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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8年的杨子立将于3月12日出狱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坐牢8年的杨子立将于3月12日出狱
        (博讯 boxun.com)

                  徐永海
      
                2009年3月8日
        
      再过几天,在3月12日,坐牢8年的杨子立就要出狱了。因“新青年学会”一案,徐伟、靳海科被判刑10年,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刑8年。在狱中,他们都受了很多的苦,据说张宏海病情严重;据说靳海科患有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曾在监狱的医院住过院;据说徐伟的神经精神不太好,已经在专门关押病犯的延庆监狱里服刑。
      
      杨子立就要出狱,我们急切地想看到他,不知他的身体如何,不知8年的牢狱之苦给他留下了什么,也许也是一身的疾病。我们希望他出狱后,能够好好地保养一下自己身体,未来的路还很长,他必须有一个好身体。
      
      我与杨子立相识,是在1998年后。那一段时间,杨子立因为没有自己的住房,而住在何德普的家中,何德普和杨子立的关系走的就很近。我和何德普是比较好的朋友,自然与杨子立关系也不错。何德普曾做为民间人士,那一段时间参选人民代表,我和杨子立,以及一些其它朋友,还曾一起帮助过何德普的参选。
      
      在2000年后,在我家,每个周日,我们都有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有不少的朋友前来参加,不少朋友也由此信主成为了基督徒。杨子立也来参加过,但次数不多。作为电脑专家,编软件程序,杨子立的工作很忙,他没有时间。但是后来,杨子立还是接受了耶稣,成为了基督徒。他的妻子路坤也信了主,成为了基督徒,并且还读了神学。
      
      在我们北京的这些朋友中,一些朋友更愿意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如写一些文章,如帮助朋友们做一些具体的工作等。杨子立应当也是如此,如他关心三农问题,如关心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他时常义务到农民工子女学校去给农民工子女讲课。杨子立的文章也写的很好,他写了不少的文章,如《农村调查记事》、《农民农民—我的亲人》、《农民为民主而蒙冤》、《农民与农奴》等,来反映农民的辛苦,很是感人,为此他还建立了一个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
      
      杨子立是电脑专家,那时已经有了网络封锁,我们不少朋友都是通过杨子立的一个信箱来看一些海外媒体,如《大参考》等。而且我们的电脑出现问题,也都是找杨子立来修。杨子立还曾表示,如有可能,在我们的家庭教会聚会开始前,他来讲一些电脑方面的知识,(那时懂电脑、网络的人还很少)。只是这件事还没有办成,还只是停留在意向中,杨子立就被抓了。
      
      杨子立被抓后,在狱中他受了很多的苦,他的家人受了更多的苦。他的父母、他的弟弟妹妹还都在农村,他的母亲还有病,一家人生活还非常地艰难。杨子立作为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作为一个电脑专家,他的收入对他们的一家非常地重要。可是杨子立入狱后,不仅没有了收入,家里还要关心他,怕他在狱中吃不饱,一家人的生活更是艰难。
      
      杨子立就要出狱,让我们为杨子立祷告,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守杨子立未来的生活、未来道路,使发生在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这四位青年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不再是青年)身上冤假错案早日得到平反。
      
      
      徐永海,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附:
    1、新青年学会四君子亲属的呼吁:权大于法
    2、新青年学会事件纪实
    3、北京渗透镇压「新青年学会」全过程
    
    
    
    新青年学会四君子亲属的呼吁:权大于法――《颠覆国家政权案》
    
    徐连胜等
    
    在中国,公民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就是权大于法。2001年3月,北京市国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制造的《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权大于法的案例。
    
    除了中共的司法系统之外,凡是了解我们的亲人所言所行的人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知道我们的亲人无罪。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也不会认为我们的亲人有罪。然而,即便在三位主要证人全部翻供证明我们的亲人无罪的情况下,我们的亲人仍然被判处八年十年的重刑。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这在中国、在中共的法庭上,却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1,为了罗织这项罪名,北京市安全局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们的亲人是“无业游民”,想通过制造“社会渣滓”的形象来败坏我们的亲人的名誉。而实际上,“新青年学会”发起的五人中,有四个是党员,有公费研究生、三好学生、学生干部、而且在被捕前都有工作。
    
    2,北京市安全局与学校领导、教师一起,胁迫黄海霞(会员)做伪证,让一位年轻女大学生在“做证可以毕业,不做7年以上徒刑”之间作选择。黄海霞在被逼无奈的要挟下,只得用伪证换取毕业证。
    
    安全局把范二军(会员)逼到预审室,尽施威逼利诱的手段,使范在所谓徐、杨、靳、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上按手印,换取自由。
    
    安全局还重金收买大学生李宇宙,以给活动经费的名义,让李宇宙做线人做伪证,李宇宙拿了钱,出卖了我们的亲人并做了伪证。在我们的亲人被判重刑的同时,李为了自保而潜逃到泰国。
    
    然而,在威逼利诱之下做了为证的三位证人,其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三人毕业后,都在良知的觉醒中翻了供(包括李宇宙),并痛斥了北京国安局内一小撮败类的卑鄙无耻(其实,即便不翻供,就以前的证词而言,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所以,开庭当天,几个证人风尘朴朴从天津、上海赶到法庭,要求出庭当面作证:我们的亲人无罪!也要当面揭露北京国安局的威逼诱供的违法行为。但北京国安局内一小撮无耻之徒伙同检察院和法庭,不仅阻止证人到庭,而且在证人已经等候于法庭门外的情况下,在律师和亲属强烈要求证人依法出庭的情况下,作为执法者的中共司法人权却执法犯法和以权代法,将证人挡在了庭外,让证人和家属们一起,在冬日的寒风中,整整在庭外站了一天。
    
    3,所谓犯罪证据的《学会》章程和誓言,也是以言治罪的构陷。这仅仅三百来字,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也休想扒拉出一点点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国家政权的意思或字句。《学会》章程:努力做一个道德高尚,富有责任感,献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新青年,这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有什么区别?把这说成反党证据,究竟谁在反党,难道必须像你们,整天想着低级下流的泡沫政绩,追求升官,抢权,换钱,才算拥护共产党吗?
    
    《学会》章程和誓词有“积极研究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表述,完全是热血青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这和国家颁布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什么区别?改革就要不断研究。不研究,难道要瞎改吗?北京国安局这撮人,做梦也想破个大案,立点汗马功劳,想官想疯了,才会把这也臆造为“反社会主义”。
    
    所谓的秘密集会,仅仅是几个青年人,总共才凑了200元钱,连贪官污吏的一小碟菜都买不到,至多买几支羊肉串,几杯散啤,在宿舍内边吃边谈,议论一些学术观点,而且都是在公开场合的聚会讨论。然而,如此公开化的言行,却被北京市国安局内一小撮执法骗子,加上了“秘密”两字,又成了一条罪状。如此构陷,还让不让中国人说话了?在公共场所议论,难道就是扰乱社会秩序罪吗?我们的国家呀,有960万平公里,在哪里说话有罪,在哪里说话没有罪呢??
    
    由此,对我们亲人的审判,真是黔驴技穷!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人民的一项基本的权利,北京市国安局内这一小撮骗子手,为了邀功请赏,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践踏《宪法》。更有甚者,穷学生总共才凑了200元钱,以这200块钱的资本,能颠覆国家政权吗?这不是把我们的国家污蔑成纸老虎了吗?除非这个国家的政权,真的虚弱之极,在道义上就是纸老虎,所以才要屡屡用专制的牙齿嘶咬良知者。北京市安全局内的这一小撮败类,为了一顶小小的乌纱帽,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逆行历史,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污蔑我们伟大的祖国,强奸生它养它的母亲。
    
    升官――掌权――权换钱,这是当前腐败分子,总结出的一条早富起来的致富公式,在权钱交易的腐败之外,还有为了升官而产生的“政绩腐败”。于是,出现了泡沫经济,豆腐渣工程和泡沫政绩等等,钻进北京市国安局内的一小撮腐败分子,不盖楼,不修堤,但可以织帽子,织几顶“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大帽子,冷不防扣在谁头上,就是一款“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他们在年度总结报告中,就能写上又破了一个大案、要案,提拔的本钱就有了。
    
    《学会》五个发起人中,四个是党员,至今仍然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拥护党的改革开放,以实际行动参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当然不用防备谁来扣帽子,这种对党忠诚,对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的青年错了吗?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钻进北京市国家局内一小撮腐败分子,在捞取政治资本时,就印证了马克思的话。看他们肮脏到什么程度,在污陷这几个青年时,还在制造极端落伍的雍正时代的文字狱。
    
    找一找《学会》章程和誓言中,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字眼,包括断章取义也找不到。安全局作为执法机关公然违反《宪法》,罗织文字狱,在找不到证据的情况下,万般无奈,动用违法的威逼诱供,逼迫“学会”的三人出面做伪证,借这三个人的嘴,证那四个人的罪,这才完成了这项司法上的“豆腐渣工程”,实际是政治上的“豆腐渣工程”。光想立功啦、升官啦、发财啦,可笑的是这场“升官梦”还没有尝到甜滋味,三个做了伪证的人又反了供,最后连个伪证都没有了,还要硬着头皮维持原判,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司法穷光蛋和良知叫化子。
    
    这种罗织构陷的手段之拙劣卑鄙,实在是北京市“安家号”的空前绝后的发明,本应该去申请《吉尼斯大全》,居然拿到法庭上叫卖,还真卖了个好价,见怪不怪,恐怕就是雍正皇帝活着,也会哀叹自己的“文字狱”望尘莫及。秦桧还略知羞耻,说了个“莫须有”,而北京市的“安字号”构陷,连秦桧都不如啦,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在开庭时,被北京市国安局收买的三个证人,都写信给法庭,陈述了当时背景,是被国安局逼出来的,全是伪证。这样一来,公诉人在法庭上出售的那点所谓公诉材料,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标准,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公诉垃圾”,除了回收造纸,还能起点什么作用。可法庭不敢出示证人的翻供材料,不敢让证人当庭做证,不敢让家属旁听,在庄严的国徽下,导演了一出“以垃圾为依据、以权力为准绳”的的肮脏剧,让人边看边摇头,越看越想呕,判了这些热血青年的八至十年的刑,历史将会做出结论,他们所以被判刑,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是因为做的对。
    
    我们的亲人无罪!
    
