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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什么是“左翼”?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0日 转载)
    
     一、安德森的“左翼”部署
     (博讯 boxun.com)

     随着一九八九年“意识形态”冷战的终结,关于“左翼”(左派)与“右翼”(右派)这套符号标签已一度黯然褪色。然而近些年来无论是欧美知识界还是汉语知识界,这套对立的标签又再度活跃起来。被誉为当代西方“左翼”重镇之一、著名的《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新左翼评论》新千年(2000年)的第一篇社论文章中,通过回溯近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左翼”知识分子的实践,从而对“左翼”制定了新的走向规划与战略部署。“左翼”在安德森这篇社论文章中实际上被划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是始终以“正统左翼”为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也是安氏本人一贯的理论立场与自我认同。第二个层次乃是安氏此文的重点,亦即后冷战时期左翼内部适时的“重建”,或者说“复兴 ”(renewal)。“左翼”若要复兴自身,就有必要在左翼文化中来一次“激进断裂”(radical discontinuity)——将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勃伦纳(Robert Brenner)、奈恩(Tom Nair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德布雷(Régis Debray)、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克拉克(T. J. Clarke)、哈维(David Harvey)等人容纳进来。这些人在安氏看来实际上是原本的左翼文化散裂后的产物。第三个层次则被安德森本人称作为“松散的左翼”,也就是一个所谓“更广泛的、同马克思主义很少甚至没有渊源的知识分子圈子”,这些人是社会主义传统之连续性更大层面溃散的后果,尽管他们仍间接地同这一传统保持联系。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巴利(Brian Barry)、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曼(Michael Mann)、朗西曼(W. G. Runciman)、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森(Amartya Sen)、达斯古普塔(Ashim Dasgupta)等人则在此列。而落在这些名单之外的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属于“左翼”。
    
     在安德森看来,那些以其承诺批判统治自身、从美德角度批判恶行、揭示官方的伪善以及言行之间的巨大鸿沟等等的批判实践都不是真正的“左翼”,相反乃是“左翼的自我欺骗”。而安德森则要通过他对左翼的重新划分与确定来祛除左翼的这些“神秘化”与“含混性”。当然,“伪”左翼还不一定算得上是“真”左翼的敌人。那些经过认证的“左翼”圈当前的首要敌人,则被安氏确定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及其“稳固的意识形态新支点”——“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安氏声称,“我们可以把列宁的格言‘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国家理想的政治外壳’修改为:‘第三条道路’是今天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外壳。”故而,“左翼”们必须与之战斗。那些期待美好未来(happy ending)的“左翼”都是“福音主义者”(the Evangelicals),而安氏所代表的“左翼”则是真正地继承了“启蒙精神”(the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1
    
      本来,如果这仅是一家之言,那或许大可一阅了之,然而关键问题就在于,这种关于“左翼”的界线勾画与层级划分以及“敌人”的确定并不是以安德森之个人见解来发表,而是以“社论”(editorial)的方式来规定“作为国际左翼的核心刊物”并具有近半个世纪影响的《新左翼评论》“应当开始采取的走向”,而且在事实上这一关于“左翼”的话语已通过写入《新左翼评论》杂志介绍的方式自我确立为正宗,并在该刊物影响范围内逐渐成为作者与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奉行的金科玉律。2考虑到如此一份媒体资源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以及“左翼”本身所内含的符号权力,这种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划分与“敌”、“我”阵营的建构,就不得不给予严肃的思索。3
    
      布尔迪厄曾指出:在建构社会实体的策略中,“最典型的乃是回溯性地重构过去,以便配合现在的需求”。4客观地说,这种通过回溯性重构过去来提供当下合法性的策略既可能形成或提升符号资本,也可能带来有价值的理论创新。然而,对于安德森此番以社论方式专断地重构“左翼”实体,对于这种层级化的“左翼”结构,对于掩藏在非我“左翼”即为“反动”声言背后的符号权力,我们不由得要追问:什么是左翼?如果说左翼意味着对当下社会现状的不竭批判,或用安德森本人的话说是“不妥协的现实主义”(uncompromising realism)5,抑或《新左翼评论》之刊头标语(2002年5-6月号以来)——“当代的不顺从主义”(contemporary non-conformism),那么何以可能自我构建出如此荒唐的内部权力结构?何以可能建立起这样一种特权化的“左翼中心主义”?同是社会学家,何以布尔迪厄是“松散的左翼”而安德森本人则是“不松散的”左翼核心?6何以名单之内的知识分子是“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即“拒绝与现行制度的任何和解,反对任何一种遮遮掩掩地表述权力的虔诚和委婉”7,而名单之外大量的知识分子则不是?
    
      关于“左翼”,布尔迪厄曾作过一个学理上的深透剖析:“知识分子喜欢把自己设想成为解放者,代表着进步力量(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自在悠游,在美国尤其是这样)”。因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左翼”几乎就是个天然的褒义词,如果不是“左翼”,甚至就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换言之,被划为“右翼知识分子”的人很可能会被驱逐出文化生产场,无权染指作为知识分子形象中最美好的“坚强的天真”。比如阿隆,由于不具备知识分子这一基本形象——“左翼”,因此在法国他成了“不合格”知识分子的代表。8在布尔迪厄看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会心甘情愿地被称呼为右翼或保守主义(如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就曾专门撰文声辩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是因为当一个保守知识分子便意味着要承受双重夹击,“总是面临被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抛弃的危险,统治者觉得他们太‘知识分子’了,而‘知识分子’又觉得他们太顺从于‘资产阶级’秩序了,他们被迫不断地在这两个阵地上战斗,通过加入其中的一个反对另一个”。因此,“右翼知识分子”通常首先要证明自己与权力场中的统治地位的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的批评;必须要通过双重的颠覆,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并到达文化生产场。9而“左翼”则根本无此压力,只要宣称自己是左翼就能免去那么多棘手的压力,难怪有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会争先恐后地要去争抢或保住头上这顶“左翼”的乌纱帽,其实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左翼”一直就是所谓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同义词。直至今天,在安德森看来,“左翼”的对立面即为“反动浪潮 ”(或称“反动势力”)。在这种光明与黑暗般的二元区分与价值高下的对立中,自然哪些知识分子代表着“左翼的航标”成了比知识本身更重要的大问题。10
    
