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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6日 转载)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事件十分自然地成为了最近中国人讨论乃至争论的焦点。一派人支持美国,他们支持美国的一切,不问具体细节,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另一派人反对美国,这里固然有同情弱者的成分,但主要原因还是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因此,中国人关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争论实际上还是中国人关于自己事务的长久以来的争论的延续。做一个粗陋的划分,前一派人主要是民主主义者,或曰人权主义者;后一派人主要是民族主义者,或曰族权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长久以来的争论中,有一些其实非常基本、非常简单的东西一直被搞混淆了,我们实在有必要借这个契机把这些简单而又基本的东西搞搞清楚。
     (博讯 boxun.com)

     一.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事件已经清楚地向世人表明了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并不是说自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开始世界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其实冷战一结束现在世界的这个架构就已经确定了,而是说这件事使得更多的人看清了冷战后的世界大势,许许多多貌似宏大、深远、智慧的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的前景的理论或说法终于破了产。
    
     首先,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说法破了产。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这件事充分表明了这个世界只有一极,那就是美国。因为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制止或仅仅是阻碍美国的战争行为。如果有人坚持说这样的一个世界仍旧是一个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世界,那么,我们只能同情的说:我们理解,你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壮胆罢了。“多极化”的说法破了产,“一超多强”的说法也就成了一句玩弄辞藻的空话:既然一切都是由“一超”定的,你那个“多强”到底又能产生什么实质性效应呢?中国的那些国际问题专家就为了这么几个名词不知出了多少本书,毕业了多少博士,评了多少教授,其实毫无意义。
    
     其次,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表明了联合国实际上是个摆设,联合国安理会实际上是个摆设,在真正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如战争与和平,它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它的所谓发挥作用,只不过是美国需要它作为一个工具。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看明白了,冷战之后,美国已不再需要联合国作为它推行统一战线的工具,美国已经明确了它准备在下一个世纪把北约,这个由它紧密控制的富国俱乐部,作为统治世界的工具。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的还有日本众议院刚刚通过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实际上就是亚洲的北约的基本构架。在这个构架中,没有地理范围的限制,没有内部事务和国际纠纷的区别,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亚太地区什么地方,发生的是什么事,只要日美在主观上认为是影响到了它们的利益,它们就会进行军事干涉。可以预想,亚太地区的小国,还有台湾地区,会匆匆要求加入这个亚洲的北约,而中国则是想加入也加入不了,因为日美已经把中国设定为它们的这个亚洲北约的主要目标,就像俄罗斯一样,它再怎么表示自己亲美,北约就是要逐步削弱它,这是北约的既定目标。
    
     最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表明了这个世界在道德水平和行为准则方面与几千年以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美好的地球村的神话破了产。尽管美国说的好听,说是为了制止“种族灭绝”,中国也有那么一些人坚信美国人说的每一句话,一齐鼓噪说这是美国人的义举;事实却绝对不是这么回事。我在网上(美国的主流媒体绝对封杀反战的呼声,但对互联网络它们没办法)看到一篇美国人Immanuel Wallerstein写的文章"Bombs Away!",倒是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文章说:评价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可以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际法。从国际法的层次看,北约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只是在它自己的国境之内进行一场低强度的内战。
    
     第二个层次是道义。美国的辩解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其他地方的屠杀事件,如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北爱尔兰、智利、印度尼西亚、车臣、西班牙的巴斯克,要严重的多,也不见美国人有什么动作;特别是科索沃解放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篇在网上发表的一位美国公民质问克林顿的文章更是明确指出:是科索沃解放军在科索沃地区进行了种族清洗,他们不仅杀害了大量的塞族人,而且杀害了大量的与他们政见不同的阿族人;美国缉毒署1996年的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科索沃解放军是仅次于土耳其的第二大的沿巴尔干一线的毒品贩子,以暴力和武器走私著称,这些报告是在美国司法部纪录在案的。科索沃解放军KLA作为贩毒、走私的黑社会恐怖组织,也列入过美国国务院97年公布的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可是到了98年,出于政治需要,美国又把KLA从这个恐怖组织黑名单中注销了。这些东西,克林顿肯定都看过,他却只字不提,欺骗美国人民。
    
