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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高兴》:烂人眼里的烂书,牛人心里的牛书/陈永苗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9日 转载)
    
    首先应该有一种同情性理解,或者取人家长处舍人家短处。《中国不高兴》在《中国可以说不》的阴影下乘凉,也被其所累。很多人不假思索,当作另外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厌恶和偏见顿时而生。
     过分说“内忧”有不能出书的风险,《中国不高兴》难免有自我约束,被迫不能“干涉内忧”。 我们受尽言论审查之苦,不应该站在说话不腰疼。我觉得《中国不高兴》“内忧”说的还是清楚的,但是被误读得不清楚。这没办法,只有在漩涡和搅拌机当中,或者极大张力的磁场里面,才会被撕裂,才会话语增生。影响才大。 (博讯 boxun.com)

    还有,自由右粪会进一步帮助扭曲《中国不高兴》,无视或者严重缩水他们对“内忧”的强烈关注。就像自由右派对公正和机会平等的追求,就被看做不存在或者很微弱,就被当作忽视公正和机会平等的追求。自由右派对这个的追求,不会少于怒火中烧的批判者,不过就是表达过于理性,无法被认可,而被妖魔化扭曲。
    《中国不高兴》是一本话糙理不糙的好书。一本烂人手上的烂书,牛人心中的牛书。仗剑论政(庄子的天子之剑),乞丐一般凌乱,但是其内核如同《绝代双骄》中凌绝顶遗世独立的大侠燕南天手上那把破剑。《中国不高兴》是一个照妖镜:烂人眼里的烂书,牛人心里的牛书。
    
    
    
    《中国不高兴》的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其中“大时代”被我自己心中删除掉。不过就是另外一个《红楼梦》中的贾府,眼看起高楼,眼看宴宾客,楼却塌了。“大时代”放在当代政治语境下,就让我想起“在乡下茅房里面吃满汉全席”。很显然相当反讽、尴尬,有点历史时空错位的感觉,一看就火冒三仗。怒火中烧,并不是一种思考,而是风箱里面的老鼠,对现实条件的情绪性反映。而是一种意见,情绪、偏见,不能是用来判定《中国不高兴》善恶的理由。当然背后可以折射出重大政治问题。施特劳斯说,民众的偏见意见,是真相知识的入口。
    
    
    
    
    
    “大目标”或者复活伟大政治以“大局解小局”,以及“圣城”的政治,我很喜欢很激动,“内忧外患”,我坐下来思考。只有复活伟大政治,才能从意识形态的无形牢笼中摆脱出来,才能理性地评估执政者的功过,然后促成或者采取理性的政治行动。内政是首要问题,即使采取“大局解小局”,也不能造成首要问题被回避。苛政猛于虎,内忧才是最恐怖的外患,当下的外患,还是外科手术。
    
    
    
    
    
    中国不高兴,自由右粪很生气。对其批判,并不是思想批判,而是政治批评:对当下时政走向的影响。当非常信仰自由主义和改革是唯一出路到了极端,碰到堵塞、干扰出路的说法,就会《中国很气愤》。碰到有人指示横生枝节的歧路,他们一样会《中国不高兴》。一样代表中国人很气愤不高兴。当我们不再渴望和信任改革,相信自由主义与改革的离婚,那么就不会有杀父夺妻般的被伤害感。
    
    
    
    
    
    这种感觉与武大学子驱赶和服母女一样,是一种自然正当。我就非常奇怪一些时评家,谴责武大学子驱赶做法,恨屋及乌,连民族主义精神,也一并否定了。和服母女是在公共领域照像,又不是在自己家,可以说成是搞一个行为艺术,是有公共性的,所以必须遵守公序良俗。私法上的权利是不可以滥用的,遵守公序良俗是很重要的约束。和服母女的行为,在凝聚特殊情感的场所,伤害民族主义精神,虽然不构成违法,但是却侵害公序良俗,具有道德不正确,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固然武大学子应该采取劝服的办法,而不是驱赶,但是维权(国权)方法不妥,并不等于其目的就是不好的。手段不妥,并不伤害目标,好心办坏事,还是好心。
    
    
    
    
    