     可见,“左翼”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并且在某些知识分子群体中已逐渐形成了一种“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而追逐这种符号权力也已成为部分知识分子之“惯习”(habitus)。正像布氏所指出的,不少知识分子没怎么花精力在提高他们研究的技术性含量上,而是花大精力于增加其符号性的含量上。这种符号层面是“由一系列实践性的元话语组成,人们用它(就像理发师用白围裙一样)表明了、实际上炫耀了他或她的行为的某种非同寻常的特性”,并从中获取一种符号性利润。正由于这种利润的存在,作为认同或贡奉资本的“符号资本”成为了文化生产场内竞争性斗争的手段和对象。11因而,一旦“左翼”变成了某种“尊贵的头衔”,则必将蜕变为“符号性资产的真正荣衔,让拥有者有权分享褒扬的利润”。而符号权力则正是 “立足于符号资本的拥有之上”。由于符号资本总是滑动的(如“左翼”这一符号就处于不断的滑动之中),因此势必会产生为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也即是“为夺取这一建构命名行为的权力而斗争”。作为一种构造性权力(power of constitution),符号权力的功能即在于保全或改变社会世界中人们之间的联合与区分、结合与离异、聚合与游离,它“借由那些用来指称或描述个人、群体与制度的字词而运作”。布氏认为,符号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制造群体的权力,包括“已经建立好而有待神圣化的群体,或等待被建构的群体,如马克思主义的普罗阶级”。12借助于这一分析,“左翼”的建构过程便可得到有效的揭示:当“左翼”标签不断被赋予符号资本时,知识分子在争夺过程中便开始形成群体,这一群体则继续致力于将“左翼”标签神圣化以增加其内含的符号权力。而当这一标签越是被承认,影响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就越是会封闭地在这个标签下进行斗争。这就是布氏所揭示的标签的命运——一个在斗争中才存在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标签本身成为了一种永恒生产和再生产的“幻象”(illusiò),“ 一种自身就能构成自己惟一基础的万能思想”。“左翼”作为一个幻象(“左翼争夺战”中的幻象),“是一个游戏进行的条件,而且至少从局部看也是游戏的产物 ”。若没有“左翼”这一标签,“左翼争夺战”便无以进行;而随着“左翼争夺战”的进行,“左翼”的幻象又不断地得到再生产与神圣化。由此,不需要任何基础(如批判的实践),作为标签的“左翼”幻象本身构成了一个永恒生产的游戏。幻象不止,游戏不止,斗争不止。故而,布氏尝言:“幻象”同在知识分子场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野心”具有相同的性质。13
    
     我同意安德森所言——“批判性的视野”的丧失即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腐败”14,然而,一旦“左翼”、“批判性”都成了垄断在安氏手里的符号权力,没有进入他所定义的“左翼”结构就意味着“反动”、“腐败”,这在我看来恰恰陷入了某种“腐败”。最近汉语知识界最具影响的《读书》杂志2002年10月号上刊登了安德森题为《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的讲演纪要。在该文中,安氏为了将罗尔斯(John Rawls)排除出“极端左翼的学者”之列,竟不惜以歪曲作者原文的方式来进行最不严肃的“学术批评”,这种独断甚至“犯规”的行径无论如何同“左翼”反抗权力的批判精神正是恰恰项背的。如果安氏要宣告罗尔斯不具备“批判性的视野”、不属于“左翼”的成员,那必须要展示令人信服的学理论证,而非凭借这种具有歪曲性质的断言。就在学理层面上,我要反问安德森: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以大篇幅进行论证的“公民不服从”以及“良心拒绝”,是批判性的还是“反动性” 的?是知识分子的不妥协、不顺从还是“知识分子的腐败”?1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位当代“左翼”重镇的晚近实践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左翼”?安德森始终坚持认为:“‘左翼’和‘右翼’术语就像它们是不可贯穿的一样是不可逃避的”。16然而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断语背后,究竟凭借的是什么标准?这样的标准是一条,还是有许多条?又是由谁来确定(数量),由谁来划定(位置)?其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泾渭”,在多大程度上则是主观的“臆断”?为什么“不可贯穿”,为什么更是“不可逃避”?
    
     二,“文化生产场”中的“左翼”
    
     从某种意义上说,“场域”这个分析范畴是“现代的”。正是由于现代所带来统一秩序的崩溃瓦解与社会世界的高度分化,故而形成了诸多各自分离、各具独特性但又“家族类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语)17的大大小小的场域。按照布尔迪厄的界定,一个场域就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种配置(configuration)”。场域的结构即是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由组成场的参与者们在竞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之地位而决定。换言之,场域即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维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配置。进一步说,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基础和引导力量。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这些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布氏常常用“游戏”来比喻场域,其中各种资本、权力即是游戏内具有不同等级力量与效用的“牌”,游戏的参与者所互相争夺的乃是先于游戏并为游戏所再生产的“幻象”。场域唯一与游戏之不同点即在于其复杂性上,“场域是一个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比任何人可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变动不居、复杂难测”。18其中,对于知识分子所在的场域,布尔迪厄称之为文化生产场(有时又称思想场/知识分子场)。
    
     布尔迪厄通过对知识分子(包括学界人士、作家以及艺术家)的分析与考察指出:文化生产场并不是一块纯洁的处女地,或不染尘埃的象牙塔。这个场域与其它的社会场域一样,也同样充斥着种种权力(如发表或拒绝出版的权力),尤其是学院的各种制度与机构,完全已是权力场的一部分,成为了“不同权力(或各种资本)的持有者之间的斗争场所”。在这个空间中,为着某种利害悠关的特殊事物,行动者你争我夺,“而资本本身每时每刻都决定能参加这些斗争的力量”。19在这些斗争中,对于符号资本及其所带来的符号权力的竞争抢夺最为频繁也最为激烈,由于知识分子日常就是和符号打交道,对符号也最为敏感,因此符号斗争在文化生产场中的弥散范围要远远高于其它社会场域。按照布尔迪厄的分析,知识分子的符号斗争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个人或集体的表征性行动、意图去展示某些作为实体的群体,呈现其规模、力量与凝聚力,使人们目睹其存在并使之不断突显;另一种则是以各种自我表征的策略,来摆弄个人的自我形象,尤其是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形象。这两种方式的一致性即表现在,两者都是通过改变字词的那些表现与建构社会实体的名号,来接近权力斗争最重要的利害关系。20这种符号斗争从善意的方面去理解,是在努力制造共识;而从批评的角度去理解,则是在垄断他人正当命名的能力。
    
     命名的行为即为符号的存在创造合法性(符号在得到命名前即是不存在),而垄断命名的能力实际上即是垄断了符号背后的资本与权力。正是在这种垄断命名行为的斗争中,不管斗争具体形势如何,哪方有利哪方不利,符号本身存在的合法性都得到了不断增强,换言之,“为争取合法性垄断进行的斗争有利于加强合法性”(布尔迪厄语)。2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左翼”最初的诞生是一个无意识的命名行为(历史上“左翼”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中几次重要会议位置安排上的数度巧合),但当它一旦进入文化生产场并参与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符号斗争中后,其就进入了一个符号资本增殖的过程。争取垄断“左翼”的斗争过程恰恰正是“左翼” 符号资本得到增加的过程。知识分子们在过去漫长年月中的各类命名“左翼”之符号斗争,不但使得“左翼”标签下的符号资本通过长年积累变得十分雄厚,而且“ 左翼”符号所具有的内涵越来越接近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很多特质,并因而积聚起了强大的道德优势,于是便促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了争夺这一符号的斗争中,以至形成今天蔚为壮观的“左翼争夺战”。22
    
     在布尔迪厄看来,像“左翼”/“右翼”这样的思想模式系统实际上本身就是文化生产场符号斗争的逻辑产物:
       
     思想模式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构成场的结构对立的内在化的产物,它对于全部参加者和人数或多或少的公众是共同的(特别是在作为观念和分歧、标志、剪切、调节的原则起作用的对立的形式下),它提供了一种客观性的形式,这种客观性拥有受到明确赞同的超验必要性,也就是说(在场的范围内)被普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23
       