     第三个层次是政治。这个层次的问题当然是只看是否对于美国有利,是否能够达到美国的政治目的。"Bombs Away!"一文认为: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给美国和北约在冷战之后继续加强军备寻找理由,其二是美国和北约要把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总起来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无非是为了达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控制整个世界以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与美国所宣称的人道主义目的完全无关,无非是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战争一样,强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杀人、杀大量的人。有人会说,如果你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就会日夜盼望美国人的人道主义救援早日来到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是阿族人,我很可能盼望美国人早日打过来,但我还是不会相信美国人的行为是出于人道主义,只不过是在利益争夺中,我的利益碰巧与美国人一致罢了;我还会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下次我的利益碰巧与美国人不一致了,美国人就会毫不留情地来杀我。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美国人写的为美国辩解的文章,大意是说,你们说美国多么多么不好,可我想提醒你们一下,历史上的那些强国曾是怎么做的,它们的通常做法是把战败国所有的男性都杀死,把所有的女性沦为奴隶,不准再使用原来的语言……美国目前也有这个力量,它可以毫无困难地奴役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但无论如何美国都没有这么做,而且美国在最近的几场冲突中,如在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虽然也杀死了无辜的平民,但毕竟是主要攻击军事目标,大大减少了平民的伤亡。这些话都不错,在最近的几场冲突中,美国的做法确实有比过去的战争较为人道的一面,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然而,这种“进步”没有好到美国以及一些美国的无条件追随者所宣称的什么“人道主义”的程度、没有改变在国际关系中强权即公理、谁的拳头大,谁就可以随意欺压、奴役其他人的基本状况。
    
     有人说,这次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开创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即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而不受任何惩罚。其实,这显然不是一个先例,人类过去数千年以来,数万年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做的。然而,在最近一些年中,美国打起了在国际关系中“法治”、“人道”等等旗号,并且动不动就抓“战争罪犯”,其目的本来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并当不得真,但是,有些人还就当真了。这次所谓“开创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只不过就是美国自己把自己这套把戏又给戳穿了,让一些人失望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不但没有失望,反而更坚信这是美国在伸张正义。
    
     在这次北约对于南斯拉夫的侵略中,美国有一些反战的呼声,如前面提到的那几篇文章,甚至还有一位参加过二战的退役美国空军将领愤怒地责问克林顿:在二战中,塞尔维亚人曾拯救过近千名被德国人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生命,难道我们就这么回报它们吗?然而,总的来说,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不多,倒是极为好战、要求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把南斯拉夫乃至俄罗斯炸平,省得它们制造麻烦、又伸手要钱的呼声很高,这与越南战争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越战时的美国人反战,乃是因为他们被打痛了,并不是因为“人道”,现在没有人能够打痛他们,他们当然就不反战了。反战也是一个自私的行为,人类的道德水平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可笑的是,中国老有那么一些人坚持相信美国人的道德水平特别高。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北约轰炸了南斯拉夫的电视台,造成了新闻工作人员的伤亡。美国一直标榜思想自由,在这次行动中它却清楚地向世界表明,美国不仅不能容忍不同的观念,而且会以杀人的方式来摧毁不同的声音。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至少对于外国人,美国在表面上对于不同观念的容忍只是从属于其利益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对外时,美国人也相对地不能容忍自己国内不同声音:最近,CNN解雇了普利策奖获得者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彼得•阿内特报道过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揭露过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残酷行为的一些真相,因而为美国的军界、情报界和政界所不容,他们发起了一场倒彼得•阿内特的运动,CNN不得不屈服。中国人常常羡慕美国人可以骂总统,但在对外时,美国人说真话的权利还是非常有限的,新闻工作者也被要求“同仇敌忾”地谴责美国的敌人,而不是客观地报道事实。这也许恰恰是美国的优点而不是缺点,但这确实显示出在对外关系中,美国谈不上有什么道义。
    
