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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专家诉超星”召集人谈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神权
请看博讯热点:西藏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30日 转载)
    
    《中国古典学大辞典》编者按:拉萨“3•14”动乱引起了大众对藏传佛教和西藏神权传统的极大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吴锐研究员是中国上古史专家、中国思想史专家,对“神守”问题的研究独树一帜。近日,编者采访了他。本文所说的达赖喇嘛均指达赖喇嘛这种制度而言,不是指个人。
     (博讯 boxun.com)

    编者:世纪之交,您发大愿要编一套书,总结1949-2003年之间的国际中国古典学研究状况,后来历经千辛万苦以《古史考》之名于2003年出版(已遭北京超星公司盗版,诉讼中),其中有四大本关注中国的民族、道统、宗教问题,其中对西藏问题也给予了关注。《古史考》第八卷还转载了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先生论西藏宗教的论文,听说第六卷也有讲西藏民族的论文?
    吴锐:是的。但那篇论文没有通过出版社的审查,最后撤下了。海南出版社是我见过的最开明的出版社。《古史考》编好之后联系了好几家出版社,都不愿出版,最后是海南出版社从支持百家争鸣出发,出版了此书。《古史考》第八卷《神守社稷守》整本书都是讲宗教的,该书勒口上有这样一段介绍:“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未能将自己与自然分开,他们在逐步探索自己生存的现实空间和超现实的精神空间。超现实的精神空间过去被划入唯心主义加以否定,实际它有丰富的内涵。在文明的初始阶段,起维系作用的就是‘神’的信仰。神秘主义贯穿了现今人类历史的始终。”人类在探索外部世界时,必然要探索精神空间。宗教是精神空间的重要内容,不属于“科学”的某个门类,既不能用科学的手段证明其真,也不能用科学的手段证明其伪,也是不可能彻底根除的。西藏有上千年的神权社会传统,藏民至今对宗教笃信不疑,不可能用传统洗脑的方法统治,否则容易与藏民产生摩擦。
    
    编者:您自己是怎样认识到这一点的?
    吴锐: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深受侯外庐学派的影响。侯外庐先生(1903-1987)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之一,1934年翻译《资本论》,解放后当过西北大学校长,不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即现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一级研究员,也当过所长。他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其深邃、细密我以为都超过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高峰,那些鄙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实在有必要细读此书。侯先生及其合作者完成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大卷至今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必读的经典。他本人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又秉承马克思“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因此对宗教批评得非常厉害。我的硕士论文火气也很大,总觉得宗教阻碍了科学、阻碍了社会进步,因而是需要批判的。
    
    编者:我在超星网站上查到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大卷,显然已全部遭超星公司盗版。那您何时改变了对宗教的立场?
    吴锐:是在1990年。当时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前辈杨向奎先生《论以社以方》一文,豁然开朗,认为它是重建我国史前史、上古史的关键性文献之一。其实杨先生的论文1989年就发表了,当时我在河南中原油田劳动,不知道。我当时有一个困惑:如果宗教是鸦片,难于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心甘情愿去尝试此种“鸦片”。
    
    编者:您为什么采石油去了?
    吴锐:1989年学潮后中央要求当年所有文科研究生都要到基层劳动一年。我们在中原油田的那批同学,有的抬电线杆,有的当邮递员送信,我在一个采油厂宣传科搞宣传,给工厂写广播稿,表彰学大庆的先进,工作还比较轻松。
    
    编者:您从杨先生的论文中受到什么启发?
    吴锐:“以社以方”是《诗经》里的诗句,其中“方”“社”为祭名,农民在耕种的过程中祭祀,以求丰收。杨先生指出,古代最重要的祭典是祭天旅地,祭天为社,旅地为方;社为圜丘而方为方坛,本天圆地方之说而为之。在中国古文字中,“社”即“土”字,“土”在甲骨文中的形状为 ,应释为“圜丘”,乃祭天之所。“方”即方坛,祭地祗。“旅”即“吕”,“吕”的字形还有方坛的余意。《国语》记共工的后代四岳帮助禹治理洪水,被“赐姓曰‘姜’、氏曰‘有吕’”,也就是说,原来从事祭祀(“旅”)的吕国到夏代成为诸侯王了。后来按我的引申,这些史实实际说明夏代有一部分族群摆脱宗教形态,进入王权国家。用古代的语言说,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过程。当时没有弄明白这点。1990年 10月,我第一次给杨先生写信,遂订忘年之交。
    
    编者:听说您后来花了十多年研究这个问题?
    吴锐:是的。1994年,我在博士论文《中国思想发生论》中将神守定义为政教合一的社会实体,现在看来不完全。1997年,我在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创刊号发表《神守、社稷守考》,采用神守、社稷守对中国历史分期,认为在夏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所有的社会实体都是“神守”,从夏代开始,从神守中分化出社稷守,即最早的国家,而神守大量并存。2000年,山东大学出版社要我给杨向奎先生《墨经数理研究》(再版)写个后记,我将神守、社稷守的关系比作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关系:一是宗教实体,一是王权国家。具体到中国,在夏代以前全是梵蒂冈,没有意大利;到了夏代,首次出现意大利,同时梵蒂冈星罗棋布。比较详细的论证就是《从神守社稷守的分化看黄帝开创五千年文明史说》,收入《古史考》第八卷。2007年10月12日,我到台湾元智大学演讲《再论中日韩神守传统》。西藏一直将神守传统保持到1959年,真是活化石。
    
    编者:学术界一般认为,从公元16纪起,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您看呢?
    吴锐:此说值得商榷。按北宋宋祁、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其中的《吐蕃传》说:“其俗重巫右鬼,事羱羝为大神。” 羱羝是一种野生的公羊,在中国史书中出现很早。如《三国志•魏书》讲到鲜卑族时说:“其兽异于中国者:野马、羱羊、端牛。”古人对西北地理知之甚少,比如像长江的源头在哪里,清朝才搞清楚。古书将住在大西北的人笼统称为西戎、西羌,相传治理洪水的大禹就是出自西羌,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羌”字从“羊”,结合吐蕃人奉羱羝为大神,说明吐蕃人以羊为图腾。中国人爱自称是炎黄子孙,“炎”是炎帝,“黄”是黄帝。炎帝姜姓,“姜”字也从“羊”,学术界一般认为羌人是炎帝的一支,可见历史之悠久。吐蕃人本来以羊为图腾,说明还是神权社会。后来由于接受了佛教,于是说吐蕃王室始祖聂赤赞普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系同一个家族,都是印度王子。聂赤赞普依照神的旨意来到西藏,传了三十多代才传至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松赞干布,就是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的那位。
    
    编者:有没有与吐蕃同时代也处于神权统治的民族?
    吴锐:当然有。同样是《新唐书》,记载云南的两爨蛮:“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新五代史》记昆明首领号称“昆明大鬼主。”《宋史》载黎州诸蛮,共十二种,“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爨氏是汉末至唐代中期的“南中大姓”之一,收藏界赫赫有名的爨宝子、爨龙颜碑帖,我见过真迹,讲的就是爨氏大家族。唐朝统治者虽然也利用道教、佛教,但只是“神道设教”,本质上是王权国家(社稷守)。像吐蕃、爨蛮,还是神权社会(神守)。现在,云南普米族等少数民族也信仰藏传佛教。
    
    编者:吐蕃、爨蛮这类神权社会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
    吴锐:我以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也就是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跨越2000年(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以渭水、汾水、洛水等黄河支流为中心,向南扩展到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水,向北影响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东至河南东部一带,西到甘肃省、青海省接壤地带(古河州)。仰韶文化有一种“蒙面人”纹饰,我认为其寓意是“天”,因为当时没有文字,只好用纹饰表示,好比是婴儿的咿哑学语。以太湖为中心的良渚文化玉器,屡见一种神秘纹饰,发掘者称为“神徽”,我认为其寓意也是“天”。“神徽”下还露出鸟足,整个纹饰的寓意是“天鸟”,等于说“神圣的鸟族”,即以鸟为图腾,在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就有“鸟夷”的记载。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公元前2200年,上与仰韶文化结束的年代接近,下与夏朝的年代(开始于公元前1994年)相差也不远,说明上起仰韶文化、下至夏朝的3000年间,中国先民对“天”的探求正是一脉相承。
    
    编者:您认为用纹饰表现“天”的观念其思想基础是什么?
    吴锐:新石器时代虽然没有文字,但不是没有思想。中国先民认为在自己生活的现实空间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精神空间天,上帝就住在天里,按照中国学术界主流的看法,中国先民在商朝(公元前1523-前1027年)先有帝的观念,在西周(公元前1027-前770年)才有“天”的观念,本人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反对这种说法。
    
