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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宫:一个典型的帝国霸权的象征/唯色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8日 转载)
    文/唯色
    
     在北京的天安门之西,有一座毛泽东题名的建筑:“民族文化宫”。中国官方介绍:“它建于1959年9月,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中国56个兄弟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的象征。” (博讯 boxun.com)

    
    去年和今年,我两次走进民族文化宫,为的是看两个关于西藏的展览:“西藏今昔”和“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同小异,只是今年展览多了官方版本的“3•14事件”。网上有个中国人说:“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常年展览控诉西藏奴隶主的罪恶行径,人皮、头骨、各种刑具全是实物。”看来,这么多年,这里一直都在上演“忆苦思甜”的大戏。时代变了,展览的主题依然没变,不外乎竭力渲染“旧西藏”是人间地狱,“新西藏”是人间天堂,“藏独分子”图谋“开历史的倒车”。
    
    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结束后,中国官方第一次与流亡西藏接触,似乎进入了一个昙花一现的蜜月期,达赖喇嘛连续派遣三个参观团考察全藏地,中共视其为“统战”对象,予以高规格接待。当时,达赖喇嘛的长兄塔泽仁波切也回过藏地。而在北京的宴会上,塔泽仁波切直言不讳地说:六十年代,民族文化宫办的展览称“旧西藏”有四个最,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但我认为,你们共产党在西藏的统治才真正的是“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这就是你们给西藏带来的新变化。在场的中共官员闻言十分尴尬。
    
    塔泽仁波切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民族文化宫的这些展览,与文革后期在拉萨的那个“农奴愤”展览一样,实质上都是在中共强大的话语权的控制、遮蔽和曲改下,作为实施洗脑教育的教材,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不断地改写。而历史的真相与现实的真实,就在这改写的过程中被改变了;几代人的记忆,也随之被改变了。许多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都是妖魔化的。我见过一个中国有名的医学专家,她的西藏印象至今停止在被意识形态的宣传全然固化的文革年代,因为她说:西藏现在还有蝎子洞吗?我们当年就听说了,布达拉宫有个蝎子洞,农奴主动不动就把农奴给扔进去,让蝎子活活咬死。而在“西藏今昔”的展览上,一位老人指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告诉幼小的孙子:“他是坏人”;在“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览的留言薄上,一个中年女子奋笔疾书:“叛乱分子太可恶了,就应坚决平叛!”
    
    多少年来,在权力者一以贯之的灌输中,“大救星”的帝国形象被树立起来,“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的帝国主义话语遮天盖地。其目的是要告诉世人:生为一个落后而野蛮的西藏人是不幸的,他或她除非被中共拯救,否则是毫无活路的。有趣的是,每一次关于西藏自古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宣布,每一次关于西藏是如何被解放的说明,都让人不禁想问: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再三宣布和再三说明呢?如果不是恰恰相反的答案,如果不是心虚、理亏,何苦如此?而那些关于西藏人民如今过着史上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的说法,在去年爆发的那么强烈、那么持久、那么规模空前的抗议面前,实在苍白。
    
    民族文化宫,则因为承担了如此强悍却又如此虚弱的说教,成为一个典型的帝国霸权的象征。
    
    2009-3-16,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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