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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急待解决对权力的约束问题/丛亚平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3日 转载)
    
      我一直觉得中国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权力的不受约束问题,一整套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尤其近一二十年的改革,由于当权者的权力太大,而民众的权力太小,改革的结果,只要对权力者有好处的,这个改革绝对能够迅速进行下去。比如MBO,比如所谓的车改,不仅当官的没有缺车坐,而且工资平白无故又增加好几千。凡是对权力有约束、对民众的利益有扩大这样的改革,可以说是千难万难,在法律阶段就左改右改,最后很多好的东西都没有保留下来。医改、教改、房改等等,改的结果大都是民众的利益被剥夺。再比如说社保,我特别赞同中国必须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因为我觉得从改革的正义性来讲,改革三十年了,全国老百姓都没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包括对于新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我认为是必须的。当然它碰上了金融危机这个不利时机出台,引起许多老板反感,但我觉得从大的趋势上来讲,应该为我们辛辛苦苦的职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建立保障。中国所有的工人包括农民工,是最辛劳也为这个社会贡献最大的,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建国六十年了,难道还不应该给他们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吗?难道应该继续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的血汗工厂吗?其实从方向和趋势上讲,我是非常赞同的。而且,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讲,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也是必需的。因为之所以老百姓手里的钱不敢花,就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安全底线。何况老百姓手里还没有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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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来?像徐景安先生讲的,很多数据非常充分的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财政有很多钱,最后都没有选择在民生上多投入,及时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关键是政府愿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不愿意?中国的投资比例越来越大,而教育、科技、医疗、工资、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基建、工程、项目、投资中,官员的利益可以最大化,寻租受贿可以更容易,而向老百姓多投入,权力者没有好处。这就是这些年权力越来越没有约束所造成的后果。尤其近十年来,中国许多的政策法规基本上都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而且这些利益集团、权势集团对于政策、法规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民众的话语权却越来越弱。好在世界创造了一个互联网,由于网页太多,想封也封堵不完,民众这才还剩下一个表达意见的地方。但网上的东西,毕竟还处于可听可不听的状态,没有从制度上形成对权力的真正约束,老百姓基本上还处于求告无门的状态。
    
      比如,前段时间我接触到天津蓟县官庄镇几个村的农民,这些村在盘山风景区,北京周边旅游的兴盛,老百姓的生活早就小康了,因为搞农家乐,接待周边旅客,农民家里建得像小宾馆一样的,北京游客在那儿吃住和采摘水果,每户每年大概收入都能上15万左右。但是07年起,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恒大集团要在那儿建别墅和宾馆,就和当地政府达成了一致,在农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野蛮征地,农民既没有拿到钱,也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以后的工作安置。农民们问我们以后怎么活?我们的子女怎么活?但是在政府那儿得不到任何的回应,有的干部甚至说那我们管不了。现在农地已变化了一片豪华别墅,农民的农田和宅基地没有了,农民的收入没有了,农民怎么告也没有用。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其实是最守法、最老实的老百姓。他们一开始都是一级一级的向上报,但是没有用,最后选择了上北京,但是一到北京,就有人马上把他们抓起来押回去。这套封闭体系,使农民没有办法把诉求表达上去。即使写信告到国务院信访办,信又一级一级转到当地,不仅不能改变任何现况,而且还让百姓受到地方官的进一步打击迫害。这样的现况说明,民众现在基本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这样一个高压锅的封闭状态下,又没有散气的安全阀,是很容易爆炸的。我觉得现在许多地方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状况。在这样一个非常封闭又没有安全出口的体系循环,民生能够有效介入的成份非常小,由于民众的呼声不能体现在事物的运行程序中,任何事情出了错误以后,纠错机制几乎没有,只能积累到事情的总爆发。这就是现在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的真正原因。
    
      比如美国现在碰到非常大的危机,但是美国唯一一点最好的就是它的一套制约体系使它的纠错机制还比较灵敏。它可能在两三年之内,不仅能够处理了它的危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够诞生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我觉得奥巴马的救市方案,他不仅看到眼前利益,而且能够在这中间注重环境、科学、新能源等等,把长远利益能够和救急结合起来。近十几年由于“一美独大”的格局,世界各国对美国无法形成制约,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霸权主义,不民主不公正的混蛋行为也不少(这正说明了任何事务缺乏制约就会走向反面);但美国国内,由于这套民主机制和各种权力制衡,使它在国内受到非常多的约束,也使它的纠错机制能比较灵敏。
    
      而我国恰恰是在权力制约方面出了问题,现在最最关键和最最头疼的一点就是怎么样能够再建立起来对权力的约束。我历来是个改良主义者,不希望社会有大的动乱,希望在现体系内通过改革制度,使社会公正能逐渐建立起来,进而使国强民富能早一点实现。
    
      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就是从制度上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比如应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理说人民代表大会是能够代表民众利益的一种诉求机制,但是现在好多地方的人大主任是党委书记兼任,包括很多的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本来人大的职能是监督政府的,任何人都知道,自己能有效监督自己吗?如果连这最后一点约束也没有了,权力对民众利益的侵犯就会成为必然。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许多政策、法规、方案、计划、改革等,越来越透露出强势集团、部门利益的色彩,这就是制约不到位的结果,使权力越来越向着人性恶的一面扩展,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就会危险。我们想尽力避免的动荡就会不可避免。因此,中国急需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包括改进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变代表构成结构,真正实现民主选举,让真正能代表民众意愿、又有议政能力和水平的人当选,减少官员代表,
    
      只有建立了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腐败丛生才能够从根源上受到遏制,去除根源和土壤比一茬茬割韭菜更重要,更有效。也只有建立了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民众的声音才能强起来,民众的话语权才能恢复。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民众的利益才能真正(而不是口头上)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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