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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官权切成碎片的当今中国/张宏良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2日 转载)
    
    以往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富人半边,穷人半边,穷人至少还有沿街流浪的权利;现在却是大路朝钱,穷人靠边,连沿街流浪都变成了穷人难以企及的特权。或许有人会说:修路需要花钱,自然就要收费。如果说修路花钱就要收费的话,请问古往今来有哪条路不是花钱修建的,可有哪朝哪代设置过收费站?当初秦朝实行“车同轨”将天下道路修建一遍,相对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投资规模之浩大远远超过今天,并且还是被知识分子痛骂2千多年的暴政,都没有在全国设置收费站。虽然当今世界有20多个国家高速公路收费,但收费里程很短。美国9万多公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仅为7800多公里,收费里程不到9%;而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比重超过美国 10倍,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收费。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都加起来,也仅仅相当于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四分之一。目前我国已建成高速公路的 90%以上,一级公路的80%以上,二级公路的40%以上,都是收费公路。显然,修路花钱只不过是收费的公开借口,并非是收费的真正原因。其真正原因,在于官权化改革把资源和市场同时集中于官员手中,把中国经济变成了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就经济性质来讲是官人经济,就经济特征来讲是收费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畸形经济形态。畸形经济形态是由中国社会的畸形结构决定的。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会形成大众经济而不是官人经济;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会形成消费经济而不是收费经济;只有目前这种官权主导的市场化社会,才会形成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
     (博讯 boxun.com)

    可以说,官人经济是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特征,它既是包括收费公路在内的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根源,又是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结果。较早期间有人将其概括为是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人们往往将权贵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误以为只要消除中央集权,就能够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其实正好相反,权贵资本和官人经济不仅不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反倒恰恰是官权对中央集权的历史性胜利,是官权战胜中央集权的结果。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集权国家,中国2千年封建社会更是集权统治,却从未有过把公共资源作为官员牟利工具的经济体制。道理很简单,中央集权国家大都具有家天下的观念,既然是家天下,就绝不允许各级官员占有公共资源,如同主子绝不允许仆从占有家产一样。只有在主仆关系颠倒的情况下,仆从才有可能公开占有主子财产。中国的官权化改革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主仆颠倒的过程。中国之所以会形成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官权化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文革博弈的失败。文革是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第一场政治大博弈。由于文革不是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不是一部分精英反对另一部分精英的博弈,而是人民大众与整个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是要用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精英群体空前的团结一致。虽然当时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的政治联合,对官权形成了沉重打击,但是在空前团结强大的精英群体面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众与精英之间,民权与官权之间的政治大博弈,最终以民权的全面失败而结束。建立在清算文革基础上的改革,自然成为约束中央集权,镇压百姓民权,扩大和巩固官权的过程。随着公共资源由中央集权控制向地方官权控制的转移,官权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往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最后演变成为地方官权控制的官人经济。
    
    官人经济或曰官权经济的形成,意味着官员既是资源占有的主体,又是市场交换的主体,可以随意通过右手掌握的市场,去变现左手掌握的资源。而对于官员来讲,最方便变现的资源就是公共资源,因为官员是占有公共资源的天然主体,不像占有私人资源那样还需要一个“扒房子圈地”的抢劫过程。如此一来,公共资源便逐渐异化变质,乃至最后完全消失,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没有了公共资源的国家。公共资源完全商业化市场化私有化了。
    
    首先,公共资源完全变成了融资平台和金融工具。本来,公共资源的功能应该是创造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可在地方官员手里,公共资源的功能不再是满足公共需要,而是用来进行融资和实现增殖,在他们眼里,高速公路等公共产品,如同股票、期货等金融工具一样,完全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此外没有任何其它功能。如果一定要找出公共产品与金融产品之间区别的话,就是公共产品在金融产品的市场化融资手段之外,又多出了向老百姓强行摊派等行政集资手段。把中央政府制订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变成了“集资修路,收费发财”。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3年后,在已经收回贷款的1997年,又重新批准收费期限30年,至 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全部收费将超过120亿元。根据交通部资料,自1984年国家允许公路项目融资到2000年,期间公路项目融资超过 6700亿,按照10倍投资收益,仅公路收费一项就能切掉社会6至7万亿的财富,用眼下那句时髦话说就是:官员想不发财都难。
    