     至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强权即公理的世界,离“法治”、“人道”、“民主”等还差得很远。人类的道德水平发展得很慢,而手中掌握的武器技术却提高得很快,特别是美国。这就使得这个世界比过去更危险:就如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拿到了机关枪,保不齐就要来一次大屠杀——美国的校园里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多起了(最近的一起是4月21日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中学发生的,南斯拉夫的电视台冷嘲热讽地说,此事与克林顿总统做出的坏榜样有关,这个说法确实不无道理),这实在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现象。
    
     二.民族主义存在的价值
    
     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直被主流知识分子所百般谩骂。攻击民族主义大致有两个理由:一是地球村的时代了,民族主义自外于这美好的大同世界,是“狭隘”和“封闭”(当代中国有许多这类的词,一旦你被扣上这类帽子,也不问内容,你就是贱民了);二是民族主义只要族权不要人权,并且用族权压人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在我看来,如此评价民族主义只能说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智力低下,但也可以说明中国人的幸运,中国人幸运得足以相信地球村、相信民族主义是不合时宜的。可伊拉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可以想见,在伊拉克和南斯拉夫,无论你的政见是什么,也许你完全赞成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也许你完全不赞成萨达姆•侯赛因和米洛舍维奇的政策,你和你的家人、你的邻居都正在轰炸中突然死去、在围困中慢慢死去,至少是你的原本小康的生活在美国的围困中变成了赤贫,这时候你会想什么呢?你会说什么呢?如果你有能力把美国人杀死,你会怎么做呢?我相信,你再热爱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只要能够,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把美国人杀死。如果你还有时间去思考一下“族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抽象问题,你又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你恐怕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族权,就没有人权。
    
     如果说,在内部事务中,一些国家在处理人的权利的问题时比起几百年前,甚至就是几十年前,已经有了进步,那么,在国际事务中,这种进步就至少是不足够的。在国内事务中,随便杀死几十个无辜的人是什么罪?毫无疑问,是谋杀罪。那么,北约轰炸阿族的难民车队,杀死几十个他们声称准备拯救的阿族妇女、儿童和老人呢?北约开头赖帐,后来仅仅表示了一下遗憾,并且说这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还是要照炸不误。在国际事务中,强国往往只是为了一些很小的国内事务,就草菅弱国的人命。美国前些时又开始威胁要对伊拉克动武时,我在网上曾看到一个十分形象的说法:小克要用伊拉克人民的鲜血来洗莱文斯基的脏裙子了。这句话按字面是不是事实有待商榷,但它确实是美国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概括。成千上万的弱国百姓的鲜血可以被一个美国总统用来洗他和情妇作爱弄脏的裙子,这些百姓的人权又在哪里?也许这个世界有进步,但没有进步到民族主义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的地步。
    
     比起伊拉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来,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幸运得多了,幸运到了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体会到民族主义存在的理由,幸运到了可以把族权和人权对立起来。但从另一方面讲,今天的这种幸运很可能就昭示着明天的不幸。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问得好:南斯拉夫的今天是不是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明天。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而且应该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多地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比起南斯拉夫人,我们与美国人的差异点更多,其中有些是不可更改的,如文化、种族。
    
     在这里确实有必要提一下种族。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斯拉夫人与美国人(当然是指在美国掌权的那一部分美国人)和西欧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白种人,但在美国人和西欧人看来,斯拉夫人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斯拉夫人(Slav)在拉丁语系中与奴隶(slave)是同一个词根,说白了,斯拉夫人就是奴隶的意思,因为在中世纪时,这个地区的人不是被东方人就是被西方人征服。美国人和西欧人常常以极为轻蔑的口气谈到斯拉夫人。对于他们来说,斯拉夫人在前苏联的时期竟然能够强大到足以威胁他们的安全,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事。因此,即使前苏联垮了台,即使俄罗斯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并且在开头一段时间非常亲美,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是必欲削弱之。塞尔维亚人倒霉就倒在了他们是斯拉夫人这个地方。然而,塞尔维亚人毕竟是欧洲人,虽然在美国人和西欧人眼中他们是下贱的奴隶,是“东方人”,他们还是远远排在中国人前面的。这一点你去看看美国人(如亨廷顿)写的书就知道了。
    