    我们强烈抗议中共法庭的判决!
    
    我们呼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我们的亲人,直到公正降临的那一天!
    
    徐伟父亲:徐连胜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
    靳海科的父亲:靳建国
    张宏海的父亲:张瑞庆
    
    2003年11月17日
    
    
    
    
    新青年学会事件纪实.
    
    .(北京)黄河
    
    关爱农民子弟光荣,探讨社会热点无罪,释放进步青年!──新青年学会纪实
    
    
      2001年3月13日,是新青年学会的骨干:北大硕士研究生杨子立、北京师范大
    学哲学系研究生徐伟、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靳海科、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张洪海、
    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张彦华、北京航空、航天工业大学的教师范某某、北京人民大
    学哲学系在校生李某某、中国地质大学在校生黄某某合计8人被国家安全局绑架的日
    子。
    
      这段时间,我们从各个方面了解到的情况看,可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安
    全局出于立功心切,导致先抓人,后取证。此案件一个月后被媒体披露,现安全局
    骑虎难下。
    
      鉴于新青年学会是国家安全局侦破的主因,也是国家安全局称其为“集体犯
    罪的组织”名称。我们认为有必要全面、客观让大家了解新青年学会的“庐山真面
    目”。故此我们向媒体推荐三篇由知情人撰写的文章。
    
      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共高层,一方面不要向下属安排什么硬性工作指标,二不
    要轻信下属汇报的“政治大案、要案”。文革时代,将千千万万有责任心、正义感
    的年轻人,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历史,不要再重演了!
    
    
     无声的纪念
    
    一位新青年学会的知情者
    
      3月13日,这是我几个朋友失踪的日子──距今已快三个月了。这些日子来,
    不停地有人来询问,有关心的,有好奇的,还有借此幸灾乐祸或展示自己高明的─
    ─所谓趋利避害,人情冷暖,大概莫过于此了。然而我不想说,很久以来就不想张
    口了──这世界上又何尝有让我张口的地方,阮籍猖狂,唯穷途而哭。刘伶愁结,
    只醉酒狂欢。我,就缄默吧!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也是那种尚乐观向上者,劝我说:“你不是知情吗,那
    为何不给大家讲出来?”这让我颇为悚惧,以前固然在为这几个朋友奔走,然而却
    担心消息传出去反而会于他们不利。但已经这么久了,他们仍不知在哪里受着怎样
    的折磨,我却愈来愈沉默──这又何尝对得起他们!写些东西,于他们未必有益,
    但现在,除此又能怎样呢?
    
      一、
    
      他们──杨子立、徐伟、靳海科都是我的朋友,我一直也这样讲。但在一个
    朋友已经俗滥得碰见谁都可以称呼的社会里,现在,这样讲无疑是对我们感情的一
    种亵渎。倘要准确的话,那么只能再捡起一个词:同志。虽然这也未必比朋友要好
    到哪里去──我们在一起实在是争论得多,彼此志向也并不相同,要说相同处,那
    便是在这一个物欲横流,责任与良心跳楼价争着卖的年代里,我们还能家国天下,
    坐在一起探讨中国的种种社会现实问题,还能为种种社会现实问题而彻夜不眠。
    
      然而现在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已经被安全局秘密带走了,连着他们的
    袜子,他们女友的照片,以及他们存在时社会给人的安定及安全,在一个自命为民
    主文明的国家接受“妄图颠覆政府”的入狱审判。
    
      二、
    
      实事之象故事乃有过于向壁虚构者,以前看到这个拗口的句子尚无感觉,今
    日想来,不觉哑然,突然有一种想笑的感觉。于是便无端地想到许多历史上的故事
    。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如“莫道书生空议论,笔墨落处血斑斑。”甚
    至想到“以人血染红顶子”之类。
    
      有关杨子立、徐伟、靳海科等人的罪状,说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在于他们
    八九个朋友相聚所致,交朋友总还算无罪吧,在一起研究探讨一些社会问题,思潮
    久了,便想给这个朋友圈子起个名字,也是为此称呼方便,类似于你叫张三,他叫
    李四似的。然而大家都想不出一个好名字来,靳海科便提议说:叫“新青年学会”
    吧!从2000年8月份到12月份,存活期为4个月的“新青年学会”在他死亡(因为已
    无任何活动,人员都已散了)3个月后,被安全局成功地起死回生,名之日:反革命
    组织。从而开始了挖根溯源上的工作。据了解,此次调查涉及北京、天津两地,包
    括4所高校两个单位,所动用的人员及纳税人的钱财则无法考证。结果是:“新青年
    学会”有正式会员8人(其中在校学生2人,教师1人)知其名者数十人。举办活动数
    次,如下:请刘军宁、曹思源讲2次,朋友间相聚3-7次(无法细致统计),上网聊
    天一次。“新青年学会”所取得的成果是:靳海科写文章两篇,发于杨子立所办之
    网站上(这就是“新青年学会”被查之肇因)。“新青年学会”达成如下共识:每
    月每人写点心得,彼此交流,共同进步。每月缴纳数元,以作活动吃饭饭资。需要
    提及的是让安全局得以顺藤摸瓜,靳海科所写的那两篇文章的内容一为“宣言”,
    二为“当代青年之任务”。在这两篇充满激情,但文笔确实不顺畅的文章里,靳海
    科认为面临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面临着种种迫切需要改变的现实问题,他用一组并
    不娴熟的排比揭露了为富不仁者,贪官污吏者,并提出诸君可作之事一二三,如宣
    传,如实业。除此之外,“新青年学会”还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加入他们的行列。
    
      以上这些,无论你相信与否,确属事实,这也向我们证明了一个真理:时势
    造英雄,或日:人生充满偶然。倘要把你推向前台,是无论你所作的事性质、大小
    及影响……。
    
      杨子立,男,71年出生,93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本科毕业,1998年北京大学
    硕士毕业。先入中软公司,后退出自办公司网站,原籍河北。
    
      徐伟,男,74年出生,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签约于《中国
    轻工业报》(现改名为《消费日报》),笔名徐鲁军。意为山东的愚鲁平凡之人,
    现正在安全局的要求下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工职。
    
      靳海科,男,77年出生,1998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本科生毕业,物探系
    入中国地质勘探技术院,2001年初被安全局要求开除中共党籍和工职。
    
      三、
    
      杨子立是主张自由主义的,而徐伟对此有异议,虽然两人不怎么争论,但分
    歧是明显的,有意思的是两人仍是很好的朋友。在“新青年学会”里曾有一个小插
    曲,谓努力目标中之“自由”与“民主”谁当排先,结果以4:3“自由”获胜。我
    至今仍记得子立给我讲“自由”与“民主”区别时举几例子:一个宿舍住八个人,
    一次六个人出去游玩,回来后拟定游玩所花费用由宿舍全体成员平摊,倘依民主,
    则以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八人平摊,倘依自由,则追求个人的自由权,没
    有去游玩的两个人有权不分摊,他人游玩花费费用。
    
      子立研究生所学学校及专业决定了他完全可以很轻易地,便获得应有的社会
    地位及生活,他当年曾以本系级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然而现在,他的同学有的
    已达到月工资一万元,他出事前却仅仅2000至5000元/月的工资,他投入巨大精力的
    公司也因他的被逮而分崩离析,高超的电脑技术使子立远近闻名,朋友一叫他即欣
    然而至,无所计较。
    
      子立为人极忠厚,且极宽容,什么样的人他都能接受,哪怕遭人暗算,他往
    往还觉查不到,依旧去帮别人的忙。
    
      子立出身于农村,家境很差,母亲瘫病。他对农村的农民感情极为深厚曾多
    次自费考查各地农村,如韩村河、石家庄等地,并写出了一篇篇反映农村中矛盾冲
    突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与妻子一道还义务给民工子弟支教,并捐献教学用
    品。
    
      子立远近闻名还因为他的一个网站,即“羊子的思想家园”.在这上面,子立
    发了大量的文章,基本上保持一星期一篇,有关于农村调查,有批驳民族主义的,
    均是些思想性极强的,而他所作的有关学术,思想的链接,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全面
    的,子立的宽容在网站上也表现得很明显,他往往把正反两面的文章都拿出来,让
    你自己去评判。当然,在网站中“我的书屋”上,更多的是诸如哈耶克等人的自由
    主义著作。子立是如此深刻地痛感中国个人本我意识的缺失,极力提倡自由主义,
    他反对中国以前的被歪曲的自由主义。
    