    编者:“天”的观念必然导致神权?
    吴锐:是的。卓越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1854—1941)指出,在巫术盛行时期,巫师作为最早的专业集团,作用和地位逐渐加强。为个人服务的个体巫术日趋削弱,晚起的致力于集团利益的公众巫术越来越具有更大的影响。一旦一个特殊的巫师阶层已经从社会中被分离出来并被委以安邦治国的重任之后,这些人便获得日益增多的财富和权势直到他们的领袖们脱颖而出,发展成为神圣的国王,他们同时也是宗教活动中的祭司。弗雷泽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伟大的、以民主开始而以专制告终的社会革命,是由一次产生王权概念,促进王权作用的知识革命相伴随的,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大步都是发生在神权政治的专横统治之下,诸如埃及,巴比伦和秘鲁这类政权,它们的最高统治者都曾要求,并且接受他们的臣民们把他既当成国王又当成天神来加以尊崇。弗雷泽提醒说,在极端的绝对专制的暴虐统治之下,比起野蛮时期的表面有自由、实际上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生命运早就被世代承袭的习俗的铁框框所注定了的情况,毕竟还要较多一些的自由(在其最佳意义上说的自由),自由地想自己之所想,自由地形成自己的命运。因此,就巫术公务职能曾是最能干的人们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之一来说,为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自由的生活,巫术确实做出了贡献,对于人类的裨益决非微不足道。
    
    编者:这么高的评价啊?
    吴锐:弗雷泽用大量的人类学资料证实,世界上许多地方存在过神权与政权合一的现象,如内米的森林之王、罗马的祭司兼君王,以及雅典称之为王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古希腊罗马之外也经常出现,而且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各历史阶段社会的共同特征。高贵的祭司常常不仅名义上而且实际上都是国王,既掌握君权,又掌握神权。古希腊经典作家亚里斯多德说过:“王者执政官所管理的首先是秘密祭。……他又是一切祖先祭祀的指挥者。他主管审判不敬神状和争执继承僧职的法庭。”摩尔根说:“司祭者是部落•巴赛勒斯(Phylo-basileus),即部落的领袖酋长。……他具有僧侣的功能。”摩尔根是深入实地到印第安部落考察过的,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古罗马的勒克斯(Rex),同古希腊的巴赛勒斯(Basileus)一样,“同样也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
    
    编者:弗雷泽讲到中国的情况没有?
    吴锐:讲到了,但使用的论据太晚,正需要中国的学者深入探讨。《国语》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大家误以为“群神”指鬼神,其实《韩非子》记载同样一件事,文字作“禹朝诸侯于会稽之山”,与《国语》对照,“群神”=“诸侯之君”,实际暗示我们:古代的诸侯首领可以被称作“神”。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首篇《尧典》记载帝尧在位日久,向四岳咨询谁可作继承人,四岳推举舜,尧对舜进行了一系列考验,其中一项是“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几千年来,经师们对这几句话有不同的解释;尧把舜放在山林中去考验,看起来有些不尽情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尽情理之处。在神守时代,最高领袖被认为是半人半神的人物,像选择接班人这类大事,焉能不作种种考验,以证明受考验者具备非凡的神性。没有神性的人是不配作首领的。从《尚书》、《诗经》可以看出,商周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祖先也住在天上。商周统治者认为自己之所以能统治天下,是因为得到了天命。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也是用神来选择、试验灵童。
    
    编者:这就是您说的神守传统的影响?
    吴锐:是的。我甚至怀疑,商周虽然已经进入国家,存在大祭司和国王两套权力系统,类似当今的伊朗。《礼记》(十三经之一)曾经比较殷人、周人的差别,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是商代宗教气氛浓,周代则敬而远之。
    
    编者:您说中国的邻邦过去也是这样?
    吴锐:是的。中国的《后汉书》记载:“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古代先民认为只有有神性charismatic)的人才能当首领,卑弥呼以女子之身被立为王,是因为她“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桓、灵间已经是东汉末年,倭国信仰鬼神的风气还如此浓厚!朝鲜半岛原有高句丽、韩等聚落。《三国志》记载韩“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直到19世纪末,日本藤泽南岳(1842-1920)还在倡导日本应该“神守一体”,即祭政合一,也就是神权与王权合一。17世纪以后,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文明衰落了,不配称“中国”了,因此他们日本人自称“中国”。
    
    编者:没想到“中国”一词还这么吃香。
    吴锐:“中国”中国一词的产生也与神秘主义有关。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出土了不少带十字架和“卐”字符的纹饰,以中国西部最集中,我以为有“尚中”之意。商代甲骨文已出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商代人将他们的首都称“中商”,可见对“中”的重视。1965年,从陕西宝鸡市一废品收购站拣回的《何尊》,原是在当地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铜器,铭文明确说到“宅兹中或”,“中或”即“中国”,可能相当于《尚书•召诰》所谓“土中”,即地表之中心。周人的发祥地岐山在宝鸡东北,离宝鸡很近,可能周人将岐山周围一带视为“中国”。他们可能还把这小块地方视为宇宙的中心,因此岐山又称天柱山,是一座可以沟通天地的神山。我主张夏朝也是发祥于渭水流域的(主流看法是在河南西部或山西南部),周人也兴起于这块地方,也自称“夏”,夏代学者认为这是高攀,忽略了“夏”这个字最初指指西北隅。春秋时有位公孙夏,字西,古人名和字的意思往往相照应,公孙夏字西说明“夏”可指西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们今天研究古文字最重要的一部字典,他解释说:“夏,中国之人也。”似乎可以印证“中国”最初指西部一小块地方。商朝统治中心在东部,周朝取而代之,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土地是个大问题。《史记》载武王灭商(公元前1027年)后,睡不着觉,决心“定天保,依天室”,后来在陕西镐都之外营造东都雒邑,即今河南洛阳,因为他们视洛阳为天下之中(“土中”),也便于管理东部。西周还将一批皇亲国戚分封到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 像山东,本来是鸟夷族的大本营,现在当然也要纳入“中国”了。随着“中国”的地域扩展到黄河中下游,住在这一区域的人自称“夏”、“华夏”或“中国”。“中”为风水宝地,“中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当然也是高等人。“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战国策》)。远离“中国”的边裔之地只能是野蛮人了。在华夏人看来,东、北、西、南对应住的是夷、狄、戎、蛮这样的野蛮人,是豺狼、禽兽。翻开《左传》,尽是这样的咒骂。西汉有个思想家叫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认为只有中原的人沾染了中和之气,称得上是“人”,周边的蛮夷戎狄没有沾上中和之气,属于禽兽,可以随便杀戮。
    
    编者:这就是您所说的“历史积怨”?
    吴锐:是的。我以为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改革的振荡已经可以平息了,或者说对付经济振荡已经很有经验。其它像政治改革的振荡、冤狱振荡、历史积怨的振荡、农民土地问题振荡、民族问题振荡、宗教问题振荡,我们还缺乏经验,最笨拙的办法是捂起来,最明智的办法是公开。
    
    编者: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王权不断加强,神权社会是不是要受到打击?
    吴锐:不一定。一方面是中国文化有一个伟大的传统叫做“不臣异俗”,即不强求非华夏族接受华夏族的文化,这样,神权社会得以保留。类似的说法叫做“修文教而来远人”,“文教”是武力的反义词,“远人”指边裔少数民族。“修文教而来远人”是用较高的文化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同化。另一方面,很多非华夏族不在内地王朝的控制范围之类,天高皇帝远,神权社会也得以保留。唐朝之于吐蕃、清朝之于西藏,就是这样的。即使从秦朝算起,《汉书》记载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对西部的控制范围有限。
    
    编者:那您编的《古史考》第八卷可以看作是对神权的辩护?
    吴锐:差不多吧。前面提到的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早就这么做了。他认为不可忽视迷信的作用,他甘愿充当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他有本书就叫《魔鬼的律师》。他认为迷信有下列作用:
     第一,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间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统治机构,特别是君主政体政府的尊重,从而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
     第二,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期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从而大大有助于建立财产占有的保障。
     第三,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期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婚姻的尊重,从而大大有助于在已婚和未婚中建立更为严格的两性道德规范。
    第四,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时期内,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从而大大有助于建立人身安全保障。
    我因此想到从仰韶文化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藏,中国的神权社会存在了近7000年没有中断,真是个奇迹。现在全世界都在重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为什么不保存西藏的神权传统呢?
    