    民族主义精神本身就是美好的,而不是贬义的。你不能说民族主义精神被坏人糟蹋了,就坏了,就像女孩子,被强奸了就坏了。人民这个词也是一样,自由这个词也是一样,本来就是好的,不能说被滥用了,被糟蹋了,就变为不好了,坏的。当他们在骂人民,侮辱自由,侮辱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在反对糟蹋、滥用,而不是反对人民、自由、民族主义本身。民族主义精神是自然正当的,表达方式却是完全错误的,那需要引导,而不是辱骂。表达方式却是完全错误的,却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情绪就是错的,不正当的。
    
    
    群己分界的标准在认定民族主义是非问题很关键。在我看来,道德知道分子讨论民族国家事物和国际大事的时候,往往还没从农村地头出来,脚上沾满泥土,嘴巴上还满是旱烟味。当我们讨论爱国主义事物的时候,这不是简单的道德能够承受的。道德是多元的,应付复杂负调的民族国家事物,乱上加乱,容易搞乱和撕裂国家,而只有建立在陌生人之上的法律,才合适一些。对国家政治事物的讨论,要用权利替代道德。权利作为法律的基石,只要谈权利,正确的认识和出路,就***不离十了。
    所以我当时评编辑的时候,给我自己的建议是不懂法律的法盲道德派时评家的文章,从邮箱中不看就删除。从过去的杂文写作到今天的时评,不升级换代如何可行。
    
    
    
    我们可以看到,我心中的《中国不高兴》副标题《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已经是和政府拉开思考的距离,一种建设公民社会或者民间的视角。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面,和政府拉开思考的距离,就是天然比靠近政府更加正确。这也是当下的自然正当。
    
    
    被恐怖分子挟持的飞机中,有没有乘客和恐怖分子的共同利益存在呢。它肯定有,但是很薄。交叉重复的地方,大多数不在于当下,而在于未来。
    如果没有这种相对的,特定时空条件的交差一致性,那么自由右派在改革三十年内,推进当局改革的这种临时合作精神,就没有任何政治正当性。推进当局改革,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了当局。当然当局也从这个进程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我们来关心改革,是因为改革会影响未来,给我们带来好的或者坏的结果。
    从这个维度来思考改革,与思考国家利益一样。《中国不高兴》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利益。按照毛泽东的历史阶段论(毛选中说过,共产党自己要消亡的,不过就是没说时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肯定要过去,党国体制消亡,中国还要延续。即使不消亡,中国利益大目标也是高于党国体制。党国体制之上还有中国人民在。他们思考的并不仅仅是1949年之后大陆的,而是超越其上,当然也被迫包括1949年之后这一特历史时间的大尺度时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讨论 “大目标”。固然“就像在乡下茅房里面吃满汉全席”,然而这样的时代里面,伟大政治目标确实不能丢。而且最坏的时代,对于伟大政治的复活,是最好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恶劣的紧迫形势,才能迫使最大多数的人去关心、去思考、去回忆我们当初到底要干什么,今天干到什么地步,还应该咋办。
    
