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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宙怎样沦为中共国安部的特务/永海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最后是李宇宙。
     (博讯 boxun.com)

     征招特务
    
     李在国家安全部第一次接触他时是大三学生。一天下午他的呼机叫了起来,屏幕上闪出他不认识的号码。他回话时,对方是个男士,自称是国安部官员,并问李能否到城里一家饭店与其见面。
    
    
     那是1999年5月。北京各大学正因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北约轰炸而民怨沸腾。许多中国人都不相信是误炸。李也参加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他确信他没做甚么错事,也就同意了与该特工见面。
    
    
     时年27岁的李,宽肩膀,方脸庞,寸头;他回忆说:「我认为没甚么大不了的。我当时甚么也不怕。我甚至还有些好奇,因为国家安全部如此神秘难测。 」
    
     两名男士在饭店前厅与他见面,并对他前来表示了谢意。他回忆道,两人都很年轻,30来岁,他们解释说在调查一名无业教师,称该教师在大学校园散发措辞严厉的讲稿,既谴责美国,也攻击中共懦弱无能。
    
    
     李知道他们是在说谁,就帮助了他们,因为他认为那个人可能很危险。
    
     但是特工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开始问他有关校园内的情况和学生如何看待各类问题。李还是同意帮助他们。
    
     他说:「当时我想的很简单。我想这是在做好事,因为我在帮助国家。就像他们在搞民调,想要了解校园的政治倾向。」
    
     李说,他每隔2、3周便同他们见一次面。特工会问他学生们如何看台湾2000年总统大选和北京申办2008年夏奥运。他们还会问如果江泽民决定不退学生会做何反应。李后来说,帮助国家安全部的不只他一个,但他从未与其它人见过面。
     那两名特工告诉他国安部内有一个专责监督大学的司,并称他二人仅负责人民大学。
    
     然而,李似乎成为国安部有关学生活动的最佳消息来源之一。他说,政府开始每月向他支付约值60到75美元的津贴,并要求他呈交书面报告。他说,数月后,国安部向他索要个人简历,决定待他毕业后招其为全职特工。
    
    
     从许多角度来讲,国安部招募了一名理想的特工。李交友甚广,因为他经营一家网络咖啡厅并协助发起一个学生组织。他本人似乎对干特工也满感兴趣。他在一个贫困的乡村长大,从小梦想当警察,时常听到他父亲在抱怨毛泽东搞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李认为在国家安全部某一份职是纠正此种不公正的机会。
    
    
     他说,他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变革,他希望从内部推动改革。他说:「在高中时我就知道共产党不好。我知道这是个政治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独裁制。」
    
     当他遇到杨子立和另外几人时,立刻成了朋友。他敬佩他们的理想和决心,几乎每周都与他们见面。他说:「我们就像兄弟一般。我们志同道合。」
    
     但当国安部特工要他提供有关他的新朋友的消息时, 他答应了。他说, 在他为国安部书写的30几份报告中, 有4到5份主要是关于他的朋友和他们一道成立的小组。
    
     李自认为, 小组当中有人在国安内部盯捎更好些。他想, 如果他不干了, 那不仅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而且将引起他的朋友们被注意。而由他自己来调查他们,
     他还可以保护他们。
    
     李说,无论怎样, 他确信他的报告不会带来甚么不好。他说, 杨和其它几位毕竟没有在干坏事。
    
     麻烦开始
    
     「新青年学会」从未实现其创始人的初衷. 他们曾试图使其正规化: 签署誓言,制定决心致力于「探讨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章程, 甚至想启用会费制度.
     但一要开会或搞活动, 大家都是功课忙, 工作忙或个人生活忙. 很少能有超过3或4人挤出时间聚一下.
    
     偶尔小组会组织研讨会.在2000年秋的一次活动中, 两位被禁在国家媒体发表文章的自由派学者参加并批评了中共政府, 他们主张民主改革. 李说,
     一位遭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也出席了.
    
     数周后, 中国的主要警察机构公安部开始骚扰研讨小组成员之一靳海科. 他们多次将其拘押审讯, 询问有关「新青年学会」的情况及其与中国民主党的联系.
     他们通知其单位他被调查, 还想说服他监视其朋友.
    