      子立的弱点是他的坦荡,有时到毫无拘束的地步。在他的网站上,他毫不留
    情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指斥公有制的“伪公实私”,并公开为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
    的东西辨护,几乎是率性而为,从未考虑所处之现实环境及个人之安危。
    
      他的妻子一个极伟大的女性,路坤,曾言子立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这
    或许也是子立几个缺点,但没有人怀疑,作为一个人来说,子立是一个真正的人,
    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为中国的进步,为弱势者的强盛,而奉献了自己的精力,而
    无视所面临的危险,这是一个勇者,强者。
    
      四、
    
      “伟哥”,一个朋友曾暗地里这样叫他,我们都忍俊不禁。但仅一次而已,
    大家那是玩笑也从没再这样叫他,因为徐伟并不是我们开玩笑的对象,我们给予他
    的是敬重。其间有他1.8米块头的原因,但确还在于他的稳重与深思熟虑,起码在我
    看来是如此的。
    
      我认识徐伟时,他正上研究生,保送的,这时他已在负责国务院农村发展研
    究中心在北京各高校搞的大学生“走进农村,关注农民”寒暑假征文组织工作,而
    听说他在本科时即参与了当时北师大哲学系学生所办的轰动一时的民工学校,大概
    是因为北师大参与征文活动的同学比较多,上交调查报告质量比较高,所以在徐伟
    毕业后,他与尚在师大的一些同学办了一个以探求解决“三农”问题为目标的学生
    社团,这就是后来经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报导后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北京师
    范大学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当时三农问题虽已日渐严重,但还没引
    起政府足够重视。徐伟作为顾问,给社团发展以极大的帮助。毕业后的徐伟还是注
    册于劳动部民政部的国家一级社团,中国农村劳动力生源开发研究会社会工作部的
    部长,具体负责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具体项目,如组织免费培训北京民
    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如通过各高校组织一系列针对民工子弟支教活动,当然还包括
    有关农民、民工的调查。
    
      2000年的暑假,徐伟与师大的农民之子的一副会长,及该副会长在武汉一些
    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农民之子──京楚大学生村民自治宣讲队”到湖北进行村民
    自治宣传。徐传以记者身份前去。当时徐伟说:“现在看来,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
    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真是没法发展。”他一心想法去农村找到一些典
    型,看清农村改革最大的障碍何在,并想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具体的情况不
    清楚,但他最终是去了,自费的。而且占了暑期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听说他们受到
    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后来还有当地农民写信说他们的宣传使当地的负担人均下降15
    元。我看到徐伟带回一厚沓材料。但不知为什么,后来没见着他写的有关内容。
    
      徐伟最熟悉除了一些高校热心于“三农”问题大学生外,恐怕就属北京的民
    工子弟学校了。他周济过好几个民工,而且利用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社会工作部部长的机会,捐赠建立了好几个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图书室。至今这些图
    书室还在各民工子弟学校。
    
      徐伟在《消费日报》是很受重视的,并负责一个版面。他充份利用机会为民
    工子弟,为民工地位呐喊。我曾见他所负责的版面上登过一篇反映民工子弟小学学
    生生活境遇及心理的报导,让人感叹不已,徐伟对于民工及其子弟的关注,可谓突
    出,《南方周末》记者刘天时曾为此专写过一篇有关北京民工子弟的文章注销,引
    起世人注目。
    
      2001年初,徐伟又曾自费去太行山,希望了解一下别处的农村,当他满怀着
    热忱回到北京,开始他的研究,并开始准备办一个意在为农民服务的网站时,安全
    局未通过任何人将其带走,并搜查了他住处,只留下几件衣物和一堆堆的书。
    
      徐伟至今没有结婚,其个人生活情况我不太了解,只记得他的一个同事曾经
    对我说:“徐伟洗头发时候用肥皂,头发都黄黄的。”她对徐伟大的评价是两个字
    “很土”。
    
      徐伟的思想,很难讲,颇有些“左”的味道,他甚至跟我谈起毛泽东时代的
    社会安定,谈起干革命时人们思想的高昂,流露出一种怀念之情,他十分不满腐败
    现象,有一次专门跟我讲了一句民谣:“现在当官的,一个一个挨着杀,肯定有冤
    案,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并对周围人谈论个人住房,谈论日本车的车
    型表现出明显的不屑与厌恶: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五、
    
      该说一说海科了,很多杨子立、徐伟举办活动,他也参加了,如支教,去农
    村调查,这是一个很壮实的小伙子,他的精力如同他的身体一样,始终是光芒四射
    的,他原意出些点子,无论可行不可行,他总把大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总是奔跑
    最勤。
    
      3月13日,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被抓了,此前就不停的被便衣或制服的安全人员
    “光顾”,而且一次在搭公共汔车时,被人塞进一辆小轿车内,蒙住眼睛带到一个
    地方,就“新青年学会”的事审了一天一夜,然后他就被单位开除了。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被放出来了,安全局的警察要求他“作内线”、一有什
    么消息马上向他们汇报。“作内线如何,有没有钱?”他一脸嘲笑……谈到具体事
    情时,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危险,然而也对安全局对“新青年学会”的关注感到不可
    理解,是不是部份警察也要下岗了,没事作了,拿我们当向上邀功请赏的素材。他
    那时显得极疲倦,然而仍安慰我:我没事的,放心吧!然而没过几天,他就又被安
    全局带走了。
    
      他的老父接到儿子的逮捕令后,从几千里之外赶到北京,到原单位,原单位
    说没这人,到安全局,安全局不让进,接等人员说回去等消息吧,如此来回的好几
    趟,老人爱子心切,然而亦无可奈何。
    
      六、
    
      有关“新青年学会”其它被逮捕的人,我不想再一一叙述了,而对杨子立、
    徐伟、靳海科三人,一想起便有无穷的感慨。不论私交,不讲事情,我仍然要说,
    这是中国最好的,最热血的一批青年。
    
      对政府,我不想再说什么,确实无话可说,只是对千百万同样有儿女,同样
    有良心、有热血、有责任感者,我想说,他们是牺牲品,但他们的牺牲毕竞具有意
    义的,他们的遭遇明天可能就是你我的遭遇。
    
      2001年5月20日
    
    
    北京师大研究生致国家安全部门、检察机关信
    
    
    国家安全部门、检察机关的领导同志:
    
    我是北京师大的硕士研究生,写此信的目的是反映我的一位朋友徐伟的情况
    ,并谈一下自己对他的看法。
    
      前一阶段听学校的同学说刚毕业不久的徐伟出事了,被安全局逮捕,同时,
    其它学校的几个毕业的学生也被抓了。凡知道此消息的朋友都很惊异。因为我们所
    认识的徐伟诚实敦厚,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对待工作负责,并且有较深的社会责任
    感和组织能力,怎样也无法将他同危害国家安全的狂妄的政治野心家联系起来。
    
      我同徐伟相识是在农民之子的社团的活动中认识的。那时他刚毕业,回母校
    参加社团人换届选举大会,并作为社团的发起人和校友发言。后来,在农民之子社
    团邀请老会员座谈时,和他有过几次深谈。主要围绕我国当前农村的现状和将来的
    出路,在此过程中,我才得知徐伟不仅是农民之子社团的发起人,同时也有几年的
    党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坚定和朴素的信仰。对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的革命史了解较深刻,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注重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有较
    深的体会。我们还准备在2001年寒假之前,请他为新会员讲一下如何利用假期
    在农村搞调研。后因故未能实行。
    
      我所了解的徐伟非常注重研究实际问题,这也许同他的记者职业是分不开的
    。去年暑假,他还是农民之子社团的负责人时就组织过到湖北农村进行大学生社会
    实践并宣传党在农村的法律政策。今年寒假,徐伟积极响应农民之子社团同国家统
    计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发起的“走进乡村关注农民”的寒假农村调查活
    动。赶山西等地进行了考察,我在刚开学不久还向他催稿,但谁曾想能有现在的这
    样的事情发生呢?
    
      徐伟身上有很多热血青年的缺点。比如,容易冲动,处理事情不够沉稳,这
    也许是刚从校园中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有的毛病吧。
    
      据说徐伟的罪名是涉嫌反动组织,在我看来,徐伟的性格和他的研究方向或
    许会同一些年青的知识学者经常交流思想和看法,探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方法和
    道理。但一个书生,或许会有语言幼稚、偏激的地方,但反动组织、危害党和国家
    安全的问题恐怕给他的帽子太大了吧。
    
      为了我国法律的公正严明,为了不至于使法律成为压制正义的借口,也为了
    使国家有关部门的同志能够公正司法,为了使我的朋友徐伟能够承担他应承担的责
    任,我斗胆向你们上书,望详察。
    
      此致敬礼
    
      北京师大硕士
    
      张正
    
      2001年5月
    
    
      我所了解的徐伟同学及相关问题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你们辛苦了!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民、共产党员,徐伟的同学。写这段文字是想向你们反映
    我所了解的情况,希望对你们全面了解、正确处理徐伟同学以及“新青年协会”的
    事有所帮助。对于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企图破坏安定团结的人,我与你们一样认
    为应当严惩。
    
      徐伟同学的以前我比较了解,但“新青年协会”和他参与“新青年协会”的
    事我是现在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关心社会热爱祖国的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
    。不过也可能徐伟还有另外一面,也许你们所掌握的材料足以证明他就是应当严惩
    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希望你们能够就此在大学生中和社会上展开宣传教育。由于
    我后面将要提到的原因,这样作可以增强像我这样的青年的政治鉴别能力,避免挫
    伤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避免社会对你们辛勤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产生误会,
    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有利于整合中华民族各方面力量战胜内政外交困难完成民族
    复兴的伟业。
    
