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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中国,你何时才能涅磐?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2日 来稿)
    
     《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读罢章诒和的文章,不禁掩卷沉思:在我记忆里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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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书不多,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所谓旧社会,系指1949年以前的中国。我在这个中国生活了16年,算是个 “遗民”吧!那个中国“旧”在什么地方呢?一是做人要讲诚信,守规矩,不盗不淫不娼,否则为人看不起;二是要孝敬父母,尊师重道,待人以礼,亲邻助人,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三是要不揭人短,重情重义,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既不挟私泄愤,更不公报私仇。人人心中装着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此作为做人标准。
    
     听长辈讲,那时也有人向官府告密。一是为了邀功请偿得几个臭钱,二是为了借官府力量制服仇家。但总被视为非光彩之事,悄悄地绝不张扬,否则为人不齿。故绝无义务告密之人,更无有人视之为“光荣”的行为。
    
     到了 “天翻地覆慨而慷”的 1949年后,新朝新政的共产党,将“旧社会”那些做人的美德一律视为封建主义的东西,均为打倒扫除之列,自此一切按“新的道德标准”办事。“新的道德标准”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没有私情、亲情、友情,只有“革命”之情,“共产主义”之情,就是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为了这个“亲”,这个“大”,就要自觉地“维护革命利益”。凡是发现一切不利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言行,要向“组织反映”,要主动地与其进行斗争。
    
     这个“自觉”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是心甘情愿“忠于革命”的表现。就像一个少女主动把贞洁送给别人,还说这是我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这样献媚讨好的事不胜枚举,成为五十年代青年追求进步的风气。
    
     我是个“翻身的贫苦学徒”,自然将此奉若神明。为了追求进步“挣”表现,曾向组织检举揭发曾为国民党95军上校的二师父“私藏枪枝”,骂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反动言行”;为了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我也曾大义灭亲,向乡农会告发堂叔分散财产隐瞒田亩的“罪行”;为了“忠于革命事业”,自觉捍卫“人民利益”,我不辞辛苦自觉地去跟踪视为“阶级敌人”的一切言行。好在我父亲不是地主、资本家或什么分子,若是,定会面对面和他斗争,甚至把他押赴刑场。做些违情悖理的事情,从不脸红愧心,反“大义凛然”认为是在“追求进步”、“追求革命”。当然没有任何人谴责过我,更多的是“党和组织”的表扬,人们的称道。久而久之,我习以为常,自已不但这样做,也叫别人这样做。我做他做大家做,攀比仿效,蔚然成风。而不知是全民族的精神堕落,中国人的自毁自弃,大家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充当了“义务特务”。于是,你检举我,我揭发你,相互残杀,相互构陷,心灵变得灰暗阴险,有时虽知不对,又不能不为之!
    
     我想大胆地问一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你检举、告发、反映过别人没有?良心上有无愧疚之处?你能说不吗?
    
    
    民族需要反思,人人需要反思,否则这个民族无救!
    
     我的醒悟是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运动之始,我是审干小组核心人物,检举揭发批判别人从不手软,深受领导器重。在半月后的“机关保密大检查”中,我去翻查别人办公桌、衣箱里的文字东西,别人也翻查我的办公桌、衣箱里的文字东西。没有想到我日记上一首小诗,竟引发出一场灾难,成为“小胡风分子”,批判审查软禁近三个月。那首打油小诗只有四句:
    
     “菊花开放百鸟鸣,年少心灵志尚高,
    
     有一朝一日风云起,平步飞上九霄云。”
    
     当然,此事不了了之,而我却猛醒了:政冶斗争太血腥可怕,“黄雀捕蝉,岂知螳螂在后”的诡异。所以在“反右斗争”中,我才守住了一条做人的底线:绝不检举揭发人!当“整风领导小组”要我交出私人来往信件时,我口里应着,回家即刻一火而焚;当有人为了解脱自已,编造出四川文艺界有“七人反党集团”要篡夺党的文艺大权时,我坚持实事求是不跟进,最后落得一个“死不认罪”、死不改悔的“极右分子”身份,开除公职劳教劳改,一去23年。在四川省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中,我作为重大嫌案人关押在省公安厅梓童巷看守所审查时,不管别人怎么撕咬,怎么交待,我永远是三个字“不知道”。结果既保住了自已脑袋,也没有诬陷他人。凡那些相互撕咬者,都未脱去关系。
    