     换言之,今天被安德森等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标签系统——所谓不可逃避、不可贯穿的“左翼”及其敌人“右翼”之划分,实际上最初正是来自于“超验”,或用更具体的话说,来自于一种未经论证的偶然命名。伴随着这种被宣称为“客观性”的思想定势之逐渐确立,其自身的逻辑与特定的认识和评价模式便又不断地再生产着原初“超验”的基本分类(如“左”/“右”),由此不断强化与巩固群体的界线。与此同时,正如布氏所揭示的,这一过程还“掩盖了与他们相关(至少在一定期限内)的物质利益或符号利益,这些利益按照厚颜无耻的逻辑,表现得非同寻常”。符号资本是一种被“承认”(recognition)或“误认 ”(miscognition)的经济或政治资本,其往往被合法地认可成一种“信誉”,“在通常情况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信誉’能够保证‘经济’ 利润的实现”。换言之,符号资本是一种暗含了使物或人神圣化能力的“神化”资本,并从中体现价值与获得利润。24由于“左翼”在今天的文化生产场中已经具备相当强势的“信誉”(不管是承认或是被“误认”),因而一旦知识分子将自己命名为“左翼”,即可获得与之而来的利润——如很快地在思想界被认可、在学院内快速获得地位、在知识分子圈内博得名声等等。
    
     正是由于这种标签化的思想模式系统及其背后所产生的诸种利益与利润,文化生产场才越来越变成为一个资本与权力的角逐场。隐藏在“左翼”背后的符号权力一经产生,便通过联合与区分知识分子群体的构造性力量为“党同伐异”这种低劣的知识分子非学理斗争打开了大门。而且根据布尔迪厄的分析,符号权力这种制造新群体的构造性权力,总是须通过动员以及借由代理人而使群体存在。换言之,符号权力“只能在被群体赋予制造群体之权力的代表确立之后,才能获得”。这种拥有更大特权的代理人地位则是长久的制度化过程的结果。25眼下,《新左翼评论》杂志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规模发展,已然具备了竞争“左翼”代理人地位的制度性实力。对于《新左翼评论》在“左翼”群体中所取得的地位,安德森曾在其新千年社论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进行总结与回顾,尤其强调了《新左翼评论》早在1970年代就已“赢得了国际性杂志的地位”,并在政治、思想、文化三大方面都“很好地领先于周边文化,率先引领着更国际化的、更激进的参照视野”。26但遗憾的是,安氏恰恰忽略了掩藏在《新左翼评论》这等显赫地位背后的特权与资本。事实上,《新左翼评论》之刊名本身就包含着对“左翼”符号进行命名的强烈诉求,而它在符号斗争中越是取得制度化的代理人地位,其垄断“左翼”的命名能力就越强。最终在主编安德森的笔下,“左翼”符号具有了天经地义的客观性,由其本人所亲自确定的“左翼”与“右翼”两大阵营之间既“不可贯穿”又“不可逃避”。然而,安氏借助《新左翼评论》作为代理人所具有的制度化地位将他对“左翼”的划界与命名强力贯彻,恰恰正如同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那样,“不过是既定社会结构及置身其中的既存的(或所主张的)社会地位的再造和强化”。27
    
     由于广泛弥散的符号权力不断地联合与区分知识分子群体,将文化生产场构造为“不可贯穿”的“左翼”与“右翼”,知识分子的实践已发生了很大的扭曲与变质。在“左翼”同其“敌人”——“右翼”的斗争中,学术批评蜕变成了一场对符号控制权的战争,观点分歧的学者变成了敌/我斗争中的“战士”,批评的有效性标准则转变为了战争的“胜利”。安德森曾大加褒赞杰姆逊,因为在他看来杰姆逊已然顺利地赢得了“对后现代这个术语的控制权”!而凭借着杰氏的控制权,“左翼在种种历史变迁中却终于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28福柯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尝言,他最害怕的就是碰上这样的论争者(polemicist),他们不是试图通过对话来共同探寻真理,而是把对话伙伴(partner)视为一个有害的、错误的并带来威胁的敌人(enemy)。对于这样的论争者而言,尽可能地靠近真理根本不是他们的目标,相反,除去敌人以赢得“正义事业的胜利”才是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使用任何斗争手段,甚至有必要的话不惜剥夺对方的说话权利。29 安德森一边高喊着“反对任何一种遮遮掩掩地表述权力的虔诚和委婉”,一边则在文化生产场内的符号斗争中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其对控制权的刻骨迷恋。正是这种同其批判对象如出一辙的权力欲望,安德森所谓的“革命性的左翼”30往往起初以解放为名进行夺权斗争,而一旦大权在手之后,谁又能保证这种“反抗性”的权力不会悄无声息地转化为压迫性的权力,甚至比原先更有甚之?在文化生产场内的符号控制权斗争中虽然看不到“血淋淋的权力”,然而却是不断生产着更为隐蔽与持久的知识-权力。面对堂堂的“左翼”重镇却一路耀武扬威(“理论的胜利”)地奔入知识-权力之网所编织好的美丽陷阱(“控制权”),此情此景,岂不令人无言以对!抑或像福柯那样,对于这类把对话伙伴一概视作其理论胜利道路上的威胁性敌人的学者大师,早早地避而远之。
    
     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之问时尝言,革命或许可以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与权力欲(power-seeking)的现实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惟有用启蒙所带来的理性批判(尤其是实践理性的公共运用),才可能打破“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这一令人绝望的死循环,打破这个“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副脚梏”。31安德森等“革命性的左翼”之所以仍陷入权力欲而不能自拔,正是因其缺乏对自己实践的严峻批判。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永远不能放弃对自身的反思。被归为“右翼”或“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有效的批判前,往往须要先设法阐明清楚自己同权力场中统治地位的关系。在这过程中实际上他们正是做了一个自我反思的工作。然而与之相反,“左翼”符号的不断神圣化使得投身“左翼”符号下的知识分子轻松地卸去了这个反思环节。故此,占据“左翼”符号的知识分子同权力场的关系并不一定比“非左翼”(被排斥出“左翼”或以“右翼”为认同的知识分子)更为疏远。诚如布尔迪厄所说,反思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抵抗的形式,反思性(reflexivity)将有助于知识分子走出他们的幻觉,首先是摆脱他们自认为自己全无幻觉的幻觉,同时则至少可以从反面使这些知识分子不会一直轻易地以被动的无意识方式来助长“符号支配”。32“左翼”既然以批判性立足,那么首先就须将这种批判性应用于自身之上,否则就成为了布尔迪厄笔下“那些制造了伪装成分析武器的战斗武器的人,忘记了他们首先应该把武器用在他们自己身上”。33古德纳(Alvin Gouldner)关于知识分子批判的一段话在我看来说得很好。34古氏认为,思想上的“不断革命”不仅包括对现存制度的反思与反抗,而且其本质就在于坚持反思。知识分子有责任检查一向被认为就该如此的东西,把“被给予的”变成“有疑问的”;有责任检查我们的生活,而不仅是享受它承受它。批判不仅是要挑战当下(present),而且还挑战当下的前提。“批判的话语文化必须用双手扼住自己的咽喉,看能挤压多久。批判的话语文化总会走向自我批判,以及对那个自我批判的批判。这种文化里有永无穷尽的复归,有暗藏的永久革命,它包含了无休止的不安宁和‘无法无天’。”35
             
     三,自身作为“场域”的“左翼”
    
