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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安庆仁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9日 转载)
    
     沙漠里不能种庄稼,海洋里不能盖房子,如果说民主就是庄稼和房子,中国就是沙漠和海洋。有些人空有民主热情,而不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作深刻分析,盲目的照抄西方药方,以为西方人吃了管用,中国人吃了肯定也管用。小到一个家庭,父母针对不同的子女尚且要讲究对症下药,何况国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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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而人各有不同,有的人耿直倔强、有的人卑鄙龌龊,还有的人逆来顺受。民族性格亦然,日尔曼人机械、教条,喜欢走极端,要么在沉默中灭亡,但通常在沉默中爆发。斯拉夫人好斗、霸道,不讲理,胆大易冲动。闪米特人奸诈、狡猾、也不怎么讲理。希腊人开朗、爽直、热情,容易激动,但脾气来的快去的也快。
    
    
    
     民族性格与民族所在国家的体制密切相关,民主体制运行比较顺畅的是日尔曼人和希腊人占主体的国家,希腊人对民主的尊重缘自传统,日耳曼人热爱民主完全是性格使然。民主政体从哲学上讲,是高度的形而上,不乏郑人买履的意味,这恰恰与日尔曼人的性格吻合,机械、教条、照本宣科。民主政体就是为日尔曼人量身定做的,区别仅在于操作的方法有别,,一部分日尔曼人喜欢给定权利的民主,如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律只规定哪些事可以做;一部分日尔曼人喜欢限定权利的民主,如美国法律只规定哪些事不能做。
    
    
    
     斯拉夫人和闪米特人都不是很喜欢民主制,虽然有形式上的民主,但无论谁当领导人,都是强人政治。闪米特人根本就不要民主制,欧洲的教科书上说,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实际上利库德集团与日本自民党是同一回事,分裂来分裂去,国家最终还是在他们几个人手里折腾。以色列社会所以和谐,不是因为社会内部不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四面受敌,面对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阶层矛盾显然就退为次要矛盾了。
    
    
    
     日本自民党黑暗透顶,家族政治、黑金政治、世袭政治赤裸裸的不加掩饰。在日本,所谓国事就是几大家族间利益分配的事情。日本驹泽大学副教授饭田泰之悲观的说,日本正在从“失落的十年”走向“失落的二十年”。日本政治还存在一个特殊现象:垂帘听政,当选的首相要经常向退休党主席(自民党)请示和汇报工作,否则“太上皇”在后面一捣鼓,准得爆出几桩丑闻来,首相也就甭干了。
    
    
    
     事实上,黑幕重重的日本政坛,有取之不竭的丑闻材料,只要需要,那些在政坛上经营了几十年的高人信手拈来。日本政坛就像《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政客们的分赃政治。中国80%的财富掌握在占人口总数10%的少数人手里,日本80%的财富就掌握在几万人手里,为了转移视线消弭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日本政客就不断地在海洋领土和岛屿争端上大做文章。
    
    
    
     戴季陶在日本生活了几年,就以为搞懂了日本和日本民族,实际上他只是粗粗接触了一些皮毛。美国人露丝·本尼狄克特也犯戴季陶的毛病,只看问题的表面,不从本质上探讨日本社会的深层问题,因此他的《菊与刀》尽管很受世界认同,但许多日本左翼学者却不买帐。井上清是日本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一生著作颇丰,《日本女性史》、《日本的近代史》、《日本的历史》、《天皇·天皇制的历史》、《部落的历史和解放理论》及《日本的军国主义》等,抽丝剥茧的剖析日本社会,他的结论是,财阀政治是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的罪恶之源,财阀政治一天不除,日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日本的存在就是对亚洲的潜在威胁。
    
    
    
     民主在亚洲的试验总的来讲是不成功的,除日本外,韩国也存在与日本相似的问题,虽然家族政治的坚冰已被打破,但财阀们依然垄断着韩国经济命脉。韩国的民主是两张皮,一张交给老百姓随便撕扯,一张由财阀们随便撕扯,颇像中国商业和地产的两张皮现象,前者是透明的,后者暗箱操作。中国的地产业彻底打败了制造业,韩国的财阀们则把老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中。
    
    
    
     印度是少数人借民主之名奴役和掠夺大多数人,印度的民主只存在于新德里和孟买,其余广大地区毫无民主可言,印度的民主政治比古罗马式的民主还要糟糕,古罗马只是不给奴隶民主,印度是只给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一的人民主。菲律宾的民主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菲律宾政府是个弱势政府,威权仅及于马尼拉附近地区。
    
    
    
     泰国总理的产生反映了占人口总数绝大多数的平民意愿,但由于少数富人的粗暴反对和军方习惯性的干政,越来越让人相信,民主是让泰国社会贫富双方两败俱伤的毒药。巴基斯坦的民主让全世界感到忧虑,印度则常常战栗,他至今不能确信,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两家大动干戈,巴基斯坦的民主势力,会不会为了屈从民意把核武器扔过去。
    
    
    
     民主的试验,让亚洲国家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是民主的耻辱,当民主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刻,他羞愧的无地自容,因为他背叛了自己。奔流不息的恒河水,洗不尽民主的耻辱,风光旖旎的北海道掩不住民主的伤痕,长江黄河啊,流淌的不是水,是苦难阶层的血泪。五岳虽高,高不过那堆堆累累白骨;天坑虽深,深不过老百姓的愁和恨!
    