    如果认为这数万亿资产,这数倍或数十倍增殖的财富,是进入了地方财政,那就大错特错了,完全不符合官人经济的性质。我们之所以总是称之为官人经济,而很少称之为官权经济(这样称也未尝不可),就在于这些金融化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并没有停留在官员共同占有的官权阶段,而是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一是在建设阶段以贿赂形式的瓜分,二是建成后以私有化形式的瓜分。中国公路建设资金究竟有多大比例被瓜分掉无法统计,但是不断暴露出来的案子足以说明问题,重庆巫山县是一个国家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也就一亿元,可是仅一个交通局局长受贿金额就超过2千万元,中国基建规模和速度举世瞩目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通过地方政府募集资金建成的公路进入收费阶段后,便进入了所谓市场化运作阶段,以市场化的名义把收费权转让给私人公司,结果就是政府投资,私人收费,完成官人经济蛹化蝶的全部过程。如果转让过程是名符其实的市场交换倒也罢了,关键是整个转让过程完全是空手套白狼的传统把戏,与当初收购国有企业的手段完全相同,把想要购买的收费公路抵押给银行,以此获得抵押贷款再来购买收费公路,购买者实际上分文未付。如同用你们家的房子抵押贷款来买你们家的房子,购买者根本就没花一分钱。根据审计署提供的资料,收费公路70%的转让都属于这种空手套白狼。另外30%的转让,虽然表面看上去是真金白银的买卖,其实也是用政府的钱来买政府的项目,仍然属于空手套白狼,与抵押贷款进行收购的唯一区别在于,是用政府左兜里的钱收购政府右兜里的项目。上海滩上的张荣坤就是典型,挪用政府社保资金收购高速公路,然后再用高速公路抵押贷款归还社保资金,结果都一样,都是分文未付便获得了巨额投资建立起来的收费公路。
    
    其次,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完全变成了收费工具。甚至包括名山大川等自然资源也变成了收费工具。公共资源的商品化和牟利化,把中国经济变成了与现代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经济——收费经济。现代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属于消费经济,消费率越来越高,消费既是构成总产值的主体,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消费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在经济领域的根本体现,是社会民主发展的根本经济成果,是大众经济时代的根本反映。消费经济和收费经济的根本对立在于:消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GDP增长越来越缓慢,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高,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社会贫富之间越来越和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越来越可靠,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清晰坦然,人们的幸福值越来越大;收费经济则恰恰相反,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低,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贫富对立越来越尖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依靠,人们对未来预期越来越没有把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未来生活保障在哪里,终日生活在惶恐和压力之中,唯一能够缓解惶恐与压力的方法就是储蓄,用拼命储蓄来减轻今后未知命运的压力和恐惧。这就是美国人拼命消费,中国人拼命存钱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经济的“两低一高”,就是收费经济发展的结果。目前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了世界最低,工资收入的比重已接近10%,消费率下降到35%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70%,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我国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工资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世界最低和历史新低的同时,中国储蓄率却是世界最高并且不断创出历史新高,2007年储蓄率48.1%,几乎相当于GDP的一半。中国人的拼命存钱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甚至惹来了美国人的抱怨,因为中国人把钱存到政府那里,政府又把钱存到美国那里,美国人不管不顾地尽情乱花,结果花出了金融危机,所以抱怨是中国养成了他们乱花钱的坏习惯。为什么中国人会在工资比重和消费率世界最低的情况下拼命存钱?就是收费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三大支撑系统被摧毁的结果。现代经济的规律,就是人们越穷越要存钱,社会负担越是沉重,越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越是不知道老来依靠在哪里,人们就越是存钱。储蓄率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一个社会越是可靠,人们对未来担忧越少,就越是大胆消费,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一个社会越不可靠,未来越是没有保障,人们就越是只能依靠自己,眼前就越是不敢消费,储蓄率也就越高。不知道明天的生活是压力最大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公共资源系统、社会福利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的最大作用,其实并非单纯物质方面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支撑,对明天的支撑,对未来的支撑。所以苏联东欧的巨变摧毁了共产党领导,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摧毁这三大系统,因为摧毁这三大系统,就是在摧毁人们的明天,摧毁人们的未来,摧毁人们的希望。历史将会证明并且已经在证明,为了满足官权和资本的发财欲望,而摧毁现代社会三大支撑系统的官权化改革,必将使社会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当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成为收费工具后,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不仅不再能够满足公共需要,形成公共福利,反倒变成了沉重的公共负担。据世界银行报告测算,中国收费公路的货车通行费平均每公里超过1.2元人民币,2006年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378万车次,收费超过40亿元,每辆车通行费超过一千元。每年上万亿运输费用打入商品成本,中国运输业的成本高于发达国家1倍,高于美国3倍,流通费用占一般商品价格的50%,占农副产品价格的70%,以至于农贸市场价格的变化,不再取决于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是取决于运输状况的变化,收费负担全部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并且主要是转嫁到穷人头上。道理很简单,一方面,越是穷人,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性就越高,当公共资源变成公共负担时,所承受的负担也就越重;另一方面,越是穷人必需的生活资料,所分摊的运输费用比重就越大,为公共负担掏得钱就越多。那些省吃俭用的城镇居民的买菜钱,绝大部分都送给了公路收费站,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开车上路。如果取消公路收费,回复公路的公共性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农副产品和食品价格至少会下降一半以上,人们生活水平将会大幅提高。可见,市场化的本质就是富人化,即便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它也会把穷人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如果再加上地方官员有意识地利用来进行财富分配,那穷人就只能是更加倒霉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越来越走上政府干预的计划发展道路,其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功能给穷人带来的灾难。与当今世界这一发展潮流相比较,中国的官权化改革的确是走上了相反的发展道路。所以,回归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已成为今后中国改革回归正途的主要任务和根本标志。
    