    编者:可是我们已经推行了五六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很多人对神权、宗教什么的很反感的。
    吴锐:那是对神权、宗教的历史缺乏了解。我们拿西周来说吧,孔子最推崇西周的礼乐文明。西周统治者认为自己之所以能统治天下,是因为得到了天命。这算是宗教吧。可是西周统治者同时强调,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这又很有“人文”色彩。到春秋时期(公元前662年)则出了现对“神”的新定义:“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这一新定义是说行善得福,行恶遭报。这种观念虽然质朴,但构成了中国宗教发生学的基础,而且与几乎所有的宗教教义相通,为中国人接受道教、佛教乃至更晚的耶教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使得几千年来普通老百姓相信天理,恪守天地良心,充分体现了宗教的教化作用。当今中国大陆出现道德决堤,不能不部分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编者:大家普遍相信科技越进步,最终将消灭宗教。
    吴锐:这是一种非常狂妄的想法。首先,宗教不属于“科学”的某个门类,既不能用科学的手段证明其真,也不能用科学的手段证明其伪,你如何去消灭?《庄子》不说过吗?“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其次科技进步主要影响我们所说的现实空间,对精神空间的影响是间接的、微弱的。第三,科技进步凸现了精神空间的重要性,刺激对精神空间的需求。我本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认为信仰宗教是有教养的表现,有宗教信仰的人给人的感觉很安全。
    
    编者:您如何看待宗教与社会的矛盾?
    吴锐:矛盾肯定是有的。比如藏民抱怨不该在藏区开矿,因为破坏了他们的神灵,因为神灵是住在山上的。我们说尊重保护西藏的神权传统,不是说恢复神权统治,而是要有所改造。我的设想是这样:给予西藏人民普选权,打消他们对中央下派官员的反感(实际上在64年前,在野的中国共产党就呼吁: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见《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普选出的主要官员形式上向达赖喇嘛宣誓就职。达赖喇嘛的角色好比是马来西亚一个州的苏丹,徒有虚名,只能当精神领袖,不得干预行政。政教分离。司法独立。西藏只是充分自治,不得独立、国防、外交听中央的。
    编者:马来西亚的国教是伊斯兰教,西藏自治区的主要宗教是藏传佛教,能比照改革吗?
    吴锐:那其实没有关系。马来西亚有三大人种: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约占总人口的一半,百分百信仰伊斯兰教。马来西亚有14个州,好像是9个州都有苏丹,是世袭的。没有苏丹的州好像也要设置一个。每个州的州务大臣(好比中国的省长)都要向本州的苏丹宣誓就职。由各州的苏丹推举其中一名苏丹轮流作为国家的苏丹,国家最高行政长官――首相要向国家的苏丹宣誓就职。尽管保留了苏丹这一看似皇帝的古老形式,但全世界公认马来西亚是民主国家。公民普选权、多党制、言论自由、司法独立,都得到了贯彻。伊斯兰教虽然是国教,但其他宗教自由发展,台湾最大的佛教组织――佛光山在吉隆坡就建有东禅寺。不同种族的传统文化当然也互不打压。而且正如马来西亚官方所说,多元文化为马来西亚带来巨大利益。如果把西藏建成东方的梵蒂冈,未必没有经济利益。所不同者,梵蒂冈是国家而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最近的研究显示,梵蒂冈是全世界最稳定的国家,超过瑞士等国,使世人再次看到了宗教维系社会的巨大作用。
    
    编者:您认为中央会允许西藏普选吗?
    吴锐:那当然很难说,这是我们在这坐而论道而已。不过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第一,中共中央31号文件曾经这样告知全党:“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转引自《古史考》第八卷第504页)可见西藏可以超前改革。西藏先试点,积累好的经验,其他民族自治区可借鉴。第二,任何政府的合法性,全世界公认只有普选一个办法,中国迟早要向这边靠拢,最近几年中国也在基层做普选试点。
    
    编者:为什么您一再强调司法独立?
    吴锐:三权分立是民主的基本精神,司法不仅可以制约政府,而且普通老百姓寻求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400专家诉超星”的经历可以说体会深刻。
    
    编者:我在网上按“超星 盗版”、“超星 特大盗版”、“超星 盗版 强制执行”、“超星 侵权”、“超星 造假”、“超星 刑事责任”搜索了一下,真是罄竹难书。北京超星公司是以史超、史强、史培斌、史松、史昊为核心的家族企业,自1992年以来,采取频繁更换公司名称等手段,大肆盗版。超星的经营模式是把已经出版的纸书扫描成一页一页的图片,加以压缩,存为超星的格式(.pdg),然后销售。购买者必须安装超星浏览器才能阅读。超星公司至少有三种盈利途径:一是对个人销售读书卡,持卡人可以到超星网数字图书网(http://www.ssreader.com)阅读下载图书。二是向科研院所和公共图书馆出售电子书,号称超星网数字图书馆(http://www.sslibrary.com)。三是将纸书做成电子书,在http://www.ssreader.com叫卖。超星盗版早已是全国“最大的网络盗版案”,因为在所有电子书商中,从未有其它电子书商遭到如此众多的起诉,有关超星盗版的法院判决书、裁决书已近100件。“私了”的不计其数。“400专家诉超星”再次为“全国最大的网络盗版案”提供例证。“400专家诉超星盗版”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八大出版热点之一(2007年12月20日 《中华读书报》)。就是这样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超星公司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您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吴锐: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司法体制。超星在15年间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纸质图书盗版商”,得益于中国法院的一系列荒唐判例。首先,法院从赔偿标准上打击维权者。15年中起诉超星者从未中断,结果是受害者赢了公司输了钱。以“400专家诉超星盗版”为例,北京海淀法院的一审判决却十分荒唐。在通过一审判决的十几个案子中,除个别案例外,其它所有案例都是法院判决超星侵权盗版事实成立,但判决的赔偿金额不足以支付律师费、公证费、调查费等合理支出。专家们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结果是全部维持原判。这就意味着超星今后可以放心大胆地盗版,因为败诉了也赔不了多少钱。受害者维权则始终是赔本的,这样就对维权者形成恐吓,迫使受害者放弃维权。
    例如,由中国思想史专家姜广辉研究员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向中共政治局常委集体汇报的资料中,讲到社科院建院28年来全院共完成学术著作7000余部,列举有代表性学术著作共17部,其中就有《中国经学思想史》。这部书由25位专家历经10年才完成,于2003年出版发行,一年内已发行的4000册便已销售一空,出版社原拟再版,但由于此书于出版后不久即遭超星公司盗版,出版社再版计划遂告中辍。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判决超星公司赔偿《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14000元,被告承担诉讼费562元;第二卷判被告赔16700元,被告承担诉讼费623元。合计31885元。可是这两个案子原告已花律师费12000元(每个案件6000元),调查费6500元,公证费9450元,诉讼费6500元,交通费1100元,合计33550元,亏损1665元。而其它几个案子的一审判决情况与此大体相似。
    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第十七条之规定:被告因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刑事、行政或民事责任的,应当在依据本规定确定的赔偿数额的限度内,从重确定赔偿数额。超星因侵犯著作权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次数全国第一,赔偿标准却低得荒唐。
    
    编者:法院总是说以事实为准绳,您觉得法官对您们的案子做到这点了吗?
    吴锐:我觉得法院从事实认定上有包庇超星之嫌。“400专家诉超星”原告王育成研究员付费获得国家一级文物、孤本明代全真道祖师画像拍摄权,并亲自拍摄,以《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之名出版,全书的主体是首次公布黑白插图184幅,彩色图版104幅,遭超星盗版(http://www.gudianxue.com/gudianxuexx.asp?news_id=483),海淀法院法官陈坚以这些图片是古书为由,排除在赔偿之外(http://www.gudianxue.com/gudianxuexx.asp?news_id=518)。
    当“400专家诉超星盗版”出现之初,超星公司怕事情败露,引起连锁反应,赶忙通过其顾问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的周林找到我,妄图赔偿我几万元私了,遭到我拒绝后,超星出示了一份“吴锐授权书”,我指出是出于伪造。超星私自联系了一家叫“北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的机构,向海淀法院提交了一份鉴定书,鉴定结论是:检材授权书上“吴锐”签名与样本中“吴锐”签名是同一人所写。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依据的样本一共有七份,这七份样本中的签名有三份均非本人所写,而是律师代签的,而中天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检材与样本中的签名为同一人所写!因此这一鉴定结论连海淀法院也未认可,但超星却利用《中华读书报》、《出版人》等媒体大肆宣传这样一份没有证明效力的鉴定书,企图掩人耳目。北京海淀法院最后确定由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结论是“因诉讼前签名样本量少,鉴定条件不充分”而不能得出确定的鉴定结论。其实海淀法院不仅从我的单位调集了有我签名的档案,还让我到法院现场书写了两整页签名,签名总数在100个以上,不知为什么还说“签名样本量少”?最后海淀法院法官陈坚断章取义地引用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两者既有大量特征符合点,又存在一定差异点”的内容描述,并以此推断出吴锐的签名是真实的结论。作为专业的鉴定机构尚不敢作此推测,而法官却依据鉴定内容的部分描述推断出超出鉴定机构鉴定结论范围的做法,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
    此外,法官对案中授权书之目的、授权书条款理解、原告作品使用范围完全作出有利于被告超星的主观推测。前面提到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四位分撰作者因为在此书出版前与超星公司签了关于其它著作的授权书,法院不仅认定这种涉嫌假冒“国家863项目”的授权书有效,而且认定其效力涵盖作者授权之后出版的一切论著,超星公司对之可以随意使用。
    