     种族问题将因生物科学的发展变得更为敏感。人类距离发明和制造具有识别不同种族的基因特征的能力,可以选择某一特定种族并轻而易举地讲起灭绝的基因武器只有一步之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著名的生物公司的创立者克莱伊尔•维恩杰尔已经欣喜若狂地宣布,他的研究结果证实,如能破译细菌和病毒的遗传密码就可以制造基因武器,从而痛快而又有效地对付那些异族的、有可能对美国采取恐怖行动的激进分子(参见《科技新闻•生活周刊》,1999年4月21日)。毫无疑问,从基因上区分中国人和美国人恐怕比区分塞尔维亚人和美国人要容易,因而对付中国人的基因武器多半会被首先制造出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少数几个同族人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美国人,我的邻居、我的亲人,乃至我自己,不知不觉就都得了什么怪病死了。我们完全没有招惹美国人,也许我们还非常热爱美国人,我们仍然不能幸免,就算我们拿了绿卡住在美国都不能幸免。那时美国人至多表示一下遗憾,说是无法完全避免无辜平民的伤亡云云。
    
     只要这个世界仍旧存在着国家、民族和种族的划分,民族主义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人权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族权而存在。也许将来国家和民族的划分会慢慢模糊,但这无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模糊种族划分的时间会更长,因为种族的差别是遗传基因的差别,通过自然过程消除遗传基因的差别所需的时间是极其漫长的,当然,用基因武器搞种族清洗就另当别论了)。因而,只有对于这世界的现实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否定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许有些人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一己的利益而这样做的。但对于民族主义来说,确实有一个问题它必须回答:有人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压制人权怎么办。
    
     三.民族主义离不开民主主义
    
     对于伊拉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来说,确实也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他们有没有允许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去“惹事”?他们能不能影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如果他们没有允许政治领导人去“惹事”,政治领导人去惹了他们也无法左右,那么,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当中的一部分应当由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负责(其实就南斯拉夫而言,它是一个民主国家。米洛舍维奇所领导的是个民选的联合政府,除他自己的中左社会党外,还有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党派和一个更温和的民主党派共同执政,因而他的权限是很有限的。他“惹”美国人是南斯拉夫大多数人叫他“惹”的。他自己想不“惹”还不行。他根本不是美国宣传机器所形容的希特勒。美国针对大众的宣传机器把这一切都给歪曲了,应该说其骗术是很高明的。美国针对大众的宣传机器的作用就是在全世界的老百姓当中为了美国的利益而煽情。但美国还有面向精英的新闻报道,这里会有一些真相,因为要作决策,一点不知道真相是不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厉害。但我们就也可以从美国面向精英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我在这里所引述的那些不同于美国针对大众的宣传机器的宣传的消息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美国面向精英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确实损害了他们的权益。但是,历史上更多的现象还不是这种,历史上更多的现象是统治者媚外,出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去博取个人的私利,或者是上层阶级盗窃国家的财富并将其转移到国外,而国民却没有办法。这时候,你恐怕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人权,就没有族权。
    
     民族主义本身就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中个人权利的高涨而产生的。在中世纪王权盛行的时期,本是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这也很自然:一般人民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也没有太多的人身权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呢?给谁当奴隶还不是当奴隶呢?这个道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人就明白,其中当以梁启超表述得最好。梁启超说:“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然而,梁启超式的民权观为当今知识分子所诟病。据他们说,其一,在梁启超式的民权观中,民主只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梁启超犯了“目的不纯”的毛病,而这一 “目的不纯”后来就导致了中国的以族权压人权;其二,梁启超的民主主义压了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其实,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未必就不懂得个人的人权才是目的,国家和民族的权利只是手段这个道理。本来嘛,没有了个人,那里还有民族、还有国家,没有了个人的人权,你那个族权还能落到何处呢?但当时的中国人明明白白地感到亡国灭种的可能性迫在眉睫,明明白白地感到没有了民族和国家的权利这个手段,也就无法达成个人权利这个目的(从这一点说,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比现在的要高明得多,有气节得多)。然而,即使在那样的时候,梁启超等人也还是很明白另一个方面的道理,即使不考虑个人权利就是目的,即使根据现实的需要把国权或族权放在首位,个人权利仍旧是非常根本的,因为没有了个人的权利,人们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不会为国效命,也无法控制上层集团为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利益。患难出英雄,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见识比现在的中国人高多了。
    