      我与徐伟认识于1996年,那时我是学广义相对论宇宙学的,他是学哲学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请我给他讲了讲宇宙学的基本理论,发现我们比较谈得来。从
    此以后就成了好朋友。他有许多优点,比如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关心社会,忧国
    忧民,政治理论强等等。当然,他也有些缺点,比如有时显得过于自信,思想不够
    全面等。
    
      后来,我们讨论过与党和国家的前途有关的许多社会问题。比如民工问题:
    民工进城对城市的适应、民工的权利保障等等。他说过如果我们党不作好民工工作
    ,将失去大量的群众,说不定还会引起社会动荡。他对社会腐败问题、对三农问题
    ,也有很深的认识。我们还策划发起组织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法律援助自愿者协会
    ',挂在北师大法政所下面,准备对民工提供法律方面的教育和咨询服务。由于我们
    学校真正学法律的同学太少,而且也由于经验不足,这个社团实际上并没有开展活
    动。
    
      98年前后徐伟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委托,在首都各高校召集自愿者
    参加农村调查,在他的影响下,我参加了这次调查。这成为了我关心农村问题的契
    机。后来我们一起发起组织了“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组织同学们搞农村调
    查、义务支援民工子弟学校教学等等。这当中徐伟作了许多工作。
    
      由于这些事情,主要是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有关的农村调查和民工
    子弟学校工作,各个高校和社会上许多人认识徐伟同学,大部份都认为徐伟是一个
    好同志。现在突然听说他是一个反党反社会的人,大家难以相信,感情也很复杂。
    因为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大家有一些想法:是不是我们关心社会、作些社会工作,
    也有可能增加像你们这样的部门的麻烦呢?在今天这个非常需要社会正义,需要青
    年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时代,我恳切希望你们能够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尤其希望你们能够在事后作一些宣传教育工作,以消除不良影
    响。这方面我们大学生社团可以尽力协助。
    
      另外,我与杨子立也见过两次面,并对一些事情有过简短的讨论。两次见面
    都是在北京圆明打工子弟学校,当时我是在那里作义务支教,他也在作义务支教。
    他那时已经在工作了。像他那样已经工作的人,还作义务支教确实很少见,而且他
    还将他的妻子也拉来了。我对他的其它方面了解不多,总体感觉他是关心社会的,
    只是他好像思想比较偏激,认识问题好像不太注意全面考虑。当时我想毕竟我比他
    要大好几岁,我笑他偏激、片面,他说不定还笑我什么呢。所以我们没有作太多深
    入的争论,后来大家都比较忙,我们没有机会见面交谈了。
    
      虽然你们没有找我了解情况,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想我有责任将我所知道
    的情况主动向你们反映,以使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写的所有的情况你们都可以
    调查,我可以负责。如果对你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帮助的话,我恳切希望至少没有给
    你们添乱。
    
      此致敬礼!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系98级博士生前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系研究生会主
    席前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会长中银网经济博士团主持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彭方志□
    
    
    
    信仰在牺牲与背叛中接受考验
    北京渗透镇压「新青年学会」全过程
    中共最高层江泽民罗干直接批示
    
    【世界民意网5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天光编译报导/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2004年4月22日讯:
    
    Beijing crushes a student
    group--Beliefs tested in saga of sacrifice, betrayal)
    
    
    2000年夏的一个周六上午,8位年轻人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间简陋房间相聚,组成一个讨论中国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研讨小组。他们当中,有的是学生,有的刚毕业,都不过30岁。
    
    
    他们当时都是朋友,聚到一起是因为一个共同愿望,即让自己的国家更美好。午饭后,由7名男士和一名女士组成的这个小组在校园里散步,沿一条绿色湖畔柳荫下认真讨论着国家的问题。
    
    
    两天后,其中一名学生在其大学的横格信纸上记录了当天的活动。
    
    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李宇宙(译音)潦草写道:「我参加了一次「新青年学会」会议。」他记录了聚会时间─8月19日上午10时─和与会者姓名。他描述了他们对政治变革的观点,并称有的人主张「暴力手段。」他补充写道,他的朋友们希望小组活动保密。
    
    
    随后,他将报告交给了国家安全部。
    
    三年半后,研讨小组的4名成员被以颠覆罪判8至10年囚禁。两人获释,但因在警察询问中出卖他人而生活在耻辱之中。李则逃往泰国。
    一天下午,他翻看着他过去写的报告,痛苦地解释起他为甚么要当网民和出卖朋友。
    
    天安门广场屠杀近15年和苏联解体13年后的今天,中共在开展世界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成功的权威主义试验。「新青年学会」的遭遇使人对中共为维持其对权力的独揽而采用的手段和身陷其中的人们所面临的困难道义抉择略见一斑。
    
    
    研讨小组的命运还说明中共在运用其生存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时绝不手软的程度,即视一切独立组织为潜在威胁并予以粉碎。
    
    「新青年学会」的8成员从未就政治纲领达成共识,也没有任何资金来源。他们从未在其它城市建立分支或发展新成员。他们甚至没再召开过全体出席的会议,总是有人太忙。
    
    然而,他们却引起中国两大安全部门的注意。有关他们活动的报告送达中共最高官员,包括负责国内安全的政治局委员罗干。据见过一份概述高级官员就该案所做指示的内部文件的人士说,连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都视该调查为国家最重要的之一。
    
    
    领导层如此重视一个平民小组反映出其对权力的惶恐不安。尽管有人认为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自由,但中共还是实现了20年的迅速增长。
    但它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和大众不满,并对学生活动格外紧张。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就是学生运动引发的。
    
    因此,中共迅速铲除「新青年学会」。在铲除的过程中,中共迫使8位年轻人思考他们愿为自己的信仰和朋友做出多大的牺牲。
    
    本报导是根据对「新青年学会」研讨小组成功躲避追捕的4名成员、遭监禁人员的亲朋好友和参加过小组会议的人的采访以及该案法庭上出示的文件编写。
    
    一个论坛的诞生
    
    路坤回忆说,
    当时她正一边在其单间住房外的走道火炉旁做晚饭,一边在唠叨她丈夫杨子立。她丈夫坐在屋内作为结婚礼物的计算机前起草一份他打算粘贴在网络上的关于民主的文章。
    
    她想起当时她是这样告诫他的:「你没必要这样做。凭你所受教育,你可以有更好的前程。你应该想想你的父母、家庭,还有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连套象样的住房还没有呢!」
    
    但杨对她的抱怨不愿多想。陆说:「他告诉我说,总得有人站出来,为社会进步出力。他决定要站出来。」
    
    她补充说:「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我很担心。」
    
    杨子立身材健硕性格外向,有一副充满年轻人朝气、有棱角的脸庞。他不仅是计算机高手,而且在北大求学期间便形成其政治见解。虽说他是机械硕士,但Vaclav Havel,
    Friedrich Hayek and Samuel P.
    Huntington等思想家的著作也没少读并深受激励。他贫穷的农民父母不得不将其其它兄弟交人收养,作为家中长子的他特别关心农村贫困,常到农村调查当地党官滥用职权的现象。
    
    
    1998年毕业后,杨找到一份编程员的工作,并设立一个颇受欢迎的网址,取名为《羊子的思想家园》;他在该网址上发表谴责中共和主张民主改革的檄文。他写道:「我是自由派人士。我关心的是人权、自由和民主。」
    
    
    秀发垂肩目光忧郁的路坤是一名杂志编辑,她从不阅读她丈夫的文章和诗篇。她渴望宁静的生活,常敦促丈夫学学自己的同学们,追名逐利,早过小康。杨却不愿苟同。
    
    相反,他找到一伙朋友,同他一样,关心被新兴经济遗弃的人们。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不久,如他一般,从其它省份来京读书,平时愿意谈论如何能改变中国和帮助不幸的人们。
    
    
    当一些朋友提议建立俱乐部作为讨论场所时,杨毫不犹豫地便加入进来。他们以中国著名的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名称为该俱乐部命名为「新青年学会」。当时就是学生和知识份子热烈讨论1911年最后一代皇帝下台后中国的未来走向。
    
    
    张燕华(译音)是一位语气温和的研究生,在附近城市天津担任公务员。他专程花两个小时前来北京参加小组讨论会。他回忆说:「我们就是不甘平庸。我们要为社会做点甚么。」
    他们在不同的大学校园、宿舍、教室或干脆在露天举行聚会。
    他们欢迎朋友、同学们加入进来。有时他们会边喝茶或吃饭边聊,但一般他们都是坐那聊,一聊就是数小时,话题包括政府腐败、下岗工人境遇或农民家庭的税务负担等。
    
    范而军(译音)是一位身材矮小头发粗密的北航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他说:「我们对我们这代人的冷漠谈论很多。我们感觉,其它年轻人过于追求物质,不考虑该做的事。」
    
    
    他们时常意见不一,例如,相互辩论着政治变革到底是应该始于党内还是党外,何时采用选举制为适宜等等。但他们都认为,中国人民在痛苦中,中共对言论的限制阻止了人们讨论紧迫问题,民主改革是必要的。
    
    
    当时28岁的杨是俱乐部中年纪最大的,也是小组中西方自由主义最坚定的主张者。与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是他的朋友26岁的徐伟。身材较高带有书生气徐是报社记者,同时他也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中共党员。他俩是俱乐部中最成熟、最有修养的成员,徐当选为组长。
    