     靳非但没有出卖朋友, 反倒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 李对警方在调查该小组感到意外, 但他没有惊慌失措, 把情况透露给他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 其它人更感不安.
    
     来自天津的小组成员张燕华回忆说:靳「告诉我们说, 他向警方交代了我们的姓名. 我们并不生气, 我们知道他是想保护我们. 但我们感到紧张.」
    
     一月靳丢了工作, 显然是因为来自警方的压力. 他的朋友们同意结束新青年研讨小组.
    
     两月后靳去找他高中同学范而军. 范回忆说, 他来时情绪不安, 想要召开小组紧急会议, 因为他认为警方正在准备大搜捕.
    
     范讲, 与靳谈完话后令其不寒而栗. 非但没有去参加会议, 他犹豫了片刻便去找他所在大学他当作导师的一位党官出主意. 当晚, 那人把范叫到其办公室.
     国家安全部的三名特工正在那等着他.
    
     范说:「我尽力向他们解释, 但我记不住那么多, 他们也不满意.」凌晨3时, 特工放他回家, 但提醒他说他们还会回来找他.
    
     四天后, 也就是2001年3月13日, 国安部特工拘押了五名研讨小组成员: 靳海科, 杨子立, 徐伟, 张宏海和张燕华. 几名特工还劫持了杨的妻子路坤,
     他们将其强行押入一辆小车, 用布袋罩住她的头后把她带到国安部拘押所.
    
     路说,特工连审她三天,逼她说出有关她丈夫及其活动的情况。她讲,当她拒绝向他们透露任何姓名时,特工便笑她。她援引一名特工说:「你今天的麻烦就是你那些朋友惹的。
     你的朋友出卖了你。他们甚么都告诉我们了。」
    
     张燕华说,他被连续30天每天10小时提审后获释。他是在他生活工作的天津被拘捕的。 因为特工主要问他该小组有否在该市活动「他好歹回答中没有伤害他的朋友。
    
     黄海霞没有被拘押,但她被大学政工干部叫去见几名国安特工。她被提审三次,每次时间都很长,并且都需在自述记录上签字。她说,特工多次谈到长期入狱的可能性,让她要考虑自己的学业前途。
    
    
     在她第一份记录中,黄写道,「新青年学会」想要「把中国变为更美好的国家。」但在第二份记录中,她说她后悔「与这帮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在一起」和「使用激烈词语攻击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她感谢国安特工「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经历了长达6小时提问后签字的最后一份记录中,她写道:「「新青年学会」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这是一个非法组织。它企图推翻党的统治和动摇党的领导和威望。」
    
    
     国安部特工还多次提审范,3月和4月各两次。他说,最后一次是在市拘留所。
    
     他回忆说:「他们向我出示一份我回答的笔录并要我在上面签字。我看到上面我说杨想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张宏海赞成革命手段。我确实讲过类似内容,但那都是凭印象讲的,我认为他们不应以此作证据。」
    
    
     他说,笔录中还有他没有讲过的话,如其中有写:「我们组织的最终目标是推翻中国政府。」
    
     但范说,他很害怕,所以不敢提出异议。他说:「我身在拘留所,周围都是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狱警。感觉上去他们在威胁我。他们总是说,他们是国家机关,我得与他们合作,否则后果自负。」
    
    
     所以他在笔录上签了字。
    
     面对后果
    
     李宇宙回忆说,当他听说他的朋友们被捕后难过至极。他逐一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能打通。次日,他给他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挂通了电话。
    
     他的上司证实了被捕消息,并让他暂避几日。
    
     李说:「我想他是要让我知道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尽力安慰我。他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别人也会逮捕他们。接着,他说,他们将坐15到20年的牢。到他们被放出时,他们不会再认识我了。但这让我更难受。」
    
    
     李说,他当时头脑混乱的甚么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他把一切都告诉了自己的女友,在自己的宿舍内抱头痛哭。一时怒起,他用香烟烧灼自己的臂膀,留下疤痕要自己记住当时的痛苦和愧疚。
    
    
     李说,几天后,他开始使用笔名替他的朋友们在网络上发表申诉文章。
    
     但他未透露他在朋友被捕中的角色。他也没有断绝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往来。他也许感到愧疚,但还不足以令其加入其狱中朋友的行列。他说,他要找到帮助他们的另一途径。
    