     由于今天“左翼”符号之“客观性”已得到不断确立,因而在文化生产场内,“左翼”本身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子场(或称次场)。在安德森身上就同时存在着两类斗争,除了在文化生产场内同其敌人——“右翼”进行斗争外,由于“左翼”本身已形成了一个斗争之“幻象”,所以安德森还在“左翼场”内同其他争夺者展开着激烈的斗争。在这里,“左翼”作为一种“幻象”,是游戏开始的理由与条件,各游戏参与者都开始对“左翼”进行“投资”。卷入游戏的参与者可能彼此亲和,也可能彼此敌对(如那些互相将对方开除出“左翼”的笔仗),有时甚至残酷无情(如安德森对待罗尔斯),但同时他们都对“左翼”具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只有在他们都对游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即他们都同意游戏是值得参加的,而“左翼”之幻象地位正是在这种同意中逃避质询的,并在游戏的竞争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再生产。由于觉得成为“左翼”无足轻重的人士根本就不会来参与,所以这种同意的基础并非是一份“契约”,而是他们参加游戏的事实本身。按照布尔迪厄之分析,游戏参与者的这种“共谋关系”(collusion)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道理很简单:只有大家都共同喜爱某物才会为得到它而拼命竞争,符号也一样,并更为甚之。因为不同竞争者之间不存在同时获得,一旦其中一方被确立为“左翼”正宗,那么与之观点不同乃至对立的人自然就被排除在外,而那些与之相“近”却略有“差别”者则自然成为了第二、三层级的“左翼”了。各种资本即成为了游戏竞争中的“牌”,牌有大有小,甚至有王牌。这些牌既是角逐的武器,本身也是抢夺的对象。3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作为“幻象”的“左翼”为场域中心,安德森等人在其中你来我往,不断进行着一轮又一轮激烈的符号斗争。
    
     通过社会学分析还可发见,“左翼”作为一个场域,已经俨然拥有着“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或用布尔迪厄更通俗的术语说,即存在着“入场费”。而要取得“左翼场”的这种“进入权”,一如布氏对场域之分析,必须先要“获得行为和表现的特殊代码”,“对特定编码的认识和承认构成了进入场的真正权利”。37“左翼”的特殊术语发展至今已非常庞大复杂,其中不少已形如“黑话”,在场外之人根本就不知所云。然而这种艰涩的代码黑话恰恰是今天争夺“左翼”权力、成为“左翼”领袖所必须具备的资本。而那些刚入场尚不够资历(资本积累不足)但已习得术语摸熟黑话的新手们,则乐此不疲地充当“左翼”领袖们笔下代码的“解码”环节:一方面可以增加场内飞来掷去“牌”(符号)的数量并借以向核心人物表忠心;另一方面则可以把“左翼场”内最新的微言大意翻译阐释给场外之人听,并通告“敌人”——“右翼”知晓,以免对方因没有读懂最高深的“左翼”术语而无动于衷、不作理会。布尔迪厄在分析文化生产场时曾特别指出了这一现象:如今那些“从表面上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是‘左翼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着一种“虚妄的复杂性”,这正好同许多被划归为“右翼”的知识分子(如阿隆)所具有的那种简单、明快之文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在前者“断然拒绝”这种简明文风而追求于虚妄复杂性时,后者倒往往确是“一心想表达知识分子法定的坦诚”。38
    
     除拥有“进入壁垒”之外,“左翼场”一如其它的场域,具有着其保证封闭等级的法则。最经典的莫过于安德森在其新千年社论中为“左翼”所作的种种规定,及其所划分确立起的一整个“左翼”封闭等级结构。“左翼场”内的这种封闭法则并不是采用显白硬朗的“明文规定”形式且将其正当性来源示之于众,而是形如福柯所说的那种话语“控制法”,透过隐蔽的知识-权力而运作,并极力掩藏这套封闭法则与等级结构的正当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左翼场”形同一个弥散但却具有制约性的“话语社团”(the society of discourse,福柯语),它封闭地保存和制造话语,一旦个体进入圈子,就须要依据其严格的法则来分配话语,而个体则在这种分配中获得权力。39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经特别区分了个体进入“一个开放的群体”同进入“一个封闭的阶层”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对于后一种情况,曼氏指出:进入到“排他性群体的个体会倾向于习得一种新认同,遵循该群体的惯例,接受这种社会等级制”。40无疑,“左翼”在安德森这些掌握“代理人”制度化资源的学者们之努力经营下,恰恰已成为了这样一种封闭的、排他性的话语社团,一种结构化、分层化的社会等级制。一旦执着于这样的“左翼”标识与“左翼”社团,那么就会像雅各比(Russell Jacoby)所批评的那样,学术逐渐为“意识形态”所取代。41
    
     此外,“左翼场”也同其它场域一样,存在着争夺头衔(地位)与命名的内部斗争。这种斗争旨在对符号命名(即符号之合法性)进行垄断,因为这一垄断也即意味着对符号权力的垄断。这种无形的符号权力包括:谁是“左翼”、谁被允许自称“左翼”、以及谁有权力说谁是“左翼”,还有就是对“左翼”产品的“生产许可权 ”的垄断等等。晚近以来,这种抢夺“左翼”符号权力的“左翼争夺战”尤其变得异常激烈。42而作为这一符号斗争的主要参与者,安德森此番对罗尔斯之批评竟然偏离了最基本的学术批评规范,以极不妥当的“犯规”手段而试图将罗氏逐出“左翼”。由此可见,“左翼场”内部的符号斗争之激烈程度已逐渐超出场域本身所能承受之限度,“幻象”的强烈吸引使得部分斗争参与者开始置“左翼场”(甚至是“文化生产场”)最基本的“默契规则”(即作为底线的学术批评规范)于不顾。而这在我看来,正是一个场域走向自我解构之征兆,这一过程比起场域形成与建构的过程(即符号资本积累过程)而言,更是纯粹破坏性的。当符号斗争者大量赤裸裸的“犯规”行为使得“左翼”完全成为一个名实悖反的符号,那一天也将是“左翼”神圣性荡然无存、“幻象”彻底解体之日。原先的斗争参与者彼时则一轰而散,或被吸引投身到其它新的符号斗争之中。以上所述的进入壁垒、封闭法则、内部斗争这三大特征,同时地贯穿于“左翼场”自我运转的游戏过程中。
    
     如果把场域分析继续向深层推进,我们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发现。从“母场”(如文化生产场)与“子场”(如“左翼场”)间的互动视角来看,“界线”构成了场域的存在问题。布尔迪厄尝言:“一个场的最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动态范围转化为一种合法界线的程度”。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便可发现,“定义(或分类)的斗争的焦点就是界线,及由此而来的等级。确定界线、维护界线、控制进入,就是维护场中的既定秩序。”43今天,“左翼场”乃至文化生产场中已然到处弥漫着这种围绕“界线”(场域外围的界线、场域内部不同等级间的界线等等)而展开的符号斗争。而在这种斗争的背后,则是符号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角逐。安德森通过其新千年社论宣布了他对“左翼场”内秩序的规定、等级的制定与“左翼场”边界线的确定,并力图维护并“统一”左翼场,以便全力攻“敌”(新自由主义以及第三条道路)。然而,诚如布尔迪厄所言,“动员的企图总会令人怀疑,而且注定要失败,只要这类企图被怀疑用在为一个知识分子或一群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之中”。44动员的有效性只有当小团体并未形成场域时,这时候强调外部的“敌人”有助于内部的凝聚。然而一旦团体本身扩展成为一个场域时——即当“左翼”这个标签本身产生某种符号资本并逐渐神圣化为“幻象”时,这种动员在符号斗争中必将沦于失败。布尔迪厄曾具体分析了这一动态过程:
       