    高价公路所反映的公共资源变成公共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伦理和国之根基问题。以前我们就多次提到,旧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 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已经成为劫匪拦路、强盗剪径的经典语言。可见,古往今来,拦路设卡收费一直属于黑道勾当,属于当地政府围剿打击的对象,哪怕此路真是你开的,设卡收费也要坚决打击。掏钱修路只能属于造福积德的善举,国家可以表彰,社会可以称颂,百姓可以敬仰,但就是不能收费,强行收费就按劫匪强盗论处。拦路收费和打击收费,古往今来一直都是官与匪之间不可逾越的行为界限。即便是所谓的官匪一家,充其量也不过是官府与劫匪暗中勾结,绝不会由官府去接管劫匪的买卖。对黑道勾当只能打击不能接管,这就是古往今来所有政府都必需遵循的行为底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之所以立刻失掉了天下民心,就在于他不是打击汉奸伪军力量而是接管汉奸伪军力量,一步就跨到了历史反面。所以,政府一定要清楚,拦路收费是古往今来的黑道勾当,当地政府的职责是打击车匪路霸,绝不能代替车匪路霸。即便迫不得已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也必须严加控制收费的模式、范围和时间,绝不能大规模改变公路姓公的基本性质。目前实行公路收费的20多个国家,收费公路的比重基本控制在1%左右,而我国收费公路的比重已达到10%,并且比重还在不断扩大,新建二级以上公路的三分之二都是收费公路。虽然交通部规定收费站间隔要保持40公里,许多地方实际上已缩短至20公里,汽车尚未完全跑起来便又要停车缴费。同样实行公路收费的印度,收费站少得几乎感觉不到;澳大利亚也是,从堪培拉到墨尔本,油门一脚踩下去,800公里没有一个收费站。而目前我国,自驾车出行的通行费居然超过了乘坐火车和长途汽车的价钱。这已经超出了利用公共资源牟利的一般范围,变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合法抢劫。
    