    
    另外还有4名成员。
    
    张宏海,27岁,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脸上常带友好的微笑,但却是小组中情绪最易激动的一员,最易提高嗓门或口吐脏话。
    
    靳海科,24岁,范的高中同学,一头浓密的黑发,穿着随便,是最外向的成员。他被指派负责发表成员的文章,因为他可以在其工作的网络公司利用计算机上网。
    
    身材矮小的大四学生黄海霞是小组中唯一的女性。22岁的她也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黄很敏感,时常在恶梦中看到儿童沿街乞讨。
    
    最后是李宇宙。
    
    征招特务
    
    李在国家安全部第一次接触他时是大三学生。一天下午他的呼机叫了起来,屏幕上闪出他不认识的号码。他回话时,对方是个男士,自称是国安部官员,并问李能否到城里一家饭店与其见面。
    
    
    那是1999年5月。北京各大学正因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北约轰炸而民怨沸腾。许多中国人都不相信是误炸。李也参加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他确信他没做甚么错事,也就同意了与该特工见面。
    
    
    时年27岁的李,宽肩膀,方脸庞,寸头;他回忆说:「我认为没甚么大不了的。我当时甚么也不怕。我甚至还有些好奇,因为国家安全部如此神秘难测。 」
    
    两名男士在饭店前厅与他见面,并对他前来表示了谢意。他回忆道,两人都很年轻,30来岁,他们解释说在调查一名无业教师,称该教师在大学校园散发措辞严厉的讲稿,既谴责美国,也攻击中共懦弱无能。
    
    
    李知道他们是在说谁,就帮助了他们,因为他认为那个人可能很危险。
    
    但是特工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开始问他有关校园内的情况和学生如何看待各类问题。李还是同意帮助他们。
    
    他说:「当时我想的很简单。我想这是在做好事,因为我在帮助国家。就像他们在搞民调,想要了解校园的政治倾向。」
    
    李说,他每隔2、3周便同他们见一次面。特工会问他学生们如何看台湾2000年总统大选和北京申办2008年夏奥运。他们还会问如果江泽民决定不退学生会做何反应。李后来说,帮助国家安全部的不只他一个,但他从未与其它人见过面。
    那两名特工告诉他国安部内有一个专责监督大学的司,并称他二人仅负责人民大学。
    
    然而,李似乎成为国安部有关学生活动的最佳消息来源之一。他说,政府开始每月向他支付约值60到75美元的津贴,并要求他呈交书面报告。他说,数月后,国安部向他索要个人简历,决定待他毕业后招其为全职特工。
    
    
    从许多角度来讲,国安部招募了一名理想的特工。李交友甚广,因为他经营一家网络咖啡厅并协助发起一个学生组织。他本人似乎对干特工也满感兴趣。他在一个贫困的乡村长大,从小梦想当警察,时常听到他父亲在抱怨毛泽东搞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李认为在国家安全部某一份职是纠正此种不公正的机会。
    
    
    他说,他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变革,他希望从内部推动改革。他说:「在高中时我就知道共产党不好。我知道这是个政治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独裁制。」
    
    当他遇到杨子立和另外几人时,立刻成了朋友。他敬佩他们的理想和决心,几乎每周都与他们见面。他说:「我们就像兄弟一般。我们志同道合。」
    
    但当国安部特工要他提供有关他的新朋友的消息时, 他答应了。他说, 在他为国安部书写的30几份报告中, 有4到5份主要是关于他的朋友和他们一道成立的小组。
    
    李自认为, 小组当中有人在国安内部盯捎更好些。他想, 如果他不干了, 那不仅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而且将引起他的朋友们被注意。而由他自己来调查他们,
    他还可以保护他们。
    
    李说,无论怎样, 他确信他的报告不会带来甚么不好。他说, 杨和其它几位毕竟没有在干坏事。
    
    麻烦开始
    
    「新青年学会」从未实现其创始人的初衷. 他们曾试图使其正规化: 签署誓言,制定决心致力于「探讨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章程, 甚至想启用会费制度.
    但一要开会或搞活动, 大家都是功课忙, 工作忙或个人生活忙. 很少能有超过3或4人挤出时间聚一下.
    
    偶尔小组会组织研讨会.在2000年秋的一次活动中, 两位被禁在国家媒体发表文章的自由派学者参加并批评了中共政府, 他们主张民主改革. 李说,
    一位遭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也出席了.
    
    数周后, 中国的主要警察机构公安部开始骚扰研讨小组成员之一靳海科. 他们多次将其拘押审讯, 询问有关「新青年学会」的情况及其与中国民主党的联系.
    他们通知其单位他被调查, 还想说服他监视其朋友.
    
    靳非但没有出卖朋友, 反倒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 李对警方在调查该小组感到意外, 但他没有惊慌失措, 把情况透露给他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 其它人更感不安.
    
    来自天津的小组成员张燕华回忆说:靳「告诉我们说, 他向警方交代了我们的姓名. 我们并不生气, 我们知道他是想保护我们. 但我们感到紧张.」
    
    一月靳丢了工作, 显然是因为来自警方的压力. 他的朋友们同意结束新青年研讨小组.
    
    两月后靳去找他高中同学范而军. 范回忆说, 他来时情绪不安, 想要召开小组紧急会议, 因为他认为警方正在准备大搜捕.
    
    范讲, 与靳谈完话后令其不寒而栗. 非但没有去参加会议, 他犹豫了片刻便去找他所在大学他当作导师的一位党官出主意. 当晚, 那人把范叫到其办公室.
    国家安全部的三名特工正在那等着他.
    
    范说:「我尽力向他们解释, 但我记不住那么多, 他们也不满意.」凌晨3时, 特工放他回家, 但提醒他说他们还会回来找他.
    
    四天后, 也就是2001年3月13日, 国安部特工拘押了五名研讨小组成员: 靳海科, 杨子立, 徐伟, 张宏海和张燕华. 几名特工还劫持了杨的妻子路坤,
    他们将其强行押入一辆小车, 用布袋罩住她的头后把她带到国安部拘押所.
    
    路说,特工连审她三天,逼她说出有关她丈夫及其活动的情况。她讲,当她拒绝向他们透露任何姓名时,特工便笑她。她援引一名特工说:「你今天的麻烦就是你那些朋友惹的。
    你的朋友出卖了你。他们甚么都告诉我们了。」
    
    张燕华说,他被连续30天每天10小时提审后获释。他是在他生活工作的天津被拘捕的。 因为特工主要问他该小组有否在该市活动「他好歹回答中没有伤害他的朋友。
    
    黄海霞没有被拘押,但她被大学政工干部叫去见几名国安特工。她被提审三次,每次时间都很长,并且都需在自述记录上签字。她说,特工多次谈到长期入狱的可能性,让她要考虑自己的学业前途。
    
    
    在她第一份记录中,黄写道,「新青年学会」想要「把中国变为更美好的国家。」但在第二份记录中,她说她后悔「与这帮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在一起」和「使用激烈词语攻击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她感谢国安特工「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经历了长达6小时提问后签字的最后一份记录中,她写道:「「新青年学会」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这是一个非法组织。它企图推翻党的统治和动摇党的领导和威望。」
    
    
    国安部特工还多次提审范,3月和4月各两次。他说,最后一次是在市拘留所。
    
    他回忆说:「他们向我出示一份我回答的笔录并要我在上面签字。我看到上面我说杨想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张宏海赞成革命手段。我确实讲过类似内容,但那都是凭印象讲的,我认为他们不应以此作证据。」
    
    
    他说,笔录中还有他没有讲过的话,如其中有写:「我们组织的最终目标是推翻中国政府。」
    
    但范说,他很害怕,所以不敢提出异议。他说:「我身在拘留所,周围都是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狱警。感觉上去他们在威胁我。他们总是说,他们是国家机关,我得与他们合作,否则后果自负。」
    
    
    所以他在笔录上签了字。
    
    面对后果
    
    李宇宙回忆说,当他听说他的朋友们被捕后难过至极。他逐一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能打通。次日,他给他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挂通了电话。
    
    他的上司证实了被捕消息,并让他暂避几日。
    
    李说:「我想他是要让我知道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尽力安慰我。他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别人也会逮捕他们。接着,他说,他们将坐15到20年的牢。到他们被放出时,他们不会再认识我了。但这让我更难受。」
    
    
    李说,他当时头脑混乱的甚么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他把一切都告诉了自己的女友,在自己的宿舍内抱头痛哭。一时怒起,他用香烟烧灼自己的臂膀,留下疤痕要自己记住当时的痛苦和愧疚。
    
    
    李说,几天后,他开始使用笔名替他的朋友们在网络上发表申诉文章。
    
    但他未透露他在朋友被捕中的角色。他也没有断绝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往来。他也许感到愧疚,但还不足以令其加入其狱中朋友的行列。他说,他要找到帮助他们的另一途径。
    
    李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补充说他很害怕那些特工:「我担心我无法毕业。他们可以以任何理由将我逮捕。」
    
    三周后,李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请他去吃午餐。席间,李同特工们共进烟酒,对他们拘押他的朋友一事只字不提。饭后,他们要他在一份笔供上签字,作为案审正式提问时他的答复。
    
    
    笔供上说:「我认为,「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和政治组织。首先,它未经登记。其次,它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我认为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以多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取而带之。」
    