     这些被统治的集团是孤立的小派别时,小派别内部消极的凝聚力兼有感情上的紧密团结,团结通常体现在对一个领袖的拥戴上;而当这些集团得到承认时,它们有通过表面的互相矛盾产生危机的倾向,获得承认的符号利益通常只能给一部分人,甚至一个人,紧密联系的消极力量也削弱了:团体内部的地位差异,特别是社会和学术差异,在开始时能被对立的一致性克服和超越,但此时却通过积累的符号资本的不平等分配再次体现出来。令第一批怀才不遇的创立者尤为痛苦的是,得到的承认和成功吸引了第二代门徒,他们在配置方面与第一代完全不同,但也参加了分红,有时甚至比第一批股东分得还多。45
    
     由于“左翼”今天已然形成一个场域,其性质决定了安德森的“胜利”或“统一”永远是有时间性的,符号权力的统治者始终将面对一切明确或潜在的“重新定义” 的威胁。这种重新定义,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即“通过打击他们想驱逐的人,否定他们的存在”。而这种关于定义的斗争本身则又“有利于持续再生产对游戏的信仰 ”,加强了场域的确立与“幻象”的持续生产。46在今天的“左翼”子场中,拥有与安德森相近的符号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者还大有人在,他们也在以各自的方式“重新定义”左翼场,或者建设自己更小的团体,逐步积聚符号斗争的资本。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安德森已取得了强大的资本,取得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特殊权力的位置——出版者、杂志、文集或全集的主编身份,通过出版、赞助和建议等从新来者那里获得承认和尊崇,这就有利于特定资本的增加”(在布氏看来,这些特定的生产和传播工具——即媒体以及出版社——的控制者即相当于是已牢牢掌握住了场域的“内部权力”),然而,正如所有游戏都有游戏的规则一样,“左翼”作为一个场域,既有其维护等级结构的封闭法则,但也有斗争状态中的最起码的“默契规则”(布尔迪厄语)。47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最基本的“默契规则”就是必须依据学理和文本,言之有据、符合逻辑,而不能信口开河甚至颠倒观点、无中生有。换言之,“左翼争夺战”即使再激烈、再争得不可开交,也必须在基本规则层面(如转述符合原文、引用注明出处、归纳不掺入主观理解等等)站得住脚,避免低级硬伤。而安德森此番在将罗尔斯开除出“左翼”的符号斗争中,竟是连起码的场域“默契规则”都弃之不顾。即使“左翼场”中那些追随安德森的参与者们,也势必无法再追随这样的犯规行为。48这不禁令人一再想起布尔迪厄对符号斗争参与者的告诫:若用不正当的理由来获取,则会使你名誉扫地!49
    
     四, 成为教条与幻象的“左翼”
    
     通过对“左翼”所进行的场域分析,我们已发现问题并不仅仅根植于安德森个人性的“惯习”,因为即使撇开安氏个人的实践以及这次的犯规行为,“左翼场”内的种种界线、等级、封闭秩序都会生产出符号权力乃至知识-权力。安氏会为此而不惜犯规,其他的符号争夺者也同样可能会。比安德森年长一代的福柯在谈及其学术经历时曾说道,当年他的处女作《疯癫与文明》就曾经遭到“左翼”们的极力排斥。福柯所描述的当时的“左翼”活脱脱就是其所分析的“话语社团”的范例:“理论和政治的讨论完全被左翼思想统治了,后者被视为有关社会、历史、革命的普遍原理。要在政治领域里引进这类问题的话,会被认为对现存的理论秩序产生不良影响。左翼知识分子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50然而尽管福柯一再声言,“我从来不是弗洛伊德派的,亦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从来不是结构主义者”。51但是当他成名后还是迅即被归为各类“左翼”的团体,各种各样标签漫天贴来——除上述三项之外,还有后结构主义者、尼采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名号大多是不同时期“左翼”的流行浪潮。52
    
     由此可见,“左翼”场域对知识分子严肃的学术研究已构成了严重影响与伤害。当其处于剧烈的符号斗争状态时,对符号权力的争夺远远压倒了对学术本身的研究与创新;而当其处于“胜者为王”式暂时的封闭稳定秩序时,不断增强的知识-权力规训网络又大大压制了独立的学术研究与探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左翼”自身形成一个场域并成为游戏开始的“幻象”时,恰恰本身成为了一种教条,而非安德森口中高喊的“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对幻象已经妥协)、“当代的不顺从主义 ”(对教条已经顺从)。从话语生产角度便可检验如今“左翼”作为教条的性质:根据福柯的话语分析,“这可通过当言语主体提出一个或几个不可接受的陈述时便会出现的排斥程序和歧视机制得到证实”。53透过安德森的“左翼”部署及其此番“犯规”行为即可发见:安氏在呼喊高调口号之同时,对其他的“左翼”言语毫不放松,随时准备启用“歧视机制”来调整不同层级“左翼”的排名,严重的话则启动“排斥程序”来开除不符合“左翼”(这时“左翼”已成教条)的成员,甚至这一次不惜犯规“吹黑哨”,在“排斥程序”之外对罗尔斯滥用“私刑”。
    
     根据福柯的话语分析,这种由知识-权力网络所形成的教条,带来的是双重服从:言语主体服从话语,话语又服从于(至少是事实上的)言语个体群。具体言之,一方面教条尽量使个体囿于某一类型的表达从而推行话语的垄断,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用一定类型的表达将个体连接起来,并藉此把他们同其他人区别开来。54“左翼”已成功地吸引了大量个体而形成了一个弥散但却具有制约性的“话语社团”,与此同时在争夺“左翼”话语垄断权的过程中,制约性的排斥程序以及歧视机制又得到了不断地再生产。拥有强大竞争资本如安德森者,则逐渐建构起了“左翼”的教条与一个层级化的话语社团,并对其他被划出“左翼”的知识分子(“非左翼 ”)实施排斥、歧视乃至敌对(这时的“非左翼”即已成为其敌人——“右翼”了)。正是在这种“话语的秩序”中,“异端和正统并不是对教条机制的狂热夸张,它们根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福柯语)。55布尔迪厄关于场域的社会学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结论:在占据不同等级位置的知识分子的符号斗争中,“正统”与“异说”都是场域内的斗争产物。而教条——在布尔迪厄这里即是游戏的幻象——则是一种“共同的误认”。布氏通过引述毛斯(Marcel Mauss)关于魔术的分析指出:
       
     正如毛斯所认为的,魔术问题并不在于知道魔术家的甚至是魔术表演中的特殊的道具是什么,而是基于共同信仰的发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共同的误认,共同的生产和维护,这正是魔术家所窃用的力量的源泉。如果“没有魔术群体就不可能有对魔术的理解”的话,那么,这是因为魔术家的力量是一种有效的欺骗行为、一种合法的权力滥用、一种因此而被认可的共同的误认。56
    