     个人权利是目的,民族和国家的权利只是手段,作为原理这是没有错的。但考虑到现实的国际秩序,民族和国家的权利却也是不能偏废的。说句简单化的概括:在对外关系中,族权即是人权;在国内政治中,人权即是族权。这并不是太复杂的道理,本世纪初的中国人就明白了。我们不应忘记,三民主义中的两民就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当然,原理不复杂,但要把它变成政治现实就复杂了,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就是一个失败。但可笑的是,当今的中国人却连这些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了。讲人权的就一定要攻击族权,说是只要一讲了族权,人权就没有了。他们从不想想,在当今国际秩序下,如果一点不讲族权,人权还有没有?我在前面已经论述了,如果那样的话,人权也不会有。当然,当今的中国比起梁启超那个时代,所受的外来威胁确实小得多,因而中国人就容易忘记了族权的必要性。有机会忘记族权的必要性乃是当代中国人的幸运。然而,如果忘记时候太长了,恐怕就又要沦落到不得不记起这件事的地步了。
    
     更糟的当然是既不讲人权又不讲族权,只讲他的私利,这种人也有,糟得太明显了,也就不必去论他了。有没有故意不讲人权,只讲族权,用族权去否定人权的呢,也有。这种人讲族权也必然是假的,因为没有了人权也就没有了族权,他讲族权是幌子,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向外国人出卖族权对他自己有利的时候他往往也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这就是最糟的了。所以,真正讲族权,在国内政治中就得明确地讲人权。
    
     在这里有必要讲一下美国。当代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态度就象前面所说的对于族权和人权的态度一样,简单到了荒唐的地步。要么因为热爱美国的民主而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利己行为也辩护,把美国说成美国自己都不敢那么吹的大公无私、所有行为都出于道义、侵略也完全是为道义的圣人,相信美国人反对中国的一切行为也都是为了中国人好,从不想想美国人确实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而也就损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个人的权利。要么因为看到美国损害中国的利益的一面而贬低或至少是不提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优越,不提中国应该在诸多方面向美国学习。本来,这个问题是有两面的。一方面,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所作所为虽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文明的,但它绝不是中国那些亲美的人所力图向我们描绘的圣人,它的行为是自私的,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会不惜凶残地摧毁其他民族。另一方面,它的国内政治虽然不能说是完美无缺,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就是优越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署名岳东晓、题为《民主自由的美国》的文章,对于美国问题、族权与人权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十分富有启发性。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凡论西方民主,首推当今的民主典范─美国,往前,是罗马共和国,再往前,则是西方民主的摇篮,雅典共和国。但美国、罗马共和国和雅典这三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有何共同的社会条件,使它们选择了民主呢?
       
     文章认为,这三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奴隶制的实行——种族奴役是他们最大的共性。正是种族奴役的存在使民主制成为一种最合理、最稳定、最有效的制度。换句话说,西方民主的产生源于种族奴役的需要。
       
     美国、罗马共和国和古希腊都是在奴隶制下实行民主的,它们都是一种双重系统,可称之为民主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在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奴隶主种族的人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力,有充份的人权和自由,奴隶族则被剥夺了人生自由,成为奴隶主任意处置的财产。为了使种族奴役长期地进行,奴隶主种族内部必须最大限度的减少矛盾和利益冲突,必须建立一种确保其内部平等和平权的机制,以非暴力方式解决政治危机。如果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君主制度(君主奴隶制),则统治者将面临自由民和奴隶的双重压力,形成极少数压制大多数的局面,这样一个系统显然是很不稳定的:奴隶和自由民很可能为争取更多的权利而联合,君主只能依靠军队等暴力机器维持国家,很容易被推翻。反之,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民主,则一个种族全体成为最高统治群,在对待被奴役民族的问题上,这个统治集团具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他们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较为公平的法律程序根据既定的法律解决。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任何奴隶的反抗都会遭到统治民族的集团镇压,往往在萌芽状态即被扑灭。如此,奴隶制可以得到稳定的延续。
       