    编者:您觉得法官在纪律上有问题吗?
    吴锐:我觉得公检法也有为超星保驾护航之嫌。
    1.2007年4月23日世界版权日前一天,一位掌握超星“盗版黑幕”的法律人士致电DoNews:“我在4月21日看了一期中央12台‘天网’专题播出的反击图书盗版,片中人物因贩卖盗版图书被公安机关逮捕。比起超星等厂商的网络盗版行为,他们算什么?我觉得很不公平。”(http://www.gudianxue.com/newsxx.asp?news_id=618)
    2. 2007年7月7日,起诉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与超星合谋盗版的王育成研究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遭两个年轻人跟踪毒打住院。5天以后,其中一名打手的父亲神秘死亡。王育成研究员本能地认为都与超星有关,但警察认为这只是偶然事件。
    3.自由撰稿人李昌奎先生近年13次起诉超星公司的客户――各大学图书馆替超星销赃,2007年起诉超星客户福州大学之后,2007 年11月 6日 晚,福州大学的委托人陈锦辉(实际上是超星的华南区经理,号称自己是福州大学的 )到北京给李先生交钱私了。一出银行门口,超星公司总经理助理阎云德带着110警察守候在此,阎云德将李先生痛打了一顿。警察将李先生及其夫人抓到田村派出所。
    4.进入超星网站http://www.ssreader.com/copyright页面,点击“名人看超星授权模式”,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孟祥娟等人的发言,超星经常举办这类活动,给外界造成一种合法的印象。我觉得检察官不应该给一个劣迹斑斑的企业造势。
    5. 2007年4月5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前面已经指出,超星盗版早已是全国“最大的网络盗版案”,“400专家诉超星”再次为“全国最大的网络盗版案”提供例证,但从未见检察院介入。
    与此相传鲜明对比的是,检察院是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呢?北京市东城区有一条东西向的东总布胡同和南北向的贡院东街,原来都通汽车。贡院是明清两朝贡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是北京的文脉之一,所以胡乔木同志有意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在这里。哪知北京检察院盖新办公楼,端端正正地建在东总布胡同和贡院东街的交叉口上,阻断交通,还拆掉一栋居民楼,而且将东总布小学轰走。东城区是北京市的老城区,教育基础好,东总布小学是东城区比较好的小学,经过这场浩劫,一所好端端的小学惨遭肢解,先是借了西总布小学几间房子打游击办学,后来又在新开路小学打游击,家长们怀疑检察院允诺建新学校很可能是一场骗局,到处投诉,单是给北京市前市长王岐山就写了不少信,结果都是石沉大海。北京检察院大楼上的国徽闪着金光,而家长、孩子只有泪光。
    6.进入超星图书馆主页http://www.ssreader.com/,点击右上角“超星授权专栏” http://www.ssreader.com/copyright/,迎面而来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吴阶平的照片。超星用这种办法显示其“很有来头”。在http://www.ssreader.com/copyright页面,还可点击右边“80位省部级领导关注超星”。超星就是用这种办法显示它很有后台,使得受害者不敢起诉。果然,当“400专家诉超星”在北京海淀法院立案后,2007年6月15日,海淀法院法官陈坚向“400专家诉超星”的专家出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将其个人著作授与超星的照片,我认为这是在恐吓受害者,法官根本不应该充当被告的信差。而且当时超星一直缠着我们要和解,它很容易直接将光盘交给我们。现在它通过法院转交,可以说图穷匕见。
    7.超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盗版大户,新闻界对“400专家诉超星”有较多的报道,海淀法院法官陈坚气急败坏地认为是我策划的,要我在庭审笔录上签字,保证不再宣传此案。这完全是无理取闹。中国的媒体都是国营的,别人报不报道我怎么能控制?在何龄修(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陈智超(著名明史专家)、陈漱渝(著名文学史专家,全国政协委员)、李锦绣(杰出唐史专家)、李尚英(清史专家)起诉超星的案子中,我代表陈漱渝先生出庭,惊讶地发现法官陈坚不认识“陈垣”的“垣”字,把这个字念成“恒心”的“恒”。我们不奢望法官知道陈垣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史学大师,也不奢望法官知道陈垣先生比郭沫若资历还老,因而被请出山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可是至今还有一个成语“断壁残垣”活在普通人的嘴上,不算难为法官吧?
    8.超星盗版还以读秀图书搜索网站作掩护。2007年8月5日出版的《方圆法治》(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半月刊披露了超星玩弄庞大的木马计盗版,原文如下:
    作为一个图书搜索平台,读秀声称拥有218万种中文图书的前17也内容,几乎将市场上的纸质图书一网打尽,而又“成功”地规避了版权问题,“读秀这种试探性盗版的办法通常不会有人起诉,即使有人起诉,也可以拿图书搜索来抵赖。”更大的问题在于,既然读秀和超星根本就是一家人,吴锐认为,超星的全文阅读和下载库里的书目,也一定不会少于218万这个数字。“我感觉超星公司是在玩弄一个庞大的木马计,见书就扫,然后把部分内容放在读秀网站上,诱导读者进一步购买超星读书卡或者电子书,以查阅图书全文。”钻研明白了这个问题,吴锐决定起诉读秀,将维权进行到底。“我很荣幸成为第一个起诉读秀的人。”前17页的版权问题法律如何认定,目前还是未知数,但吴锐很高兴通过他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这个疑问摆到了观众面前。
    2007年2月9日,我向北京海淀法院起诉世纪读秀公司(法人也是史超)盗版我的专着(《杏坛春秋:书院兴衰》、专着《中国思想的起源》三卷)、合着(《文史英华•诸子卷》)、汇编著作(《古史考》九卷)之封面、总序、目录、前言(或引言)、部分正文,共计484千字,足足相当于一本专著的篇幅。审理此案的王宏丞对媒体报道超星盗版也是气急败坏,先是把盗版的字数从48万字算成13万字,这我也认了,因为所有法官对电子书一窍不通,无法与他们沟通。这些专门审理知识产权的法官以为电子书就是一个个字符可以插到word文档中,不知道超星的电子书在所有的电子书中公认是最低劣的,只是扫描成一页一页的图片,存为.pdg格式,根本不是文字,也没有什么高科技可言。在审理之前,她就对记者表示:“在数字图书馆发展前期,此类的网站侵权案件赔偿额非常低,一般网站也只有三四十元,而具有公益性的数字图书馆赔偿额更低。”(2007年6月6日《新京报》)事实是超星完全是商业数据库,是按两元一本卖的,毫无公益性可言。在超过举证期限之后,王宏丞接受了超星提交的一份证明,证明超星和读秀是合作关系,因为我对超星有授权(鉴定机构根本没有得出这一结论),因而对读秀也适用,判我败诉。在判决书上,王宏丞不惜打比方为读秀辩护,说读秀扫描部分页面放在网上好比书店把书摆在店里让读者翻阅,这完全是无视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盗版一万页才是盗版、盗版一页不是盗版。
    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超星已经关闭了读秀网站。可是从网上搜索,2007年11月29日,超星公司高级培训讲师翟东亮风尘仆仆地赶到陕西师范大学举办“超星‘读秀知识库’读者培训讲座”。
    对于王宏丞的气急败坏我本人领教多次。我起诉超星的同时,也起诉了另一家书生公司。开庭前王宏丞约我谈话:“如果书生公司给您赔偿了,你还愿意书生公司使用你的书吗?”我断然拒绝:“我绝不和这样的下流公司合作!”这句话好像捅了王宏丞的肺管子,她说“你作为一个学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立即拿出两大本书生公司链接100多家黄色网站的公证书给她看,告诉她:“你看这还不算下流吗?”但王宏丞不依不饶,警告我:“你应当说有不健康的内容”,替被告想得真是周到。后来书生公司同意我在起诉书上的要求,要求法院出调解书,我和书生公司的代表到了法院,王宏丞当着我的面对被告说:“法院出调解书会上网公布,而且还要上报,泄露赔偿细节,会影响你们公司的声誉。你们应当让原告撤诉,这样就不露痕迹。”于是书生公司到庭反悔,后来和我的律师折腾好长时间,律师说你看看法院的架势,打下去不会对我们有利,于是只好接受。我猛然想到:在超过举证期限之后,王宏丞违规接受了超星提交的一份证明,这个主意本身可能也是王宏丞出的。
    
    编者:听说超星公司一直缠着你要和解?
    吴锐:当“400专家诉超星盗版”出现之初,超星公司怕事情败露,引起连锁反应,赶忙通过其顾问――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副研究员周林找到我,妄图私了。2007年3月22日,周林转来超星《关于吴锐教授作品使用谅解备忘录》,除了赔偿我6万元现金外,“超星视频栏目以每集1000元的价格为吴教授拍摄讲座”,20次讲座就是2万元。这样,赔偿总额可达8万元,我还是断然拒绝。超星后来说可以将拍摄报酬提高到4万元,给我的赔偿总额可达10万元,仍然遭到我的拒绝。“400专家诉超星”就是要深挖超星的授权书,同时想挖出长期充当超星打手的那些人。我一眼就看出超星的授权书大有玄机。2007年2月,《中国计算机报》记者在调查“超星,你到底是谁?”时,从超星首页的授权作者目录中随机选择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舒华教授,并拨通了她的电话。舒华教授表示:“我不知道这件事。超星跟我没有签过任何合同。我的书是同北师大出版社签的约,版权属于北师大出版社。”那么北师大出版社同超星签过转载合同吗?北师大出版社法律事务部贾老师告诉记者:“我们从来没有和超星签过约。前不久我们刚刚给超星发过律师函,现在还正在谈判。”可见超星授权书的真伪是个大问题,绝不是从本人才开始暴露的。超星一贯是坚持他们所有的电子书都是有授权书的,“如果超星使用没有签约的作者的作品,超星就算侵权,这点是没有疑议的”(超星总经理助理阎云德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复,见2007年5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可是超星电子书多达228万种以上(可在搜索软件上输入“超星 228万种”进行搜索),这些授权书是从哪来的呢?2006年1月23日《法制早报》曾经报道:
     据一位曾经为超星工作过的内部人士透露,实际签约人数和签约量和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有很大出入。超星的签约管理比较混乱,很多所谓的“签约作者”实际是没有作品的,甚至签约协议根本就是伪造。由于签约核查存在漏洞,超星签约业务员伪造了大量假单,一来完成自己的的签约任务,拿到提成,二来将承诺给作者的读书卡私自卖出,获得利润。所以前几年网络上充斥着折扣极低的超星读书卡。超星的版权外衣下,实际隐藏着巨大的版权风险,签约的有效率仅为 15 % -20 %,存在版权漏洞。 一位曾经攻破过超星阅读器的著名网友“三页虫”对记者说,超星在某种意义上是“强盗”,版权问题一直是悬在超星自己头上的剑,超星图书馆里的书籍可能大部分都没有经过作者的授权。著名作家陈村曾经把对超星的意见表达得清清楚楚:“超星悍然载有本人版权文章。且不说我多年前给该站发信,禁止登载我一切作品,就是登载之后,也从无人来联系,更无报酬。我在超星发现许多朋友的大量作品。”
    