     而在这种“共同的误认”背后,则是不可见但却强有力的符号权力。知识分子往往对这种权力关系完全不察,“表面上张口闭口一种十分激进的论调,实际上却促成了支配力量的维续”(布尔迪厄语)。事实上,正是符号权力使知识分子们彼此之间区分或联结,而根据布氏的分析,“客观的权力关系,倾向于在符号性的权力关系中再造自身”。57
    
     由此可见,形成场域与话语社团的“左翼”群体,以及其中作为幻象与教条的“左翼”符号,同“左翼”们口中所宣称的批判性理想恰恰南辕北辙。这种游戏消耗的正是有效的批判实践以及跨越界线的批判视野。“左翼”在这个意义上已然画地为牢,成为一个场内参与者之间的资本与权力的永恒游戏。“左翼”的教条代替了真正的实质性内容——批判,并成为划分“敌”/“我”之标签。正如布尔迪厄通过分析所揭示的,作为一种不可见的权力,符号权力“只有在那些不愿承认自己被它支配甚至运用它的人都屈从于它的时候,它才会生效”。58布氏曾表示他故意与那些以“左翼”、“激进”自命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我之所以研究知识分子,目的之一就是想揭示出所有这些暗中受惠,这种表里不一的话语,这种两面派的花招。”59福柯也曾指出,如今的“左翼观点”往往会陷入僵局,除了自相重复之外无所作为,因为“当我们不断重弹反压抑的高调时,事情还是老样子。每个人都可以唱动听的调子,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听众。”60那些自命“左翼”的知识分子们往往从来不去反思他们在文化生产场中的嵌入位置,而一味地陶醉于这种虚构出来的自我形象。“他们原本远可以比现在更多地为被支配者摇旗呐喊,特别是和他们愿意相信的作用相比起来,他们为被支配者所说的话,所作的事,实在是很不相称”(布尔迪厄语)。61如果说罗伯斯庇尔(Maximillen M. I. de Robespierre)当年的“我就是人民”实质上是重复了路易十四(Louis XIV)所宣称的“朕即国家”,那么今天安德森这样的“左翼”们则又再次重复着相同的话语:我才是左翼!在我看来,鲍曼有句话说得精辟入骨:“一个集团出于维持或强化自身地位这一现实原因,不可避免地会采用自我欺骗的手法,当它需要与一种异己的体验相冲突时,这种自我欺骗便会过分(其实效果适得其反)”。 62
    
     尽管,布尔迪厄与福柯都倾向于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充满符号斗争的场域与充满知识-权力的规训网络是不可能彻底消弥的。然而这两位思想家恰恰又都不是纯粹的悲观论调者,与之相反,他们两人都非常积极(福柯还曾提出过他的“乐观主义”)。事实上,福柯与布尔迪厄不约而同都曾提出过这样一种态度——“冷漠 ”(indifference)。在我看来,面对已成为教条与幻象的“左翼”,心存批判性理想的知识分子只有对其报以“冷漠”,即不为这一套游戏所动,才有可能避免坠入无穷争斗的场域或知识-权力的陷阱。就像布尔迪厄的姿态,“对我来说,这种世间游戏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就像布里丹的那头驴”。这种冷漠既是一种伦理上的不偏不倚状态,又是古代斯多葛学派所追求的心定神闲,无动于衷,不为外物所扰。在布尔迪厄看来,“冷漠”的极端对立面,就是“幻象”——一种全副精力投入游戏却又被游戏牵着鼻子走。“幻象是对游戏的集体附和,既是游戏存在的原因,又是游戏存在的结果”。这种知识分子游戏伴随着知识分子的激情,“就其本身而言,必然停留在片面的和盲目的阶段”,结果便是把神圣的反而变成了魔鬼。63只有当把“左翼”幻象弃之一边后,知识分子才能做到福柯所说的一种“冷漠的活跃”(the stirring of an indifference),即避开利益与权力的干扰,绕开知识-权力的陷阱,而让文本最充分的活跃,让批判本身来说话。64无疑,安德森们已在“左翼” 的幻象中浸淫太深,尽管安氏本人仍以强调批判性为出发点,然而却不知不觉在“左翼”的幻象下做出了其本身最应批判的行为:为构筑教条与话语社团而不惜动用制度性力量,排斥异己、党同伐异甚至不顾“走火入魔”,竟以极为不当的犯规手段追逐符号权力乃至话语霸权。布尔迪厄的分析正是切中了安德森之要害:那与“ 野心”相同性质的幻象:
    
     只能助长绝对思想者的骄横,除了他的自由无限制地给自己确定的界线之外,没有别的界线,这样就注定要产生一种纯洁观念神话的典型表现。绝对思想家变成了他自己胜利的牺牲品,他不甘心在同类命运的相对性中、更不甘心在能够解释这个共同命运的经验的特殊性的特定因素中寻找他实践的真正原则,尤其是程度特别强烈的真正原则,由于有了这种特别强度,他才任凭自己受霸权主义梦想的驱使,看见和说出了共同的幻象。65
    
     正因此,只有首先对成为教条与幻象的“左翼”进行反向的解魅除魔,才能最大程度地恢复个体知识分子本身的批判性理想;只有对“左翼”符号标签“冷漠”待之,才能让批判实践真正地活跃。而要摆脱这种幻象游戏(安德森“犯规”行为就是其最近的恶性事例),每一个以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需要面对这样的悖论:只有先放弃“左翼”(内含符号权力的知识分子标签)之后,才可能真正地成为“左翼”(专注于批判与反抗权力的知识分子)。对“什么是左翼”的追问引领我们到这样一个结论:“左翼”不应成为一种身份(认同),因为以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并只能是个体的,依据自己所掌握的具体知识与独立的思考(包括自我反思)而不断进行批判的实践。故而,真正拒绝标签化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群体总是松散的、开放的,处于瞬间组合与永久变动之中。一旦知识分子以各自的批判实践而自由联合形成的“左翼”成为了封闭的、固定的、甚至层级化的某种知识分子结构并在其中形成“特权者”时,这一天在我看来即是“左翼”这一术语真正死亡之日。
    
     五, 批判先于“左翼”
    