    
    李签了字。他说他没有仔细看。
    
    宣布判决
    
    六个月后,当检察官在法院陈述案情时,主要依据黄海霞、范而军和李宇宙的签字笔供。
    
    根据列席一二BGB0005f判的家属记录,四位年轻人为自己做了当庭辩护。身着被捕时穿的衣服─多为绒线上衣,他们逐一站起对着三位法官为自己陈述。
    
    张宏海反问道,研讨小组连设立网址的资金都筹措不起如何推翻中共呢。徐伟指出,研讨小组的成员一半是中共党员。当检察官指控靳海科主张「结束老人政治」时,他反驳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使用过同一说法。
    
    
    杨子立争辩,检察官指控他们推动的「社会制度自由化」不等于颠覆。他说:「自由化意味着通过改革扩大自由度。例如,过去20年的改革,难道那不是自由化的过程吗?」
    
    李宇宙那时已经毕业。国家安全部在为正式雇用他办手续,并要他开始调查和潜入其它涉嫌异议小组。但他不再有兴趣为他们效力。
    
    而他随后采取的行动显示出他的内心矛盾性。李似乎非常想帮助他的朋友们,但也不愿承担出卖朋友的全部罪责,或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首先,李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为其四位朋友辩护,同时宣布他签字的笔供作废。但他没有透露他与国安部的关系。他将这一切事先通知了他的上司,称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其在异议群体中的可信度。
    
    
    后来他又与杨的妻子路坤联系,约她在麦当劳店见面。他给她看了香烟烧灼留下的伤疤,但没有勇气向她承认自己在她丈夫被逮捕中的作用。
    
    他还试着到中国最高法院为杨和其它三人寻求帮助。他同样没有告诉法院官员他与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但国安部很快发现了他在干甚么。他说,他人还在法院,他的上司便拨通了他的手机,要他「马上回来,不然会逮捕你。」
    
    
    当日稍晚,国安部的一名司长把李带到一家茶馆,客气地警告他不要走的太远。李回忆说:「他讲:「我们知道你因朋友被捕而感到很难受。回家休息一下。」
    但他还说我是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所为负责...他说:「别以为离了你我们就找不到间谍了。」」
    
    李拒绝再为国安部干事,而开始以中国人权党的假组织名称在网上发表有关他的四位朋友的文章。2002年5月他的上司来电话问他是否听说过这个组织。李说没有。两天后特工又来电话并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女友的号码,他就是使用这个号码登记上的网。
    
    
    李回忆说:「他说,如果那些文章是我写的,他就没办法帮我了。我知道,我有麻烦了。」
    
    第二个月,李搞了本护照,并在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帮助下于7月8日飞往泰国,紧接着在联合国的一个办事处申请了难民身份。
    
    2003年4月20日,也就是杨和另外三人最初被逮捕的两年多之后,法官举行第二次听证,庭审该案件的新证据。检察官首次拿出李宇宙为国家安全部效力时提供的笔供报告。
    
    2003年5月18日四名被告被带进法院聆听判决。他们每人身后站着两名安全官。但法官还没来得及宣布判决书,徐伟便向前冲去后摔倒在地。
    
    现场人证说他大声喊道:「我抗议!北京国家安全局殴打我!我不会承认犯了任何罪!我不会无辜冤枉他人! 」
    
    他紧紧抱住一个桌腿不放,5、6个安全官一起动手才把他拉开,随后将他抬出去。接着,法官宣布所有四名被告犯有颠覆罪。
    
    徐和靳海科被判10年监禁。杨子立和张宏海被判8年。安全官迅速将三名所剩被告押出宣判庭,不给他们任何抗辩的机会。
    
    充满悔恨
    
    数月后,李宇宙细读了法庭上出示的文件。他身穿胸前印有大象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家饭店的前厅。看上去,他好几天没有盥洗了。
    
    他抬起头,眉头略皱,表情茫然,终于开口了:「是我写的。我有印象。」
    
    第一份报告最长,主要谈徐伟。报告中说,他在忙于计划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并认为不能排除以暴力作为政治变革的手段。报告还说,他已确信李「完全信得过。」
    
    李说:「我不记得我为甚么要写这些。我当时不知道调查的目的是要逮捕这些人。。。」他深沈的声音低落下去。
    
    第二份报告稍短。它记录了一次有6名「新青年学会」成员参加的会议。报告提供了每人批评中共的言论。
    
    李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没甚么。 他说:「任何中国百姓都可以说这些内容。课堂上的老师也说这些内容。」
    
    第三份报告描述了「新青年学会」的第一次会议。篇幅更短,内容不很具体,把与会者分为两类:5人赞成「暴力手段」,2人主张「和平手段」。
    
    李说:「国家安全部对这份报告不太满。他们说,这事不小,我应再写具体点儿。但我偷懒没照办。我总是尽力少写点儿。」
    
    第四份报告是讲发生在李的宿舍内的一次会议。当时靳海科告诉他警方在骚扰他。张宏海也在场。报告说,张主张他们必须扩大他们的组织。
    
    李说:「当时我在为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必须写这些东西。」当问他是否在欺骗朋友时,他称他是在工作,但他补充说,国安部滥用了他的报告。「用我的报告分析社会还可以,但不能用来作为给人定罪的证据......如果我是编造的怎么办?」
    
    
    李说,个人野心似乎是国家安全部决定逮捕他的朋友的动机。他的上司们想要破一个大案,好增加经费、获得提升。他们的上司无疑也想得到同样的好处。李说,所以各级官僚都夸大他的朋友们的活动,或许一直到中共最高层都是如此。李说,当竞争机构公安部开始介入时,国安官员决定采取行动,保证自己立功受奖。
    
    
    但李否认自己汇报朋友和在报告中夸大其辞是个人野心所然。后来在被问及他此时要对朋友们说点儿甚么时,他回答前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说:「我从未想过会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却责任。我的确后悔写了那些报告......它们被用作证据,伤害了他们,我很抱歉。」
    
    
    再次相聚
    
    逮捕后他们从未再见面。但在沉默了数月后的去年10月,逃脱逮捕命运的另三名研讨小组成员鼓起勇气,代表他们的朋友在上诉听证上作证。
    
    张燕华仍住在天津。他说过的话没有被用作给杨等定罪的证词,但事发后他没为他们做甚么。他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每天为他的朋友祈祷,并且当杨的妻子路坤找到他时同意作证。
    
    
    黄海霞知道自己签字的笔供伤害了她的朋友们,但她在尽力忘掉一切。第一次审判后,她在徐伟女友的要求下给法官认真写了一封信,表示她的回答被国家安全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然后她去了上海。张在那里找到她,并说服她回北京参加听证。
    
    
    范而军仍在北航教书。连续数月他害怕得连打听他朋友的下落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路坤要见他,他推了,称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就在上述听证要开始的数周前,杨的律师电话找到他,提醒他签过字的笔供。他对自己所说过的话的严厉程度感到吃惊,一怒之下也同意前往作证。
    
    
    但法庭拒绝他们入内。三人坐在路边,写了一份声明,为他们的朋友辩护和否认「新青年学会」曾有推翻政府的想法。法院拒绝接受。
    
    后来,陆说,她已经原谅他们三人。她说:「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在压力下才这样做的。」
    
    但她不会原谅李宇宙。她说,他的行动是自愿的。她说:「他撒谎并出卖朋友,然后又出国,而不是留下来帮助他们。他不应获政治庇护......他应该回来,哪怕是要坐牢,因为他就应该坐牢。他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一次李从曼谷打电话给她,要她把法庭文件复印件寄给他,他好尽力帮助她丈夫。她答道:「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庭驳回四名被告的上诉。
    
    上月,路第一次被允许探视她丈夫,几乎是他被逮捕后整整三年后。她说,他的头被剃光,人消瘦惨白。两人隔玻璃墙对坐,通过对话机交谈,但很难听清对方讲些甚么,因为房间内挤满了其它犯人和探视人员。
    
    
    路说,她哭了,并告诉她丈夫她终于开始阅读他所写的那些文章了,她现在明白他为甚么要坚持写下去。但主要还是杨在说。他说话速度缓慢,对自己让家庭失望表示难过。他让她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照顾好自己。
    
    
    陆说:「他讲他是冤枉的。他告诉我要有思想准备。他说他不会为获假释而承认自己有罪。」
    
    仅20分钟,电话线便断了。他们的时间已到。
    
    
    
    
    怀念杨子利
    
     在3月中旬我听到杨子利被抓的消息,很是着急。我与杨子利接触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我们之间还是很熟悉的。与他见面次数不多,一是我们之间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二是他很忙,多次请他来我家,都是因为他工作忙,没有来。有几次来我家,还是为了帮我修电脑,而且也是来去匆匆,帮我把电脑修好,没有呆多一会儿就走了。
    
     子利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我在北京医科大学上的大学,去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成为一个学校,我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和杨子利攀上校友的关系。如果能和子利攀上校友的关系,我是很荣幸的,不为别的,只为子利的才华。子利是学力学的,他又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在文字功底又是非常的好。那一年,因为刘凤钢一家面临着露宿街头,我们一起商量为刘凤钢住房的事情写点东西。这个东西当时是杨子利写的,他写得很快,写得很好。后来刘凤钢一家的住房得到了解决。
    
     子利来自农村,来自真正的农村,他的父母是农民,并且他的母亲还有病。他能上北京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我上的大学还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北京医科大学,我们班只有几个人来自农村,但他们的父母不是教师,就是医生。而子利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见子利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用功的人。
    