     美国民主过去的主要奴役对象是黑人,今天黑人已经很不好惹了,奴役对象就转为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当然这种奴役不象以前那样那么露骨,但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人权大棒,经济制裁,乃至刀兵相逼都是屡见不鲜的。道理很简单,别人越弱,自己就相对越强,各个方面就能更占便宜,人民生活就更好。
     美国到处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把他的富强归因于民主自由,但如果没有一种压力来增加内部的凝聚力以补偿民主制固有的低效性,民主就会失败。
    
     美国的民主是好,但那是美国人的权力,轮不到中国人。如果真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谁不服谁违法,谁违法揍谁,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
    
     中国为什么几千年没产生民主?因为中国从未实行过种族奴役的制度。从周代以来的历史看,中国一开始就是封建制,庶民们种地交租,自给自足,地主农民基本上相安无事,大家基本上是平等的。没有种族奴役制就没有了民主的必要。假想中国人没有天下大一统的概念,假想当年华夏族征服别的种族之后废其为奴,而不是把后者容纳入华夏之列,则很可能在华夏族内产生民主制,以便齐心协力地奴役他族。是不是中国人太笨心太软?文章认为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祖先深知奴役他人必无好报。罗马帝国雄视欧亚数百年,一朝疲顿,连罗马也被屠城,庞大霸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西方文化者,弱肉强食尔!与西人相争,唯强者能存。中国在未来的世纪内,倘若不能以崭新的中国文明扬弃西方文化中的原始性,建立天下大同的世界新秩序,就必将被西方强势文明淘汰,退出历史舞台。
    
     我没有在印刷媒体上看到过这篇文章,也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估计作者是一个年轻人。另有一些我确确实实认识的年轻人向我兜售过据说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的名言:对内民主,对外扩张。年轻人说话未免火爆了点,有些观点还是比较牵强,但他们至少比中国的自诩为知识精英的那一群人要看得明白得多。他们明白,中国如果不在国际上与西方人争国家利益,中国没有出路——虽然不见得像抗日战争时那样外国军队就打了进来,从长远看,中国很可能被慢慢困死,终究逃脱不了亡国灭种的命运。但要外争国权,就必须内修人权(我这里不再重复手段与目的的话题了,那些专门以学术的严格眼光挑毛病的人要挑毛病,就让他们挑去吧)。
    
     中国的那些亲美派把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在中美争端以及如科索沃危机之类的所有场合都站在美国一边,根本无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无视他们自己标榜的道义原则(如在这次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问题上)。就此而言我是无法认同于他们的,因为他们出于无知或一己私利而损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但我也深深地理解,一个国家如果其人权问题没有解决好,就是会出现很多自己国民损害自己国家的行为,虽则这很可能是不理性的,很可能到头来害了自己。前苏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若论“硬件”条件,如自然资源等,中国自是及不上美国,但前苏联却绝不逊色于美国,它的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等也一度与美国并驾齐驱,它在国内国外所获得的道义支持也曾一度可以与美国相媲美,但由于其给予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够,历史上还曾严重侵犯过本国人民的人权,它不但逐步失去了在国际上的道义力量,而且许多自己的国民也对于它心存怨恨,其结果是不战而溃,自己把自己搞垮了。当然,前苏联的崩溃的原因并不如此简单,但其自己的相当一部分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不支持自己国家反而去热爱自己国家的敌人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到了崩溃之后,苏联人才认识到到头来还是自己到了霉,但后悔也晚了。那些反对自己国家的人固然是很糟糕,但另一方面,如果国内的政治搞好了,人人都感到自己有权利,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不可能出现这么多反对自己国家的人。
    