     福柯当年追问“什么是作者”时曾指出,“作者”的名字扮演着与叙述话语有关的某种角色,承担了一种分类的功能,人们根据作者名字把某些文本加以归类,界定它们,区别它们并与其它的文本对照开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称之为“作者”的这些个人的因素,只不过是我们迫使文本经历的效果的投射,我们制造的联系,我们设定为相关的特征,我们确定的连续性或我们诉诸的排他性。换言之,“作者”所起到的“作用”(function)就是既对文本进行分类标识又赋予不同文本以某种统一性与连贯性,用福柯本人的话说即是一种话语“冲淡”(rarefaction)的作用。因而,只有当作者“不在场”(非在、隐在)或 “充当一个死者的角色”时,文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在由作者消失所腾出的空间中获得独立的地位,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其未经冲淡的原滋原味。正如17 世纪以降所出现的一个变化——科学话语的作者已逐渐被科学本身所取代(作者现在至多只被用来给定理、效应、命题或例证命名),福柯所致力于捍卫的即是这种作品成为其作者的“杀手”(murderer)的权利。在福柯看来,“谁在真正说话?”这类的问题必须不再被听见或重复,而代之以是这样一种“冷漠的活跃 ”——“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66若用布尔迪厄的术语说,“作者”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资本,是知识分子不知不觉丧失批判而追逐“名”(作者之名)“利 ”(即随之而来的“经济”利润)游戏的一大“幻象”。无疑,“左翼”与“作者”具有着同构的“作用”,正如福柯所说,“很长时期内,号称‘左翼’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并作为公正和真理的主宰被承认拥有发言权”。67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什么是左翼?通过安德森对“左翼”的结构“分层”、对罗尔斯的犯规“审判 ”等等行径可见,界定“左翼”的方式甚至比福柯所批判的那些界定“作者”的方式更武断、更随意、更任性妄为、更杂乱无章。68故此,对于这种被追逐放大且在斗争中不断滑动的“左翼”幻象,必须以“冷漠”来对待之,就像布尔迪厄的轻松一笑——这就是“布里丹的那头驴”。安德森们胸怀批判大志,却又骨子里割舍不掉“左翼”标签下的符号资本,因而在不断追逐中反坠入知识-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不知不觉被“那头驴”牵着鼻子走,甚至不惜以歪曲他人的恶劣手段来争夺 “左翼”的控制权。安氏的“失足”,应使以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们警钟长鸣。时至今天,这种“左翼”的幻象与特权必须被超越,知识分子必须不再充当这类霸占发言权的角色,笼统且混乱的“左翼”标签必须为个体知识分子具体的批判实践所取代。
    
     福柯之后,作者的特权已然动摇。作者不能优先于作品,因为作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某种人们进行限制、排除和选择的有效性原则。69而同样地,“左翼 ”不能优先于批判,因为“左翼”也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种知识分子在其群体内部进行限制、排除和选择的知识-权力手段。为了瓦解历代知识分子所构建的知识-权力之网,福柯倡议知识分子们开始尝试一种“无名年代”的游戏:所有作品都掩去作者的名字,以使得阅读之焦点与注意力全部转至文本“本身”。既然作者都已匿名,那么自是不必再费力界定乃至争论谁是“左翼”,而让批判本身最充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批判不是去对知识分子作立场的评判乃至“宣判”,更“ 不会喝令别人住嘴而以使自己的责难之声被人听见”,而是让各式各样的书本、作品、句子和想法存在。它既非至高无上,也不是“红色的信号”,而是“包含着可能产生的风暴的闪电”。继承自康德对一切“先在”进行批判的启蒙精神,福柯说道:“批判可以把思想进一步擦亮,并努力改变它:表明事物并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而喻,使人看到不证自明的东西将不再以这种方式为人们所接受。批判的实践就是使得自然的行为变得陌生化。”70批判要求知识分子以他所掌握的具体知识去检验和评估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奉行的那些价值。这不全然是一种毁灭性的工作,不是要去摒弃或是拒绝,而是一种审查性的工作,去重新悬置人们所深信不疑的价值乃至真理,质疑不证自明的事物,打破习惯的东西,消除熟悉的和被接受的东西,重新检验规则与制度。换言之,“批判不是要指出事物没有按原来正确的方向发展。它的职责是要指明,我们的行为实践是在怎样的假设、怎样随便和不加思考的思维模式上建立起来的。”7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取消“左翼”这种知识分子标签不是要回到“右翼”或是创造出一种折衷式的“第三条道路”,而是把所有这些标签都扔到罗尔斯所提供的那张“无知之幕”的背后去(让我们对这些意识形态标签“无知”一回吧),而腾出最大的空间让批判自身来说话。
    
     当下,关注弱势群体(如女性、黑人、贫民、少数民族等)、机构制度(监狱、学院、医院、工厂、警察局、司法机构等)、生态环境、和平、人权、激进民主等等不同焦点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对社会现状进行着不同角度的批判,他们是否“左翼”、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实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们之“批判的实践”本身。现实世界如此复杂,严峻问题这样繁多,因此需要拥有具体知识的个体知识分子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一次次去进攻、一次次去批判。社会复杂性的持续增加既是现代社会系统分化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以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使命。
    
     这既不是理性的缺席与逃避——个体的知识分子不再沉迷符号幻象而让批判退隐;
    
     也不是理性的僭妄与自负——具体的知识分子从不企望一次解决所有复杂问题;
    
     而是一种理性之公共使用的启蒙精神——以所掌握的具体知识来介入公共问题而非仅仅用以处理专业问题;
    
     是一种永恒的批判性态度——一次次顽强地批判、脚踏实地地批判、四面八方地批判、西西弗斯(Sisyphus)般地批判。
    
     同样地,在今天的汉语知识界,“自由主义”与“新左翼”两大标签之间的知识分子口水战已经大大消减了原先对社会现状的激进批判本身,并且“左”与“右”的称号在中国语境下似乎都会引起某种隐晦的不快,那么何不大家一起玩一场福柯的游戏(即无名号的游戏),把那些刻有标签的“脸”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以笔为剑,化意识形态审判为多元向度之批判,像昔日的蒙面英雄佐罗(Zorro)们那样,为社会的公义挺身而战?
    
     福柯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曾幽默地说道:
       
     在我写那些书的时代,为了被视为正规的左翼,在书页上引马克思的原话是一种好的写法,但我没有这样做,尽管我可以再找到——不过没什么意义——我写作时曾参考过的马克思的不少段落。马克思对当时的法国文化有很大影响,而我在政治重压下本可引用他,但我没这么做。这是为了开个玩笑,给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开个玩笑,他们中一些人逮住我不放就因为这一点。这是一个游戏。72
       
     “左翼”,对于福柯来说,只是个玩笑和游戏;而对于安德森,则成了以各种方式(包括“犯规”)来争抢的符号资本与知识-权力。福柯可以同哈贝马斯成为惺惺相惜的对话者,而安德森同罗尔斯,能么?
    
