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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英马:1989年大批高干子弟纷纷占据要津?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7日 转载)
    
    2008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是静悄悄地过去了。现在再讲这个题目,似乎已无大的必要,因为人们已经讲了许多。例如不少人均已指出,经济没有搞上去,是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制度急剧改变的基础性原因。但是回顾一下,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期里,经济建设方面也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方面的落伍是较后时期的事。究其原因,是管制型的经济体制脱离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关于这一方面问题不准备多谈,现在要谈的是另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实际难以避免,但如果共产党真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那么一旦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大的进步,也就是发现了以往的错误,切实地改正就是了,怎么会落到被人民大众抛弃的地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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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也好,当时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主义国家也好,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垮台,原来的社会制度之所以被抛弃,真正丧失民心的是什么呢?是当政者的很大部分人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高踞于大众之上、极度不可一世的社会主人。并且这已演变成了这些国家当时的国家机构的整体状况。
    
    一切科学的理论,植根于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过程的深入分析,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设计什么模式之类。
    
    当年巴黎公社虽然仅仅存在了七十几天,马克思对国家演变的考察、对巴黎公社工作人员选举和监督制度的考察,却是多么深刻和影响深远。自然,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以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全面把握作铺垫的。
    
    纵看历史,国家这个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基础上的产物,一经形成自己独特形式的生命体,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调节各阶级关系包括调节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可以控制的统治方式同时,形成了特殊的权力体系。他的特殊和可怕之处在于,这些居于权力中心的人们,甚至对于他们实际代表或曾经代表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也往往是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姿态出现。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世上的一切事物,总是在制约中发展的,对于各种具体事物,差异在于制约的具体因素与范围的大小。例如,人们在现行的社会条件下可以看到,那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企业,常常俨然是一个个小王国。性命攸关地制约着它们的,是高度竞争性的市场;是它与其他企业、消费者的高度竞争关系;以及社会的现行法律体系、行政性管理所给出的生产条件。尤其是市场竞争的外部制约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至这些形同小国王的企业主持者,其管理方式终究要屈服于当代社会生产内在决定的条件,不然的话,或迟或早会被淘汰出局。由这个具体的制约机制可以看到,真正起作用的制约机制,一定是与被制约对象无直接的利益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制约者和被制约者就要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机体。这就是我们从实践中看到的,我国各单位内部的纪律检查机构不可能对重大的违法、违纪行为以有效遏制的基本原因。
    
    国家机器的监督者是谁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问一问什么是国家机器(国家机构)的基本职能。当今世界,无论那一个国家,运用武力对外国和本国的破坏性力量加以打击,总是其极为重要的职责。但是除此之外,对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维护等宏观的公共性社会事务的管理,成了愈益重要的社会职责。事实上,国家机器对破坏性力量的打击,也是社会的公共性事务,只不过是特殊的公共性事务。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就极富远见地指出,随着工人革命的胜利,国家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从发展的总趋势讲,国家的消亡过程就开始了。现今的人们,大都已经忘记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遗产,或者是认为不值一顾,但这实在是极其重要的根本性的东西。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讲一些例子吧。
    
    若干年来,关于提高我国职工的退休年龄问题,已许多次地被提出来讨论。本来,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有种种不同看法是完全正常的事,但值得深思的是,力主现在就将妇女退休年龄提高到与男子相同退休年龄的人中,绝大多数是那些在机关工作的妇女。事实无情地告诉公众,这些大声疾呼要为妇女争权益的人,其所代表的只是某些机关妇女狭隘的眼前利益。机关妇女并非都在国家机关工作,但其所反映的一般特征是重要的,这就是:当劳动仍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自身的第一需要时,由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行使基础上形成的机构,是会以各种方式追求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人狭隘的自身利益的。从这一点讲,问题决不仅仅是某些个人的品格或缺点之类。
    
    还可以举一个重要例子。1989年的中国发生的动乱风波中,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何错之有?这与公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再早几年,对于身在中国共产党内,却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整体的刘冰雁、方励之等人开除其党籍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这与非共产党人士保持自己的独特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那么,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真正杀伤力最大的是什么呢?道路以传的消息:大批高干子弟纷纷占据要津,不能不说是当时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即使真的不是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或许人们会辩解,占据高位的众多高干子弟似乎也干得并不坏。但是实际上,大众中胜过他们具有的能力者及同等水平者,何止成千上万。以父辈为依托捷足先登占据要位,是巨大的社会不公平。当然也必须指出,此类现象目前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大量存在,要根治必须经历很长时期。
    
    对此,社会监督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各国的实践表明,有效的社会监督,监督者(机构或个人)除了要具有相应的监督、处置权,其与被监督者必须不存在直接的利益控制或依赖关系。
    
    既然国家机器所行使的是对全社会利益攸关的重大社会事务,这就表明,从根本上讲,其监督者就是全体人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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