    大家把公路等公共资源托管给政府来管理,管理什么?就是要管理和维护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无论富人穷人,有钱没钱都能使用,避免公共资源变成少数强势者的私产。这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不言自明的天道公理。所以历史上有的朝代哪怕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也没有去拦路设卡收费,因为这是政府行为的最后底线,是官与匪的最后界线,一旦跨过这个底线,官匪之间就没有了区别,社会就没有了天道公理。历朝历代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曾经跨越这条底线,道理就在于此。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家训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连强盗小偷都讲究“盗亦有道”,政府更应该取之有道。政府的职能就是要保证天下财富取之有道,坚决打击强取豪夺的无道行为。如果政府本身取之无道,天下势必乱做一团,形成典型的强人社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人人皆匪,能骗则骗,天下无一人可信,世上无一物可靠,天大地大不如官大,爹亲娘亲不如钱亲,维系社会的道义力量将彻底崩溃,进入佛家所讲的末法时代。所以,公路收费,公共资源收费,收走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收走了社会的道义力量,收走了政府的伦理基础,最终必然形成地方政府黑道化,腐败收入制度化,财富抢劫法治化,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任何积极作用。最近胡锦涛主席针对“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的旧有论断,专门强调指出:“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就是对违背天道公理,悖逆人类文明的无道经济发展模式的严肃批判,这是30年来中国最高层对无道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次警告和批判。
    
    上面这张密如蛛网的收费站图片之所以令人毛骨悚然,还在于它把统一的国家切成了彼此分割的无数利益碎片,让人不禁想起了曹雪芹形容贾府那句话:“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瓤却也尽上来了”。一个内部已被切成利益碎片的国家,是最危险的国家。国家从内部被切割成利益碎片,是官权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公共资源成为牟利工具,标志着中国改革是典型的官权化改革,官权化改革的经济结果,就是政府直接进入经营领域,把权力作为经营工具。由于权力掌握在具体官员手中,有多少官员就有多少利益主体;有多少利益主体,国家就会被切割成多少利益碎片。如此一来,国家便不再是一个利益整体,统一的国家就只剩下一个外部空壳。二千年前“车同轨”的修路工程,把中国由一堆碎片连结成为一个利益整体,现在的收费站又把中国由一个利益整体再次切割成了一堆碎片。公共资源是国家作为利益整体最根本的经济标志,当公共资源被官权切成碎片时,国家的公共利益也就随之消失,国家便不再是国民共同的国家,而变成了官员的国家,变成了纯粹的官家。一旦当国家变成了官家,国家所有的一切就只归属于为官家;既然所有一切都归属于官家,那么包括外敌入侵的灾难,自然也就全部归属于官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经常把国难看成是纯粹官难,采取袖手旁观立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汉奸文化特别发达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经常讲,国家的官权化和国民的汉奸化,是一对同生共死的历史双胞胎,官权化是汉奸化的政治根源,汉奸化是官权化的文化反映。他们之间表面互相对立,实则互相依赖互相催生;官权把反对汉奸作为自己恶性泛滥的根据,汉奸又把反对官权作为自己背叛祖国的理由,形成了难以选择的历史悖论,无论选择其中任何一方,结果都是国家和百姓倒霉。所以中国老百姓干脆袖手旁观,隔岸观火地做起了看客。据刘亚洲将军的文章提供,鸦片战争期间,一次广东的清军与入侵英军展开厮杀,周围山坡上观战看热闹的老百姓山呼海啸,如同元宵节观赏花灯一样兴奋尖叫。这就是官权化国家必然形成的国民状况。
    
    许多民族虚无主义者往往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素质差,国民性有问题,认为中国的家国文化是劣等文化等。其实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家国情怀的民族,中国的家国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中国人把国放在家的前面,称之为国家;把为国尽忠放在为家尽孝的前面,称为忠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毫不犹豫地尽忠弃孝。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国家天下概念的集中表述,既表明了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具有内在统一性,又表明了他们之间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顺序:修身服从于齐家,齐家服从于治国,治国服从于平天下。这种个人服从天下,以天下为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天下文化,不仅是皇家的概念,不仅是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概念,同时也是一般贫民百姓的概念。正是这种家天下文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文明古国;也正是这种家天下文化,还将使中国成为唯一引领世界走向大同的国家。天下一家是实现大同世界的文化基础,没有天下一家的文化,就没有大同世界的道路。可见,中国的家天下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所谓国民性的根源,甚至还是走向大同世界的方向。世界一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大同化的过程,大同世界需要有大同文化,这就是中国的家天下文化。
    