     在漫长的监狱岁月中,抱住一个信念:不出卖人不检举人,决不走“立功赎罪”做狗之路,要关就让他关,直至关到放我的那一天为止。
    
     监狱是人狗混居的地方,别以为政治犯都有节操,愈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愈可怕,自古有“文人无行”之说。我十余年长期和死缓、无期呆在一起,案情多为新老反革命。老,指国民党军政人员;新,即新生的反革命。大家成天都是你监督我,我监督你;你写我揭发材料,我写你告密文本。都想“立功赎罪,靠拢政府”。“靠拢政府”就是害人!一些人以此为业,成天发疯写,连别人说的梦话都要写成材料报告给狱吏。
    
     记得国民党中统局有个叫胡然的上校老特务,身边睡的是个新生反革命杨世光。出于职业养成的习惯,他向狱吏汇报:杨在梦中喊打倒共产党!结果把杨批斗了三天。于是引起不少人不满,恰好“双十”那天他穿一身新衣服,几个人联合一气说他昨晚在梦中发笑:明天是中华民国国庆日,我要庆祝。由于他报告写得太多,狱吏有点心烦,现在对大家的反映自然相信,也被斗了三天三夜,还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凡出卖人的人,日子也不好过。不过明面上的人易防,最难防的是身边的人,我们称之为“笑面虎”的。他装着和你亲近,用话套你,然后把你说的话,斩头去尾写成检举材料去立功。
    
     在这个特殊环境里要想安然无事,不说话不行,说话也不行,很难对付。我的原则是:不动笔只看书,决不与私人发生交往,说话拉大嗓门,更不主动找狱吏说事交心。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我是个不画猫猫的人,别人也就不画我猫猫了。而一些狱吏也不为难我,相反很尊重,对一些画猫猫的人反倒很厌恶。
    
     “平反”、“改正”后,我曾去关押我的地方回访,与当年狱吏作过推心置腹的交谈。我问他们:那时我不写检举揭发,你们心里怎么想?他们笑了:作为职业,我们必须号召在押人员“靠拢政府,立功赎罪”,其实在心眼里,对这些老写检举揭发的人是看不起的。今天你可以告发别人,难道明天不会告发我们吗?其实交上来的检举材料哪认真看过,回手就扔在字篓里。对你,我们很尊重,有人格有骨气,不做违心事,不说违心话。
    
     悠悠岁月,原来如此!不尊重人的人,自然不受别人尊重。
    
     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回归后一次和堂姐谈到“林彪事件”。堂姐说,“林彪事件”发生后,作为党员的她并不知道,消息是严密封锁的。1971年10月的一天,全市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集中到总府街省府礼堂开大会,上面宣布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叛国罪,全场两千多人无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反映,大家面面相觑,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散会后走出礼堂也没有一点声音,如同结了冰的水。回家后,她和与会的姐夫哥也不谈这事,直到半夜才悄悄问姐夫哥:这是真的吗?姐夫哥吓得直忙捂住她的嘴,翻身下床轻轻启开门探头看了一下,确定无人监听,才关上门窗耳语般地说:真的,当然是真的。且声音在打颤。
    
     唉!中国,中国!别说老百姓,连共产党员都活得如此惨不兮兮!有什么好说的。
    
     时间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别以为就没有告密的人了!有,还大有人在。一些人将告密是为了自保;一些人将告密视之为迁升之途,成功之路;一些人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一个卖淫成性的妓女,几日不找男人,就过得不自在。2007年适值“反右斗争”50周年,几十人聚在一起聊了聊,由我开了会餐的饭钱,事后有人向公安机关报告,说我是幕后的“头头”,立即被盯上:电话被监控,甚而限制出境。至今还是重点被“关怀”的对像。大概时代不同了,人也老了的原因,当局终于容忍了我。
    
     无独有偶。前不久华东政治大学老师杨里群,在课堂上讲了一下过去“革命”的真实历史,竟然有两个女大学生去上海市公安局检举杨老师在课堂上散布“反动言论”;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前不久告诉我,因他在网上写文反对“毛邪教”的复活,一位自称是清华大学研究生的杜一达,再化名为胡敬波的人,也四处写信状告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绝不要以为这是个别事件,更不能认为是年幼无知的天真。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人仍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的怪胎,以为此道还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飞黄腾达的捷径,当然也是中国人劣根性的延续。
    
     说得不客气一点,今日中国仍有不少货真价实的政治妓女,把个人的升迁发展,幸福生活仍寄托在出卖灵魂上;而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需要有出卖灵魂的妓女。甫志高、王连举,朝朝代代都有,只是量的多少不同而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遍地是告密者与出卖灵魂的人,中国成了一个政治妓女的国家。为此,聶紺弩被他的“知心朋友”送进监狱,不足为怪,为怪的,是这个民族和国家!
    
     我们只希望“过去的事”不再重演,可想不到仍有悲剧发生。
    
     中国,你何时才能涅磐啊!?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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