     注释:
     1 See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 2000, pp.9-19. “左翼核心思想家”(key thinkers on the left)名单(完整名单总共32位)已然被写入《新左翼评论》的刊物介绍中,并且以“新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为敌对方这一内容也已正式写入了作为基本定位的刊物介绍中,请参见《新左翼评论》网站(www.newleftreview.net)的“About NLR”栏目。有必要提及的是,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中,安德森曾认为“左翼”是“一个从启蒙精神中诞生的传统”的观念必须被超越,“左翼”不能成为抛弃“社会主义”理念的矫正派。“左翼”的“敌人”被定为“资本主义”(不管是“极右的”还是“中间性的”),而矫正派则被安氏批评为“具有对敌人非自愿的敬意”。那时的安氏仍呼吁要有“系统性的变革”。因此,安德森在2000年社论中的这一复兴“左翼”战略遭到了许多原来与安德森一样的“正统左翼”的猛烈攻击,英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 2000年秋季号(总第 88期)就刊登了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的《〈新左翼评论〉的自杀》一文,认为《新左翼评论》的改版表明安德森等部分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已放弃了批判性思考的传统和责任。参见安德森:《〈西方左派图绘〉导论》(张亮、吴勇立译)、张亮:《〈西方左派图绘〉译者附记》,载安德森、卡米勒编:《西方左派图绘》,第 21~22页、第33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胡鸣剑:《〈新左翼评论〉的自杀》,《国外理论动态》(北京),2001年第07期。
     2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 2000, p.6. “国际左翼核心刊物”乃是《新左翼评论》在其刊物介绍中的自称,请参见《新左翼评论》网站的“About NLR”栏目。
     3 布尔迪厄曾以《新法兰西杂志》和法国主要的几家出版社为对象,对学术媒体与出版社所积累的符号资本作过经验研究。简要地说,由于1910年创刊的《新法兰西杂志》在知识场中所占的统治位置,其目录因此成为了符号资本的一种展示(即决定哪些作者能在上面出现)。而在法国,“获得学术成功的作者”中一半以上的人属于三家出版社——伽利马、瑟伊和午夜出版社。由此不难看出在英国历经年代的《新左翼评论》以及“新左翼书屋”(New Left Books,现改名为Verso出版社)所掌握的巨大资本。而安德森几乎所有主要著作均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第320~321页、第176~180页、18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关于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论述,请参见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包亚明译,载包亚明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189~2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康、李猛译,第161~16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 布尔迪厄:《社会空间与符号权力》,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30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 2000, p.14.
     6 安德森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历史社会学,并被视作为这一社会学分支的代表人物之一。参见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井建斌等译,第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安德森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机分校历史与社会学教授。
     7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 2000, p.14.
     8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52页;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 第270页、259页。
     9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336页。同时请参见哈耶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邓正来译,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187~20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0 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叶彤译,《读书》(北京),1997年第12期,第67页。Also see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 2000, p.14.
     11 对于布尔迪厄来说,小到一张毕业证书,都具有着其所对应的符号资本。参见布尔迪厄:《围绕符号秩序的斗争》、《知识分子场:一个分裂的世界》,包亚明译,载包亚明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37~38页、第80~81页。
     12 布尔迪厄:《社会空间与符号权力》,载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306页、309页;布尔迪厄:《里程碑》,包亚明译,载包亚明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138页。
     13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194页、232页、275页。
     14 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安德森访谈》,载李陀、陈燕谷编:《视界》,第四辑,第106页。
     15 参见吴冠军:《“左翼”:符号资本与知识-权力——从安德森的“犯规”说起》,《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第6期。
     16 安德森:《〈西方左派图绘〉导论》,载安德森、卡米勒编:《西方左派图绘》,第21页。
     17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第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8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135页、155页、139页、142页。
     19 布尔迪厄:《知识分子场:一个分裂的世界》,载包亚明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80页;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63~264页;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12页、101页。布尔迪厄也指出,这些在文化生产场中的行动者们所追求的利益,从更大范围的社会世界中普遍通行的利害关系来看,可能算是颇为超越功利了。
     20 布尔迪厄:《社会空间与符号权力》,载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304~306页。
     21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04页。
     22 关于对晚近以来西方知识界的“左翼争夺战”之描述,请参见吴冠军:《“左翼”:符号资本与知识-权力——从安德森的“犯规”说起》,《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第6期。尤其是该文第二节。
     23 同上书,第283~284页。
     24 同上书,第284页,同时参见布尔迪厄:《信仰的生产:为符号货物经济而作》,曾军译,载吴士余、陆扬、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第96~9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25 布尔迪厄:《社会空间与符号权力》,载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309页;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84页。
     26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 2000, p.6-9.
     27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第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8 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读书》(北京),1997年第12期,第66~67页。
     29 Michel Foucault, Polemics, Politics, and Problemizations: An Interview, trans. Lydia Davis,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ited by Paul Rabinow, London: Penguin, 1991, p.383.
     30 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读书》(北京),1997年第12期,第66页。
     31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译,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2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56页;霍伊:《批判的抵抗——福柯和布尔迪厄》,张妮妮译,载杨雁斌、薛晓源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20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3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34页。
     34 当然,我对古德纳的一套作为正兴起的“新阶级”的知识分子论说不能同意。
     35 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晖、蔡嵘译,第36页、第102页、第7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 参见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5页。
     37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82页、318页、271页。同时参见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8页、147页。
     38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70页。
     39 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15~1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40 曼海姆:《知识阶层问题:对其过去和现在角色的研究》,徐彬译,载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207~208页,南京:南京大学2002年版。
     41 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第17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2 参见吴冠军:《“左翼”:符号资本与知识-权力——从安德森的“犯规”说起》,《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第6期。尤其是该文第二节。
     43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73页。
     44 同上书,第403页。
     45 同上书,第315页。
     46 同上书,第273~275页。
     47 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274页、399页;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7页。场域的“外部权力”则是指国家、教会、大经济机构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场域之外发生作用。
     48 当参与者们普遍都肆无忌惮地追随和使用这样的犯规行为来攻击符号斗争中的“敌人”,那一天不但是“左翼”场,甚至连文化生产场都将解体而不复存在。
     49 布尔迪厄:《知识分子场:一个分裂的世界》,载包亚明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 81页。
     50 福柯:《论权力》,严锋译,载包亚明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1 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钱翰译,载杜小真编:《福柯集》,第489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52 See Foucault, Polemics, Politics, and Problemizations: An Interview, in The Foucault Reader, p.383.
     53 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16页。
     54 同上书,第16~17页。
     55 同上书,第15~17页。
     56 布尔迪厄:《信仰的生产:为符号货物经济而作》,载吴士余、陆扬、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第104页。
     57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52页;布尔迪厄:《社会空间与符号权力》,载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306页。
     58 布尔迪厄:《论符号权力》,吴飞译,载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第16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9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53页。
     60 福柯:《权力与性》,严锋译,载包亚明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44页。
     61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52页。
     62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第10页。
     63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58页、163页;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75页、204页、234页。
     64 See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The Foucault Reader, p.120.
     65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32页。
     66 这里的“冷漠”,无疑是指对“作者”的冷漠,而“活跃”,则正是指批判的活跃。福柯所期待的那种无需要有作者,文本就能流通的“将来”已随着互联网络的诞生而部分地转为现实。网络文本的作者是不确定的,在技术上也是难以有效判别的。换言之,将网络文本按照作者归类已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今天的网络盛行着福柯所说的“低语的匿名性”(anonymity of a murmur),吸引读者(浏览者)的乃是内容本身(包括质量、标题等等),至于其最初来自哪里,谁是其创造者则除了少数研究者或“有心人”外,多半无人关心。参见福柯:《什么是作者?》,米佳燕译,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293页、295~296页、288~289页、291 页、305页。同时参照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The Foucault Reader, pp.101-20. 并请参见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10~11页。关于网络“只见作品不见作者”的具体分析,请参见吴冠军:《网上文学风景线》,《辞海新知》(上海),1999年第3期。
     67 福柯:《真理与权力》,蒋梓骅译,载杜小真编:《福柯集》,第441页。
     68 关于界定“作者”的方式,请参见福柯:《什么是作者?》,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296~297页。
     69 同上书,第304页。
     70 参见福柯:《戴面具的哲学家》、《一种存在的美学》、《批判的实践》,严锋译,载包亚明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02页、104页、108 页、21页、51页。同时请参见福柯:《戴面具的哲学家》,莫伟民译,《世界哲学》(北京),2002年第5期,第62~63页;福柯:《一种存在的美学》,秦喜清译,载杨雁斌、薛晓源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第119页。
     71 福柯:《论权力》、《批判的实践》,载包亚明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32~33页、51页。
     72 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杜小真编:《福柯集》,第513页。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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