!老杨竟然力抗潮流,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仗义执言。班上肃杀的政治形势骤然改变,寒冬腊月里感到一股暖流,悬在半空中的心回到了胸腔。待到八三四一部队进驻,替换闯了祸的六十三军和工宣队,老杨跟大家辞行时说,当初听说我们班阶级斗争复杂,自告奋勇来的。这么多天相处下来,觉得言过其实了。同学们都很好,都很配合工作。工作中有不当之处,请同学们提意见。杨师傅!你阻止了我们班“阶级斗争”的风暴,你救了我们,我们还能有什么意见?
    
    进驻北大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实际掌权的是六十三军。军人大老粗没搞清楚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以为越左越好,几个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整了一千多个专案,逼死了三十多个师生,包括翦伯赞夫妇。大违伟大领袖树立北大、清华两校做整改的样板,以期结束文革的混乱状态的初衷。此时已近“九大”,不能再乱下去了。伟大领袖的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开进北大收拾残局,对待教师和学生的态度明显改善。大多数专案撤销,“陈齐程刘”也放了出来。刘立民回到宿舍,仍然冷静自然,气色挺好。他在“狱”中坚持锻炼身体,在囚室内原地跑步,做俯卧撑。在精神上也顶住了专案组的进攻。
    
    “俄罗斯妇女”
    
    1969年10月,副统帅的第一个号令把我们三个系赶到陕西汉中分校。我们大半时间是作为免费劳动力重修校内倒塌的护坡。还被忙里偷闲打发到秦岭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干了三个星期的教改革命。简言之,就是帮农民干农活,好让工、军宣队总结所谓的“教改经验”向上报功。转眼过了年,风闻要毕业分配了。这当口突然又宣布对“陈齐程刘”再次隔离审查。从小道传来的消息是:北京北大本部的“陈齐”与汉中分校的“程刘”书信来往,坚持反动立场,诬蔑文化大革命和伟大领袖。我私下里未免抱怨:着什么急呀!不知道工、军宣队在盯着你们?等离了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再发谬论也不晚啊。
    
    还是老花样,刘立民又被宣布宿舍软禁。有一天,他的女友吴紫燕进了我们的宿舍,温和地对刘立民说:给你一本书看看。说罢递给他一本书,立刻走了。他翻了一遍,看见我们都盯着,就递给了我们。全宿舍的同学挨个传了一遍。传到我手里,我看了封面的书名就惊呆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妻子忠于落难的丈夫,万里迢迢,历经艰险,到西伯利亚矿坑去与做苦役的丈夫团聚,共同承担苦难。我以前只闻其名,未曾读过。如今通读了这篇著名的长诗,心中油然对吴紫燕生出敬意,钦佩她以这样绝然的方式表示她的忠诚和支持。刘立民,你不是在孤军奋战!
    
    我在他的面前不禁双膝跪倒,
    在拥抱我的丈夫以前,
    我首先把镣铐貼近我的唇边!
    一霎時,便听不見谈话声和干活的轰隆声,
    所有的动作也仿佛戛然停頓,
    无论是外人还是自己--眼里都饱含著热泪,
    四周围站着的人们,
    是那么蒼白、严肃,是那么激动。
    ………… (摘自《俄罗斯妇女》)
    
    不久刘立民又被带走关押。
    
    “林冲发配沧州道”
    
    毕业分配终于来了。我们那时的想法是:只要能走出北大这个囚笼,去哪儿都行。等到分配方案出炉,同学们都十分失望气馁。没有一个分配到学院或科研机关,大多是到地区报到,接下来也就是去农村了。我们是文革的炮灰,大学的处理品。就如同林冲发配,而且不用解差。最后的一段日子,再也不用出早操、抬石头了,八三四一和工宣队的鸹嘈也不予理睬了。同学们彼此惜别,互相交换家庭通讯地址。因为报到后还要向下发配,最后落脚的地方还不知道在何处呢。三月上旬连续三天,汉中分校的上千同学按计划离校。我被安排在第三天,连续两天送别先我离去的同学。
    
