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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的丧失是最大的危机/章立凡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0日 转载)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建”研讨会的议题,是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溃败说”。孙教授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主张推动中国社会重建。以下是本人的点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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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元宵观火,我就有点像立平说的那种幸灾乐祸派,是因为看到了现世报,但忧虑也是有的。从去年以来我就不大写时论了,觉得建言没什么用,善意已经很难正常表达了,只剩下恶搞,最近也就写点打油诗而已。当然学术探讨是另一回事,社会溃败还有没有可能挽救?我基本上是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近期内看不到什么希望。
    
     刚才子明谈到了历史上的溃败以及毛时代留下来的后遗症,我这两天在看吴江先生最近发表的《世人争谈“中国模式”》,也看到1300多条网友的跟贴,大部分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现在的腐败已经没治了。
    
     至于溃败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溃败和动荡可能是互动的关系,现在很难说哪一种就最终会居于主导地位,是不是就一定不动荡或者不溃败了?很可能这两个东西会互动,加剧整个形势的发展。
    
     说说治理模式,我前几天又在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代王朝中有两个最自私,一是元,二是清,这两个王朝都是部族政权,是少数民族以一个族群行使统治,和传统上的“家天下”不太一样,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就是“族天下”。这个概念可以引申出很多的联想:靠一个利益集团统治国家,不是单凭皇帝一人作主,一旦要想变法改革的时候,必定触动整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八旗亲贵们对皇帝的制约是很大的。一条龙能治水,龙多了不治水。这种情况也可作某种类比,即便最高领导人想要搞一些改革,也是受到庞大利益集团的牵制。
    
     治理模式归结到税负,历史上的王朝税负,只要养活皇上一家和一个政府,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如今要养活两套以上的班子,政府一套,党务也有一套。我以前多次说过,人民负担比历代王朝都要重,党务干部也归入吃皇粮的公务员系列,不从党费开支,行政成本是双倍的,这种情况在现代民主国家是不可能有的,搞得民不堪命,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这个问题现在也很难解决。
    
     这么多年来,一党执政体制越来越削弱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统治团体之外,没有其他有力的监督能够起作用;团体之内都是领导者,形成很多“小国之君”,各层各部门从上到下各自为政,越到下面越明显,什么党纪国法都不在话下,就是我说了算。这种情况确实就是行政溃败或政权失控,中央对地方、高层对中层以下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很多基层政权已经黑社会化了。执政能力本身在削弱,这就是子明说的行政溃败,我认同他这个提法。
    
     关于政府信用的问题,西方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前提之下,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不讲信用,每个王朝在夺取政权以前,都会提出若干承诺,刘邦就有“约法三章 ”。只不过西方最后归结到宪政制度上,所以能够相对稳定;中国最后归结到人治上,所以就会有周期性的动荡,也就是我们常说“历史周期律”。
    
     翻翻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那本书,可以看到共产党在执政以前也有很多的承诺,这些承诺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究竟兑现了多少?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信用问题,还有没有信用?执政党的信用,从毛的时代就已经透支得差不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看到一点希望,希望还能有一个“中兴”,但那是20多年前的心态,现在基本上不抱希望了。
    
     政权信用丧失的同时,是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我知道章伯钧57年以后曾经讲过,现在是闭关锁国,大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所以还能维持,将来一旦开放国门,所有的资讯和生活方式的封锁被突破以后,必将是人欲横流的社会。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社会了。传统的封建道德以及资本主义道德,都已经被“文革”摧毁了,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也没有建立,现在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想重新提振儒学来补救,已经为时太晚。无诚信的社会怎么造成的?要问责的话,就从毛泽东开始问责吧,这个清算远远不够。
    
     政府现在奉行的是“技治主义”,就是靠技术控制社会,有财力,有军队,有科技手段,有高度的动员能力,既不是制度的控制,也不是理念的控制。过去推行某项举措还要讲一番理想、道理,然后证明自己的正确,现在不跟你讲了,直接下手就干了,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科学发展观是必要的,但是往往被曲解了,把很多东西庸俗化、技术化了,技术化的后果往往是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只顾解决眼前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了葫芦起了瓢,接着再按……没有长远的思维。“技治主义”的背后是极度的不自信,导致政府经常反应过度。20年前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应过度引起的,现在反省起来,那时候如果能够以平常心正确对待民间提出的要求,就不会做出非常意气用事的决断,但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历史了。
    
     至于能否建立良性的机制来挽回溃败,我觉得相当困难,因为已经积重难返了。如果将社会问题制成图表,我们可以画出三条线,一是经济这条线,二是政治这条线,三是社会这条线,看这几条线是不是同时到临界点。如果这三条线之间有点“时间差”,这条到了那条没到,或许可以解释为溃败,如果三条线同时到临界点,我觉得就不是溃败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动荡。
    
     费正清在中共刚刚执政的时候有一个预言,中国共产党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没有说错。为什么找不到长治久安之策?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创造力了。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个人确实不抱什么太多的幻想。我们开会的目的仍是建设性的,希望能找出一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但可能真的没有时间了,最好的改革和社会重建的时机已经错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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