    编者:超星不是自称将《法制早报》告到法院、海淀法院判决《法制早报》登出道歉声明吗?
    吴锐:《法制早报》败诉可能是法院要求它举证,而《法制早报》难以举证。但是《法制早报》败诉是一回事,超星盗版是另外一回事,《法制早报》败诉显然不能证明超星的授权书都是真的。我国现在还不能私人办报、办电视台,新闻监督本来就很微弱。海淀法院的这个判例进一步打击了舆论监督。这可以拿台湾作比较。我去年在台湾看到这样一个电视节目:学者胡忠信在电视上揭露台湾第一家庭的贪腐,说陈水扁的女儿到美国洗钱。陈水扁的女儿告胡忠信诽谤,胡忠信虽然拿不出证据,但法院认为胡忠信是公开评论,不构成诽谤,判决陈水扁的女儿败诉。这当然也是照顾弱势群体,保护言论自由。
    
    编者:那跟超星告您侵犯名誉权的案子结果完全相反。
    吴锐:因为司法制度完全不同。
    
    编者:“400专家诉超星”绝大部分是与海淀法院知识产权庭打交道,只有这个侵犯名誉权的案子是与海淀法院民事庭打交道,您对这两个庭有什么比较?
    吴锐:海淀法院是国家树立的模范法院,全国各地无数法官都去朝圣,知识产权庭更是被宣传得无以复加。据我的感觉,知识产权庭非常蛮横,民事庭的法官还稍微斯文点。知识产权庭武断地认定我的授权书有效,民事庭则是说我认为授权书是假,鉴定没有得出结论,我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因此判决我败诉。我之所以与超星发生牵连,是超星需要利用我的纸质著作制作电子书,以便销售谋利。超星使用我的作品在先,证明其制作电子书的行为得到我许可的证据是标称“吴锐”签署的授权书,我有权利对号称是我的签名作出判断,尤其是超星授权书把当事人生日“1227”误为“1225”,足以立即使我作出“伪造”的判断。大家都明白,面对争议,最终要通过司法鉴定。可是司法鉴定并没有证明标称“吴锐”的授权书的真实性,可见我与本案无关。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著作被超星制成电子书谋利,对我来说是飞来的横祸,接着又出现标称“吴锐”签署的授权书,更是雪上加霜,媒体主动采访被告,我被动陈述其观点,即使构成名誉权纠纷,也不能作为本案的被告。现在造假成风,作者是被动的受害人。如果都要受害人承担否定造假的责任,受害人在人力物力上都无法承受。超星对它出示的授权书有义务证明其真实性。现在的鉴定结论既然是不能鉴定,超星如果要拿授权书作依据,那就应当自己去鉴定。不能把鉴定责任推诿于受害者。如果都要受害者或弱势者承担举证责任,岂不对造假者大开方便之门?
    需要指出的是,超星告我是在我一再拒绝私了之后的报复性恶意诉讼。超星无法证明其名誉受到损害,所有新闻媒体在作新闻报道时,都对超星的言论进行了报道,而且对超星的报道更加详细,更加具体,无论是内容还是篇幅都占优势。因此,新闻报道并不会影响公众对超星的客观评价,我的行为显然不构成名誉侵权。但是上诉到北京中级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
     由于我国几大电子书商都在北京海淀区,在海淀区都有十年以上的渗透,可以说左右逢源,所以打知识产权官司避开海淀法院是“400专家诉超星”得出的一个惨痛的教训,值得后来者吸取。
    编者:2007年7月26日上午,姜广辉起诉超星盗版案开庭,这是“400专家诉超星”第一个开庭的案子吧?好几家报纸报道了。
    吴锐:我也旁听了,超星律师的辩护让人感到荒唐可笑与低能。例如姜先生所著《理学与中国文化》等书没有授权给任何人,但超星律师却谎称曾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授权,当控方律师要求当场勘验证据时,超星律师拿出的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授权”,这岂不是笑话?超星律师改称超星把姜先生的著作收入数字图书馆,不仅传播了学术,还起到了替作者扬名的作用。超星盗了人家的东西,没有半点歉疚,还要求法院驳回姜先生所有的诉讼请求。这样对待一位辛勤耕耘的学者,让在座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深感震惊。无独有偶,2007年中国标准出版社起诉超星盗版该社汇编的32本书,超星以这些书没有独创性为由,断然否认出版社享有著作权。可以质问超星的是,即使出版社不享有著作权,难道超星就能享有、从而堂而皇之地挂在网上叫卖?
    
    编者:“400专家诉超星”之一、王献唐家属起诉超星盗版胜诉的判决书我看了,超星居然狡辩说是“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的著作,“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亦不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王献唐先生作为山东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其著作出版于1985年前后,哪有半点“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的迹象?无耻到这种地步,可谓举世无双。
    吴锐:无耻的还在后面呢。“400专家诉超星”有四个案子法院判决超星赔偿,超星拒不执行,我们只好四次申请强制执行。2008年1月“400专家诉超星”之一、中国社会学部委员林甘泉、何龄修、郭松义等专家状告超星盗版其论文胜诉(《学部委员告赢超星疯狂盗版,中国社科院清洗家贼》,http://free.donews.com/viewthread.php?tid=138638&extra=page%3D1),超星也是拒不履行赔偿义务,直到听到我们要申请强制执行的风声之后,才很不情愿地把钱交出来。
    
    编者:听说“400专家诉超星”的专家遍布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日本?
    吴锐:是的。2007年,“400专家诉超星”已经在北京、山东省济南市立案16起,大部分案件尚未立案。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的专家要在中国打官司,单是手续就非常麻烦。受害者与盗版者所付出的不对等。盗版者盗书是轻而易举,受害者通常是长期被盗不知觉。即使知觉了,委托公司调查取证,钱已经花出去,而超星断然否认这是合理支出,法院也未必认可这笔调查费用。接踵而来的公证费、律师费、交通费,超星也是断然否认。对著作权人来说,作品被盗已经是飞来的横祸,而高昂的维权成本和维权风险给作者雪上加霜。如果我们损失一块钱,需要用两块钱来追回损失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还处在流氓社会阶段。
    
    编者:听说“400专家诉超星”的最终目的是追究超星盗版团伙的刑事责任?
    吴锐:是的。“400专家诉超星”本质上是一场为公共利益的诉讼,假如我同意了超星的私了条件,将几万块钱装进自己的兜里,那么超星盗版之谜仍然无法解开。2004年12月,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打击盗版的刑事司法解释,把非法盗版、复制、发行作品的数额从1000份下降到500份,即卖盗版500份就构成犯罪。超星自称有1000多家集团用户和数百万个人用户,即使盗版一本书,也不只传播500份。可见超星早就应该坐牢。2007年6月6日北京《新京报》发表斯伟江律师《超星图书馆“吸星大法”,可休矣》,认为肆虐15年之久的超星盗版团伙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400专家诉超星”第一个开庭的原告姜广辉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采访时,义正严词地指出,超星大肆盗版无疑是野蛮的抢劫掠夺, 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可是超星家族至今逍遥法外。超星公司的核心人物史超还经常在中国国家版权局主办的《中国版权》杂志大谈保护版权。公安机关不时逮捕盗版小盗,对超星这样的大盗还没有引起重视。
    
    编者:您们要追究超星的刑事责任,显然把它逼急了,它必然动用所有的资源为自己开脱,您们在人力、物力上都处于劣势。
    吴锐:是的。2007年9月,超星公司董事长史超及其助理阎云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找到起诉超星的姜广辉研究员等人,再次要求与“400专家诉超星”的专家私了,坦言为了其中五个案子的应诉,超星公司的“攻关”费用花了80万元。这一说法已经得到证实。“400专家诉超星”有一个案子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将我们的律师当成了超星的律师,说:“你看我给你们出的主意多好,这样就可以治他(起诉超星的原告)。”法官替被告出主意打击受害人,当然不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独有的,海淀法院也一样有。
    
    编者:这就意味着一审法院的判决到中级法院得到纠正的几率几乎是零。
    吴锐:是的。法院不管什么级别,都属于一个系统。中级法院如果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等于往下级法院法官脸上抽耳光,当然不会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400专家诉超星”在海淀法院遭遇荒唐判决,绝大部分都上诉。其中有几个案子超星同意按60元/千字赔偿,法官多次给我们的律师打电话,劝我们接受,然后撤诉。这说明60元/千字的赔偿水准中级法院也是认可的,遭到我们的拒绝之后,中级法院干脆维持原判,我估计中级法院已经恼羞成怒了。
    
    编者:中级法院维持原判那就成了终审判决了,您们连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机会都没有了。
    吴锐:即使有机会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也是白搭。当超星及其客户四处被告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开会研讨电子书商的主要客户――高校图书馆的责任问题,并且在第一时间将会议内容公布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蒋志培的个人网站(http://www.chinaiprlaw.cn/file/2007122212397.html),非常耐人寻味。
    
    编者:我查了一下蒋志培的这个网站,上面说:“高校图书馆利用商业数据库有关著作权等法律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07年12月21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以及资深知识产权法官等参加的我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在使用商业数据库涉及的著作权法、诉讼法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研讨。这是针对我国高等院校图书馆运用商业数据库遇到的著作权等法律问题所进行的一次高级研讨会。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蒋志培、陈锦川、张平、周林、汤兆志等在研讨会作了即席发言。”我觉得很奇怪,5个人就开“研讨会”?
    吴锐:而且还是“高级研讨会”!
    