    
    
     只有新加坡是个例外,成功的避免了这些悲剧。新加坡有民主之形无民主之实,无论反对党怎样努力,政权牢牢的掌控在李家父子手里。不过,新加坡倒是一派昌盛和谐景象,李氏父子的治国理念是,富人可以更富,但不允许社会有穷人,新加坡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新加坡的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借鉴:一是以言论和出版自由监督官员和商人,倾力打造廉洁社会。二是以严刑酷法惩治腐败,法律的威慑力体现的淋漓尽致。三是在社会分配上努力实现公平。
    
    
    
     香港大多数人更认同新加坡模式,这对香港的民主派是致命打击,所以香港民主派和新加坡民主派对民众深恶痛绝,每每在报纸上咒骂民众是愚民、顺民、皇民,耐人寻味的是大陆民主派对民众也持这个态度,茅于轼赤裸裸的说大陆95%的人都拥护毛泽东,是中国社会的负面因素,只有5%的人才可以信赖,是中国社会的希望和中间力量。
    
    
    
     5%PK95%,我们不妨想一想,两者究竟谁对谁错,谁胜谁负?茅于轼和香港民主派的愤怒,恰恰说明大陆老百姓和香港老百姓的明智。香港人虽然被英国文化熏蒸了百多年,可英国偏偏不对香港人讲民主,直到临走前,才把民主的大门敞开。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古代一些落败的皇帝,在逃跑之前,打开监狱的大门,让所有的罪犯一哄而出。香港的民主派说白了,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领会,七窍已开六窍。
    
    
    
     台湾的民主搞了十年,最终丢下个大烂摊子交给马英九收拾,如今看,马英九势成骑虎,上下两难。因为民主,台湾有三分之一的中产阶层又回到了从前,台湾股市指数下降了多少,台湾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了多少。唯一发了民主大财的应该说是重了民主头彩的,是陈水扁一家,八年间聚敛了40亿新台币,另一说是150亿新台币。台湾只有一个好人,马英九。
    
    
    
     从台湾社会最近10年的经历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象得出,假如大陆真的民主化了,台湾的昨天就是大陆的明天。迄今为止,谁也不敢肯定,大陆不会出现陈水扁式的人物,假如真的出现了陈水扁第二,大陆必定是天下大乱,民族矛盾、阶层矛盾、南北矛盾、省际矛盾都得被他用足用活。有人觉得文革恐怖,真要是出了陈水扁第二,文革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中国人骨子里就没有契约概念,因此在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些让欧州人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中国人之间什么都可以互换,唯独借钱最难,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即非利他也非利己,而是排他的。利他或利己,最终都可以实现理性的社会秩序,利他是我为人人,自不必多说;利己是人人为我,人人为我即隐含着我为人人,因为“我”存在与“人人”中,“人人”是无数个“我”的集合。
    
    
    
     但排他主义的生存哲学就不同了,排他主义是只要自己不要别人。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给我们展示了那个唯美的社会,不需要法律、不需要政府、不需要警察,人与人之间依赖契约关系,彼此负担责任和义务,同时共享契约限定的权利。事实上,如今的欧美社会,基本上符合《社会契约论》中给定的模式。不过这里要研究的是,《社会契约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以自然契约为社会认同背景,否则社会契约就会失效,比如在中国社会,不遵守合约、合同是普遍现象。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什么是自然契约。自然契约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本能,一是感性。感性来自直观经验,比如你借给我20元钱,就不用我给你打借据,因为经验告诉你,我一定会还给你的。但要是2000元,你就要考虑了,一是我的偿还能力,二是我是不是很值得你信任,也就是说我的可信度有多少。这也是来自感性经验。这些感性经验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契约,深深的植入人类的观念,既不需要用文字印证,也不需要语言印证,大家都是心领神会,借钱的行为一经发生,契约就自然的成立了。
    
    
    
     还有一种契约是本能契约。生命与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能的契约关系,那完全是本能行为,本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把别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因为他在是我在的前提,没有他在这个前提,我在就是虚无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原始人就是这样,他们人数很少,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个体必须寓于群体之中,才有实存的价值,否则离开别人,自己也不会存在。这意味着,早期人类是无私和忘我的,只有群体意识,没有个体意识,所以他们不能依靠理性,因为理性通常是自私的,只能依靠本能,依靠本能的反射,也就是说,保护他人,是第一意识,是下意识和潜意识的行为,而保护自己,那应该是让别人活下来以后的想法。本能契约在登上运动员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可悲的是,无论自然契约,还是本能契约,中国人都统统不信,所以《社会契约论》在中国也就是去了存在的价值。比如说陈水扁,在他当上台湾领导人那一刻起,与人民就有了契约关系,双方各负其责和义务,各自享有自身应有的权利。然而,陈水扁只享受权利,不承担责任和义务。这不是体制好坏的问题,而是来自人本身的问题,是这个人骨子里就没有契约概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了,陈水扁骨子里没有契约概念,难道大陆民主派的骨子里就有契约概念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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