     四.没有民主的民族主义很可能是假的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经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时体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如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具体到中国当今的事务,很可能就体现为反对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让步。我完全明白保护幼稚产业、保护就业等经济理由。但我曾质问过一些持经济民族主义观点的人,第一,有些中国公司确实非常糟糕,它们对待消费者比外国公司要坏得多,中国的消费者为什么要忍受那些比外国公司黑得多的中国奸商的剥削?仅仅就因为他们也是中国人吗?既然中国人应该互相爱护,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对待同为中国人的消费者好一些呢?那样他们不是也就不怕外国公司的竞争了吗?第二,即使我们忍受牺牲保护了某些中国公司,原谅它们现时的缺点,指望它们度过幼稚期,成长成为优秀的企业,从而为国家安全、为民族做出贡献,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控制它们呢?控制它们不是仅仅为了一己私利而滥用我们的保护?它们有没有可能只是利用我们的经济民族主义抬高自己的身价,一旦外国公司出价足够高,它们就乐颠颠地把我们自以为的“民族产业”卖了出去?如果我们没有权利控制这些,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保护它们。如果国民没有制约上层精英的权利,民族主义,包括经济民族主义,很可能是假的,很可能只是一些人谋取私利的借口,到头来他们却去出卖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实行经济民族主义很可能也是一件我们根本承受不起的事。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建议抵制美国的快餐,其他人回答得很绝:好!好!完全同意,建议同时抵制装有美国芯片的电脑。问题是如果你抵制了装有美国芯片的电脑,你连网都上不去,建议都提不出来。现实情况是,我们根本承受不起关闭经济大门的代价——无论这个大门是自己关上的还是美国关上的。因此,我们必须妥协。其实,只要我们有根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开放经济,又有何惧(当然,我这里只是讲的原则,具体条款当然要争,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对中国越有利越好)。这个根基就是,民主主义的制度,民族主义的意识。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了根基,自爱自强,说实在的,别人,即使强如美国,也很难欺负你,欺负不了你,它也就会与你妥协、合作,以求互利。
    
     五.结语:再论中国的环境
    
     一、二百年以前,西方列强以其技术上的优势席卷了整个地球。它们的武器对付其他民族的武装就如砍瓜切菜一般。无数的非西方人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剩下的被奴役。那么,一、二百年之后的今天又如何呢,那时的力量对比到今天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
     我以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大体上说,是强的更强了,弱的更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在那个时代,列强互相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它们互相之间经常刀兵相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把所有的列强都归到了美国门下,但却有一个超强的苏联,要自己做老大,不买美国的帐,因而美国一直未能完全随心所欲。它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都未能如愿以偿,在其他地方也就小心了许多。如今苏联倒了,列强基本上都统一到了美国的门下,它们之间的内部矛盾虽然不是没有,但总体上说很小,特别是在对付非西方国家时是相当一致的。现在如果哪个非西方国家还试图去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去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可以说是完全打错了主意。记得前几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有过一场争论:一些年轻学者不同意当时一些权威关于美日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说法,发表了文章,于是,有的权威专家便不依不绕,发表了多篇大块文章反驳。但历史不认什么权威不权威,不知这些权威今天看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有些什么可说的。其次,当时的西方列强的国内矛盾相当严重(美国相对好一些,但比今天也还是严重得多),而今天,西方列强的国内矛盾已经解决得比较好了,因此,它们全国上下已经比较能够团结一致地对付国外的异己势力,这在这次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一事上已充分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非西方国家回旋的余地是非常小的,更何况非西方国家的团结根本谈不上,大多数国家又往往内政不修,国内搞得一团糟。
    
     这种情况确实预示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统一全球的前景。中国已有不少人意识到了这一前景,其中有些人甚至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们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不是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吗?我们现在说美国是侵略,但在数百年之后,那时的教科书多半也会像我们今天评价秦始皇一样,赞颂美国统一全球的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我想说的是,到了那时,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中国人,我们还留得下留不下后代,但我们现在却必须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看待这件事。美国统一全球之于中国与秦国统一中国之于六国完全不同:当时的六国与秦国一样,都是周朝分裂出来的,在语言、文化,特别是种族上都是差别极小的,故而秦国一直善待甚至重用六国之士,对于一般百姓,在战争中虽有极端残酷的行为,但征服之后,则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臣民看待的。现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语言、文化,特别是种族上的差别远远大于当时的六国与秦国的差别,从历史经验看,很难指望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作他们的同类,如果中国自己没有力量,或是根本不存在了,中国人恐怕连仅仅是基本上的平等对待都得不到。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老是骂中国人太怕自己不是中国人了,说这就是中国落后的原因(《河殇》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其实,中国现在还有几个人怕自己不是中国人?关键是你想当美国人人家要你吗?就是那些整天骂中国人的中国人,美国今天还稍微善待他们(其实美国人也没太看重他们),是因为中国还在,还有一定的实力,因此他们还有点用,真到了中国没有了的那一天,他们恐怕也就得不到什么善待了。
    