     李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补充说他很害怕那些特工:「我担心我无法毕业。他们可以以任何理由将我逮捕。」
    
     三周后,李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请他去吃午餐。席间,李同特工们共进烟酒,对他们拘押他的朋友一事只字不提。饭后,他们要他在一份笔供上签字,作为案审正式提问时他的答复。
    
    
     笔供上说:「我认为,「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和政治组织。首先,它未经登记。其次,它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我认为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以多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取而带之。」
    
    
     李签了字。他说他没有仔细看。
    
     宣布判决
    
     六个月后,当检察官在法院陈述案情时,主要依据黄海霞、范而军和李宇宙的签字笔供。
    
     根据列席一二BGB0005f判的家属记录,四位年轻人为自己做了当庭辩护。身着被捕时穿的衣服─多为绒线上衣,他们逐一站起对着三位法官为自己陈述。
    
     张宏海反问道,研讨小组连设立网址的资金都筹措不起如何推翻中共呢。徐伟指出,研讨小组的成员一半是中共党员。当检察官指控靳海科主张「结束老人政治」时,他反驳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使用过同一说法。
    
    
     杨子立争辩,检察官指控他们推动的「社会制度自由化」不等于颠覆。他说:「自由化意味着通过改革扩大自由度。例如,过去20年的改革,难道那不是自由化的过程吗?」
    
     李宇宙那时已经毕业。国家安全部在为正式雇用他办手续,并要他开始调查和潜入其它涉嫌异议小组。但他不再有兴趣为他们效力。
    
     而他随后采取的行动显示出他的内心矛盾性。李似乎非常想帮助他的朋友们,但也不愿承担出卖朋友的全部罪责,或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首先,李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为其四位朋友辩护,同时宣布他签字的笔供作废。但他没有透露他与国安部的关系。他将这一切事先通知了他的上司,称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其在异议群体中的可信度。
    
    
     后来他又与杨的妻子路坤联系,约她在麦当劳店见面。他给她看了香烟烧灼留下的伤疤,但没有勇气向她承认自己在她丈夫被逮捕中的作用。
    
     他还试着到中国最高法院为杨和其它三人寻求帮助。他同样没有告诉法院官员他与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但国安部很快发现了他在干甚么。他说,他人还在法院,他的上司便拨通了他的手机,要他「马上回来,不然会逮捕你。」
    
    
     当日稍晚,国安部的一名司长把李带到一家茶馆,客气地警告他不要走的太远。李回忆说:「他讲:「我们知道你因朋友被捕而感到很难受。回家休息一下。」
     但他还说我是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所为负责...他说:「别以为离了你我们就找不到间谍了。」」
    
     李拒绝再为国安部干事,而开始以中国人权党的假组织名称在网上发表有关他的四位朋友的文章。2002年5月他的上司来电话问他是否听说过这个组织。李说没有。两天后特工又来电话并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女友的号码,他就是使用这个号码登记上的网。
    
    
     李回忆说:「他说,如果那些文章是我写的,他就没办法帮我了。我知道,我有麻烦了。」
    
     第二个月,李搞了本护照,并在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帮助下于7月8日飞往泰国,紧接着在联合国的一个办事处申请了难民身份。
    
     2003年4月20日,也就是杨和另外三人最初被逮捕的两年多之后,法官举行第二次听证,庭审该案件的新证据。检察官首次拿出李宇宙为国家安全部效力时提供的笔供报告。
    
     2003年5月18日四名被告被带进法院聆听判决。他们每人身后站着两名安全官。但法官还没来得及宣布判决书,徐伟便向前冲去后摔倒在地。
    
     现场人证说他大声喊道:「我抗议!北京国家安全局殴打我!我不会承认犯了任何罪!我不会无辜冤枉他人! 」
    
     他紧紧抱住一个桌腿不放,5、6个安全官一起动手才把他拉开,随后将他抬出去。接着,法官宣布所有四名被告犯有颠覆罪。
    
     徐和靳海科被判10年监禁。杨子立和张宏海被判8年。安全官迅速将三名所剩被告押出宣判庭,不给他们任何抗辩的机会。
    
     充满悔恨
    
     数月后,李宇宙细读了法庭上出示的文件。他身穿胸前印有大象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家饭店的前厅。看上去,他好几天没有盥洗了。
    