    编者:再分析一下这5个人吧:
     (1)周林,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超星的公开顾问。当周林起诉书生公司时,还信誓旦旦地说“数字图书馆”本来就不是图书馆,只要叫图书馆,它就要具有公益性、非赢利性和开放性。可是他给超星拿鹅毛扇子,超星不仅叫“数字图书馆”,而且还叫“全球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馆”。超星是全国被起诉盗版次数最多的电子书商,已经让这位大顾问焦头烂额,您们“400专家诉超星”不也是他出面吗?网友评论他参与起草的超星授权书包藏祸心。另外据网友披露:“超星盗版的帮凶――比如周林那厮,应该好好揪一揪,那厮很会挣钱,一边拿着科学院的工资,一遍当律师,特别爱帮老外打官司,如替瑞士玩具公司告北京市复兴商业城,见http://law.baidu.com/00134784000 ... 652f73919efea2.html。去年在保时捷的一个案子中,这厮也是委托代理人。”(以上均见《从网络盗版到纸书盗版:解读超星新出炉的授权书》,http://forum.techweb.com.cn/thread-152194-1-1.html)
    (2)汤兆志,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主任。在网络上搜索“超星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可以看出,“超星”公司因大量盗版侵权被诉至法院时,都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如梁飞、孙洁、刘华、来斌,充当委托代理人,汤兆志本人也多次亲自出马。超星公司盗版案件数量之多在全国首屈一指,让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应接不暇,自然,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除了为盗版者辩护外,没有时间顾及中国的版权问题,任由国人的著作权遭受侵害,任由外人对中国版权问题的攻击。国内外舆论认为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是“牙防组”的又一翻版。
    (3)张平,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在超星网站“名人看超星”就有这位名人,名人说:“我觉得超星数字图书馆不仅仅是从商业赢利的角度出发,从一开始,我一接触超星的工作来看,我很为她这个精神所感动,因为她说我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对作者、对使用者、对社会、对国家公共秩序都没有危害,而且都是有益的。那么,这样呢,我觉得她推动了中国在互联网内容服务这样一个事业,而且现在我们中文的内容服务在互联网上是非常欠缺的。”(HTTP://WWW.SSREADER.COM/ZHUANTI/15/MRKCX_ZONG%20.HTM) 真是肉麻到家了。
    物以类聚。看来蒋志培、陈锦川恐怕和周林、汤兆志、张平一样,都是和超星有厉害关系的人。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简直就是超星的宣传科,为虎作伥多年了。您们社科院的人太闲了,像周林这种人,没见出什么学术专著,好像主要在给企业当顾问、替老外打官司。
    吴锐:中国社科院对科研人员只要求每星期二上午上班,其他时间自由支配,全靠自觉。中国社科院的工作水平只相当于大学的一半,因此一些人到外边捞钱。
    
    编者:回到蒋志培等开的“研讨会”,内容如下:
    ……有的主张权利者不向制作和销售侵权作品的商业数据库的公司提出侵权诉讼,反而专门向大专院校图书馆的购买者使用者提出诉讼。由于使用相同制品的学校图书馆涉及多家,又由于高等院校等多不想进入诉讼纠缠,担心影响声誉和教学秩序,于是共同为同一作品出钱买单。对此类问题如何适用法律,引起了有关专家和部门的重视。……与会者认为,在著作权等实体法律适用方面: 1、高等院校图书馆如果是通过提供存储空间或者镜像为商业数据库服务,应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不应当承担赔偿的民事法律责任。 2、高校图书馆购买商业数据库后,如果是以自己的名义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服务,从技术上和法律上都无法对其内容是否侵权进行事先的审查,对该数据库涉嫌侵权内容不存在主观过错。购买的数据库出现部分侵权资料时,制作销售的公司应当承担责任,而图书馆本身因缺少承担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图书馆可控的商业数据库,高校图书馆在知道可能涉及侵权时,可以及时删除侵权内容;对于无法控制的,应当及时通知数据库的提供者删除侵权内容。这样做符合相关法律和条例的规定,也能避免可能承担的赔偿的法律责任。 3、如果高校图书馆是通过链接提供商业数据库的内容服务,应当适用《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条例》第23条的规定,在接到权利人通知后或者事前未通知在接到诉讼通知后应当删除链接,如此作了,不应当承担赔偿的法律责任。在诉讼法律适用方面,在商业数据库内容涉嫌侵权的情况下,由于高校图书馆没有对商业数据库的信息内容的收集和加工有主动的参与,所以不属于涉嫌直接侵权,遇有诉讼高校图书馆应当在诉讼程序上请求追加数据库的制作销售者作为被告,受诉法院也应主动追加被告,让商业数据库的提供者加入诉讼,有助于明确各方责任,客观判断赔偿范围和数额,避免多头赔偿,防止恶意诉讼。
    吴锐:多所高校“共同为同一作品出钱买单”显然是影射李昌奎先生,超星盗版了李先生多本著作,李先生拿每一本起诉为超星销赃的大学,屡屡得手。李昌奎先生一个人就起诉超星的客户十多次,这些客户包括青岛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山东体育学院、鲁东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福州大学、贵州大学等。大学付给李先生的赔偿当然只能来自超星,所以惹恼了超星。李先生真是超星的克星,他的经验值得推广。
    
    编者:不仅惹恼了超星,超星的护法们简直如丧考妣。您看他们是如何给高校壮胆的:“在发生诉讼时有关高校图书馆应当积极应诉,以正常心态参加诉讼并请求追加相关当事人参与诉讼,在诉讼外不要轻易接受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高校对受害者的赔偿来自超星,这简直像割了超星护法们的肉,疼到命根子上了。“400专家诉超星”从北京转战山东,您们于 2007年底起诉山东体育学院和山东省图书馆,蒋志培他们开会主要还是对付您们。
    吴锐:我们转战山东,也是想避开海淀法院,到外地碰碰运气。
    
    编者:您们这些专家难道就不相信“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古训?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对高校实施本科教学评估检查,很多学校由于历史原因纸介质图书存在严重不足,难以达到本科教学评估对藏书量的具体要求,为了在短期内花费较少资金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难题,电子图书成了救命草,带动了中国网络盗版狂潮。电子书厂家只拉订单不关心版权问题,大学图书馆只买电子书吃回扣也不关心版权。而超星公司以其“胆大”抢占了市场先机,占有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图书馆的腐败是尽人皆知的,公安部门曾经收缴北京一家大型图书公司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给各图书馆的回扣金额。您们想打掉超星与高校图书馆的腐败链,难啊。在蒋志培等人的眼里,您们都成了“恶意诉讼”。
    吴锐:也可见我们打到了超星的痛处。超星的生存主要靠高校图书馆这条腐败链。蒋志培等人强辩高校购买盗版电子书不该承担责任,“从技术上和法律上都无法对其内容是否侵权进行事先的审查,对该数据库涉嫌侵权内容不存在主观过错”。先从技术上看,超星的看家本领就是扫描,它号称有30万人授权,可是从来讳莫如深。销售任何产品都要合格证吧,撇开超星模模糊糊不合格的技术不说,超星将授权书扫描出示给购买者,显然易如反掌,而且可以通过网络传输。再从法律上看,购买赃物也是犯罪。如果没有高校这根最大规模的销赃链条,超星决不会膨胀到现在这个规模。我起诉北京理工大学之后,北京理工大学出示了与超星签定的购买协议,在这个协议书里,明确规定由超星“负责向国家版权代理中心交纳版税,若出现相关版权纠纷,由乙方(超星)全权负责”。可是根本不存在“国家版权代理中心”这个机构,可见这类购销合同都是高校与超星勾结的结果,不是像蒋志培等人说的“不存在主观过错”。
    