     子利来自农村,来自农民家庭,他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子利写过一些关于农民的文章,反映农民的辛苦。如《农村调查记事》、《农民农民—我的亲人》、《农民为民主而蒙冤》、《农民与农奴》等。看过这几篇文章后我很受感动。
    
     杨子利很有正义感,因此对政治也很关心,这样他自然也就接触了一些异议人士,如何德普等。有一段时间,他租住何德普的家中,何德普平时住在母亲家,杨子利又没有自己的住房,可是在那里没租住多长时间,警察就将杨子利给轰走了。
    
     我不知道杨子利为什么被抓,我想不会是因为那几篇关于农民的文章,那几篇文章,写出了农民的真实生活,写出了农民的艰辛痛苦,我想公安局也好,安全局也好,还不敢以这样的文章给人定罪。可能子利做了一些在政治上敏感的事情,近来在《小参考》上看到子利的妻子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杨子立和北师大的徐伟、地质大学的靳海科、北京广播学院的张洪海等人成立了一个“新青年学会”(NEWYOUTHSOCIETY),每周进行学习和研讨,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北京市安全局认为这是非法组织活动。”在同一天的《小参考》中,还有杨子立的一篇文章《论阶级专政的谬误》。我想子利被抓,可能与此有关。子利被抓,最有关系的可能还是因为子利的网站,子利有一个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这个网站在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
    
     据说子利是被安全局抓走的,不知是否被关在安全局的看守所,如果被关在那里,子利受的罪可能会少些。高玉祥曾在那里被关过,据高玉祥说,那里的条件和其它看守所相比真是好多了。我曾在西城区公安局看守所里被关过两年,我也和一些朋友聊过其它的看守所和监狱,我们普遍感到,和狱中的流氓打交道,有时讲道理是行不同的。子利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见过流氓,以子利的为人,他一定会受罪。
    
     目前,还没有子利的确切消息,不知子利是以逮捕,还是以其它的理由被抓,因为到现在据说还没有给家人正式的手续,一些朋友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到怕给了子利逮捕证,那样意味着要被判刑,要被关上几年,而这几年就要在监狱中和各种流氓打交道,受各种罪。现在这样,很有可能象当年刘念春一样,是“监视居住”,半年就放了。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朋友进监狱,不论是什么理由。有人说:“坐牢出民主”,对这样的话,我是很反感的。我相信子利做的事情都不违反法律,我希望子利能早日出来,希望大家能为此尽自己的努力。
    
    徐永海
    
    2001年4月27日
    
    
    
    对新青年学会杨子立、徐伟等的起诉书
    
    北京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起诉书
    
    京检一分刑诉字(2001)第222号
    
    被告人徐伟,男,27岁(1974年8月12日生),山东省烟台市人,汉
    族,系《消费日报》社记者、编辑。住北京市朝阳区宵云路32号宿舍
    (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22号)。2001年3月13日被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本院批
    准,于同年4月2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现押在北京市国家安
    全局看守所。
    
    被告人杨子立,男,29岁(1971年12月10日生),河北省邯郸市人,
    回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北里5号楼604号(户籍所在
    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2001年3月13日被北京市国家安
    全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本院批准,于同年4月
    2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现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被告人靳海科,男,25岁(1976年5月26日生),河南省鄢陵县人,
    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甲2号院内1号。2001年3月13日
    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本院批
    准,于同年4月2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现押在北京市国家安
    全局看守所。
    
    被告人张宏海,男,27岁(1973年11月1日生),暂住北京海淀区北
    京大学东门外承泽园出租房(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
    东路2号)。2001年3月13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
    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本院批准,于同年4月2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逮捕,现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经北
    京市国家安全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现查
    明﹕被告人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伙同张彦华、范二军(均另案处
    理)于2000年5月初,在北京市地质勘察院靳海科的宿舍,进行宣誓
    并在誓词上签名,按指纹等,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
    制定了组织章程,宗旨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同年8月19
    日,被告人杨子立等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进行了分工,徐伟为总干
    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份以来,在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多次秘密聚会,提出改变中国的现政
    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全国
    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和刊物,扩大组织
    规模和影响,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并在此期间在互联网上发表
    《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
    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妄图推翻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作案后被分别查获归案。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无视国家法律,非
    法成立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四被告
    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
    定,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型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此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李磊森
    代理检察员张晓宇
    书记员王卫领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章)
    2001年8月29日
    
    附
    
    1、证据目录1份;
    2、证人名单1份;
    3、主要证据复印件1册;
    4、证物清单1份。
    
    〔提供者﹕王希哲;From:[email protected]
    
    --------------------------------------------------------------------------------
     2001.9.25c
    
    
    “新青年四君子”徐伟之父访谈录
    
    
    
    
    【2005年1月3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提起“新青年四君子”网民读者和致力于中国民主建设的朋友们并不陌生。对于中国大陆司法机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他们的宣判仍历历在目。2000年,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在互联网上发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的观点,并发起成立了新青年学会。徐伟被推举为该会会长。在一般人看来,新青年学会不过是几个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共同的业余兴趣和爱好结成的小团体,从其名称和宗旨”积极探讨社会改造之道“来看,也是学术性的,并未危害国家政权的安全。几个人的学术观点和认识层次各有差异,但共同关注国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认识上的不同,才有必要在一起研究讨论。
    
    然而在2003年4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说,徐伟等四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四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四君子”百口难辩,锒铛入狱。他们在狱中的情形如何,人们无不挂牵。新年到来之际,带者关爱和祝福记者采访了“四君子”之一的徐伟的父亲。
    
    
    老人家目前生活在山东烟台,就徐伟这一个宝贝儿子。在徐伟的成长中投入了老人全部的心血。谈到他儿子徐伟老人家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了。动情之出忍不住潸然泪下,让记者好一阵心酸,记者似乎感觉到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生命中的所有、精神上的寄托只有儿子徐伟。
    
    
    徐伟作为研究哲学的研究生,共党员,被判了十年徒刑。他的父亲对这个结果是义愤填膺,坚决不承认的,坚定予以否定的。
    
    
    记者:您儿子年龄多大呢?他曾经在哪上班呢?讲讲您儿子的情况好吗?
    
    
    答:他今年30岁了,是研究哲学的研究生,共党员,也是记者,在北京《轻工业报》社。我儿子他们5个被抓的人里有四个是党员。他们都是大学二年级入的党。进了监狱都被开除党籍了。我儿子过去是班长、保送生,可以说是品学兼优。被抓的孩子中,他们都是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孩子他们就是对中国的腐败有看法。他们是党员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反腐败无罪。
    
    
    把这些年轻人、党员抓起来还判了罪,很多人们理解不了。过去还都是班长、保送生,未来国家的栋梁,国家的才子,可是被国家给他们定了罪,他们有甚么罪?人人可以监督政府,你政府有问题还不让人说,国家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国家不去治理这些腐败分子,反倒惩罚提出问题的人,颠倒黑白,是非不清,反腐败是中央提出的。人民反腐败没有罪。国家给他们判刑,国家在犯罪。
    
    
    我儿子是好孩子,还这样年轻,人生才刚刚开始,他的女朋友只有26岁,怎么能让人家等10年呢?已经一年没联系了,她也不能看徐伟,不是婚姻关系。好好的一对,也给拆散了。我们在山东烟台。判他十年投入监牢,真狠呀,他们要毁了这些孩子呀。这些个年轻人无罪。罪在国家,国家在腐败在倒退。
    
    
    记者:徐伟是怎么看待这个判决呢?
    
    
    答:2003年11月这个判决徐伟认为是错误的,这些搞政治的人没事给找个事找个罪名。他到现在都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是冤假错案。反腐败何罪之有?我没有罪。就是不认罪。
    
    
    记者问:您能见到他吗?在监狱中的情况怎样?
    
    
    答:一个月只能见一次。只能是直系的亲属见,其它人不行。他在里边到底情况是甚么样,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因为每次见面是隔着玻璃墙,互相能见到,但说话要用电话,他身边就跟着狱警,在他们的监督之下,甚么也说不了,说多了,说“有用的”,电话就掐断了。实际上他是被控制着,甚么也不能说呀。实际的情况,说里头有多残酷,都怎样对待他,尽管我们都很想知道,但无从知道。
    
    
    记者问:平时可以能写信、打电话吗?
    
    
    答:可以写信。我不写,我也不让他写。我要写了鼓励他的话,说他没有犯罪,监狱也不会让他看的。他要写了甚么,我也看不到的。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加重对他的迫害。
    
    
    记者问:您作为他的父亲是了解儿子的,您都为他做了甚么呢?有没有要求他们放人?
    
    
    答:是,我对所有的人都说,我儿子没罪。法院的判决根本是错误的。我要求政府无罪释放这些年轻人。我每个月都去上访。我写信给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青年报等20多个机构,我们写的信措辞也是很严厉的。把我儿子还有其它人几个人的事情实事求是的告诉他们,给他们伸冤,可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单位给答复我。尽管有些失望但我一想到我儿子那样坚定,受那样大的委屈,我也要坚持住(老人家哭了)。。。。,可以说我是在为我儿子活着。
    
    
    记者问:跟徐伟一起被判刑的还有其它人,您跟他们的家属亲人有没有联络呢?他们是甚么态度呢?
    