     他抬起头,眉头略皱,表情茫然,终于开口了:「是我写的。我有印象。」
    
     第一份报告最长,主要谈徐伟。报告中说,他在忙于计划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并认为不能排除以暴力作为政治变革的手段。报告还说,他已确信李「完全信得过。」
    
     李说:「我不记得我为甚么要写这些。我当时不知道调查的目的是要逮捕这些人。。。」他深沈的声音低落下去。
    
     第二份报告稍短。它记录了一次有6名「新青年学会」成员参加的会议。报告提供了每人批评中共的言论。
    
     李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没甚么。 他说:「任何中国百姓都可以说这些内容。课堂上的老师也说这些内容。」
    
     第三份报告描述了「新青年学会」的第一次会议。篇幅更短,内容不很具体,把与会者分为两类:5人赞成「暴力手段」,2人主张「和平手段」。
    
     李说:「国家安全部对这份报告不太满。他们说,这事不小,我应再写具体点儿。但我偷懒没照办。我总是尽力少写点儿。」
    
     第四份报告是讲发生在李的宿舍内的一次会议。当时靳海科告诉他警方在骚扰他。张宏海也在场。报告说,张主张他们必须扩大他们的组织。
    
     李说:「当时我在为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必须写这些东西。」当问他是否在欺骗朋友时,他称他是在工作,但他补充说,国安部滥用了他的报告。「用我的报告分析社会还可以,但不能用来作为给人定罪的证据......如果我是编造的怎么办?」
    
    
     李说,个人野心似乎是国家安全部决定逮捕他的朋友的动机。他的上司们想要破一个大案,好增加经费、获得提升。他们的上司无疑也想得到同样的好处。李说,所以各级官僚都夸大他的朋友们的活动,或许一直到中共最高层都是如此。李说,当竞争机构公安部开始介入时,国安官员决定采取行动,保证自己立功受奖。
    
    
     但李否认自己汇报朋友和在报告中夸大其辞是个人野心所然。后来在被问及他此时要对朋友们说点儿甚么时,他回答前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说:「我从未想过会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却责任。我的确后悔写了那些报告......它们被用作证据,伤害了他们,我很抱歉。」
    
    
     再次相聚
    
     逮捕后他们从未再见面。但在沉默了数月后的去年10月,逃脱逮捕命运的另三名研讨小组成员鼓起勇气,代表他们的朋友在上诉听证上作证。
    
     张燕华仍住在天津。他说过的话没有被用作给杨等定罪的证词,但事发后他没为他们做甚么。他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每天为他的朋友祈祷,并且当杨的妻子路坤找到他时同意作证。
    
    
     黄海霞知道自己签字的笔供伤害了她的朋友们,但她在尽力忘掉一切。第一次审判后,她在徐伟女友的要求下给法官认真写了一封信,表示她的回答被国家安全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然后她去了上海。张在那里找到她,并说服她回北京参加听证。
    
    
     范而军仍在北航教书。连续数月他害怕得连打听他朋友的下落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路坤要见他,他推了,称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就在上述听证要开始的数周前,杨的律师电话找到他,提醒他签过字的笔供。他对自己所说过的话的严厉程度感到吃惊,一怒之下也同意前往作证。
    
    
     但法庭拒绝他们入内。三人坐在路边,写了一份声明,为他们的朋友辩护和否认「新青年学会」曾有推翻政府的想法。法院拒绝接受。
    
     后来,陆说,她已经原谅他们三人。她说:「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在压力下才这样做的。」
    
     但她不会原谅李宇宙。她说,他的行动是自愿的。她说:「他撒谎并出卖朋友,然后又出国,而不是留下来帮助他们。他不应获政治庇护......他应该回来,哪怕是要坐牢,因为他就应该坐牢。他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一次李从曼谷打电话给她,要她把法庭文件复印件寄给他,他好尽力帮助她丈夫。她答道:「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庭驳回四名被告的上诉。
    