    编者:超星迅速积累至228万余册电子图书,得益于高校图书馆为其大开方便之门。这些高校将其藏书当作创收的资源提供给超星公司扫描,达成黑幕交易,为超星大规模盗版提供条件。我在http://www.gudianxue.com/newsxx.asp?news_id=527见到了这些高校的名单,百度“超星贴吧”、“盗版帖吧”上也有。超星如此大规模盗版早已构成犯罪。根据我国法律,为犯罪提供条件的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超星的扫描工厂就设在国防大学,可以说武装到了牙齿。中山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也是超星外地的加工基地。
    吴锐:李昌奎先生致信中国教育部检举大学图书馆替超星盗版电子书销赃洗钱,要求处罚购买盗版电子书的大学,教育部不予理睬(http://wto337.fyfz.cn/blog/wto337/index.aspx?blogid=262776)。
    
    编者:蒋志培等叫嚷高校购买盗版电子书“不属于涉嫌直接侵权”,实际上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大学图书馆采购存在版权问题的电子产品,可是高校从来没有认真执行。您们下次干脆告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串通电子书商,签定一个“版权由供应商负责”的合同,逃避法律责任。蒋志培等人为这种行为打气,太露骨了。
    吴锐:而且老师用赃物教学、学生用赃物学习,其教书育人的效果可想而知,难怪现在已经在全国形成了“盗版无所谓”的大气候。这使我们想起孟子的观点:人性本来是善的,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今天放失一点,明天放失一点,就逐渐放失了良心。好比山上的树木,固然很美,可是砍伐的人多,即使砍伐之后冒出点新芽,牛羊又来啃,终究变成光秃秃了。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我想引申的是:人性即使不是善的,起码也是无善无恶的。可是如果崇恶抑善,人性逐渐丢失,甚至朝灭绝人性方面发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编者:媒体也没有起到崇恶抑善的作用。
    吴锐:在2007年“世界版权日”来临之际,4月17日《人民日报》率先报道了我们的官司,报社马上接到自称是李铁映秘书的电话,超星多次到报社纠缠。5月22日、5月29日、7月10 日上海《每日经济新闻》进一步揭露了超星打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制”的旗号,假冒国家863计划,进行虚假宣传,超星反告报社侵犯了名誉权。我们这些秋菊们起诉超星后,网络流氓倾巢出动,骂我们想出名,骂我们受到他人的操纵,总之我们受害之后如果忍气吞声,强盗们倒还会放我们一马;一旦我们主张权利,那简直捅了马蜂窝,戳瞎了他们的眼睛,好像我们反而成了不和谐的因素。媒体呢,很多不是为受害者鼓气,反而很想看看受害者的笑话。除《中华读书报》、《出版人》外,又如2007年9月28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7年10月12日的《文汇读书报》 迫不及待地报道“吴锐授权书”是我的签字,丝毫不提鉴定机构的真实结论。2007年9月27日的《新浪科技》干脆说:“法院授权鉴定机构对超星公司提供的吴锐著作授权书的笔迹进行鉴定后认定,吴锐确实与超星签署了授权协议。”2007年10月8日的《新华书目报》狂呼:“刘宝才和吴锐的败诉,推倒了‘最大网络盗版案’的多米诺骨牌”!我觉得《新华书目报》如果要尖叫的话,等到超星228万册电子书目录现身时不迟。《新华书目报》得意地写道:“所谓‘最大网络盗版案’这个大泡沫也被海淀区法院的一纸判决戳破”,我则以为,在所有电子书商中超星是因盗版被起诉最多的公司这一事实,至今使超星保持“最大网络盗版案”的记录。要“戳破”“这个大泡沫”也不难,那就是找出其它公司被判盗版的判决书比超星多就可以了。如果说《新浪科技》是公司的网站,以盈利为目的,其它的报纸则都是国家资源,应当成为全国人民弘扬正气的公器,为弱势者发声。那些极力为盗版者辩护的,要“戳破”其“大泡沫”是早晚的事。其实我们很体谅《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这样的报纸可能盈利有限,所以我们这一批人的诉讼请求之一就是要求超星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的上级报纸)、《中国新闻出版报》登报道歉,这是有原始起诉书和法院判决书为证的。
    
    编者:蒋志培等人说“遇有诉讼高校图书馆应当在诉讼程序上请求追加数据库的制作销售者作为被告,受诉法院也应主动追加被告”,我觉得很可笑,我打官司告谁我做主,还要法院“主动追加被告”?
    吴锐:“400专家诉超星”起诉山东体育学院的案子,山东省中级法院也要我们追加超星为被告,遭到我们的拒绝后,判决山东体育学院侵权成立,但不承担责任。
    
    编者:那“400专家诉超星”的荒唐判例又多了一个品种。可见上述蒋志培等人的“研讨会”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吴锐:我们转而专告超星的客户,还有一个客观原因:超星公司一贯采取频繁更换公司、让公司被吊销等等手段,变着戏法干盗版,让受害者找不到被告,我们找被告就花了近万元。从我们告北京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的情况看,与高校签定销售合同的有的叫世纪超星公司,有的叫超星数图公司。我们在起诉上海理工大学之前,曾经给该校发函,只要它告诉销售商的名称就可不起诉它,但它拒绝透露,最后只好将它也列为被告。可见蒋志培等人所谓高校不承担责任的论调对维权者极为不利。另外,超星是一个家族企业,钱已经赚够,听说其主要成员已经移民加拿大,他们随时可能来个大撒把,不要公司了,那么盗版受害者只能找它的客户。如果按蒋志培等人的论调,受害者只好自认倒霉。
    
    编者:您们告山东体育学院真失策,因为2008年2月,第二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就是在济南开的,蒋志培在会上的讲话由最高法院下发,“要求各地法院做好此次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山东省中级法院显然“贯彻”得很及时。
    吴锐:我们起诉山东体育学院在先,他们开会在后。
    
    编者:2008年3月16日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讲述港商徐敏芬到山东临沂投资几个亿,结果投资被侵占,当事人被关押二年多,法院审理近一年,超过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案件审理期限。
    吴锐: 香港虽然回归了,但我们在内地看不到《亚洲周刊》。不过这样的事大家都听得疲劳了。所以我认为中国今后最大的振荡是冤狱振荡,每一件冤狱积累起来,又成为历史积怨。汉族地区地广人多,你们的司法制度我不好评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学者来说,我认为少数民族的司法制度应该与汉族地区不同。
    
    编者:我读过蒋志培的讲话,会议代表180人,“在秘书组、会务组、材料组、宣传组之外,(山东高院)专门成立保卫组,出动40名法警保障会议代表的安全”,好神气。
    吴锐:海淀法院就不神气吗?保安喝斥群众安全检查,连矿泉水都不让带,法官好像很怕被刺杀或被泼硫酸。我去过几个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只需登记,连保安也没有,更不用说安检了。人民法院如此怕人民,很奇怪。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对去掉“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的呼声非常敏感。
    
    编者:2008年1月2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分组讨论,列席分组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审议两院报告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其间,他的发言屡次被打断。
    吴锐:在“三权分立”的国家和地区,无论你是多大的官,见了立法委员(相当于人大代表)都像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毕恭毕敬;如果回答质询不诚实,还会被追加伪证罪。
    
    编者:新华网北京2007年12月7日电 (记者 田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7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学习借鉴国外司法经验,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绝对不能照抄照搬,搞“三权分立”。
    吴锐: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就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按照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人类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个阶段,将来要朝共产主义发展。在原始社会,有较多的原始民主成分,不少还保存在少数民族地区,与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精神息息相通。此外,汉族多不信宗教而少数民族多数信仰宗教,信宗教的人总是相信神总是正义的,人间也该是正义的。如果司法不公,神人不和谐,就会引起很大的民愤。“400专家诉超星”的经历,痛定思痛,使我感觉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制度应该率先改革。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薄弱,如果不早日进行适合自己的制度建设,谈何跳跃式发展。
    
    编者:我们这次主要谈西藏神权传统,一般认为神权会阻碍民主。
    吴锐:这是一个想当然的误解。我在前面指出过,在神权社会,要成为首领必须显示非凡的才能,通常是公平竞争,已经举帝舜经历烈、风、雷、雨四项考验。我们看我们土家族的祖先廪君是如何当上首领的。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来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约定向石穴里掷剑,能掷中者,奉以为君。结果只有务相一人独中,大家都叹服。又约定各乘土船,看谁的船能漂浮起来,结果也只有务相的船能浮,其它四姓的船都沉了。于是四姓共立务相为王,号称“廪君”。首领地位虽高,但责任也大。前面讲到弗雷泽,他的的名著叫The Golden Bough(《金枝》),书名的取义是这样:在某个部落,若一名将被处死之人,能够进入圣林并从圣树上摘下槲寄生,从而获得金枝(The Golden Bough),他就有跟最高祭司挑战的权利,并可以在胜利之后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如果首领的神性被证明减退甚至消失,首领就要让位。《新五代史》载契丹部落中有一个较大的部族叫大贺氏,大贺氏后来又分为八部。部的首领号大人,推举一个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当“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推举新的盟主。可见成为一名首领并非易事,也有相当大的风险。这种推举制度虽然有神权的光环,但还是比较民主的。以现在印度流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例,他出身平民家庭,一旦证明是灵童转世,他就被藏民奉为最高精神领袖,顶礼膜拜。藏民认为转世制度是民主的,中央政府也认可。
    
    编者:难怪藏民抱怨警察经常到他们家搜查藏民有没有供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照片。
    吴锐:这就是宗教的顽固性。十四世达赖喇嘛去年已经声明要在国外转世,问题更复杂。
    