    可以说,家天下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中国历史上所有悲喜剧都是围绕家天下展开的,不同的家天下给中国历史和百姓命运造成了不同影响,概括起来就是三类:皇家天下,官家天下,大家天下。皇家天下是指中央集权主导的天下,约占中国历史三分之二的统一时期,就属于皇家天下;官家天下是指官权主导的天下,约占中国三分之一的分裂时期,就属于官家天下;大家天下是指民权主导的天下,只存在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极短时间。除了这极短时间的大家天下之外,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相交替的历史。由于皇家天下意味着和平和统一,官家天下意味着分裂和战争,所以历史上老百姓便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皇家天下,同时,“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权一统,常常在利益上与地方官权形成对立,在客观上与老百姓渴望打击官权的历史要求相一致,老百姓自然把抑制官权的希望寄托在了皇家身上。这就是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常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老百姓需要借助皇权来抑制官权,即便像水泊梁山那样万不得已走上造反道路,也是为了逼迫皇权约束官权。只有在皇权衰弱得抑制不了官权时,老百姓才会既反贪官又反皇帝,但是推翻皇帝的目的,仍然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皇权,以便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官权。官权泛滥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超越了人类所遭遇的任何灾难,和平时期百姓不如草芥,战乱时期百姓不如野狗;并且历史上所有的战乱和动荡,几乎无一不是官权泛滥的结果,历史上所有几乎亡国灭种的大祸,也无一不是官家天下演变的结果。南宋晚期皇权虚置、官权泛滥,导致元军长驱直入,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大半国人惨遭屠戮。明代末年,皇帝一根绳子上了吊,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家天下,清军乘机大举入关,连续数年大肆屠城,上亿国人惨遭杀戮,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就屠杀80万百姓,广州屠城70万百姓。清朝晚年悲剧再次上演。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60年挨打,官权60年坐大,搞洋务运动,更是天下资源尽落官权手中,所以尽管期间历经外侮,老百姓始终冷眼旁观。1900年慈禧太后气壮山河对外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各地老百姓为保皇家天下,纷纷举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慷慨赴死,奔向北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抗战运动。可是与西方11国宣战的慈禧太后,此时除了义和团之外已无兵可战,官权坐大的地方政府实行“东南互保”,纷纷与西方列强签署协议,准备把皇家天下变成洋人天下,变成剩孤家寡人的慈禧太后被迫踏上了亡命天涯的西逃之路。逃命途中屈于洋人和官权的沉重压力,又反手下令镇压义和团,虽然大清军队对外宣战无兵可战,而对内镇压义和团却是兵如潮涌,可怜义和团浴血抗战的十万中华儿女,前有西方列强军队的猛烈炮火,两边是地方官军的疯狂攻击,背后是皇家军队的大肆屠戮,十万中华儿女尽数惨死于血泊之中。随着义和团被外来洋权、地方官权和中央集权联合镇压,中国封建王朝皇家天下的最后一首挽歌,也就变成了历史绝唱,随后大清王朝就被武昌城里一个起夜士兵的一泡尿给冲掉了。
    
    包括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内的无数中国人都在思考和询问,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一直纠缠与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之间,而没有彻底抛弃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去建立自己的大家天下呢?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不知道自己拥有战胜官权的伟大力量。如同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牛群,它们拥有足以在瞬间内把任何野兽踏成肉酱的巨大力量,无论是冲向狮群或者狼群,都能够十分轻松地战胜对方。可是让人十分悲哀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群体拥有能够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唯一的意识就是躲避和逃跑,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不幸的同伴成为狮群或狼群的猎杀对象。当时 4亿中国人能够被2千英法联军征服,能够被3万八国联军打败,就如被几只狮子追着跑的那千万头野牛一样,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中国人民便从此站了起来。所以中国老百姓才由衷地把毛泽东看作是大救星,西藏人民则干脆把毛泽东看作是佛。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毛泽东称为大救星,不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具有能够压倒一切的非凡力量,而是因为毛泽东唤醒了人民内部蕴藏的能够压倒一切的非凡力量,让人民意识到了自己具有改变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完全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去创造历史。当非洲野牛意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时,所有野兽的末日也就到了。这就是所有野兽都极端仇恨毛泽东的原因。
    
    目前,中国再次进入了官权独大的历史时期,并且中国的精英阶层要把中国的政治改革,依然锁定在集权与官权相博弈的旧有历史框架中,只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伟大力量,不会在旧有的历史框架内重蹈义和团的历史悲剧,他们所追求的,是天下归公、民权至上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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