    那是第二天,离校的同学已经连同行李上了一长列卡车。同学们互相握手,珍重道别。忘了昔日的文攻武斗吧,忘了过去的爱恨情仇吧,记住我们曾经在一个班集体里生活了六年。我与车上的同学挨个握手告别,无论是哪一派的。最后走到吴紫燕下面,叫了一声,伸出手去。吴紫燕抬起头来,我看到的是一双哭红了的泪眼。她与我握了手,又低下头抽泣。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回过头去,刘立民正站在我背后。他因“反革命”罪名继续关押,接受审查,不得分配离校。我如同被棒击了一下,下意识地向后退去,想给他们让出告别的场所。但是刘立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光直视前方的地面。眼神里没有了自信,没有了冷静,只有愤怒与悲伤。卡车开动,吴紫燕哭倒在同车女生的怀里。在发动机的吼声和同学们的告别声中,卡车带着她的的哭声远去……
    
    第三天轮到我离校了。我和最后一批同学在阳平关上了火车,应约在西安停留会见了一个中学同学,然后乘火车到达石家庄。在车站不期而遇了先我一天离校的吴紫燕。兴奋地相互交谈之后,才发现我们乘的是同一次列车。我们在车站附近的餐馆里一起吃了一顿饺子,算是再次告别,无论吴紫燕还是我都没有提起刘立民。饭后我送她登上东去衡水的列车,随后我也登上西去太原的列车,奔向我的报到之旅的终点山西忻县。
    
    永远的“刘老反”
    
    此后刘立民在关押期间孤立无援,仍然坚持不懈地与八三四一和工宣队作斗争,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信念,并且十分难得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年之后,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刘立民被解除审查并分配到衡水与吴紫燕团聚。他们前往上海时,在南京探望了我的女儿(那时我们夫妻在山西工作,女儿留在南京我父母家),来信中称赞我女儿是“同学们的孩子里最漂亮的婴儿”。1988年我去武汉钢铁公司做项目,几次拜访了已经在武汉安家的刘立民和吴紫燕。他陪我游大桥、黄鹤楼、东湖和洛珈山等武汉名胜。听他指点江山,评论时事,思想依然清晰锐利。
    
    待到2005年同学们在北京聚会,我又见到刘立民,又见到他的自信和神采。察其宣言,他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以后我们经常互通电话,讨论时政,甚至争论。听着他一贯年轻朝气蓬勃的声音,没有想到他会突然离去。
    
    在文革的风暴中,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不幸沦为伟大领袖得心应手的打手和工具。但是我们中间的一些思想独立者对运动发出质疑,并因而几乎招致灭顶之灾。文革后同学们戏称他们为“老反”,意为“老资格的反革命”。我们班有“刘老反”、“程老反”和“魏老反”。这称号带有一种荣耀。因为他们的苦难,我们在精神上得以避免全军覆没。如今刘立民斯人已逝,我们与他从此天人两隔,不复相逢。但是他永远在我心中,是我心中永远的“刘老反”。
    
    
    附录: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简介
    
    1825年12月26日,一群出身贵族而思想激进的俄罗斯青年军官,为了推翻沙皇专制政体,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起义,后世即称这次起义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五位领袖被处绞刑,一百二十一位参与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
    
    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后,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愿前去流放地陪伴亲人。尼古拉一世只批准了其中14人的要求。这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贵族的封号、地位以及公民权,舍弃财产、自由以及优渥的物质生活,奔赴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这些坚贞勇敢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受到俄罗斯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的普遍敬仰,诗人涅克拉索夫《俄罗斯妇女》的第一章《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和第二章《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便如实地描述了其中两位优秀代表的动人形象。
    
    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1805-1863)是1812年俄罗斯卫国战争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的爱女。1825年,沃尔康斯基公爵被流放西伯利亚时,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年方二十,刚生下一男孩,却毅然赴西伯利亚与丈夫为伴。此举惊动了整个俄罗斯上流社会和文化界。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途经莫斯科时,人们为她举行了盛大宴会,隆重送行。
    
    涅克拉索夫选取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满怀激情地刻划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形象,在听取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儿子口述母亲用法文记述的日记时,涅克拉索夫多次“跪到壁炉跟前,像孩子似地抱头痛哭起来”。由此可见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事迹感人至深,以及诗人涅克拉索夫对该诗创作确实是倾注了满腔心血。
    
    如果说十二月党人是阶级的精英,那么他们的妻子就是这精英得以依存的灵魂;如果说十二月党人是社会的良心,那么他们的妻子就是这良心得以勃跃的血液;如果说十二月党人是民族的脊梁,那么他们的妻子就是这脊梁得以挺立的大地!
    
    以上资料节录自一篇网络文章。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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