     撇开更长远的问题不谈,就中国与美国目前的关系而言,中国是一个劲地要与美国友好,而美国则坚决把你当作异类。当然,诚如许多中国人所设想的那样,现在中美在经济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如果今后这个共同利益能够变得更大,美国就要考虑这个利益,因此,中国的回旋余地还是有的。但是,这个回旋余地也许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大。因为,这个共同的经济利益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很大(这也是使那些中国人产生错觉的一个原因),但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不那么大,美国完全负担得起为了长远的政治目标而暂时牺牲这个经济利益。而且,如果美国能够把中国控制住,那时还不是要什么经济利益就有什么经济利益,也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和你搞什么谈判了。因此,如果说中国有回旋的余地,这个余地主要还得靠中国的实力,包括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也许是上述三种实力当中相对最强的,很多人也总是首先拿经济说事,讲我们搞得不错。但这二十年来,我们的经济走的是一条低技术、依靠自然资源和低级劳动力大投入的道路。这条道路以前的增长速度虽快,但后劲堪忧,对于国家安全的帮助有限。政治实力,则内政待修,在外部也失去了感召力,还比不上经济实力的相对地位。至于军事实力,虽然有许多热心的年轻人极力赞美中国的军事力量,但这只是主观愿望,除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原子弹,我们手里的东西还真是不多了,更何况原子弹也在变陈旧。
    
     当然,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或民族相比,我们中国人还要算是幸运的:最起码直到现在,中国人在外部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如南斯拉夫和伊拉克那样的灾祸,在内部经济上暂时也还过得去。但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就不那么幸运了:内政离完善还很远,腐败问题尚未解决,人权问题尚未解决,认同于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本是中国人的传统,但现在至少在作为国家中坚的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分子的概念太窄)的国民当中,认同却还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从外部看,则应该说是强“非友”(本来想说强敌,但说强敌可能过分了一点,故此生造出这么一个词)环伺,除了美国、日本,还有印度之类的国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国际环境对于是中国非常不利的,抱着一种危机感,认真地把内政修好,才有可能应付外部的挑战。在政治方面,推行民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肃清腐败;在经济方面,不能光追求低技术的数量增长,必须在技术上实现真正的升级;在军事方面,则应掌握能够使任何侵略者都蒙受显著损失的武器技术。否则,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机会恐怕是不怎么光明的。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那些“非友”们虽然不一定就敢采取对付南斯拉夫的方式,却很可能采取慢慢围困的方式,逐步分裂的方式,而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则会是“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在地球上已经屹立了数千年,我们的祖先多半也曾面临过种种危难,但我们的文明还是战胜了这些危难,生存至今。我相信,只要中国人能够降低内耗,则以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明和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必能战胜外部的挑战,在下一个世纪进入世界强国行列,中国人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昂首挺胸,在不用仰人鼻息、自卑自贱。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失败,则主要还是自己打败自己(这点和南斯拉夫有着本质的不同,南斯拉夫太小,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它的人民不可谓不勇敢、不优秀,却仍无法摆脱在600年的历史中始终任人宰割的命运。因此,如日本人,还有李登辉等,都盘算着要先分裂中国,那样中国就好宰割了。李登辉最近建议把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奇怪的是,中国国内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分裂成许多小国更好。真不知他们是智力有问题,还是没安好心)。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打败了,则亡国灭种之命运肯定在那里等着我们。
    
     说实话,我有时感到很恐惧。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心中还存有多少志气——最起码是自尊——定要昂首走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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