    
    答:我们这些受害人家属已经走到一起了,联合商议,要一起去上访,我们是一个生命体共同体。要让他们重新审理,写信不管用,没人理,那我们就一起去找他们,我们亲自去登门上访,看他们怎样说,怎样做。要一起去上访。我们整理很多材料,我们要去给无辜入狱的孩子伸冤呐喊,让国家重视这个案子,重审,让我们的孩子早日离开牢笼。他们的生命应该在事业中在家庭中度过而不是监狱。到现在我家还被监控着,出门、上网、电话都被人监控。
    
    
    打开网站看到当初徐伟的辩护律师莫少平的辩护词,律师是这样评价整个事件的:
    
    
    “徐伟等人,一无经济地位、二无社会地位、三无政治地位,全部会费只有不足二百元人民币,吃饭用了一些之后,只剩下一百元左右。他们凭甚么去颠覆国家政权?他们既无兵马,也无粮草,更无装备,手无寸铁,谁都知道的毛主席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徐伟作为研究哲学的研究生会不知道?
    
    
    “徐伟他们关心农民,帮助农民,他的休息时间不是像有些当代青年一样去“蹦迪”、去“追星”、去“搓麻”,而是“走进农村,关注农民”,赒济民工、针对民工子弟支教、捐建民工子弟学校图书馆、到农村进行村民自治宣传以减轻人均负担、义务为民工子弟学校服务、积极探讨社会问题、将自己的所学积极实践等等,凡此种种,难道是坏事?难道是犯罪?试问面对这样关心国家的青年、无私无畏的青年,我们不帮助、不指导、不鼓励,却反而扣之以“图谋不轨、颠覆政权、心术不正”的帽子,我们有何颜面去面对父老乡亲?难道那些一天到晚浑浑噩噩、自私自利、毫无责任心的年轻人倒应该表扬?就因为他们甚么都不做、无所事事?
    
    
    徐伟等人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使国家文明、科技领先、经济强盛、政治发达的探索中,看到他们有些方法、思想不正确,我们不加以点拨、指正,却将他们置于“极度深寒”之中,于心何忍?因为个人能量有限,他们成立了学会,积极交流、探讨,由于学会未经注册、讨论问题过程中言语过激,于是,我们的安全机关不但不引导他们走正确的路,反而无视《宪法》规定的结社、言论自(和)由,咬文嚼字地大兴“文字狱”,甚至在徐伟等人的学会解散后,仍然冠之以“颠覆政权”之名,意欲置这些热血青年于“死地”,敢问,此等行径,会给中国的人民甚么印象?会给意欲了解中国的他国人民甚么印象?他们会问: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到底是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而颠倒乾坤、为了自己的一次误断而绞尽脑汁地欲盖弥彰?”
    
    
    奉献与背叛----华盛顿邮报有关北京“新青年学会”案的长篇报导中指出: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近15年和前苏联政权倒台13年后,中国共产党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可能也是在权力主义上最获成功实践的政党。那么,“新青年学会”的遭遇则给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去窥视这个政党为了维持其权力垄断而不惜动用诸多手段,以及在这种政权统治下人们所面对的困难的道德选择。“新青年学会”的命运同时还彻底地明示出,共产党政权得以幸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是任何被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的独立组织,都会被镇压下去。
    
    
    
    北京国安局卧底揭发冤案真相
    
    
    在学生时代参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打入大学社团进行卧底调查的中国人民大学
    学生李宇宙,在国安局没有确切证据就逮捕并关押“新青年学会”成员杨子立
    等人后,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揭露真相批评政府的做法。他逃亡泰国以后,向
    媒体和公众揭露冤案的真相。记者采访了李宇宙和杨子立的妻子路坤,谈到了
    整个事件的经过。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去年三月逮捕了大学学生社团“新青年学会”的成员杨子
    立、徐伟、靳海科和张洪海等人,并以颠覆国家罪名起诉这些人。法庭在去年
    九月开庭审理这个案子后至今没有作出判决,并持续关押杨子立等人长达一年
    八个月。
    
    *大学里卧底的人很多*
    
    在1999年被国安局派到北京师范大学卧底调查读书会活动、加入新青年学会而
    与杨子立等人熟识的李宇宙,由于匿名发表文章声援被逮捕的学会成员遭到调
    查,决定逃往国外并向媒体揭露这个案子的真相。李宇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怀着一股热情加入国安局,被派去调查学校的读书会活
    动。
    
    李宇宙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相当于卧底吧,相当于中国国民党在学校的特
    务,当时共产党说国民党有多坏,在大学里安插特务,其实共产党比国民党厉
    害多了。”当记者问:“那在学校里像你这样的人多吗?”他说:“很多,在
    北大、清华,人民大学都有。”
    
    *只为邀功而抓人*
    
    李宇宙说,他在调查的过程当中逐渐和新青年学会的成员熟识,他发现学会的
    活动完全没有违法,也没有当局所说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想法或作为。他说:
    “国安局是为争夺功劳才把他们抓起来,当时我并不知道,在他们被抓了之后
    才告诉我。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抓他们,新青年学会里都是学生,或是
    才从学校毕业出来的,他们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只是聊聊天而已。他们把
    这些人抓起来纯粹是为了邀功,因为当时2001年3月在开全国人民大会两会和政
    协会,因为在重大政治事件之前比较容易立功,就把他们抓了起来。”
    
    北京市国安局在2001年3月逮捕了新青年学会成员:《消费日报》记者徐伟、北
    京大学电脑学者杨子立、地质工程师靳海科和自由撰稿人张洪海。徐伟当时在
    北师大创办农村研究推进改造学会,而杨子立除了从事软件编程开发业务之
    外,也长期研究和关心农民问题与自由民主问题,利用空闲时间为基层教室和
    学生再教育,提升教育素质。
    
    *典型的政治冤案*
    
    李宇宙表示,他作为国安局人员自始至终关注调查这个案子,对案情十分了
    解,这完全是典型的政治冤案。他说:“他这件事就是想先抓了人之后再弄一
    些证据来给人定罪,并不是有了确凿的证据才抓人的。国安局抓人很随便,放
    不放都凭自己的意愿,法院、检察院还有律师都没有用。北京审理这个案件的
    主审法官都说,这个案子由不得他,是国安局说了算,国安局说释不释放,是
    不是有罪。”
    
    李宇宙表示,在2001年3月新青年学会成员被逮捕后他极力反对,但是导致国安
    局认为他立场不坚定。后来他从去年6月开始在互联网上的北大论坛和其它学校
    的论坛上以中国民权党名义发表文章,揭露新青年学会蒙冤真相和中共的违法
    行为。但是他的妻子在今年2月不小心用家里的电脑替他发文章,被国安局查到
    电话号码,因此被追踪调查,安全受到威胁,才设法离开中国。
    
    李宇宙说:“他们刚从学校出来,都是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现在这种青年在
    中国已经不多了,他们什么也没做,就是因为有一点良好的愿望就被关了起
    来,这非常不好,比国民党还坏。既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罪,还把他们关了
    一年多,这肯定是违法的。我想去最高检察院把这个事说清楚,但是最高检察
    院不管这事,到了最高法院门口我被我的上司接回去了,威胁我说我会有危
    险,要处理我。这件事让我进一步看清中共有多么腐败,基层来说中共就是土
    匪,人民就是被他们奴役的对象,如果你有冤案在中国,你根本找不到切实可
    行的途径来让你申冤告状,也是这件事促使我更快地离开中国。希望中共高层
    要为中共的未来想想,不要太糟贱自己的名声”
    
    *关押不作判决侵犯了公民权*
    
    记者也采访了杨子立的妻子路坤。路坤表示杨子立是在去年3月从河北回北京的
    时候在家门口前被粗暴绑架的,学会的其它三名成员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被带
    走的。在审判中并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起诉中使用李宇宙和其
    他二名新青年学会成员的证词都是模糊的主观陈述,完全无法证明杨子立等人
    有触犯法律的事实,况且李宇宙现在也已经公开揭露了这个案子的内幕,说杨
    子立是被冤的。路坤说,法官无法在法庭上证明他们有罪,却不作出判决,一
    直把他们关在监狱里,这不但违反法律程序,也侵犯了杨子立等人基本的公民
    权利。
    
    路坤说:“整个法庭审判的过程我都在场聆听,后来我听明白了,知道事实的
    真相,知道他们并没有违反中国法律,是被冤枉的,当时我认为法庭应该就要
    当庭释放他们,而且律师也作了无罪辩护。当时我想他们没事了,这挺好的,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被放了。但是到现在他们没有判,也没有放人,这让人特别
    的气愤,按照规定他们应该在一个月就作出判决,但是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路坤对于法官敷衍了事的回应和不让他们和家人见面的做法也感到十分气愤:
    “我找律师去询问,律师找了法官,但是法官的答复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结果,他没有办法、也无能为力,这就是他的答复。他身为法官,竟然这样答
    复这样严肃的问题。我每次到看守所只能到传达室,每次就给他一、两百块
    钱、放了书就走人了,每次都非常难过。”
    
    熟悉整个案情的前国安局工作人员李宇宙表示,他希望能够尽他所能揭露新青
    年学会蒙冤的真相。李宇宙并呼吁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对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杨
    子立等四人给予声援,让他们能够重获自由。(美国之音)
    
    附:杨子立被捕之前所建立的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
    
    地址一:http://members.observechina.org/yangzi/index.html
    
    地址二:http://yangzi.00books.com/
    
    地址三:http://www.humanrightsaction.org/china/main.html
    
    地址四:http://chinadnn.com/mirror/yangzi/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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