     上月,路第一次被允许探视她丈夫,几乎是他被逮捕后整整三年后。她说,他的头被剃光,人消瘦惨白。两人隔玻璃墙对坐,通过对话机交谈,但很难听清对方讲些甚么,因为房间内挤满了其它犯人和探视人员。
    
    
     路说,她哭了,并告诉她丈夫她终于开始阅读他所写的那些文章了,她现在明白他为甚么要坚持写下去。但主要还是杨在说。他说话速度缓慢,对自己让家庭失望表示难过。他让她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照顾好自己。
    
    
     陆说:「他讲他是冤枉的。他告诉我要有思想准备。他说他不会为获假释而承认自己有罪。」
    
     仅20分钟,电话线便断了。他们的时间已到。
    
    
     怀念杨子利
    
     在3月中旬我听到杨子利被抓的消息,很是着急。我与杨子利接触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我们之间还是很熟悉的。与他见面次数不多,一是我们之间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二是他很忙,多次请他来我家,都是因为他工作忙,没有来。有几次来我家,还是为了帮我修电脑,而且也是来去匆匆,帮我把电脑修好,没有呆多一会儿就走了。
    
     子利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我在北京医科大学上的大学,去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成为一个学校,我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和杨子利攀上校友的关系。如果能和子利攀上校友的关系,我是很荣幸的,不为别的,只为子利的才华。子利是学力学的,他又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在文字功底又是非常的好。那一年,因为刘凤钢一家面临着露宿街头,我们一起商量为刘凤钢住房的事情写点东西。这个东西当时是杨子利写的,他写得很快,写得很好。后来刘凤钢一家的住房得到了解决。
    
     子利来自农村,来自真正的农村,他的父母是农民,并且他的母亲还有病。他能上北京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我上的大学还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北京医科大学,我们班只有几个人来自农村,但他们的父母不是教师,就是医生。而子利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见子利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用功的人。
    
     子利来自农村,来自农民家庭,他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子利写过一些关于农民的文章,反映农民的辛苦。如《农村调查记事》、《农民农民—我的亲人》、《农民为民主而蒙冤》、《农民与农奴》等。看过这几篇文章后我很受感动。
    
     杨子利很有正义感,因此对政治也很关心,这样他自然也就接触了一些异议人士,如何德普等。有一段时间,他租住何德普的家中,何德普平时住在母亲家,杨子利又没有自己的住房,可是在那里没租住多长时间,警察就将杨子利给轰走了。
    
     我不知道杨子利为什么被抓,我想不会是因为那几篇关于农民的文章,那几篇文章,写出了农民的真实生活,写出了农民的艰辛痛苦,我想公安局也好,安全局也好,还不敢以这样的文章给人定罪。可能子利做了一些在政治上敏感的事情,近来在《小参考》上看到子利的妻子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杨子立和北师大的徐伟、地质大学的靳海科、北京广播学院的张洪海等人成立了一个“新青年学会”(NEWYOUTHSOCIETY),每周进行学习和研讨,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北京市安全局认为这是非法组织活动。”在同一天的《小参考》中,还有杨子立的一篇文章《论阶级专政的谬误》。我想子利被抓,可能与此有关。子利被抓,最有关系的可能还是因为子利的网站,子利有一个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这个网站在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
    
     据说子利是被安全局抓走的,不知是否被关在安全局的看守所,如果被关在那里,子利受的罪可能会少些。高玉祥曾在那里被关过,据高玉祥说,那里的条件和其它看守所相比真是好多了。我曾在西城区公安局看守所里被关过两年,我也和一些朋友聊过其它的看守所和监狱,我们普遍感到,和狱中的流氓打交道,有时讲道理是行不同的。子利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见过流氓,以子利的为人,他一定会受罪。
    
     目前,还没有子利的确切消息,不知子利是以逮捕,还是以其它的理由被抓,因为到现在据说还没有给家人正式的手续,一些朋友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到怕给了子利逮捕证,那样意味着要被判刑,要被关上几年,而这几年就要在监狱中和各种流氓打交道,受各种罪。现在这样,很有可能象当年刘念春一样,是“监视居住”,半年就放了。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朋友进监狱,不论是什么理由。有人说:“坐牢出民主”,对这样的话,我是很反感的。我相信子利做的事情都不违反法律,我希望子利能早日出来,希望大家能为此尽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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