    编者:这样不符合藏传佛教教义吧?
    吴锐: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佛教是一种宏大的世界观,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华夏族(汉族的前身)至迟从春秋时开始就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藏民相传印度人是他们的祖先,这在华夏族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就达赖喇嘛这种制度来说,第四世达赖喇嘛就不是藏族,而是蒙古族。但是无论西藏的文化传统如何,我们都要反对民族分裂,珍惜改革开放成果,推进政治改革。我呼吁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改革可以先走一步,但不能闹分裂。同时也没有必要投鼠忌器,以为政治改革就会导致分裂。比如你现在到美国煽动创立一个“黑人国”,必然没有人响应,因为黑人在美国已经不受歧视了,他们现在很喜欢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
    
    编者:“400专家诉超星”作为一场公益性诉讼,主张建立一个最低的打击盗版的标准:一旦发现盗版,盗版者首先要登报道歉,其次要负担受害者的调查费、律师费、公证费、诉讼费之外,最后根据被盗著作的字数按100元/千字赔偿。2008年2月,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说要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从重处罚,使盗版者没有本钱再干盗版。
    吴锐:“400专家诉超星”的维权者分布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日本,我把阎晓宏的讲话发给港、台、外国的朋友看了,请他们稍安毋躁,他们笑死了,他们认为阎晓宏只是代表官方针对大陆以外地区的做宣传,这样的宣传太多,他们不再相信了。中国盗版之所以如此猖獗,很明显是赔偿标准太低。由于网络的普及,“400专家诉超星”早已受到海内外的关注,“400专家诉超星”的作者有十多位在台湾。我去年到台湾讲学,就有很多人来慰问。2007年11月15晚台湾中天电视台新闻主持人说:告诉大陆,要使台湾人不恨大陆人,就别偷台湾的智慧财产权。2007年10月,台湾一个大学生因为整本复印书被刑事拘留20天。尽管这么严厉打击盗版,美国还根据301条款把台湾放在观察之列。“400专家诉超星”作者之一、日本谷中信一教授给我来信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好像无法国家。人家都为了赚钱不选择手段。有些人用任何非法的手段欲望自己的利益。……对像这样的于跟中国之间发生的犯罪,日本人都生气而害怕。对于将来的日中关系肯定会影响到。我特别担心。”
    
    编者:您们应当向社会各界申请法律援助,追究国家版权局的渎职罪。
    吴锐:我认为不光是渎职,而且是合谋盗版。中国的国家版权局和新闻出版总署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成立于1998年,是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设立的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版权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机构。其成立之初,居然与超星公司同在北京市西单一个房子里办公,接着为超星读书卡作认证,因此在所有超星读书卡上都印有“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制”的字样。读者购买读书卡就可到超星网站下载书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超星读书卡上,也印有“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监制”的字样。读者误以为经过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认证,超星电子书就不会有盗版,超星公司一贯也是这样宣传的。超星还一直谎称:“2000年,超星与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签订协议,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获得授权和支付稿酬。”(http://202.99.241.245/qyjztszn/htm/%C9%FA%B2%FA%C1%A6%D6%AA%CA%B6%BF%E2/htm/banq.html)
    通过监制超星读书卡、宣称替超星代转作者稿酬等方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为超星盗版披上合法外衣,对其他电子书商形成打击之势,属于不正当竞争。国内舆论认为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是中国卫生部“牙防组”的又一翻版,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辩称“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并非超星保护伞”,见国家版权局主办的2007年6月15日《中国新闻出版报》,我认为缺乏说服力。
    
    编者:有个记者曾经采访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副主任索爱军,问为什么超星因盗版被起诉,替超星出庭的律师几乎都是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人,索爱军反唇相讥:“你们打官司也可以请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律师。”问题是汤兆志、梁飞、孙洁、刘华、来斌等人替超星打官司时,必然要收律师费,可是他们作为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编制,必然又拿国家的工资。我怀疑汤兆志、梁飞、孙洁、刘华、来斌等人和您们社科院的周林一样,一边拿国家的工资,一边替超星消灾捞钱。
    吴锐:我听律师界的人说,梁飞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
    
    编者:按我国法律,公民可以充当委托代理人出庭,但不能收费,难道梁飞多年如一日给超星当活雷锋?我在超星网站上搜索了一下,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也即国家版权局局长)宋木文长期充当超星公司的代言人,出席超星举办的各种活动,如2002年为超星拉授权书(http://www.ssreader.com/zhuanti/15/zj.htm)。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许超、副司长王自强,一直积极为超星公司宣传,见http://www.ssreader.com/zhuanti/15/zj.htm,http://www.ssreader.com/zhuanti/15/ms_zong.htm。
    吴锐:国家版权局去年公布了举报盗版的网址,我受大家委托,是2007年8月举报超星盗版的,至今杳无音讯。后来向北京市版权局举报,他们将材料转到12318(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大队),当然也是石沉大海。2008年2月19日,我按国家版权局公布的举报电话12390寄去举报超星的材料,同样杳无音讯。再对照上述阎晓宏的讲话,真是滑稽。每年的世界版权日之前,北京大街小巷(包括地铁)满是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画,不知要花多少钱。
    
    编者:“400专家诉超星”用您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仿冒、盗版构成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很重要的一部分,至少可以说胜之不武吧。改革开放之初,好多外文书店都有一个“外宾止步”的牌子,专卖原版外文书,都是盗印的。中国对印刷管理极严,这种大规模盗印只能是官方组织的。
    
    编者:超星的授权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郑成思、周林等人策划的,居然连作者授权出去的作品名称都没有,处处设套,请君入瓮,看不出作者享有什么权利,带有明显欺诈性,属于霸王条款,欺骗了相当多的善良学者,如http://www.gudianxue.com/bmbadmin/newsxx.asp?news_id=527。超星的授权书大部分是打着“国家863计划”取得的,有诈骗之嫌,应全部作废,重新争取作者的授权。国家科技部对超星的行为,应当有个明确的表态。
    吴锐:我以前说过:“无论什么专家起草合同,免不了替出钱的人捍卫利益,但不能违背良知、颠覆公平交易这个基本原则。”(《求其放心,相责善道:用保护知识产权改造国民性中国盗版受害者协会成立“7•11”讲话》,http://www.gudianxue.com/newsxx.asp?news_id=498)不能违背良知,古人视为天理。现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早已被颠覆,既不讲天理,又没有法制,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下,盗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编者:您对中国的法官有什么期待?
    吴锐:好法官需要在好制度下形成。但在好制度形成之前,法官凭借其地位也有条件为社会增添几分正义。法学属于社会科学,一个好的法官当然要具备法学知识,同时还应该具备一定人文素养。请问中国的法官,有多少人能分清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又有多少人具备人文素养?在神权很浓的西周时期(公元前1027-前770年),统治者敬畏天命,一再告诫贵族们要“明德慎罚”,不能欺负鳏寡孤独(弱势群体)。《尚书》中有一篇《吕刑》说苗民发明行使残酷的刑法,杀戮无辜,受害者向上帝报告,上帝一看,苗民没有馨香之德,残酷的刑法散发着腥臭,于是降下惩罚,“遏绝苗民”。吕王告诫贵族们要“哀矜折狱”(审理案件要有同情心),不能贪赃枉法。春秋、战国以后,人文主义勃兴,不断充实“哀矜折狱”的思想,强调法律的正义指向。仅以南宋为例,虽然偏安一隅,但却创造了突出的精神文明。比如思想家吕祖谦(1137-1181)认为,由于世道不公,人们痛苦无告,因而转向宗教。陆象山(1139-1193)认为,赏罚不明导致人们在宗教中寻找慰籍。我们不能反过来指责这些痛苦无告的小百姓在吸毒(宗教),甚至把他们投入牢中。实际上宗教追求的正义和法律追求的正义有相似之处。我们常听见说“法律是神圣的”,最初人们相信神是“聪明正直”的(见前),当然也相信法律是应该代表正义的。现代社会已经远离神权时代,只是扬弃宗教的躯壳,直探正义的本质。浅见以为,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之下,即使可能出现个别包公,于整个局面无补。我作为“400专家诉超星”的召集人,痛定思痛,穷则思变,希望这个国家的决策者翻翻古书,继承先哲“不臣异俗”的优良传统,对少数民族网开一面,由改革司法制度入手,在政治改革的征途上先行一步。
    
    编者:希望您继续保持旺盛的斗志。您们既然成立了中国盗版受害者协会,如果得到法律人士的援助,您们挨个起诉国家版权局、教育部的渎职罪,对全社会的警示意义很大。您们与微软等被盗大户是天然的盟友,可以争取他们的资金支持,专打公益性强的反盗版官司,让强盗知道受害者并不好欺。
    吴锐:美国两次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其中一个原因是说中国政府打击盗版不力。我常想,假如哪一天微软以中国放任盗版为由宣布在中国停止销售其软件,中国会瘫痪成什么样。中国曾经有过四大发明,沾溉人类文明。现在出现超星这样的江洋大盗,残忍地掠夺人类文明,我想通过“400专家诉超星”事件教育每个中国人树立做人的尊严,树立不偷不抢的最低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请社会各界支持我们这场为尊严而战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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