    
    毛泽东时代的“赶英超美”,变为今天“赶超美国”,打败拳王,打碎拳坛,自己重建新的更加合理的拳坛。“压垮这个世界秩序或者再造一个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是经济的,是美国为拳王的全球商业殖民体系,我觉得是应该有这种抱负。
    托斯妥耶夫斯基说的很对,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也不屑于在人类中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的,而且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这种信心,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很奇怪的是,一个人只有想成为上帝,想成为最高无上的人,他才能维持一个人的本质。一个民族也是,只有在进取和竞争中,才能维持本身的生存。
    如果考察各大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支撑,光有富裕的动力,并不能持续地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15世纪荷兰经济的历史命运就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民族主义是集体的,而富裕是个体的,集体高于个体这是一种很强大的“自然正确”,把集体视为救赎,让个体的努力获得神圣的意义,这才是最大的动力。
    《中国不高兴》所说的大目标,伟大政治的渴望本身并没有错,而且也受到当下经济“强势”的鼓励。另外一层,这种伟大政治,绝对不能如同甘阳等文化政治论者那样,用这种所谓的经济奇迹作为基础。王小东认为基于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很弱很软,没什么用。反 “软实力” 文化体现出来一种政治成熟。这其实与自由右派一致。这里有清理门户的意思,批判文化保守主义,为专制服务。而我也认为,基于后极权时代所需要,或者自己编造出来的政治神话,也就是经济奇迹,同样很弱很软,没什么用。就像在别人做庄的股票市场里面,骗人民的钱来炒股,股票上涨散户获得优势感和自大。别人一动,就烟消云散。
    黄纪苏问说,大目标从哪里诞生。从我们心中诞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应该领导世界。就应该如此,不应该再找理由,这是自明的,不用论证的,是自然正当的。就像天选民观念,这是一种天生的本能,不用外求。我在《盐碱地种花的儒家宪政主义》中说,甘阳居然用这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作为中华崛起的正当性论证,而不是一种“自然正确”,一种与生俱来的天启,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或者欲望,一种天命,从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说出:我们就要领导世界。
    当然,一介平民最主要是关心改善民生。可是这和伟大政治目标不冲突,而且是一致的。伟大政治目标由精英来专职关心,一介平民来业余关注,心血来潮就呐喊。又不是讲了伟大政治,就不讲民生。搞不搞民生,或者讲不讲伟大政治,扭曲到什么地步,这是精英和民众所不能主宰政府的。
    你在《中国不高兴》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主义精英,已经和政府拉开思考的距离,甚至拉开政治立场。我觉得并不是单纯指导致力于当下的对外政策,而且是在于重建公民社会,也就是是长远中华民族考虑的,而不见得是为当下政体和统治阶级服务。
    大家觉得伟大政治目标就是与大多数人的权利、平等冲突么?不冲突。正是政府和国家致力于大多数人的权利、平等冲突,才是伟大政治目标。美国的宪政爱国主义,正是基于自由与平等。其政府只有致力于这个目标,才有政治正当性。伟大政治目标也不是单纯政府的,而更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才是伟大政治的一个帮助者。当不是人民的,那就是伟大政治的敌人和妨碍者。
    是的,历史上怀着伟大政治目标的政府,绝大部分是残害百姓的政府,可是美国例外。这就是方法的问题,政体是否是共和的问题,是否是有限法治政府的问题。残害百姓的政府,目的是没错的,但是方法不好。不能因为方法不好,就否定了目的。不能因为错误的方法,导致恶果,就否定了伟大政治目标的梦想。没有伟大政治的复活,重新成为共识,对劣质政府的抗争和不服从就是特殊的,没有普遍性的。
    或许说百年来自由主义没有充分的自觉或者自我认识,但是不可否认已经隐含了伟大政治目标。甚至可以说,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成为世界领导民族或者主人民族的思想,是来自自由主义。例如严复的自由主义的学说,就是一个英国式的强国方案。
    自由主义作为强国方案,从近代以来都没有丢,即使被甘阳们看起来忽视了,其实是被悬隔起来,用括号暂时括起来,并没有遗忘,相反甘阳作为自由主义的牛虻(新左派是自由主义的),提出了国家问题,也是自由主义强国方案的展开,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完成自由主义的展开和修复。近些年来,以高全喜、李强和王炎的“国家利益派”,以《大国》为载体,以更加清晰地说理在展开自由主义强国方案的修复。自由右派,例如徐友渔与朱学勤,就倡言宪政爱国主义。我在2005年的抗日爱国运动中,就写出宪政爱国主义七评。
    可以轻易地区分出自由右粪与自由右派。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右粪绝大多数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经济自由主义,其实也是有一个经济民族主义,不过这个目标,与他们推出来的战略、战术的效果都是相反的。本来想通过市场化,让中国国强民富,结果是成为商业殖民体系的牺牲品,自己和权贵一并成为买办。他们心中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梦中情人,而实际上是洋人尽可夫国人看不得的欲女。当鲜花必须插在牛粪上,自由右派支持市场化,与经济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甚至被他们代表了,牛粪就成了自由主义,就被拖累,那么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就被看不见。
     我认为民族主义者骂外国,就像骂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很有指桑骂槐的本事。国内权贵是买办,这种思维方式是他们的前提。正如主流经济学家,是权贵看家狗。当我们忽视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前提,就觉得他们非理性,其实是自己非理性。
    如果你看到《中国不高兴》,就破口大骂,你肯定是一个烂人,那就请你继续破口大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牛人,或者必须是牛人,那么请你抑制愤怒,把书读完,然后掩卷思考,扪心自问,书中说的是不是很牛的大道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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